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原

摘 要：

回顾中国逻辑史研究，由梁启超和胡适开端，取得初步的成就。沈有鼎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奠定现代研究的坚实基础。后人研究大盛，争议多，无定论。展望未来研究，建议从元典的正确诠释开始，端正分析方法，概括科学结论，推进中国逻辑史理想化和完善化的研究，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中华民族复兴和新文化建设的伟业竭尽心力。

关键词：中国逻辑史研究；元研究；创造性诠释

一、见仁见智中逻史

“名学辩学与逻辑，见仁见智显神通。”回顾中国逻辑史研究，由梁启超和胡适开端，取得初步的成就。沈有鼎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奠定现代研究的坚实基础。后人研究大盛，争议多，无定论。

中国古代逻辑学，从墨子开始萌芽，到后期墨家著作《墨经》形成体系。晋鲁胜写《墨辩注序》，把《墨经》叫“墨辩”和“辩经”，“墨辩”在中国逐渐成为固定词组，其含义一是指《墨经》元典，二是指墨家辩学。《墨经》表达的墨家辩学，是中国传统逻辑学（古典逻辑学、经典逻辑学）的典型代表，是新时代新中国亟需深入攻关钻研的重要课题。

清代以前，“名”和“辩”，是分别使用的两个单独术语，各代表儒家和墨家两种逻辑学说。“名”的代表作是《荀子·正名》。晋鲁胜《墨辩注序》推崇《墨经》，把《墨经》称为《墨辩》和《辩经》，鲁胜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把先秦逻辑思想，一概归在“名家”的“名”范畴内。鲁胜《墨辩注序》开宗明义给“名”（意指名学）的功能，定义为“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突显其认知和政治伦理功能），接着历数先秦名学的谱系、范畴和作用，末尾归结为“名之至也”，意即名学的极致。

“辩”的代表作是广义《墨经》，指《墨子》中《经》和《经说》上下以及《大取》、《小取》六篇。狭义《墨经》指《经》和《经说》上下四篇（以下引《墨子》，只提篇名）。《小取》开宗明义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这是给“辩学”制定功能定义。接着分说思维形式各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又列举判断推理形式“或假效譬侔援推”七种。并制定思维规律“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相当于同一律、矛盾律。下面再说“譬侔援推”，特别是“侔”式推论（比词类推）的各种谬误。《小取》是中国古代逻辑学的简明教学大纲。

“名”和“辩”两种学说源流，本质一致，但又各有特点。其特点，分别是以“名”统“辩”，或以“辩”统“名”。“名”相当于语词概念，把它加以扩张，用其广义，统帅一切思维形式，于是把逻辑叫名学。“辩”，即辩论，相当于证明反驳，用“辩”统帅一切思维形式，囊括名辞说（概念判断推论），于是把逻辑叫辩学。古代辩辨二字通假，辩学、辨学是一个意思。

“名”和“辩”，是近代中国学者引进西方逻辑时，把逻辑叫名学、辩学（辨学）的历史渊源，必然被借用的民族传统和特色。英国穆勒（J.S.Mill，1806-1873）1843年出版的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直譯《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严复（1854-1921）译为《穆勒名学》，1905年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

英国耶芳斯（W.S.Jevons，1835-1882）1876年在伦敦出版Primer of Logic（直译逻辑初级读本，逻辑入门）。1896年出版英人艾约瑟（1823-1905）中译《辨学启蒙》。严复1909年重译为《名学浅说》，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国耶方斯1870年出版Elemenfary lessons in logic：Deductive and inductive（直译《逻辑基础教程：演绎和归纳》）。王国维（1877-1927）译为《辨学》，1908年北平文化书社出版。内容包括名辞（概念）、命题、推理式、虚妄论、方法论（分析、综合）、归纳法（观察、实验、假说、分类、抽象）。

现代中国学者，超脱儒墨的宗派性和狭隘性，根据名学、辩学本质的一致性，把二者综合起来，叫名辩逻辑。其中名辩是中华民族历史固有的术语，逻辑是跟西方接轨，增加现代色彩，标示学说的学科性质。这体现一种逻辑观，即把名辩看作逻辑的特品，把西方逻辑看作全人类共同的知识学科。西方逻辑由于发展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典型性，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逻辑，全世界同一的逻辑。

所谓中国古代逻辑（古典逻辑、经典逻辑、传统逻辑）、“名学”、“辩学”和“名辩学”等，应该用西方现代逻辑的理论方法，衡量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改造转型，不然就没有出路，也没有意义。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顺乎历史潮流，合乎世界大势的必然现象。近代以来，处理中西逻辑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铺路搭桥，融会贯通，而不是挖沟筑墙，割裂分离，不相往来。

“名”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重要术语，在《四库全书》中有1071146次出现，涉及典籍79592卷，在《墨子》中有93次出现。“名”这一逻辑术语，最初直接的来源，是孔子率先提出的“正名”。

