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张成华

摘要： 屠呦呦获“诺奖”对我国大学教育的启示是，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让教师和学生安心地读书想问题，以科研带动教学，是大学实现自己价值和意义的必然条件。然而，这个逻辑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中却可能是断裂的，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因为在我们的教育观念中，社会是将大学当作工具看待的，而大学又是将科研当作工具看待的。而当学术研究不是遵从自己的目的和规律时，其成果的肤浅和平庸可以说是必然的，对学生的影响也相应地是浅显和表面的，自然难以实现以新知识、新思想熏陶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当前，克服长期的对社会科学“不学而成”的简单化认识，宽容和激励社会科学研究，允许和支持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无疑是我国大学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而清除大学科研领域中的“假冒伪劣、投机取巧”现象，克服科研评价中的“理性工具”膨胀现象，让学术环境纯净文明，让学术评价科学、合理，让教师安心地读书想问题，应该是我国高教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学术管理；学术研究；人文社科研究；学术环境；学术评价；科研评价；屠呦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6-0062-08

屠呦呦获“诺奖”在国内引起的震动可以说是自然的，而人们对屠呦呦获奖原因以及其获奖成果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的追问也是自然的。然而，人们在谈论中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屠呦呦们的研究成果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是科学家们安心工作、潜心研究的结果。若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潜心研究，任何对“诺奖”的幻想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科学家们而言，只要让他们思想上没有政治负担，保证他们能够正常的工作，并且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研究条件，包括让科学家们安心工作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他们是一定会出成果的。这些成果还不止是医学成果，也可能有数学成果、物理学成果、生物学成果。这就和农民种地一样，只要认真耕作，辛勤劳动，就一定能有收获。教育事业也是一样，只有让教师们安心地工作，心情舒畅地教书育人，才能培养出能够引领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优秀人才。这个道理在大学中的表现是，让教师们安心地、专心地、潜心地读书想问题，以科研带动教学，才能培育出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优秀人才，创造出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优秀成果，营造出健康的大学文化环境，并且从根本上回答“钱学森之问”。而现在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为教师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没有？让他们安心地、专心地、潜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了没有？

一

这个问题在世界大学领域里或许是个简单的问题，甚至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放在我国大学的历史中来看，却很难说不是一个沉重或者说复杂的问题。因为纵观我国的大学史可见，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时期，我国的大学是一直在向着“革命化”的方向发展的。其时最流行、最普遍的词是“革命”，人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也是革命。革命不革命，是当时对于教师和科技人员最重要的要求。如果组织上认为你是革命的，那么，你就是我们的同志，是组织依靠和重用的对象，什么工作都可以交给你。如果组织认为你是不革命的，那你就得靠边站，就不能被领导和同志信任，就得准备随时接受组织对你的批判和改造。而为了表明自己是革命的、进步的，人们就得随时提醒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革命的要求。这其中包括要对组织表示忠诚，对领导和同志保持谦虚的姿态，要和落后分子划清界限，甚至要和“反动的家庭、亲人”划清界限。否则，你就是不被组织接受的人。其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其历史都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因而他们都基本上存在着不断地向组织表示进步、接受组织教育的问题。而一个满脑子装着如何“争取进步”的人，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来进行“科学研究”这个需要专业人員专心致志才能进行的活动呢？

当然，其时也有一些例外，那就是在国家急切发展的国防领域和一些国家急需建设的项目中，有些知识分子是可以例外的。比如：航空航天技术、原子弹技术、医学技术（屠呦呦们的研究领域即为此）等。然而，人们应该明白的是，那些研究项目毕竟只是一些特殊工程（政治性项目），也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参加的活动，因而不是社会普遍性的科学研究现状，也不能作为高校中整体性的科研形态被看待。一些著名学人（比如：程千帆、束星北、季羡林等）对自己在此期间被停职、被劳动（体力）、被管制过程的记述，也基本上证明了这种现象。因而翻阅我国“前三十年时期”的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质量也乏善可陈。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和理论，不敢说绝无仅有，但绝对是极其贫乏的。从教育学领域来看，可以说除了几本充斥着教条主义（主要是前苏联时期的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只强调无产阶级的观点，简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教科书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专著。而仅有的一些学术论文集，其质量的平庸和粗糙也是令人惊奇的。

