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璐

(华北理工大学 体育部，河北 唐山 063009)

·体育社会学·

中国夏季奥运战略改革发展研究
——里约奥运会的反思

黄 璐

(华北理工大学 体育部，河北 唐山 063009)

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遭遇“滑铁卢”，优势项目发挥失常，基础大项和潜优势项目的表现喜忧参半。借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与实践，深入反思中国夏季奥运战略存在的问题。中国奥运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导向，是从奥运战略政策和资源供给端发力，引入供给侧改革的方法，推进中国奥运战略的结构性调整，提升供给结构对社会需求变化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适应性，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中国奥运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建议认为：实行渐进式治理改革，从放权到激发社会活力，以女排项目为重点突破口，提高体育科技保障水平。

中国奥运战略；里约奥运会；奖牌分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70枚奖牌，其中26枚金牌，位列金牌榜第三位。相比于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比赛成绩，中国体育代表团遭遇“滑铁卢”。值得宣扬的是，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巅，这是中国“三大球”项目改革发展的重大突破，也是里约奥运会中国集体大球项目的唯一亮点。面对迅速变化的奥运竞争格局，必须深入反思中国夏季奥运战略存在的问题，痛定思痛，放眼未来，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重振雄风。

1 奥运会项目分类统计标准

结合奥运会大项(SPORT)和小项(EVENT)分类标准，以里约奥运会“第一集团”国家的奖牌统计分析，对中国奥运整体竞技实力进行比较研究。里约奥运会共设28个大项，306个小项比赛。为便于直观反映各国奥运奖牌的分布特点，本文对奥运会大项分类标准进行了局部调整，将28个大项调整为25个项目统计单元，详细分类如图1所示，“集体球类项目”统计单元包括篮球、足球、排球(含沙滩排球)、手球、水球、曲棍球、七人制橄榄球项目。“游泳项目”统计单元包括竞技游泳和公开水域游泳项目，跳水项目和花样游泳项目单列。“自行车项目”统计单元包括公路自行车、场地自行车、小轮车项目。其余奥运比赛项目均以大项或分项命名。奥运奖牌统计数据来自国际奥委会官网，因反兴奋剂、参赛资格等问题发生的奖牌变动情况，以国际奥委会官网奖牌数据更新为准。

2 里约奥运会“第一集团”国家奖牌分布特征

2.1 里约奥运会“第一集团”国家金牌分布特征

金牌数量代表奥运会各国竞争的绝对实力，如图1所示，里约奥运会“第一集团”国家金牌分布各具特点，美国以夺得46枚金牌的绝对优势位列金牌榜第一位，其中在田径和游泳优势项目上夺得29枚金牌，对美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贡献率高达63%。美国田径项目在第24-26届奥运会上每届获得的金牌数保持在12～13枚之间，在第27-30届奥运会上每届保持在7～9枚之间，里约奥运会俄罗斯田径队遭到全面禁赛，美国田径队缺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乘势扩展了部分夺金点，豪取14枚金牌，创造了近8届奥运会的参赛最好成绩。美国游泳项目在第24届奥运会上获得8枚金牌，第25-29届奥运会每届获得的金牌数保持在11～13枚之间，第30-31届奥运会稳定在16枚，确保了美国游泳项目的优势地位。美国田径和游泳项目的强势表现，对美国体育代表团的整体成绩起到了重要的支撑性作用。此外，美国体操队创造了近8届奥运会的参赛最好成绩，在摔跤、自行车、网球等项目上亦有不俗表现。同时，美国在集体球类项目上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诸如篮球、网球等职业化、商业化程度高的项目，表现出极高的竞争力和极强的引领效果[1]。

相比较而言，里约奥运会中国6大优势项目的表现喜忧参半，乒乓球项目继续保持强势。中国举重队保持了伦敦奥运会的优势地位。跳水项目堪称完美表现，仅丢1金，恰恰是这枚单项金牌，决定了中国和英国的金牌榜名次，中国队在男子双人3m跳板项目比赛中发挥失常，英国队获得历史上首枚跳水项目金牌。中国羽毛球队仅获2金，是近5届奥运会的最差战绩。中国射击队发挥失常，是近7届奥运会的最差战绩。中国体操队跌入谷底，是新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差战绩。里约奥运会中国6大优势项目斩获19枚金牌，金牌贡献率高达73%。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中国缺乏更多的潜优势项目夺金点。中国奥运潜优势项目夺金点的轮动较快，近3届奥运会涌现出的击剑、帆船、拳击、柔道、皮划艇、赛艇等潜优势项目表现低迷，仅有田径、游泳、跆拳道三大潜优势项目保持竞争优势，田径和跆拳道项目实现重大突破，游泳项目出现成绩滑坡，自行车项目创造历史，成为新的夺金点，女排项目重回世界之巅。夺金点快速轮动现象，说明中国奥运潜优势项目不能形成稳定的夺金点，无法对6大优势项目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作用。换言之，中国奥运优势项目夺金空间近乎饱和，如果不寻求新的突破口，依靠现有优势项目来提升整体实力势必难以为继[2]。中国奥运战略在北京奥运会达到顶峰，近两届奥运会持续滑坡，从北京奥运会的51枚金牌，到伦敦奥运会的38枚金牌，再到里约奥运会的26枚金牌。事实上，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遭遇“滑铁卢”，正是在体操、射击、羽毛球三大优势项目大滑坡，同时潜优势项目无法提供有力支撑的合力作用下导致的必然结果。