“正名”就是把“名”，即语词和概念搞正确。孔子提出“正名”，对中国古代哲学和逻辑有深刻巨大的影响。孔子以后的诸子百家，都喜欢谈论“正名”。“正名”成为古代哲学和逻辑领域争论非常激烈的课题，各学派学者都争相发表意见，提出论点。

战国后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前，诸子百家都进入总结概括的学术发展阶段。墨家著作《墨经》、儒学大师荀子《正名》和名家领袖公孙龙《名实论》，不约而同地，把这种争论上升为纯逻辑知识，形成中国古代逻辑、古典逻辑、名辩学。荀子《正名》，有以“名”统“辩”的倾向，对名作了系统阐述。荀子详论“制名之枢要”，略论辞说辩。辞说辩是荀子名学的具体内容和下位概念。

《墨经》有以“辩”统“名”的倾向，对辩名辞说，有系统学说。《小取》用“夫辩者”云云作墨辩的开头语，而名辞说是墨辩的具体内容和下位概念。公孙龙《名实论》讲物实位正名等逻辑哲学概念，跟墨子荀子一致。公孙龙《名实论》讲正名的逻辑规律，用词造句跟《墨经》一样。墨子、荀子、公孙龙三家的逻辑总结，几乎同时，本质一致，又各有特点。

在墨家看来，“辩”是比“名”更重要的概念。“辩”的第一个意义是辩论。辩论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是逻辑学发展的动力，是逻辑学服务的对象。逻辑学从辩论中来，在辩论中发展，回到辩论中去。“辩”的第二个意义是辩学，即逻辑学。《小取》说：“夫辩者”云云，从整篇的语境看，是指关于辩的学问，即逻辑学。它是用古汉语表达，有中国和墨家特色的传统逻辑。

中国古代逻辑学大厦的三根支柱，第一是《墨经》，第二是《荀子·正名》，第三是《公孙龙子·名实论》。三足鼎立，构成中国古代逻辑的基础性资料，是中国古代逻辑存在的实证根据。以后所有研究，都是这三大元典的不同诠释和发挥。更满意的研究，是更满意的诠释和发挥。

二、踏入征程奋不止

“时代决定人命运，形势终竟比人强。”我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0年哲学本科毕业。1958—1961年奉调，就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与逻辑班，研究生学历。1961—1964年奉调，师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逻辑组汪奠基、沈有鼎，专攻中国古代文献和中国逻辑史。

个人学术经历，受时代条件，外界环境决定和制约。起因是毛泽东关注中国逻辑史研究。1949年后，毛泽东见章士钊，执意向章氏借阅其著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对章氏说：“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章氏犹豫不决，迟疑回答说：“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指国民党）有关，吾以此呈上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毛泽东笑着说：“此学问之事，庸何伤？”

毛泽东以继承吸取历史上一切有价值思想文化成果的态度看待此事。毛泽东向章氏借阅《逻辑指要》三个多月后，把章氏请到书房。章氏见自己的《逻辑指要》放在毛泽东案头。毛泽东笑着对章氏说：“吾于此书已一字不遗者阅一通。多少年来吾览此类述作亦夥矣，然大抵从西籍迻译（同移译，翻译）得来，不足称为专著，独子刺（采）取古籍资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吾意此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①

章氏用西方逻辑框架，充实中国逻辑内容，独辟蹊径，开拓中国逻辑研究新领域，驳斥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说，跟毛泽东的思想相合。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编辑《逻辑丛刊》，收入章士钊《逻辑指要》。毛泽东一直把亲自设计督编的这套丛书珍藏身边。

毛泽东1959年6月7日上午8时感冒病中，“依枕”为章士钊《逻辑指要》代拟250字出版说明，是一篇精彩的重版序言。章士钊1959年6月14日写《重版说明》，照录毛泽东代拟文字。②

毛泽东病中“依枕”为章士钊《逻辑指要》代拟重版序言，是对章氏罕见的特殊待遇。周谷城曾两次请求毛泽东为其书撰序，都被毛泽东婉言谢绝。③章士钊1939年5月12日在重庆写《逻辑指要·自序》说：“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者，讏言也。”“吾曩有志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密密比排，蔚成一学，为此科开一生面。”《例言》说：“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本编首以墨辩杂治之，例为此土所有者咸先焉。此学谊當融贯中西，特树一帜。”“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毛泽东一字不漏阅读，此语受关注。

1959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康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理论小组组长，文教小组副组长）说：“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姜椿芳（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介绍”和“书目搜编”，指姜负责编辑的《逻辑学论文集》六集，收入中国大陆1953年后发表全部逻辑学论文，1958年8月印。其中第四集收入此间全部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汪奠基论文《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哲学研究》1957年第2期）和《荀子的逻辑思想》（《哲学研究》1958年第1期）等，在收入范围。④

我时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逻辑班学员。班主任孙定国借我一套供老年人阅读的大字本《逻辑学论文集》，供我学习。我披览数月，印象颇深。中央党校邀请汪奠基为逻辑班授课，中国科学院逻辑组学术秘书倪鼎夫每次陪同。我作为学员，熟知汪奠基中国逻辑史研究。