客观地总结我国大学教育在解放后“前三十年”的情况，可见其在科研方面是不平衡的。自然科学由于远离政治而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小一些，因而尚许有一些发展，但更多的发展则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理论方面的。因为其时的政治运动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象方面，并不只是单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而是面向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所以，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师也是会同样受到冲击的，只是受冲击的程度小一些罢了。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受到的影响，则是直接且深刻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学术思想被清算，教育思想被批判，以往的研究工作被中止，而且所教的专业也被取缔了。与此同时，许多拥有社会科学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也被“调整”成了理工科大学或单科性大学，原来的学科优势丧失殆尽，传统的学风也基本上流失了。这种现象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是，人们普遍地注重理工科，尤其是注重实用学科，轻视文科和社会科学。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更是流传广泛。

毋庸置疑，这个口号反映的是社会普遍性的“重理轻文”、“重专业轻基础”、“重实用轻理论”的实用主义观念和思想，其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对此我们一直缺乏深刻的反省：没有文科，何来人文教育？没有人文教育，国家何来人文思想和人才的资源？而没有人文精神的弘扬和人文教育的繁荣，国家何来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社会如何能够在文化和精神的层次上实现和谐？国家如何能够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获得真正的进步？

应该说，这种局面曾经出现过转机，其表现就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一段时期，社会上下都有过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其时的新闻媒体报道的“陈景润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迹，以及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等活动，从思想上促进了社会的思想解放，也形成了学术界、知识界的“学术无禁区”、“读书无禁区”的文化共识，使人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得到肯定，使大学中的学术研究得到理解和支持，为大学教师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理论依据。而之后由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国家的层面上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以便使教育能够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其时尤其令人兴奋的是，由国家高层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强调国家要尊重知识和人才，从而肯定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这个口号可以说是极其振奋人心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科研积极性，也使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开始了一个历史新阶段。

遗憾的是，这样的积极向上的气象很快就被一些“极左”的思潮影响了。由于思想禁锢的现象没有消除，因而人们对政治还有恐惧感，对“因言获罪”还心有余悸，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而这种进步与落后、改革与停滞相互交织的局面，显现出20世纪初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彻底，其表现是国家没有对“文革”以及“文革”的形成原因进行彻底的反思，致使“文革”前的“十七年时期”意识形态僵化的根源并没有消除，社会对大学的观念并没有改变，依然视大学为社會的工具。而旧体制中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限制的观念，还依然被继续沿用。总之，由于这些极左思潮的干扰，由“改革开放”政策创造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没有了，人们心情舒畅、满怀信心地工作的气氛没有了，社会以及教育都进入了沉闷和平庸化的时期。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的风气倒退了，社会普遍性的读书学习潮流消退了，教育的方向偏向到了经济功利主义的方面。在这种形势下，教育界的功利性风气开始上升，功利、世俗、投机、犬儒、腐败的风气弥漫在教育的各个角落。随着一些教育界人士对特权和金钱的疯狂追求，教育便迅速地世俗化，追求功利成为许多教育活动堂而皇之的目标和动力。受其影响，一些大学中的学术研究也迅速被感染，很快演变成了公开的追求功利的活动。一些大学中的活动目标，直接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比如：院士多少，“国”字头的重点学科多少，实验室多少，奖励和项目多少，科研经费多少，全国排名多少等，争名争利成了大学中名正言顺的行为原则。

