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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社会的关系

2017-03-17张立娟

大学教育科学 2016年6期
关键词:社会美国德国

张立娟

摘要: 1930年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大学:美英德研究》(以下简称《大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引起轰动。在这本书中,弗莱克斯纳从理论上勾画了“现代大学的理想类型”,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学模式——被他称为“纯学术研究中心”的现代大学。80多年来,《大学》一书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引用率极高的文献之一。弗莱克斯纳的《大学》一书对大学的“适应”与“落后”, 社会的“需求”和“欲望”,对大学的“入世”与“出世”等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做了精辟独到的论述,开创了对大学与社会地位哲学探讨的理论先河。

关键词:弗莱克斯纳;大学;社会;美国;英国;德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2-0717(2016)06-0087-06

美国内战的爆发是美国大学进入转型时期的标志性事件。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可以说是那些主张“农业科学化和免费公共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以及提倡“政府提供免费的公共土地建立学院”政治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促使美国农工学院和州立大学将社会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之一。许多州立大学以多种形式实行推广教育,并积极为公众解答关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随着大学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各种问题随之出现:学校人数过多,大学学术水平下降,大学组织机构庞杂,内部管理混乱。作为教学机构,赠地学院提供了美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复杂的“诀窍”。作为研究机构,它们强调适合美国文化需要的应用科学——即“最佳途径”。如美国社会学家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所言:“20世纪初的改革精神,几乎像它侵入政治家的讲坛一样,坚持不懈地侵入了学者的书斋。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们给拉福莱特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技术援助,其他地方的大学教师们也热心地自愿加入了改革大军”[1](P229)。在这样的背景下,弗莱克斯纳的《大学:美英德研究》(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以下简称《大学》)于1930年出版并引起轰动,因为那时弗莱克斯纳已经与他同时代的哈佛大学校长A.劳伦斯·洛厄尔(A.Lawrence Lowell)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赫钦斯一起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众所周知的人物,对于这本著作美国报界发表了无数的评论文章。多年来,《大学》一书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引用率极高的经典文献之一,人们更多关注于他现代大学理念层面,但是却忽略了弗莱克斯纳关于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探讨。弗莱克斯纳在《大学》一书中对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做了最为精辟独到的论述,也是其现代大学思想引人注目之处,可谓开创了对大学与社会地位哲学探讨的理论先河。

一、大学的“适应”与“落后”

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在这里有其独特所指,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时间上的概念,“现代”(morden)一词,有特定年代所指,从写作时间上看《大学》一书写作于1929年,出版于1930年,时间段上应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二是比较的概念。弗莱克斯纳是相对于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中的大学提出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大学》中已作了说明。在其开篇,弗莱克斯纳首先对“现代大学”中的“现代”进行了阐释:“75年前,一位杰出的牛津人纽曼主教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我之所以插入‘现代(modern)一词,是想最为明确地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大学与所有人类组织机构具有相同的特性,与教会、政府或慈善组织一样,是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不是独立的存在,它不应是顽固不化、墨守成规的,因此大学不会拒绝新事物,相反,它是所处时代的表达,是对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不断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2](P2)。

大学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不可能遗世独立。首先,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大学,“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2](P2)。因此,大学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模式,期待大学是相同模式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其次,弗莱克斯纳从历史的观点看待大学的发展,认为大学社会进化的组成部分,是“时代的表达”。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个世纪,大学在不断的变化中做出了调整。这种变化有时是缓慢而无意识的,有时则是剧烈的和有意识的。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的巴黎大学与18世纪的巴黎大学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牛津大学虽然变化缓慢,但是20世纪的牛津与18世纪的牛津相比已大相径庭,虽然只有不到百年的时间,洪堡时代的柏林大学与阿尔特霍夫时代的柏林大学已完全不同。1869年埃利奥特校长接任的哈佛与1909年其退休时的哈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会使自身适应真实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我,有时这种调整会领先于社会的发展,大学的这种“适应”(adjustment)是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模式的大学的原因。“现代社会无论如何变化、如何进步,无不是扎根于过去。‘过去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基。正是由于已过去各民族的诗人、科学家、思想家为今天的大学积累了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各方面的真、美、智慧与经验的宝藏。”[2](P2)大学为了保存人类思想的财富与精华,往往呈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对社会的反应往往不够迅速,使大学呈现出一种“落后”(social lag)。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这种“落后”性是有益的,因为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始终对社会的发展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和抵制。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情况下,大学“适应”与“落后”的两种特性是并行不悖的。大学应是“适应”与“落后”的有机统一,没有“适应”大学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没有“落后”大学就会趋于平庸,随波逐流。美国大学虽然为学术和科学提供了大量条件,适应了时代需要,但由于社会功利主义的盛行,“它们盲目地、过分地迎合即时的需求;它们忽略了物质和精神对文明相对的重要性”[3](P44)。因此,适度的“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性,让大学避免了荒唐的乃至灾难性的错误”[2](P4)。

