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 英

世界钙磷代谢知识之父：朱宪彝

文/王 英

走进天津医科大学的校园,在往来匆匆的学子和"林花谢了桃红"的时光更迭里,你会轻易发现那屹立在南门的一尊半身雕像——朱宪彝,这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创始人和首任院长。你一时起意，拉住恰好经过身边的一位同学，询问塑像背后的故事。他抱着刚刚取回的快递，遥遥一指，把你带进那个叩问生命的所在——生命意义展室。因为，不管你与这雕像的主人相隔多少年月，你都会在那个展室里遇到他关于生命的肺腑留言。这颇具穿越感的相见，浪漫、真实却也有着直抵心间的“残酷”。

朱宪彝，本文的主人公，去世已32年，但关于他的故事，在他生前、逝后绵延不绝，总会引起关注、引发思考。他是中国临床内分泌学的奠基人之一，国际代谢性骨病钙磷代谢研究的先驱者，天津医学院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1936年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后，他身后遗体供医学研究，至今他的内脏标本还泡在福尔马林里放在生命意义展室供后人观摩……在许多久远的记忆里，除了数字和成就，还有那些值得被细细叨念的场景、片段，在逝者如斯的历史褶皱里，意味隽永、熠熠生辉。

科研立身：钙磷代谢与碘缺乏病研究

1922年，从直隶官立一中（现天津市第三中学）毕业的朱宪彝听从父亲的建议,报考中国的最高医学学府——北平协和医学院（现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八年的求学经历深刻塑造、影响了这位医学家的人生走向。被誉为“协和三宝”的“图书资料”“病案资料”与“专家教授”成为朱宪彝在医学世界开疆拓土的重要支撑。为了搜集资料，年轻的朱宪彝经常让图书管理员把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彻夜钻研。1930年，朱宪彝完成学业，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土学位，由于成绩优异，成为该届毕业生中唯一荣获文海(Wenham)奖学金的人。毕业后选择留在协和工作的朱宪彝1936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早在1934年，朱宪彝便和刘士豪教授一起开始对佝偻病、软骨病及其他代谢性骨病进行系统研究。为了查清软骨病的成因，刘士豪和朱宪彝选择各类型的软骨病患者免费住院、长期治疗，做钙磷氮的检查。病人每天固定饮食、喝蒸馏水。通过对病人的长期观察和检测，他们发现软骨病的基本病因是钙和维生素D的缺乏。朱宪彝和他的团队还对妊娠、哺乳期的钙磷代谢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维生素D的充分供应，对预防妊娠哺乳期女性骨骼破坏十分必要，第一次证明了维生素D可以通过母乳泌出以治疗乳儿佝偻病。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儿童佝偻病的高发原因和治疗途径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们还第一次用钙磷平衡法在人体中证实了紫外线与日光浴对纠正负钙平衡的治疗作用，并确立以尿钙水平反映维生素D缺乏程度的检测方法。从1934年至1942年间，朱宪彝等发表了30余篇有关软骨病和佝偻病钙磷代谢的研究文章，其中“软骨病的钙磷代谢”(第Ⅰ至Ⅲ)的系列论著是反映其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朱宪彝和刘士豪共同发表在美国巴尔的摩《医学》杂志的最后一篇论文《钙磷代谢研究对肾性骨营养不良发病机理的意义及AT10和铁剂的治疗作用》被誉为“代谢性骨病研究的奠基石”。在这项研究中，二人对肾性骨营养不良症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维生素D缺乏症的两种不同临床类型认真比较的基础上，他们发现对维生素D的反应性降低是肾性骨营养不良区别于软骨病的显著特点，并敏锐地觉察到肾脏缺陷和维生素D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是肾性骨营养不良的发病机制中的主要因素。这一假说，在二十几年后，由美国的迪鲁卡(Deluca)教授从理论上进一步证实，维生素D需在肝脏羟化后再经肾脏羟化为活性形式才能发挥生理作用。肾脏疾患时，维生素D不能羟化变成活性物质，造成维生素D缺乏的症状，形成肾性骨营养不良，而ATl0不需在肾脏进行羟化便能发挥作用，因此能治疗肾性骨营养不良症。由朱宪彝等首先命名的“肾性骨营养不良”，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所沿用。

