侯加贵

摘要：从北魏前期墓葬的墓葬形制、随葬品、墓葬装饰艺术入手分析了盛乐-平城时代，后期洛阳时代的墓葬文化的变化以及对迁洛鲜卑族文化的影响，并探讨了当时民族融合进程及社会历史发展变化，鲜卑族墓葬形制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北魏政权对魏晋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吸收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而随葬品及墓葬装饰艺术的差异则表明这种程度有待更进一步。

一、民族融合概括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从东汉灭亡到北魏统一北方地区的二百年间，汉民族同周边各族已经融合同化了其中的大部分。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只不过是这一进程的延续和深化。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最简洁最激烈的方法便是武力征服，这也是作为原始游牧民族的唯一优势。从西晋灭亡到五胡乱华再到北魏统一北方，武力征伐贯穿始终，机械地将汉族与周边民族拼凑在一起，此时的融合是被动的，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这是由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均衡所造成的，而这种不均衡需要以一种强力来冲垮打破，即武力。在统一局面形成之后，历史的任务就落在落后文化对先进文明的学习与吸收，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当务之急。北魏作为落后的游牧民族以统治者的地位驾驭着一切，使得在这个过程中胡汉两族关系微妙。落后文化与先进文明的交锋不仅仅体现在当时那些政治军事事件中，也体现在社会文化习俗的变化中。而对于我们来说它不仅仅体现在史书中，更生动全面的体现在它所留下的遗存中。

二、北魏时期的墓葬

北魏政权由于其在都城变迁上具有特殊性，特别是在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在地域迁徙的特殊性上有较大关联，故本文将其文化特征分为前后两期作对比研究，即前期，盛乐-平城时代，期间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作为鲜卑拓跋部前期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附近分布了较多的北魏的文化遗迹；后期为洛阳时代。尽管北魏后期历时短暂，但考虑到其间为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地域和时代，对洛阳及周边地区影响深远，特别是对迁洛鲜卑族文化的影响极大。因此，选取这两时期中具有代表性墓葬进行对比研究对全面了解当时民族融合进程及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北魏政权时期的墓葬在内蒙古、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宁夏等省区均有发现，其中以北魏都城平城和洛阳一带最为集中，盛乐作为北魏第一个政治中心，且作为拓跋鲜卑在四世纪初的主要活动地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涼城和山西大同一带），其遗存包括北魏政权建立之前的鮮卑文化至北魏后期较长时间跨度的墓葬文化。但由于北魏定都盛乐时间较短（公元386- 398年），且与平城相距较近，遂将两都并为一起与洛阳时代作对比研究。至于迁都洛阳后，即北魏后期的盛乐-平城一带墓葬文化，由于孝文帝迁洛之初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魏书·高祖纪》），加之北魏北疆与中原地区汉化差距较大，所以此期墓葬文化仍归为盛乐-平城时代墓葬文化来研究。

（一）墓葬形制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北魏早期墓葬形制可以粗略分为四种类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长方形斜坡底墓道土洞墓和长方形斜坡底墓道砖室墓。这与鲜卑族早期墓葬有明显差别，由土圹墓向土洞墓、砖室墓转变，表明了北魏建国后鲜卑族接受汉族文化，仿造魏晋旧制，流行汉人的长方形竖井或斜坡墓道土洞墓。但同时，如西沟子北魏墓、大同南郊墓群、固阳北魏墓、湖东一号墓、齐家坡墓以及下深井墓，仍然保留了一些较强的鲜卑族文化因素，如梯形墓圹，木棺的前宽后窄（这种形制早在扎赉诺尔早期墓葬中已出现，此后美岱村北魏初期墓葬继续使用，具有浓郁的鲜卑民族风格），以及类似于毡帐的弧方形墓[21]。汉族墓葬如司马金龙及宋绍祖墓中，葬具有石棺床而无木棺，后者棺床上置有两个石枕，表明其尸骨直接陈放于棺床之上。而元淑墓中则同时具有棺床及其上的木棺，保留了早期鲜卑人所流行使用的梯形木棺。

（二）随葬品

随葬品组合较能准确反映墓葬文化成分及特征，器物组合及其演变印证了北魏早期胡汉民族融合的历程。北魏建国后，鲜卑族墓葬的最大变化即是其很大程度地吸收魏晋旧制，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品组合等，无不体现汉人在葬俗方面“事死如事生”的特点。在北魏建国前的鲜卑族墓葬文化中，例如黑龙江发现的拓拔鲜卑墓群，随葬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木器以及铜铁器和金银器等，陶器（主要为容器）以手制为主，器型多为壶罐；石制工具有镞刮削器等；骨器有弭、镞、锥等；以及铜环铁镞和金银饰品。这些随葬品组合反映了一个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其中还有殉牲的葬俗。《魏书·帝纪·序纪》载“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处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阶段[22]。北魏政权建立之后，客观上看鲜卑族结束游牧经营方式，从而转变为定居农业生活，是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变化体现在随葬品文化上，即生产技术的进步，陶器制作有手制转变为轮制，制作精美。石制工具的减少，铜铁器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发挥着主要作用。骨器较少，这与鲜卑族殉牲习俗有关，但仍有保留。

1. 陶器

陶容器以壶-罐组合为主，这继承了拓拔鲜卑族早期的文化特征。流行盘口或平沿直颈溜肩壶、平沿侈口罐，以及平沿侈口束颈壶平沿直口罐、敞口矮颈广肩矮腹罐。从表一可以看出，北魏早期的汉族贵族墓葬中陶容器极少。

