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从1979年到2017年，中国在达沃斯，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中国力量”牵引全球目光，这既是一部达沃斯自我提升、摆脱“富人俱乐部”命运的嬗变史，也是中国逐步掌握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观察窗和舞台。

如果没有“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瑞士小镇，隐居在阿尔卑斯山的怀抱里，山道崎岖，五谷不出，总人口才一万多。

它最早被世人所青睐，靠的是好空气。就像有些北京人，雾霾一来就喜欢躲去海拔一两千米的“雪都”崇礼一样，在缺少肺结核有效治疗药物的19-20世纪，达沃斯也是因为海拔高、空气清新，成为了著名的疗养胜地。

而如今的达沃斯，不仅户外运动盛行，更成为全球每平方公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地方，一份热狗能卖到40美元（约270多元人民币），广告册上投放的内容都是“如何帮您管理私人飞机”之类。还有人开玩笑说，捏一团雪扔出去，能砸到三个总统。

但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大年会”，早已超越经济领域，成為“全球事务风向标”——2003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达沃斯“隔空喊话”：美国即使未获得安理会通过新决议授权，也至少有十二国支持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明白美国要打伊拉克了；2017年初，世界局势乱云飞渡，“逆全球化”水涨船高，以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为核心的“特朗普阴影”搅动着全世界的不安情绪。

未来会如何？ 2017年的达沃斯论坛会释放出什么信号？在这个历史性的十字关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且率领的是中国参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中国举动”和其释放出的信号，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达沃斯的“超级场”

为什么达沃斯能从一个小镇，仅用了47年，便发展到像今天这样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

这首先要从创办者的“基因”说起。无论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极权主义土壤里，都不可能诞出形神俱备的“达沃斯”之花。

达沃斯的创始人施瓦布是一位哈佛毕业的德裔瑞士人。瑞士人的特点，用他们自己的话：“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国人；有些法兰西人不愿做法国人；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 。”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了瑞士人。瑞士居民中操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斯语的分别 占了65%、18%、12%、1%，还有4%操其他语言。他们和谐地生活在一个国度里。1815年维也纳会议确认了瑞士为“永久中立国”，瑞士迄今也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其积极参加联合国所属的一些专门机构的活动。所以这种拥有多元化视野、保持中立却又左右逢源的风格，是深植在施瓦布的基因之中，也令达沃斯论坛“年逾四十而不惑”。

施瓦布曾明确表示，达沃斯不会给出答案，世界经济论坛的初衷也并非找到解决方案，而是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一个看似“务虚”的地方，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日理万机的大boss亲自赴会？

这至少要从达沃斯的四大“功能”来说：

1. 超级风向标

达沃斯论坛以商界为主，政治色彩不浓。为了让会议更加务实、有效率，每年都要确定一个主题，聚焦当前全球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更容易出现大量前瞻性的建设性探讨，凝聚共识，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舆论具有重要影响，总给人以天下大势、尽在掌握之感。

已故的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曾认为，1992年、1998年的达沃斯论坛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甚至对国外的大规模投资起了决定性作用。1992年，达沃斯请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去是有一定胆量和压力的，当时的论调是中国要垮。李鹏在论坛上作了《90年代的中国经济》的主旨演说，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坚定决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中国充满了疑问，李岚清副总理又在达沃斯作了《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讲话。

2001年，马云初次到达沃斯的路上满腹抱怨：“交通不便，一路辗转16个小时，去时想着以后再也不去了。”但去了以后他被达沃斯论坛迷住了，去了又去，因为那个地方“总是能够给我方向感”。阿里巴巴的“诚信通”即是马云在达沃斯上受穷人银行家尤努斯的启发。达沃斯也影响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的职业生涯。他1997年第一次参加达沃斯，加入网通前就受到论坛上电信业“放松管制”话题的启发，后来主做的宽带产业基金，也是源于2005年论坛上的“数字生态系统”。

2. 超级信息场

五天会议，列入正式会议议程的场次就多达220余场，私底下还有大量非正式聚会、研讨，让达沃斯成为获取黄金信息之地。参加过达沃斯的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曾回忆说，2002年的达沃斯上，高盛公司的一位证券分析师预言纳斯达克指数好景不长，将灾难性下挫，结果不幸而言中，当时听信了这一预测并狂抛网络股票的人都占了大便宜。

3. 超级社交场

达沃斯是一个平台，更是一个圈子。参与者通常分成这几个组：各行业领袖组（世界主要工业领域内最知名公司的高管）、未来全球领袖组（新一代全球性的决策者）、媒体领袖组、论坛嘉宾组（政治、经济、科学、社会、科技等领域内的 知名人士）、政界人士组（各国政府领导人以及主要国际组织的领袖人物）、文艺精英组，成员基本都是各行各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或最有影响力的人，绝佳的潜在商业伙伴、政治伙伴。他们之间的合纵连横，动辄就是震动世界或行业的大事件。据说美国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并购事件，就是论坛期间两家的首脑一拍即合，利用峰会瞬间达成意向后回去落实的。

4. 超级秀场

达沃斯全球瞩目，来自网络、纸媒、广播和电视媒体的500余名记者群集，在这里任何一个声音，都会被瞬间放大，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是任何推广自己观点、扩大影响力的人不能放过的平台。

总而言之，达沃斯对世界的影响力，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部分。通过媒体的镜头和笔触，人们通常看到的是一个“正襟危坐、坐而论道、被公开报道的达沃斯”，但达沃斯真正的精华却在一场场大boss们的私人宴会和私人研讨上，无数的人脉、信息、阳谋、阴谋在这里交汇、交换、达成。