二、社会的“需求”(what the society needs)和“欲望”(what the society wants)

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是理性社会形成过程中有益而积极的影响力量。当喧嚣的社会在理性难以驾驭的压力下,大学是抵制这种压力的最有效的力量。大学可以促进社会的理性的发展,在发展中不偏离理性的轨道。因为大学存在的最为根本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类社会保存了(或许很多)过去人们为之奋斗、值得为之坚持的东西。另外,“大学存在的本身也意味着确实存在(不可估量的)我们用以塑造自身向往的未来文明的东西”[2](P3)。由此可见,大学理应为人类社会稳步增长的科学的、民主的以及来自于各方面力量所创造的世界做出最为理性的评价与思考。大学的“适应性”(变化)是否明智,要看“當人类社会自身被一些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或者暴力所推动,迷失方向,大学是否能够首当其冲地做出适时的调整和明智地抉择,以成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最行之有效的塑造(formative)或形成性机构?”[3](P4)但是弗莱克斯纳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只是一味地对社会进行俯就与迎合。大学要不断地满足社会的需求(what the society needs ),但不是满足社会的欲望(what the society wants)。”大学的所作所为必须以理性的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于习惯。

弗莱克斯认为大学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世界的复杂化,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人类社会在经过长达无数世纪的缓慢进化与发展的过程中,无不是凭借经验探索前进的道路,并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做出适时的自我调整。今天看来,那些长久以来时常束缚人类社会进行自我调整的障碍已经不存在。因此社会极其容易地采取一些的行动——但是这些行动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愚蠢的、盲目的、自私的以至于轻妄的。在这一过程中,大学必须依靠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和声望对社会采取明智的行动施加有效的影响。”[3](P10)对于这些,大学必须有所担当,接受挑战。如果大学不接受,那么在社会上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或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要确保社会的理智并采取明智的行动,必须勇于探索并进行研究。然而谁去研究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研究”[3](P15)?弗莱克斯纳对此作出了回答,认为在社会中,政客和商人终日忙于事物性工作,学识有限,可能存在偏见等原因,因此无法进行深入思考,惟有大学能担这样的重任。面对当时社会呈现的各种困境,他说“今天的世界充斥着善与恶、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种族混合与冲突、利益与道德、正义或邪恶。巨大物质力量导致了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工农的解放,东方人的不安,城市的喧嚣,哲学的冲突”[3](P10)。针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弗莱克斯纳对大学提出了要求并寄予厚望。他在《大学》一书中说:“在当今这个动荡而混乱的世界中,若是没有大学,理论将于何处产生?哪里会成为分析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所?又将在哪里进行理论联系事实?在哪里可以进行真理的传播而不顾是否受到欢迎?在哪里培养那些探究和传讲真理的人?又将于何处产生正确地改造世界并尽可能的赋予有意识、有目的和不考虑自身后果的思想者呢?他认为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一种可与大学相提并论的组织和机构”[3](P10)。