英国凭借比较全面的夺金项目优势，超越中国位列金牌榜第二位。中国在10个项目统计单元斩获金牌，美国为12个，英国为15个，极大扩展了英国潜优势项目的夺金点。伦敦奥运会英国自行车、马术、赛艇、皮划艇四大优势项目夺得17枚金牌，金牌贡献率高达59%，这一奥运周期英国在11个项目统计单元斩获金牌，而美国和中国为12个。里约奥运会英国优势项目夺得13枚金牌，金牌贡献率降至48%。相比于伦敦奥运会，英国四大优势项目以及田径、拳击项目出现滑坡，但在网球、铁人三项、帆船帆板、跆拳道等潜优势项目上保持了竞争优势，同时在游泳、体操、集体球类项目、跳水、高尔夫球等项目上实现重大突破，弥补了优势项目滑坡对整体成绩造成的不利影响。英国实现奥运战略崛起并非偶然，作为伦敦奥运会东道主，英国在公共体育政策上实现较大突破，政府不断加大精英体育的扶持力度[3]，作为后奥运遗产的组成部分，伴随英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在里约奥运会表现出持续增长的竞争实力，从里约遥望东京奥运会，有理由相信英国将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强劲对手。

图1 里约奥运会中美英三国金牌项目分布统计

2.2 里约奥运会“第一集团”国家奖牌分布特征

奖牌数量代表奥运会各国竞争的整体实力，如图2所示，里约奥运会“第一集团”国家金牌与奖牌分布特征保持一致。美国在田径和游泳基础大项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共获65枚奖牌，奖牌贡献率为45%，体操、集体球类、网球等优势项目提供了合力支撑。中国奥运6大优势项目夺金点严重缩水，但在整体实力上仍具有较高竞争力，保持了潜优势项目的冲金实力。中国奥运6大优势项目共获31枚奖牌，奖牌贡献率为44%，远低于73%的金牌贡献率，说明中国潜优势项目布局比较广泛，在柔道、摔跤、赛艇、拳击、击剑、帆船等潜优势项目上具有冲金实力，假以时日，由量变到质变，由奖牌到金牌，中国潜优势项目极有可能在东京奥运会上再创辉煌。英国奥运四大优势项目共获24枚奖牌，奖牌贡献率为36%，这一比例远低于中国和美国，进一步说明英国奥运潜优势项目的冲金点分布广泛，对英国获得金牌榜第二位的成绩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和美国主要依赖优势项目的强势发挥，美国优势项目愈发强势，中国部分优势项目表现低迷，造成了中国与美国金牌数差距拉大，且落后于英国金牌数的结果。

关于男女运动员奖牌比例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女性项目在中国奥运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学界将中国女性项目的强势表现概括为“阴盛阳衰”，同时是对中国参与国际较低竞争力项目的一种理解。里约奥运会美国男女项目夺金比例约为1∶1.5，中国约为1∶1.2，英国约为2.6∶1。这一数据反映英国男子项目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国奥运战略“阴盛阳衰”现象比较严重，中国男女项目处于平衡状态。从中美英三国整体竞技实力来看，美国男女项目夺得奖牌比例约为1∶1.1，中国约为1∶1.5，英国约为1.7∶1，英国仍保持男子项目的竞争优势，美国男女项目处于平衡状态，中国在整体竞技实力方面表现出“阴盛阳衰”的趋势。从美国的案例来看，并没有批评指向美国的“阴盛阳衰”现象，也没有观点借此否认美国的精英体育强国地位。学界不能纠结于“阴盛阳衰”这一外在现象，应该聚焦于单项体育的全球竞争力问题，中国如能在田径、游泳、集体球类项目、网球等国际较高竞争力项目中获得更多的奖牌，即便获得奖牌的是女子项目，也不能否认精英体育强国的地位。换言之，如果中国仅仅依靠举重、跳水、乒乓球等国际较低竞争力项目，即便获得奖牌的是男子项目，也无法称之为精英体育强国。

