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怀昌

有两位老师我记忆颇深，至今难忘。

一位是夏老师。

他是一位初中毕业教初中的老师。那时很多老师被打成黑帮，赶下了讲台，师资力量很弱，各门课程都缺老师。夏老师因根正苗红，初中毕业就教了初中。但是根正不等于知识，苗红也当不了水平。夏老师有时会被讲解不了或者讲不伸展的数学题，为难得无法将一堂课讲完。要说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其实在那个某些人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候，不会也就不会了，我们自个儿认识不到啥是误人子弟，我们那些斗大字不识半升的父母，更不知道误人子弟是个张三李四，所以不会也就不会了，不讲也就不讲了，少会点儿、少讲点儿，谁也不会说啥。可是，夏老师不行。夏老师就会把他不会的题隔过去，而后连夜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以外的村子里，去向他的老师求教，第二天再来讲给我们。

当然，这些都是听说的，夏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所以每当夏老师隔过一题不讲时，我们就会猜想，他又要往返几十里路，去请教他的老师了，而且第二天，还会看到他那双因无眠而充满血丝的眼睛。后来，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毕业以后仍然回到家乡，仍然教初中，成了一名非常优秀的中学教师。

自从与夏老师分别后，每当想起他独自奔波于漆黑之中，想起他为了给我们讲好课而熬得血红的眼睛，就会被他那种“求知不怕夜色重，教书不叫一疑存”的精神而深深地感动。

另一位是高老师。

据说他是一位读过私塾的老师，也是一位教书水平很高、人缘很好的老师。这也是他成分高、出身不好、读过私塾，还能一直站在讲台上继续教书的原因。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那时候，时而要停课闹革命，时而要复课闹革命，在停停复复、复复停停的反复之中，我们虽然读到初中了，成了初中生了，但还是一些野性难驯、肚里头没几滴墨水的混小子，一有撒野的机会，就会忘乎所以，将野性暴露无遗。那时的电影常演的是杨子荣击毙座山雕、郭建光击毙胡传魁之类的内容，我们就叠些纸帽子、纸手枪，模仿杨子荣、郭建光、座山雕、胡传魁啥的，窜到庄稼地里打土坷垃仗，直打得浑身泥土，方才罢战。

记得在一堂体育课后，我们借着跳高跳远在操场上赛跑的余兴，放学后拿着纸手枪冲进了校园外边的小麦地。结果可想而知，一大片麦地不一会儿就被我们糟蹋得一塌糊涂了，直到那个生产队的队长怒冲冲地揪着耳朵，把我们从麦垅中提溜出来，我们才感到了大祸临头，一扫冲杀时的英雄气概，被灰溜溜地揪到了高老师面前。

“高老师，你看那麦子，那可是正在打苞抽穗的呀！看我不把他们家大人叫来，把他们挨个儿揍一顿！”队长用手指头点住我们的头，氣咻咻地说。

高老师弄清原由之后，像《地道战》里的伪保长遇到鬼子一样，连连点头哈腰陪笑脸、陪不是，承认错误作检讨道：“队长，您消消气，千万别告给家长。您想想，他们的家长知道了，手轻手重的，打出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呀！都是我管教不严，管教不严……我这就去给您拾掇拾掇，要是拾掇得不好，我拿工资赔您。您消消气，千万消消气。”说罢，走进麦地，把我们踩倒的麦苗一丛一丛地扶起来，那些踩劈了的，还用草绑在旁边直立的麦棵上。

在那个日落月出的黄昏，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愧疚和可耻，都感到确实是做错了。于是，大家都哭了。哭着跟高老师一起把我们踩倒的麦子一丛一丛地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