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思想之所以如此,与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当时美国正值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曾爆发了“黑幕揭发者运动”。一些勇敢的人纷纷通过各种媒体对当时社会的各种垄断、腐败、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大胆地批判与揭露。其中最有不凡抱负的是赫伯特·克罗利(1869-1930),他在1909年出版了《美国生活的前途》一书,为进步思想提供了健康的改善方式:将改革的论述建立在更现实的基础上,破除了对政府权力和不干涉政策的迷信,协助教育美国公众要懂得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寻求全国性的解决办法。进步主义的另一个善意的批评者是沃尔特·李普曼。他在23岁时退隐到缅因州森林的一间小屋,专心写作《政治序论》(1913),他批评绝大多数政治家是“墨守成规的人”,对待政府如同例行公事。他所赞扬的政治家,是把一切社会组织当作“为人的目的服务”的工具的“发明家”。他抱怨大部分改革都是以“戒律”和“禁令”为基础。认为这种办法不论是用于托拉斯问题,还是妓女问题都是无效的。真正的政治家应设法制定一种积极方案。他说:“一场政治革命正在进行中:警察的政府正在让位给生产者的政府”[1](P216)。李普曼真诚地请求政府扩大职责,慷慨地提供更多的学校、公路、图书馆、公园、大学、医药和农业资料,政府的任务基本上是贯彻服务计划,补充、建立和增加生活设施。李普曼的哲学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极力主张应该将人放在政治活动中心时,他承认心理学家们仍然在探索对人的真正天性需要的了解。1914年《新共和》周刊创办,克罗利和李普曼的进步主义得到一个大造舆论的舞台。这个周刊得到了富有的热心公益的威拉德·斯特雷特的支持,由克罗利主编,李普曼和沃尔特·韦尔协助。韦尔是另一部进步主义思想的重要著作《新民主》(1912)的作者,《新共和》的全体名角为威尔逊政府的国内改革计划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但是一段时期过后,一批有头脑的人清醒地认识到,黑幕揭发只是一种含糊的解决办法,于是试图提出具有一致性的哲学与纲领的进步主义。弗莱克斯纳是这一批人中较早起来呼吁并付诸行动的人。

弗莱克斯纳赋予大学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认为大学之所以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源于大学自身具有的职能。在实用主义盛行的美国,面对人们过于功利化的思维方式及在这种方式指导下的社会生活,他认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不能仅凭经验采取行动,人们必须依靠理性与智识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必须对诸多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他说:“比起那些轻信的民主斗士所致力于解决的相对简单的问题,民主社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复杂得多。社会不能退却,不管意大利或西班牙偶尔或暂时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为成功地推行民主制所需的适应和发明条件得到满足,人们最终可以生活能更好。但是如何适应呢?政治家们必须有所创新,这种创新不是在黑暗中摸索或靠耍嘴皮子过日子的政客,而是那些得到社会上那些心底无私且具备治世之才的大学精英辅佐的政治家。”[2](P6)正是因为大学是各种充满活力与智慧的人才聚集的地方,具有社会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大学是承担这项工作的最有效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理当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研究问题、发展学术的责任。

三、大学的“入世”与“出世”

关于“入世”与“出世”的解释见于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一段论述:

儒家学说是社会组织的学说,所以也是日常生活的哲学。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指社会,公元三、四世纪,道家学说再度盛行,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量的平衡[4]。

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大学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如何在大学与社会之间演习一种力量的平衡?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弗莱克斯纳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极具代表性,虽然这一观点可能成为产生争议的焦点。弗莱克斯纳认为:现代大学基于最高学术水准,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和培养学生。无论所产生的问题源自于何方,它们可能包括宇宙中星球的构成,微观世界中原子的构造,可能是一些由于俄克拉荷马、但泽和肯尼亚的宪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治家的作用似乎日渐衰微,而企业家中的理想主义者的作用却日益加强,这一事实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纳入大学的视野,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上述一切研究结果采取怎样的行动,却不是大学的任务,在学术研究与对研究结果采取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他认为大学虽然不能控制火星上的天气,不能去从事商业活动,不能对威斯敏斯特或华盛顿地区的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大学也不能因此而远离社会,成为象牙之塔[2](P19)。

既然大學不能是一些“采取行动的大学”又“不能远离社会”,那么,大学与社会究竟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弗莱克斯纳的这种观点是否自相矛盾呢?对此他在《大学》一书中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一向主张大学与世界保持接触,同时依然保持不承担责任”[3](P11),他认为两者可以兼容。鉴于大学的理想和组织问题——那就是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必须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自然现象和客观世界,大学必须做到对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现象持“客观态度”,研究现象的同时,不去参与和考虑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的各项事务[3](P11)。另外,他认为科学的进步所产生的理论结果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对这些结果进行冷静地哲学反思,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也需要一个地方来提供思想和解决的机会[3](P14)。从古到今大学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有时剧烈,有时缓慢,大学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适当的调整,但大学不能盲目地迎合社会,要以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基础,正确地认识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学理应与所处的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却不是随波逐流,大学要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保持中立,对社会风尚进行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维持社会的清明和理性,不偏离正确的轨道。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大学不应对社会的问题直接采取行动,学者和科学家是以研究成果来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不去负责具体问题的解决。对此,他具体以大学里的医学教授作了说明。他认为大学的医学教授的首要职责是对医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次职责是培养学生。大学的医学教授没有必要更多地承担照看病人的义务,照看病人是普通医生和护士的职责。医学教授当以研究医学问题和培养接班人的方式来对社会做出贡献。“脱离实际责任压力的创造性活动和富有成效的批判性研究,必须在现代大学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P6)。弗莱克斯纳的这一点观点,恰恰与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关于“入世”与“出世”的论述不谋而合。那就是大学与社会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出世”与“入世”的平衡,以保持大学对社会冷静的立场,对科学保有客观的态度。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言:

大学是……这样的机构……在这里,每一代人总是把自己最高级的智慧传递给下一代人。……但是,所有这些都带有这样的含义,即神性总是可以清晰地表现在人性之中……现在,既然大学是这样的机构,那么它显然就是人类所拥有的最神圣的事业……由于大学教育把一切在人类中突然出现的神性品质都保持并传递了下来,所以真正的人性以未受干扰的生命形式存在于大学之中,并且超越了一切暂时的东西;大学是我们人类的永恒性的具体体现[5]。

弗莱克斯纳之所以就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提出见解,与他对德国大学的推崇密不可分。弗莱克斯纳早年求学于以德国大学作为试验模板的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又留学于柏林大学,多次考察德国教育。而德国大学拥有一种以特有的科学观为基础的大学观,这种大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永远未完成的状态,同时是一种有待于发现和无法穷尽的事物。科学的本真在于对真理和知识的不懈探索和发现;将科学看作是一个整体;科学的目的首先是自为,而它所带来的实际用途、实用性只是次要的,科学研究不应以功利为目的;科学与大学,从事研究是人格陶冶和学术训练相融则利,相离则弊[6]。这种科学观成为洪堡等一大批新人文主义思想家创办德国大学的宗旨,并由此衍生了相关的办学原则。大学以探求自然法则为目的,并以培养遵循这一法则的人才为目标,是与维护国家利益在根本上保持一致的。正如洪堡所认为的,就总体而言(下面还将论及在大学可能会出现个别例外情况),社会绝不可以强迫大学直接地为国家服务,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要坚信只要大学完成并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实际上也就实现了、而且是于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大学由此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国家或政府的要求,它所带来的效用和影响远非国家或政府的各种举措所能企及。而对自然法则进行探索的科学研究必须在自由的环境中进行,需要不为任何物质条件所困扰,不受任何外界各种要求干扰。因此,国家之于大学要做的就是为大学提供这种条件。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大学满足国家需要的活动就可以健康地、有效地进行。众所周知的德国大学原则包括重视科学研究、自由、研究与教学统一等。这些方面都是弗莱克斯纳德国大学观的接受和借鉴的对象。弗莱克斯纳十分推崇德国经典大学观的原则,并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思想。

结 语

弗莱克斯纳在《大学》一书中所构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学模式——被他称为“纯学术研究中心”的现代大学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因为它与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是为绅士提供自由教育的普遍训练的场所”(在任何社会);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是一个对时代的伟大思想与伟大问题进行阐扬和讨论之地”;赫钦斯的“大学是肇始于希腊持续贡献于哲学会话的发源地”的大学模式一样,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大学模式[7]。这也奠定了他现代大学思想的根基。综观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美国的镀金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步主义运动及喧嚣的二十年代,这一时期美国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之一——实用主义的兴起,对美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无法避免地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由它所引发的大学的功利主义倾向,更成为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思想批判的焦点。弗莱克斯纳所生活的时代恰逢美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时期,可以说是美國高等教育发展的“繁荣”时期。弗莱克斯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这浩荡洪流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学实用化和职业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看到了“繁荣”背后的隐忧,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负责任的思考,并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状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以至于这一运动持续数十载。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思想深受德国经典大学观的影响,而德国古典大学是建立于理想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哲学观念之上的,对大学的功利性的批判是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实际是有较大距离的。但这种观念并没有因为“不合时宜”而被冷落,相反却塑造了20世纪美国大学的信念体系,因而成为促进美国大学巨大成功的重要观念之一。最重要的是它所唤起的一种特殊的感召力。总之,弗莱克斯纳的《大学》一书对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做了最为精辟独到的论述,可谓开创了大学与社会地位探讨的理论先河。

参考文献

[1] [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M].许季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美]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 [M].徐辉,陈小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 [美]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9-20.

[5] [美]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M].徐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4-115.

[6] Thomas N. Bonner. Abraham Flexner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y:the Progressive as Traditionalist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of Education,1997,(1):49.

[7] Clark Kerr. Abraham Flexner's Universities [J].40-47/ SOCIETY ? MAY/JUNE 19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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