图2 里约奥运会中美英三国奖牌项目分布统计

2.3 中美奥运奖牌分布特征

里约奥运会中美奖牌分布特征，基本反映了两国精英体育的历史传统和内在结构，或者说里约奥运会中国奖牌分布特征是新中国参与奥运竞争的一个缩影。以新中国参加历届奥运会获得奖牌的整体情况，与美国奥运奖牌分布进行比较，呈现二者的异同点，对明确认识中国奥运战略的优势与不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苏联缺席第23届奥运会，美国体育代表团缺少强有力的对手进而斩获83枚金牌，故不考虑第23届奥运会美国奖牌数据。第23-31届奥运会中国共获227枚金牌，第24-31届奥运会美国共获316枚金牌。如图3所示，中国在跳水、举重、体操、乒乓球、射击、羽毛球六大项目上具有较大优势，金牌贡献率高达75%，优势项目夺金的集中度过高，一方面说明中国奥运优势项目一直处于强势发挥的状态，一方面说明潜优势项目扩展乏力，中国仅在游泳、田径、跆拳道、柔道项目上具有出彩表现，同时持续性不强。例如，北京奥运会中国夺得3枚柔道项目金牌，而在近两届奥运会柔道项目上一金未得。伦敦奥运会中国夺得5枚游泳项目金牌，而在里约奥运会游泳项目上仅夺一金，明星运动员孙杨独木难支，未能涌现具有夺冠实力的尖子运动员。里约奥运会中国田径和跆拳道项目呈现出进步的趋势，创造了历史最好战绩。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奥运潜优势项目的表现时好时坏，夺金点轮转较快，有些届次取得重大突破，有些届次则表现低迷，不能对中国奥运战略形成比较稳定的辅助支撑。与此同时，潜优势项目的不稳定状态，对优势项目产生较大压力，如果有2个优势项目发挥欠佳，将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整体成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优势项目承受过大的夺金压力，容易导致优势项目教练组和运动员出现赛前心理问题，对运动员竞技表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美国在田径、游泳、集体球类三大项目统计单元上表现优异，金牌贡献率高达68%，夺金集中度过高，美国优势项目同样面临发挥失常的压力。例如，北京奥运会美国田径和游泳项目发挥失常，仅获得19枚金牌，是近8届奥运会美国队最差战绩，对美国体育代表团的整体成绩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摔跤、体操、网球、射击四大潜优势项目发挥稳定，对美国奥运整体成绩发挥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奥运会网球项目设项少，美国在网球项目上具有强劲实力，也可以称之为美国的优势项目。美国奥运优势项目具有两大特征，第一是集约化程度高，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讲究效率第一，以科技创新驱动模式引领行业可持续发展，奥运基层大项田径和游泳设项多，各单项间的运动技术迁移效应明显，科技作为基础保障可以产生巨大的推进力，列为国家战略所摊薄的社会成本较低，项目集约化效应明显。第二是职业化效应显著，职业体育的高附加值效应，让奥运战略成为附带的“福利”，美国职业篮球的成功案例，充分激发了资本的力量，管理者只需承担奥运组织参赛的责任，职业球员的明星效应使商业广告赞助蜂拥而至，管理者以零成本投入，完成了奥运参赛任务。美国奥运战略反映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机制选择偏好，管理职能定位和政策保障明确指向市场选择的价值，紧密结合社会需求，遵循集约化的高效生产原则，追求高附加值效应，践行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用脚投票，政府顺势而为，并不是说政府放任不管，或不投入国际较低竞争力项目，而是发挥大学体育和业余体育的两翼保障作用，以公益的名义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有效降低奥运战略成本投入。美国在民主体制、科学技术、职业体育资本积累方面的比较优势，让各国难以复制这一包容性增长的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也让美国奥运战略成为一种高质高效的成功范本。