二

众所周知，社会的思想和观念形态，是教育的精神和思想基础。而在社会精神和思想低下的情况下，教育的堕落和腐化可以说是必然的。教育堕落和腐败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学中的学术研究功利化。当然，这种现象在大学中的表现形态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相对的社会安定局面，使一部分有志于做学问的教师能够专心地做学问，因而高校中的学术研究活动开始复苏，也积累了一些学术成果，使高校中的学术研究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大学在发展的名义下，变成了学术腐败的温床。为了创造发展需要的“数字”，一些教师与体制开始合谋造假。在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的双重诱惑下，不少人把学术研究当成了生意在做。他们的目的不是出成果，而是谋利益。所以，在许多大学中，成千上万的教师都在忙着“做文章”、“做课题”、“做成果”。由于没有诚心的研究是难以做出优秀成果的，所以，抄袭、剽窃成为一些大学师生的家常便饭，只是他们的行为越来越精巧，反“检测”的技术越来越高明。在一些主要登载大学教师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中，要么是老生常谈的废话，要么是莫名其妙的“新理论”，或者是故弄玄虚的“思考”及“探讨”，可就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没有直面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新思想和新观点，特别是没有表现出追求真理、维护科学精神的勇气和胆魄。而这些，可都是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品格啊。更为可怕的是，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感到奇怪。致使一些年轻人以为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做的：拼凑加诠释。可以说，是大学中追求“数字和等级”的科研制度，使“功利”自然而然地成了学术研究的目的。

我国大学中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国家行政主导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教育部的指令就是大学活动唯一的方向和原则，“遵命办事”几乎成为所有大学的基本特征，也使大学领域中出现这样的逻辑性现象：当教育部将对大学的各种要求变成各种各样的数字时（比如：进行学科排名等），“数字”便成为各个大学直接追求的目标了。而当大学将“数字”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时，其内部的学术研究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了，由求真变成了求多；当科研成果的“量”被作为追求的目标时，作为科研精髓的“质”也自然就被忽视了，数字便成了科研的标准。此时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在探求事物的“真”或追求真理了，而是变成了大学“做大做强”的条件，变成了大学换取各种各样社会资源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科研成果的数字自然是越多越好了，致使人们关注的，不是教师们学术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他们的研究成果达到了什么水平？在前人的水平上有什么突破？而是他们的成果数量是多少，有多少论文，多少著作，多少课题，多少奖项（什么等级）等。当然，更进一步的事情是，这些成果能够为本单位产生多少经济效益呢？

仔细审视目前大学中追逐“数字”（政绩）的科研体制，可见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孕育和助长了投机取巧的风气，使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如鱼得水，名利双收，而真正做学问的人则灰心丧气，与学校貌合神离。众所周知，做学问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也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研究者是需要有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心态的，也是需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的境界和耐心的。可这样的教师不仅数量少（真正的教育家应该做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寻找这样的人），而且往往不屑于“跟风和呼应”，不屑于拿学术研究当工具，而是习惯于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希望拿出来的科研成果是能够经得起时间和事实考验的、对人类进步有意义的东西。所以，他们虽然潜心地进行研究工作，却往往无法拿出耀眼的“科研数字”。这样，在真正的学者和学校之间，就出现了一道“鸿沟”，亦即学者追求的是科研的“质”，而学校追求的是科研的“量”；学者追求的是科研的水平，学校追求的是科研的数量。当一些真正做学问的教师拿不出学校需要的科研数字时，自然会被学校排斥或边缘化。而学校也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压制真正学者的组织，使学校精神碎片化。这种现象对教育的直接影响是，助长了浮夸和投机取巧的风气，使教育离自己的本性越来越远。

二是产生了一种看似科学、实则悖谬的评价体系。这种体系由于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制定的（在正常情况下，科研机构或学术共同体应该是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其内容具有强烈的行政化特征，其内蕴的是行政机关的意志和逻辑，难以产生激励学术研究的效果。另外，这种体系除了将教师的职称、奖金、荣誉与科研的“数字”连在一起外，还将教师的职业安全、个人权利等维持教师人格尊严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对教师形成了从经济到心理的全方位控制，致使教师如果没有科研方面的“数字”，不仅经济收入、职称、荣誉等方面会受到影响，而且他们赖以为生的职业安全、体现人格尊严的各种权利也会受到影响。这迫使人们不得不顺从这种以“数字”为标志的科研规则和逻辑，驯服地加入“科研大跃进”的行列，从而促成了我国大学中建立在功利观念和制度基础上的超稳定结构。