去年1月，马云在达沃斯的“丝绸之路”私人晚宴，堪称一场政界、传统行业、学界、金融圈、科技界、娱乐圈的大混搭，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商务部长潘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哈佛校长福斯特、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思科执行董事长钱伯斯、可口可乐董事长穆泰康、《纸牌屋》主演凯文·史派西、摇滚巨星波诺都来了。马云这一手“秀朋友圈”，让当晚整个达沃斯都在谈论他的晚宴，还成为了美国焦点新闻。

达沃斯的“中国力量”

达沃斯开放、多元化、不保守。这些年，也逐渐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突显论坛的“平民化和人性化”。但并不意味着，达沃斯是一个“公平场”。

诟病它的人说：“达沃斯是富人俱乐部”、“美国人占领了达沃斯”、“施瓦布是高明的导演、编剧，但真正的制片人、老板是美国的大财团。”言下之意，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美国手中，弱国只能遵守游戏规则。王志纲举例讲，一位坦桑尼亚总统就曾无奈地说：“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就好比我说坦桑尼亚国家足球队从理论上能够踢进世界杯并夺冠一样。”

相形之下，施瓦布真的是很看重中国。1979年，中国刚刚宣布改革开放不久，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的他就递来了橄榄枝，热情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达沃斯年会。3个多月后，又应中国社科院邀请，首次率团回访中国，与当时的中国国家计委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后施瓦布几乎每年都来中国，有时甚至一年两三次。

说起自己当年为何会这么快地联系中国，逆势引入“中国概念”，对自己先见之明不无得意的施瓦布曾表示，“我在1978年读到了有关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文章，当时我就确定中国将会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一直认为，世界的未来并不仅仅是由全球500强企业决定的，那些新兴经济大国和成长型公司将会是未来新的领军者，“而中国，自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对中國而言，那时去达沃斯，则是我们不再封闭、“走出去”的象征。

1992年1月，在施瓦布专程邀请下，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达沃斯会议。也正是在这一年，达沃斯举办了“中国经济问题专题讨论会”，来自数十个国家的70多名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在危机处理中的表现和作用，成为达沃斯热议的焦点。此后几年，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开始吸引了更多瞩目。但直到2008年之前，中国代表团与达沃斯的整体氛围依然有些不太融合，更多是在听别人说，很少表达自己的看法；容易被当做受教者或者异类，听凭欧美大国品评。

一位与会者曾说：“在达沃斯论坛的参会者眼中，中国只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人们只知道它很重要，但不清楚重要性到底在哪里。一名国际500强企业的CEO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都会被视为一件大事。”当然，他认为外界对中国的判断不断出现误差，是因为中国的确是一个不容易读懂的国家。

成思危2009年接受采访时曾说：“从我参加达沃斯看来，最早是中国崩溃论，不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很快要崩溃，有人甚至预言，中国 2005 年要崩溃。”

到了2005年，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进一步证明了自身发展的稳固性，那时达沃斯第一场讨论会的主题便是中国，会议期间与中国有关的研讨会更是有六七场之多。2006年，达沃斯还专门组织了“中国的崛起”研讨会。这股“中国热”，甚至催生了施瓦布在中国设立“夏季达沃斯”。但随之而起的，又是一波新的 “中国威胁论”。成思危认为，中国威胁论，比中国崩溃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进了一步。“我们抛开反面的不说，起码他承认一点，他认为中国是应该认真对付的，以前中国的 GDP 在世界比重也很小，中国的外贸各方面都比较少，感觉不到。但现在感觉中国是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2008年是一个转捩点。当美国金融危机演化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甚至面临衰退时，中国不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已经从看客走到了舞台中央，被视为拯救世界经济的最后希望。“中国威胁论”逐渐被“中国责任论”取代。

但在那几年，已经频频亮相达沃斯、新鲜不再的中国政企精英们，却对这个世界顶级论坛似乎不再那么热衷。

原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说，他2008年参加达沃斯的时候，除了成思危、余永定等少数中国代表对挑战性问题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在众多与中国利益攸关或中国理应发声的重量级专题讨论（如全球金融稳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非洲经济发展等议题），嘉宾中均没有中国官方或工商界代表，中国的声音自然无从谈起。”他旁听“对全球贸易的威胁”专题辩论时，因嘉宾中没有中国代表，作为主持人的路透社董事会主席费茨杰拉德在作最后结语时，还感慨说：“中国哪里去了？！”

有企业家说：“没什么意思，贫困、环保、全球变暖，第一次听觉得挺有意思，第二次还能接受，第三次听完以后就觉得烦了。”

所幸的是，大家逐渐意识到了“构建软实力”的意义。

2015年的达沃斯年会，中国代表团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领衔，云集了国内政商界的领军人物，参会规格达到六年来之最。而到了2017年初，达沃斯迎来了自1979年中国政府首次派代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以来，最高级别和最大规模的中国代表团。

一位参会者说：“一方面是由于习主席的到来，让这次达沃斯格外引人关注，也因为中国力量正在崛起，离开中国谈论达沃斯最主要的议题——全球化，已经不再现实，甚至还有两次重量级的对话专门为中国而设，一场是马云，另一场是王健林。”

从1979年到2017年，中国在达沃斯，从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中国力量”牵引全球目光，这既是一部达沃斯自我提升、摆脱“富人俱乐部”命运的嬗变史，也是中国逐步掌握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观察窗和舞台。自诩为“中国经济乐观派”的施瓦布也表示，在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出现“逆全球化”风潮和保护主义趋势的背景下，他期待中国成为“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全球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