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1961年，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其实是以社会评论家、见证人、幸存者等多重身份亲临耶路撒冷审判现场的，她说自己从未见过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是耶路撒冷审判为她提供了这次机会，让她得以了解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内心真实的想法。当然，也正是通过对艾希曼个人人格与心理的切片式剖析，她才会对人性的“平庸的恶”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阿伦特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并最终结集为一部极富争议的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伦特首先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老黄牛式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与大多数人想象中令人恐惧的纳粹屠夫绝然不同，艾希曼并没有长着一副魔鬼面孔——他有着普通人的思维和感情，对亲戚朋友的态度“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他自认为是守法公民，恪守职业准则，遵循社会规范，从不越雷池半步……恰恰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个性、甚或没有任何自我的普通人，却成为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这看上去既非常矛盾，也未免让人感到疑惑重重。那么，艾希曼究竟是怎样变成刽子手的呢？通過解读艾希曼的庭审报告，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其实意味着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平庸的恶”。

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所反映出的这种人性的恶，其实正是纳粹国家刻意塑造的结果。纳粹的意识形态成功翻转了艾希曼头脑中的合法秩序，进而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在他的脑子里，最终让他失去人格，丧失个性。所谓“上级命令”与“国家行为”，几乎是所有的纳粹战犯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的理由。并非艾希曼一人，甚至包括彼时德国社会的数千万人，都曾经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完全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真相和现实。第三帝国的大气候，让犯罪成为每一个人的自主性选择，并从而决定了艾希曼的犯罪行为。

艾希曼是矛盾的，尽管他本人并不自知，纳粹的意识形态已然在他的体内形成了一整套无可替代的机制，而全力执行上级的命令乃是他的分内之事。但这就可以减轻艾希曼本人的罪责吗？显然不能，因为极权机器中所有的“齿轮”——无论是行凶者，还是帮凶，在法庭上都会还原成具体的个人；因为“平庸的恶”带有普遍性与传染性，所以影响更广、危害更大；而艾希曼们在不知情或非故意的状态下行凶作恶，其实远比人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所以阿伦特认为，判处艾希曼死刑乃是必然结果，“但死刑的依据不应是个人的罪责，而是个体之外的事实，也就是说，艾希曼由于积极协助种族屠杀而理应被抛出人类社会之外”。

作为一部庭审解读与记录，阿伦特对耶路撒冷审判中遇到的法理的困境以及不合常规与违背常理之处一一进行了辨析。其中引起巨大争议的地方，除了对艾希曼人格的描绘、对艾希曼实施抓捕过程的质疑，还有对二战期间“犹太人评议会”的种种作为的追问……事实上，阿伦特并不是单纯站在犹太人的立场，而更多的是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去关注这场审判的，她由对艾希曼犯罪性格的剖析，延伸到世间每个人身上都会存在的恶之平庸的肇因；她提出犹太人“协助”大屠杀这个观点，同时抛出了一个极度敏感的时代问题；她剖析纳粹体制的内部环境，认为正是大环境令“最终解决”的罪行得以发生；她指出：“用消灭人类以及宗教迫害的手段去对付犹太人，这种做法将永远成为我们沉重的历史负担”……阿伦特在书中探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耶路撒冷法庭考虑的范畴，而具有哲学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