这样的制度和规则的社会效应是，从外观的形态上看，我国的大学已经创造了近乎天文数字的科研成果，为社会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然而，与这种逻辑性结果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无论是大学中的教师，还是社会上的人们，似乎对现在的大学评价都并不高，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大学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及精神文明进步方面的作用。反倒是，在大学内外，对大学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对大学失望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大学中的一些教师，在行政化体制的抑制下，越来越趋向投机和犬儒，完全放弃了对社会文明建设的担当和愿望。不问是非、只计利害，成为许多大学人的基本精神形态。由于大学的风气和精神是具有“木桶效应”的，亦即不是高水平影响低水平，而是低水平影響高水平的，因而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江湖”，许多“江湖规则”在其中大行其道。同时，这样的制度不但使大学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也造成了大学教师之间的心理对立。大学中时常出现的“掌掴院长”、“掌掴评委”的现象，则反映了人们对一些因学术造假而混上官员的“领导们”的不屑和鄙视，也反映了人们对纵容学术腐败的体制的不满和蔑视。可以说，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已经在本质上让教师们无法安心地进行学术研究了。

三

那么，我国的大学为什么没有成为教师们专心致志地培养人才、研究学问的场所，反而变成了类似于官场、市场这样的地方呢？出现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的初期，我们就没有借助“拨乱反正”东风，在大学的性质和目的方面解放思想，实现类似德国洪堡提升德国大学性质那样的历史性超越。我们没有明确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而非为社会工具（政治工具或经济工具），进而没有为大学奠定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使大学能够在长治久安的氛围中前进，而仅仅是对大学的组织和规则进行了“恢复”，使大学回复到了“文革”前的水平上。这种恢复虽然对于消除“文革”的影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大学回复到了正常活动的状态，但对于大学发展而言，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恢复“文革”前的大学制度，本质上还是学习苏联的以实用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上属于“后进”的水平。其教育观念的进步程度，尚不及我国解放前的大学水平。

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国大学恢复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是普遍没有意见的，而对于大学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却是意见各异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有些是与国家的决策、观念、制度相联系的。在我国“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1]还没有普遍落实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在实践中还是有许多禁区的，以至于由国家机关发出的有些关于大学的指示，其思想意蕴还是实用主义的，权宜性质的，有的还是互相矛盾的。由于国家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一直并没有形成符合科学原则的（科学的特性是探索和质疑）、稳定的、持续的政策和制度，没有形成具有科学和理性精神的、熔铸了人类社会文明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思想和观念，没有形成基于国家宪法精神的、基于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一以贯之的制度和政策，因而致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领导人对大学发出的信息是不同的。一方面，有一些开明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科学和民主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曾经呼吁发展和弘扬科学、民主的思想和方法，也鼓励教师们追求真理，维护真理，认真地研究、做学问。比如：身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就曾经呼吁“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身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主张“让文学家决定文学的事情”（这种思想可以理解成“让教育家来决定教育的事情”）[3]；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也曾呼吁要创造条件让教育家来办学[4]。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许多时期，一些来自国家机关的指令，却是对大学中的人文、社科类学术研究要进行严格的限制和约束，有时甚至要求进行非常严厉的管束，使大学中的人文社科类研究象带着锁链在跳舞，呈现出工具、实用、庸俗、犬儒、功利的状态。