陶俑及模型明器方面，以宋绍祖墓及司马金龙墓汉人墓葬中数量最多，鲜卑族墓葬中如永固陵仅发现有石雕武士俑，其余墓葬均无。宋绍祖墓、司马金龙墓种类较多，可分为4组[22]，第一组镇墓俑，两墓各出一件呈蹲坐状的镇墓兽以及镇墓武士俑；第二组出行仪仗佣，有马牛，牵马俑，披铠步兵俑、轻骑和甲骑具装俑，还有背负重物的马和骆驼俑；第三组侍仆舞乐，男女侍仆俑、女乐俑等；第四组庖厨操作，庖厨用具模型，主要是灶、碓、磨、井等日用明器以及羊、牛、猪、狗、鸡等。以上为基本内容的俑群，西晋时已开始形成，很明显这两座墓葬葬俗深受晋制影响。与此相类的还有呼和浩特北魏墓及雁北师院北魏墓群。

但同时这两座汉族墓葬陶俑也反映出浓郁的鲜卑族特色。在司马金龙墓中武士俑、骑马武士俑占陶俑总数的一半还多，陶马也占相当比例。陶俑基本都穿适于骑战的胡服：窄袖长衣、长仅过膝，束腰，足穿靴。在宋绍祖墓的俑群中有大量甲骑具装和鸡冠帽轻装骑兵，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特色。许多陶俑的服饰和面相，也都显示着鲜卑族的特色。女俑头梳高髻包巾，长裙曳地；男用身着斜领窄袖衫袍，头戴鲜卑冒。客观上讲，这种表现与当时的北方连年战乱有直接关系，同时胡汉贵族通婚现象（司马氏与鲜卑贵族），但表明民族融合中文化传播的相互性。

2.金属器及其它

在上述汉族墓葬中，金属器较少，且多为实用器具。早期的鲜卑族墓葬中金属器占有重要地位。西沟子北魏墓、大同南郊墓群、固阳北魏墓和湖东一号墓，其中无俑类随葬品，金属器数量较多，以铜铁制品居多，如铜铁饰品，木棺上的铁钉及铁棺环等，并有殉牲现象。后三者中还发现有早期鲜卑族墓葬中常见的骨制品-弓弭。另外下深井墓的一件人龙纹铜牌饰与湖东一号墓所出十分接近，这种铜牌饰在其他鲜卑贵族墓葬中也有发现[22]。

（三）墓葬裝饰艺术

这里的墓葬装饰艺术主要指壁画、棺板漆画等。此期的北魏墓葬中存在此类装饰艺术的墓葬有：智家堡北魏墓、湖东北魏一号墓、沙岭北魏壁画墓以及宋绍祖墓和司马金龙墓。智家堡北魏墓彩色壁画分别绘在石椁内四壁、顶部、三角形梁和脊椽上。北壁绘墓主人夫妇榻上并坐图，东壁绘四侍者供养墓主人图，西壁绘四女侍，南壁绘牛车一辆。湖东北魏一号墓，棺板漆画现残存有左侧板、后挡板、棺盖前沿及棺床的局部。所绘内容为缠枝忍冬纹、联珠圈纹和屋宇及人物图案。沙岭北魏壁画墓，壁画位于墓室四壁，东壁是正壁，绘男女主人端坐图，南壁绘群体宴饮图和劳动场景，北壁绘车马出行图。司马金龙墓中屏风漆画为烈女、孝子题材，宋绍祖墓中石椁正壁绘舞蹈奏乐图，其他三壁壁画剥落严重。前三者中，从其墓葬装饰艺术可以看出明显的鲜卑民族文化特征，智家堡北魏墓椁室壁画中夫妇二人头戴垂裙皂冒、着窄袖交领袍衫，墓中还出有一件铜鍑，其为游牧民族常用饮器；湖东北魏一号墓棺画中，伎乐童子发式具有明显的鲜卑民族风格特征，在屋宇人物图中，人物均为头戴圆顶窄缘帽，衣着圆领窄袖黑衣，与鲜卑典型服饰一致；沙岭北魏墓中人物穿着与湖东一号墓接近，另外墓内出现毡帐、宰羊的画面，表明游牧民族的习俗。而对应的汉人墓葬中情况差异则较大，司马金龙墓（图1- 3）和宋绍祖墓（图4）中人物着装风格与上述墓葬截然不同，其体现出中原汉式传统的褒衣博带服装[23]，同时两者漆画和壁画的题材同为汉文化传统故事。

结语：从以上墓葬的几个方面来看，在北魏早期阶段，即盛乐-平城时代，胡汉两族墓葬文化差异明显，此期胡汉民族融合进程仍处在较浅层次。民族融合更多的体现在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军事征服上，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次要的碰撞。政权巩固之后，民族融合和胡汉文化的相互学习及吸收才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此时的北魏政权中心地带远离中原汉族文化的统治核心，所受汉文化影响较小，这是孝文帝迁都的原因之一，但同时迁都洛阳之后该地域鲜卑文化依然十分强盛。鲜卑族墓葬形制的变化表明北魏政权对魏晋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吸收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而随葬品及墓葬装饰艺术的差异则表明这种程度有待更进一步。

在北魏早期胡汉民族融合的初级阶段，鲜卑民族文化在政治军事强权的作用下成为强势文化，对汉人墓葬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在司马金龙墓和宋绍祖墓中，大量陶俑的胡化特征十分明显。文化的强势可以有一时的政治强力所左右，但汉文化的卓越特性将在接下的发展中展现，一种文化的真正强大在于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宽广的包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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