朱宪彝逝世后，美国著名骨代谢专家帕菲特(Parfitt)发表的长篇纪念文章——《朱宪彝——中国维生素D缺乏和软骨病临床研究的先驱》，他在文中追忆道：“他的逝世标志着代谢性骨病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终结。他们的成就至今仍对我们有重大的教益和深远的指导作用。”1982年，加拿大著名骨代谢专家贾沃斯基(Jaworski)教授来天津拜访朱宪彝，特地赠送给他一本新作，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送给朱教授——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

创建天津医学院初期，本已在钙磷代谢研究工作中深耕良久、期待深入的朱宪彝面对地方性甲状腺肿与克汀病广泛流行的社会境况，逐步将研究重点转向该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和他的团队一起最终促成了“食盐加碘”国策的实施。

作为医生的本色

上世纪30年代的协和盛行大巡诊制度,即事先由总住院医师从各专业组中选出疑难罕见病例，向外公布。大巡诊时，实习医师报告病例，再由主治医师做中心发言，对诊断和治疗措施做必要的说明和讨论，并准备回答各位巡诊者的问诘。巡诊会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最后由科主任做总结，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多年以后,朱宪彝也把这种制度带到市立总医院,并演变成全市医疗领域的病例大讨论。原天津医学院院长王正伦总会回忆起6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自己聆听朱宪彝讲课的场景。他说：“我们从总医院临床内科见习开始，每周安排查房，实行巡诊制度。朱院长查房时问题简洁、直击要害，从基础知识联系到临床实践，从国内现状到国外研究无所不谈，大家都受益匪浅。他从协和医院移植建立的制度为提高医师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青年医师坚持自学，了解医学前沿，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上世纪50年代，朱宪彝将巡诊制度扩大深化为全市临床病例大讨论，每周四晚在天津医学院大礼堂召开，由其本人主持，每周推出一个疑难病例，由一人主讲，现场思想碰撞、气氛活跃，最后由病理学主任揭晓谜底。当时，全市医学专家都曾走上病例讨论会的讲台、盛况空前，一时传为美谈，扩大了天津医学院的声望。

朱宪彝对待病人始终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曾回忆道，他在协和内科见习时，正赶上朱宪彝负责教学。一次，他接诊一位病人，从病史、体征到病程，都很典型，便认真记录了病史和体征填上“肺结核”的诊断，请朱宪彝复核。朱宪彝审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后问吴阶平查过痰没有，查到抗酸杆菌没有。吴只好照实回答没有查痰。不想，朱宪彝竟严肃地批评起来：“你现在是四年级学生，就想简单化。明年做实习医生，一定更简单了。做了住院医生，还要再简单。到主治医生，自然更加简单了！”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几乎使吴阶平无地自容。但正是这次批评，使吴阶平懂得了医生的主观分析绝不能代替客观检查的道理。

在朱宪彝眼里，病人不分高下优劣、阶层界别，一视同仁是为医者立身施救的基本准则。他曾为经济拮据的患者支付药费，也曾因医院对患者划分等级而愤然辞职，是医者仁心也是书生意气。他不只一次地表示，“医生职责神圣，万莫把生命视为儿戏”。对医学后辈叮咛常在：“体格检查是医生的看家本领。头痛摸头，腹疼查腹，难免持一孔之见，先入为主，贻误大事。”“作为一个医生就是要讲究医德和工作作风。在工作上要力争治愈病人，不能治愈，也要对症治疗，减轻病人痛苦，实在医疗无效，也要给病人以精神安慰和同情。”