应该说，囿于“贯彻执行”的文化传统，在普遍性的意义上，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精神品质是不符合的，与我国一直追求的法治国家的品格是有差距的。无论是在现代化的国家中，还是在遵循法治原则活动的国家中，自由、民主都是国家坚持、或者容忍的基本的价值观内容，也是其国民的基本权利。而这些内容在大学思想和制度中的体现，就是大学中要通行“学术自由”的原则，鼓励教师对人类社会中的所有问题进行研究。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原则的表现是，教师的学术研究是没有禁区的，教师可以在任何领域中从事自己特长的理论研究。大学中的所有研究，其目的都应该是追求真理，追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能演变成任何要素的工具。另外，为学术研究设限的政策意蕴，与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职责是有冲突的，与大学教师的研究天性是有矛盾的，与知识无限发展的原则是背离的。大学只能遵循自己的原则行事，否则，大学就不是真正的大学，而是某种社会要素的工具。而大学在自身性质方面的扭曲，将使其所有的行为变形，使其职能和意义变异。

四

对于国家管理大学学术研究的观念、原则及逻辑，我们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其合理性需要进行缜密的论证。因为学术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样）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其结果是人们在研究结束之前无法预知的。学者们的研究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而无论对错，都是社会发展必须的探索性活动。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性活动，其内容和过程是任何人都无法“管理”的。行政机构可以为其活动提供条件，但不能为其划定界限，规定什么能够研究，什么不能研究。另外，研究是学者的天性，也是大学的天性。大学是因为研究才出现的，也是在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所以，研究是大学的生命，也是大学的灵魂。没有研究活动的大学，可以说不是真正的大学。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大学中的教学，才不能是“照本宣科”或“搬运知识”式的活动，而应该是启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的活动，是引导学生养成独立人格、健全人格的活动。所以，一些大学中的教师，还是基于对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中应该有“学术自由”原则的认识，坚持实践“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进行“真的（问题）”学术研究，不断地发表在历史、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忍不住的关怀”。而一些大学中的行政及学术机构管理者，也能认同“学术自由”的原则，对大学中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一些有争议的学术成果，也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默认他们的成绩，肯定其研究的“合法性”。

而大学中之所以还有教师坚定地坚持独立研究的态度，是由于我国传统大学中的宗旨和文化的深刻影响使然。要说明这个问题，则必须从蔡元培先生的大学观说起。众所周知，我国现代大学的兴办，是肇始于清末的“救亡图存”运动，其时的重点还是“坚船利炮”和“声光电化”。在大学的宗旨方面，还是要培养能够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帝王师”或为皇帝服务的“南书房行走”，以及懂得现代知识的官僚，也包括能够与“洋人”对话的翻译人才。这些人才在习惯的说法上，被称为“硕学鸿儒”（民国初期的大学宗旨即为此）。这样的教育方针，并没有从旧的教育观念中走出，其宗旨仍然是“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书中自有黄金屋”，连“修齐治平”都算不上。其时的谔谔之士众多，但他们在大学的宗旨问题上却是茫然和迷糊的。是蔡元培先生“拨乱反正”，提出大学应该是“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的观点，为我国的现代大学指明了方向，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在蔡先生的大学思想中，大学生的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而是为了修养健全的人格，以研究为志业，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蔡先生的大学观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上下的认同，能够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并且在实践中能够取得成功，首先是因为蔡先生的理论具有文化和精神上的合理性和文明性。从其价值取向上说，是为公而不是为私，这既符合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精神方向，也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从其来源上说，蔡先生的理论打通了中西文化的思想。在传统文化方面，符合我国文化最核心的“天下为公”精神，符合作为传统文化精神核心的“士”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我国传统文化中“士”的核心观念，是家国情结和正直、耿介、威武不屈的气节精神，在蔡先生的“学生当修养健全人格”的大学观中，无疑包括了这些内容。其次，蔡先生的大学观，打通了我国大学与世界大学思想和精神的联系。在世界大学的教育观念中，不仅有培养有教养的、具有领袖气质的、忠诚地为社会服务的人的教育目的，而且有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研究带动教学的基本原则。而蔡先生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思想中，完全包含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研究带动教学”的观念。同时，蔡先生的大学观，还反映了学者们的意志，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具有坚实的教师和教育基础。因为高深学问与学术研究是天然的共同体，一方面，高深学问必然来自于学术研究，并且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发展和弘扬；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母体就是高深学问，研究高深学问是学术研究存在的价值和基础。没有了高深学问，学术研究将无从存在。由于大学教师的天职就是教授和研究高深学问，因而肯定大学是专门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也就是肯定了大学教师的存在价值和活动意义，也确定了大学教师是大学精神主人的地位，也为他们自由地追求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制度方面的支持，自然会得到真正的大学教师们的拥护、支持和尊重。蔡先生的大学思想之所以被广泛认同的根本原因，是它充分地反映了大学的本性，也反映了教师的心愿，可以说，是与教师们的心相通的。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观，至今仍然是最令人信服的理论，不仅在人们的心目中引起共鸣，而且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也成了许多学者的精神武器，成了他们坚定不移的教育信念。所以，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术界还是有许多学者坚持走独立思考的道路，坚持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坚持做真正的学问。蔡先生大学观的理论合法性和先进性，具有不可置疑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声誉，使社会各界心悦诚服，也使其他的任何建立在自私、狭隘、功利、偶然基础上的大学思想相形见绌，显得浅薄、萎缩、甚至卑下。