毛泽东希望更多了解近数十年中国逻辑研究的概况、认识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1958年毛泽东跟周谷城说，最好把古今所有的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毛泽东这一构想，是一项宏伟可期的文化工程，意义非凡。

1958—1961年我就读中央党校逻辑班期间，中央有关部门指示建立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负责人组成的机构，轮流主持京津地区逻辑学大讨论。中央党校每次都派我参加学习研讨。在此背景下，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指示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人胡锡奎：“人民大学派人跟汪奠基学习中国逻辑史。”我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命，调中国科学院，师从汪奠基、沈有鼎，专攻中国古代文献和中国逻辑史。1961—1964年我奉调就读中国科学院三年间，以中华书局《诸子集成》为读本，离章辨句，遍读载籍，撰读书报告，呈导师批改，奠定一生研究基础。我毕生学术研究，以此为出发点和起跳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如下拙著，积极肯定和尽力探索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体系、性质和发展规律，推动中国古代逻辑大众化、普及化和通俗化的事业：1.《中国逻辑史》（先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中国逻辑学》，水牛出版社1993年版。3.《诡辩和逻辑名篇赏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诡辩与逻辑名篇赏析》，水牛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5.《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6.《中国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2015年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译为英文，在海外出版。7.《中华先哲的思维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逻辑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2009年版。附144课时演讲录音光盘。9.《中国逻辑学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0.《中国逻辑学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11.《诸子百家逻辑故事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如下拙著，包含中国古代逻辑内容：12.《墨子及其后学》，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修订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墨子大全》第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13.《墨学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墨子大全》第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14.《墨者的智慧》，三联书店1995年版；2003年第2次印刷，更名《墨子说粹》；《墨子大全》第7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15.主编《墨学与现代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2007年修订版；《墨子大全》第7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16.《中华大典·哲学典·诸子百家分典》，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17.《墨子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18.《墨子解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9.《墨学七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0.《墨子与墨学》，收入《中国文化经纬》系列丛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21.《墨经分类译注》，收入西泠印社2004年版《王玉玺书〈墨经〉》。22.《墨子大辞典》，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23.《墨学大辞典》，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24.《墨子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系列读物），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三、期待元研创新释

“研究进入新时代，期待元研超前贤。”展望未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建议从元典的正确诠释入手，端正分析方法，概括科学结论，使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更加理想化和完善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中华民族复兴和新文化建设的伟业竭尽心力。

（一）期待元研有超越

中国逻辑史经典的诠释研究，借鉴元研究的观点方法。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把理论研究分为“对象和元”两个层次。把所研究的理论，叫对象理论。把研究对象理论时，所用的工具性理论，叫元理论。美籍波兰裔学者塔尔斯基，把语言区分为“对象和元”。把所讨论的语言，叫对象语言。把讨论对象理论时，所用的工具性语言，叫元语言。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范式转换的进程，范式转换导致理论和方法变革。借鉴库恩科学范式转换论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逻辑研究历程，可知墨辩和墨辩现代研究，是两种不同范式的理论形态，在主体、对象、语言、成果、层次、方法、作用、后果、评价等方面，有不同元性质。墨辩和墨辩现代研究不同范式，见表1。

不经诠释转型，不便认知应用

经诠释转型，便于认知应用

《诗经·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是治理。“错”是磨刀石。清郑世元《感怀杂诗》：“他山有砺石，良璧愈晶莹。”砺石是磨刀石。《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代世界逻辑科学方法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利器。

杜甫《望岳》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之涣《登鹳雀楼》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轼《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名诗警句，可比喻用现代世界逻辑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最佳学术境界。

（二）蕴当创谓有启示

借鉴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五步法：1.实谓。原典实际上怎么说，原典校勘考证。2.意谓。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是“实谓”的意义，是原典训诂和语义分析。3.蕴谓。原典蕴藏的深层义理，有高低不同的多层蕴涵。4.当谓。原思想家应当说出的，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如何重新表达，发掘原思想体系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为原思想家说出应当说出的话。5.创谓。为解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课题，现在必须创新地说什么，从批判继承者，转化为创造发展者，救活原有思想，消解其难题和矛盾，为原思想家完成创新思维课题，促进世界思想传统交流，培养创新力量。

用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的五步法，分析当今学界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进程，可知当前学界对中国逻辑史经典的诠释方法，校勘训诂和义理研究，还远未超越傅氏所说前两种境界“实、意谓”，学界成果还远未达致理想，臻于完满，凝聚共识，更遑论傅氏所说的后三种境界“蕴、当、创谓”。在后三种境界“蕴、当、创谓”，推出更加理想化和完善化的成果，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为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的伟业尽心竭力。

【 注 释 】

①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3、144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9—561页。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5—146页。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41、142页。周谷城《回忆毛主席的教导》，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4页。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9—140页；《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