创建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

1950年天津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以朱宪彝、方先之为代表，通过卫生局局长蔡公琪，向市领导建议应在天津建立一个医学院，并且坦率诚恳地表示：“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在协和医学院教学的，如果天津建立医学院，愿意回到医学教育老本行，担任临床教学工作，为天津培养医学人才尽力。”这一倡议得到了市政府的积极响应,立即得到批准。1951年3月，天津市政府批准成立由黄松龄、杨石先、朱宪彝、李先恪等各界人士组成的天津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同年6月，朱宪彝被正式任命为天津医学院院长。1951年6月16日，天津医学院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在延揽人才方面，朱宪彝倾尽心力，大批医学专家参与筹建并在学院任教。今天看来，当时的师资阵容可谓众星云集：赵以成、金显宅、方先之、丁光生、虞颂庭、俞霭峰、施锡恩、范权、杨济时、柯应夔、谢少文等曾在天津医学院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朱宪彝于1978年开始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并成为我国第一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导师之一。1979年，病榻之上，由他口授，嘱人代笔撰写《医学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元气》的长文。文中，他看到当时教育的浮夸之风，主张医学教育应在控制规模、提高质量上下功夫。1980年，经朱宪彝倡议，天津医学院与南开大学合办八年制医学教育试点班，与天津大学合办生物医学仪器试点班，成为全国首办八年制教育的院校之一，随后创办全国首个高等护理系，培养高层次护理人才。此外，作为全国首个提倡实行医学院校毕业生二次分配制度的医学教育家，朱宪彝认为五年制高等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临床实践经验贫乏，是“半成品”，因此建议改革医学院毕业生分配、使用、培养制度。提出凡是将来预备做临床专业的，一律分配到医院做住院医师接受严格而有计划的临床业务培养，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后再分配他们去适合其工作能力的基层医疗单位。这样的毕业生才能赶上国外先进水平。在行医与教学的问题上，朱宪彝总是先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晚年的朱宪彝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经常对学生说“你们既要胸怀大志，又要谦虚谨慎。高效率加上认真的态度，是取得成果的钥匙。”“取得成就是加倍努力的结果” “希望你们超过我，有谁超过我，我才更高兴。”他每周过问研究生读书情况、研究进展、逐字逐句修改论文，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亲自听取八年制学生论文综述报告，认真细致提出问题讨论，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天津医学院1977级学生、激光医学专家顾瑛院士读书时因为逃课，受到过朱校长的接见。朱校长问她为什么不上课，她还记得自己的回答：“我听说外国的大学生可以不上课，去图书馆看书。我觉得大学生应该有自学能力，我看不懂或有疑问再去问老师。”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校长，内心忐忑无比。朱校长没有批评她，但表示会关注着她的成绩。关心学生也尊重学生，是朱宪彝教育思想的真实映照。他在《永远像一个医学生》的文章里写道：“必须从医学生时代起，就要重视一切自然科学和基础医学的理论学习”“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医生是不够的，要争取做一个医学科学家，不但要能医治面前的病人，而且也要有发明创造医治所有的病人。”他鼓励医学生“要向前人，向你们老师立下的结论挑战。”

生前身后事，留与后人传

1984年11月底，朱宪彝患感冒，咳嗽，心房纤颤。大家都劝他早些住院治疗，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新楼(总医院)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的院长，愧对患者，怎么能和他们争床位呀?”1984年12月25日，正在伏案工作的朱宪彝突发心脏病，未及抢救、撒手人寰。去世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批改一个北京研究生的答辩论文直到半夜，第二天早晨感到不适，本来下午就要到医院住院的。他赶紧让保姆给学校打电话，保姆越着急越拨不清号码，他摆摆手，眼角滴了两滴泪，就停止呼吸了。最早赶到朱家的吴咸中院士和崔以泰教授也未能见朱宪彝最后一面。在他们的追忆里，朱老躺在那里，还没来得及穿衣服，掀开被子，他的内衣都是破的，想要给他洗脸，才发现毛巾都烂成了条条，生活简朴至此，令人不胜唏嘘。

临终前，朱宪彝留下“四献”遗嘱，献出全部藏书供图书馆使用；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一套私人住宅供学校使用；献出遗体供医学解剖，完成了他所谓“医学家最后的归宿”。近乎“裸捐”的告别方式成为天津医科大学校园里永远不老的“传说”，连同他永远留下的肺腑一同，影响和带动许许多多普通人选择这样的方式与世界握别，就有了后来满是遗嘱的生命意义展室和蓟县元宝山庄奉献纪念碑。他以这样特别的方式不舍昼夜地守护着这所他一手创建的学校，看着年轻的孩子每天往来教室、谈古论今，听着他们合唱的歌声。

他的学生们用许多文字追忆他， “朱教授的话影响我一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令我终生受益。他的敬业精神和逝去‘裸捐’的事迹令人尊敬，他身上的学风、作风、行风是我一生学习的典范。”

多年后的某个夏天，天津医科大学的校史馆开幕，已过花甲之年的学子李培芝不远万里回到母校。漫步在校史的历程中，他随手翻到一页泛黄的笔记，那是多年前他的作业，上面还有他的老师朱宪彝工整的批语。时光荏苒、人事两非，无法移开目光的李培芝情难自已、泪流满面。

某年清明，朱宪彝已近80岁的小儿子朱遂在女儿的搀扶下，来到蓟县元宝山庄，面对朱宪彝的雕像和刻着他名字的奉献纪念碑深深鞠躬。容颜苍老，生命轮回，父子在几乎同样的年龄相对，一生一死，生命的对话不足为外人道，惟见清明时雨、陌上轻烟……

/天津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