五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建立在健康的教育基础上的。因为只有健康的教育，才能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思想资源。而一个健康的教育，则是以教师的正常工作和学生的正常学习为基础的，而教师的正常工作则是以其习惯性的读书学习为前提的。因为教师如果不是习惯性的读书学习，其思想就很难保持在独立思考的状态，而没有对知识的独立思考，其教学就可能是“搬运知识”式的照本宣科，就很难对学生进行“活的知识的教育”，其积极影响就是有限的。所以，教师只有坚持经常性的读书学习，才能以“活的知识、思想、理论”感染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勤于思考，自觉修养高贵的品格和精神，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但要经常性的读书学习，而且要习惯于思考问题，因为他们面对的学生已经是成年人，是一些具备基本判断能力的、有着各种思想和观念的、有着各种追求和愿望的、有着各种个性和特点的成年人，因而其教育工作不但是引导学生学习，而且还要能够让学生信服、认同，积极地接受他们传授的各种思想和观念。这要求教师不能只有教材范围内的知识，只有教育的热情和愿望，而是需要教师有渊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无私的精神，文明的价值观和理性的思想能力。总之，大学教师应该是有学问的人。

然而，大学教师所需要具备的这些品德和素养，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由教师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慢慢地修养出来。而教师修养这些品德和素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坚持经常性的读书、学习、思考、研究。这其中不但要求教师要习惯于自我思考，而且要经常与同行们进行交流讨论，要习惯于吸收别人的思想和智慧，并且要自己慢慢地體悟和品味教育的意义，从而将人类社会中文明的意识和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修养和人格。大学教师的这种自我修养的过程，就是读书、想问题的过程。若没有读书、想问题的过程，教师们的教育观念和知识素养就无从修养，教育的真正的目的也无法实现。所以，要实现国家的教育目的，就应该让教师们能够安心地读书、想问题。要让教师们安心地读书、想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教育是一项有信仰的事业，教育如果没有信仰，就会蜕化成“教学的技术”，教育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教师也难以受到社会的尊重。由于教育的信仰就是教师的信仰，而教师的信仰则只能来自于读书和思考。因为教师们只有坚持读书想问题，不断地吸收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优秀思想和观念，他们的信仰才能高雅和洁净，才能理性和文明，才能坚定和稳固。所以，教师的读书想问题，是教育之为教育的基础。

毋庸置疑，教师们的读书想问题是需要安静、和谐环境的，而这样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是应该由教育的管理者们着力营造的。诉诸社会的管理原则，可知教育管理机构的领导者或者说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不是引导教师们怎样工作，而是应该激励和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安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从“术业有专攻”的逻辑上说，所有教育部门的领导者，都不敢说自己比教师更懂得教育工作应该怎样做，比教师更了解教育的规律及学生的情况，因而他们可以说是没有能力引导教师如何工作的。他们应该承担的职责是：保证教师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为教师的工作创造便利的教育条件。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要“当好后勤部长”[5]。而在他们为教师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职责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维护教育环境的公平、公正、安宁、和谐，让教育领域成为干净、高雅、神圣的场所，尤其是没有歪风邪气、歪门邪道的地方。要保证教育环境的纯净，就必须彻底地清除教育领域中的种种“假冒伪劣”、“投机取巧”现象，扫除各种歪风邪气，保持教育环境的纯洁和宁静。所以，教育管理者的工作，不是引导，而是“清污”，亦即清除教育领域中的污秽现象和行为。其中包括对不合格教师的辞退，对学术不良行为的处理，对教育腐败行为的惩处等。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使歪风邪气不能盛行，势利小人不能得势，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行为不能流行，保证教育的风气是纯正的，保证优秀人才能够心情舒畅工作，保证学生的读书学习是健康向上的，使知识的价值得到弘扬，使教育的精神得到维护，使真正的学者和教师得到尊敬和支持。

应该说，这样的教育管理者才称得上是教育家，因为只有教育家们才能做到让专心治学的教师心情舒畅，让有真才实学的教师的才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让他们的价值和作用得到充分地肯定。当然，也包括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合理的回报。审视中外教育史，可以说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有这样的境界和胸怀，才有这样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才有这样真诚的态度和人性化的作风。当然，这样的境界和能力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只要用心，就完全可以做到的。试看，蔡元培先生在执掌北大时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梅贻琦先生在执掌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傅斯年在北大“回归”北京后、坚决地拒聘在“沦陷区”工作的教师和员工（为了对得起那些跋涉到“后方”的教师和员工），表现的不就是这样的精神吗？朱清时先生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面对教育部“评估”（当时的许多学校是全力以赴、草木皆兵的，倾全校之力“迎接评估”，几乎就是一股潮流），逆当时的潮流而行，为了不让教师、学生受“评估”的消极影响，提出“让教师和学生安心读书想问题”[6]，显示了教育家不趋时、不屈势的气魄和境界，其卓越的胆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令人敬佩。

要使我国教育领域中出现真正的教育家，就必须对现行的校长任命体制进行改革。亦即应该改现行的行政任命的方式，为教师推选和学校聘任的方式，以体现“教授治校”的精神。而要实现这样的改变，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教育观念，亦即改变人们以往的视大学为工具的观念，树立大学是“独立、自由、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的观念。现在人们经常叹息的教育体制改革难，其原因是以往的有些改革，不是顺应了教育的规律和本性，而是逆教育规律而行，是由行政官员按照行政规律管理教育的结果。而由教育家们来进行改革，会有那么难吗？试看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大的改革，是多么地顺应人心，多么地得到“各派”教师和学生的一致拥护和支持。以我国目前最为困难的高考改革为例，若不是由教育行政机构来主导高考，而由高校自己组织高考，可能有应试教育的现象吗？若各个高校根据自己的需要完全的自主招生（当然，应该是在真正的教育家办教育的情况下。也就是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条件下才会有效），会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吗？所以，我国教育进步的关键，还是要顺应教育规律，要按教育规律办事。当然，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需要我们既要有改革的勇气，也要有改革的智慧。总之，我国的大学不能再停留在“恢复”的阶段了，而应该与时俱进，向现代化的水平前进，让大学是大学，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大学应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N].人民日报，1986-8-15（1）.

[3] 邵燕祥.胡耀邦的人格和政治道德[J].炎黄春秋，2015（10）：3.

[4] 朱步楼.教育现代化呼唤“教育家办学”[J].半月谈，2010（18）：16.

[5] 李白薇，邓小平.发展科技的“后勤部长”[J].中国科技奖励，2010（06）：2.

[6] 朱清时.让老师和学生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J].腾讯教育，2008（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