图3 夏季奥运会中美金牌项目分布统计

由于奥运金牌的稀缺性，金牌统计的样本量偏少，无法准确反映中美奥运战略的结构性特征，有必要将中美奥运奖牌数据作为补充论证。如图4所示，中美奥运奖牌分布情况与金牌分布特征高度一致，进一步反映了中美奥运战略的结构性特征。第23-31届奥运会中国共获543枚奖牌，第24-31届奥运会美国共获832枚奖牌。中国奥运六大优势项目共获349枚奖牌，奖牌贡献率达到64%。美国奥运三大优势项目共获483枚奖牌，奖牌贡献率达到58%。中美奥运优势项目的奖牌集中度相比于金牌集中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说明二者有比较广泛的潜优势项目作为整体成绩支撑。从奥运参赛历史的总体成绩来看，中国奥运潜优势项目局限于游泳、田径、柔道、拳击、击剑项目，美国奥运潜优势项目广泛分布在体操、摔跤、射击、拳击、网球、马术、赛艇、帆船帆板、自行车等项目上，对美国奥运整体成绩的支撑作用较大。田径、游泳项目誉为“强队标尺”，中国奥运历史上共获70枚奖牌，考虑田径、游泳项目设项多的因素，以里约奥运会田径设47个单项、游泳设34个单项(不含花样游泳)为基数，不考虑成绩并列这一误差因素，中国参加历届奥运会田径、游泳项目的夺牌率约为3%，美国约为20%。很显然，中国在“强队标尺”项目上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奥运战略的固有结构，是基于要素驱动的“长尾理论”法则，注重“软金牌”的叠加效应，凭借全面投入国际较低竞争力项目，争取奥运奖牌的整体排名。

图4 夏季奥运会中美奖牌项目分布统计

3 坚定不移推进奥运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绩滑坡的窘况远不及“兵败汉城”造成的影响。即便如此，为“举国体制”唱赞歌的观点依然此起彼伏，应高度警惕保守主义观念的回潮。似乎也唯有“举国体制”可以挽救中国奥运战略，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往往抓住“举国体制”的某一个外在表象，或者抓住西方发达国家支持精英体育事业发展的某一个环节，就将美国、英国、德国的体育体制定义为“举国体制”，举国家之力发展竞技体育事业，也便偷换概念成为国家发展竞技体育事业。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取公私合作、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等形式，资本主义由新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导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英国、日本等国加大对精英体育的政策供给和资源投入力度，强调国家发展精英体育的责任，这些国家案例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主导精英体育发展的认知。这其中涉及到奥运会价值再发现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审视重大体育赛事对于民主制度、民族认同和社会发展的价值，重新回到奥运会竞争的轨道中。发达国家对精英体育的重视与资源投入，并不等同于以“举国体制”的实践方式，更多的是以包容性增长的方式，激发私营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广泛深入参与，奥运战略与职业体育无缝对接，进而降低社会成本，提升政府资源使用效率。

以常识来看，固守“举国体制”的观点更是不攻自破。假设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实际高效的，那么，为何中国田径、游泳、网球等个别高竞争力单项昙花一现，刘翔、孙杨、李娜之后出现明显的人才断档，潜优势项目不能持续保持竞争优势，作为国际高竞争力的“三大球”项目竞争力不断滑坡，郎平执导的中国女排具有体制机制和训练学特殊性。这些案例是否可以说明，恰恰是“举国体制”缺乏内在活力的一揽子机制设计，阻碍了中国奥运战略可以达到的新高度。保守一点来看，既然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主要功绩是确保了中国奥运6大优势项目的持续竞争力，那么能否一分为二的进行改革设计。中国奥运6大优势项目继续实行“举国体制”管理，并在资源使用效率上有所改进提升。其它奥运项目，尤其是集体球类项目、网球等国际较高竞争力项目，既然“举国体制”对此有心无力，长时期无所作为，何不全面推向市场。中国足球已经见底，完全交由私营力量和社会力量推动，也很难取得比目前更差的成绩，这些项目为何占用过多的体制内资源，开放体制，推向市场，岂不是开启了一个公私合作双赢的大格局、大时代。

囿于部门利益的掣肘力量，持续深化体育行业改革阻力重重。以取消体育赛事审批权这一简政放权政策为例，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确立市场调配赛事资源的主体地位，推动多中心体育治理发展[4]。同时，有一些媒体指出改革缺乏诚意，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办赛，在全面放开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事项的同时，一些具有商业潜力的竞技体育赛事并未实行开放，在印发《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事名录》中，并未出现诸如男足、男篮等成人组竞技体育赛事的身影。也就是说，奥运战略作为公益性体育事业，国家应该全力保障国际较低竞争力项目的发展，将具有广泛群体基础的项目推向市场，现在的情况是本末倒置，管理部门把缺乏商业潜力的赛事推向市场，把“吸金”的赛事握在手中。中国体育体制一直实行国家统筹管理，如果不能在供给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便无用武之地。全面深化体育改革，不能局限于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局部调整，应当对现行体育体制机制进行深度调整，坚定不移推进奥运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此外，建议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针对优秀运动员出成绩的集训模式，放在新的体育制度中[5]。中国目前的运动员培养体制很难称得上“举国”，硬要冠以“举国”的名义，那么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可称之为“举国”。“举国体制”代表了体育人特有的历史情结，体育人长期面临窘迫的现实处境和难堪的社会地位，需要冠以“举国”来自我振奋、自我沉醉，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随着体育的功能价值逐渐被国人认识，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足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体育人完全有这个自信和魄力，不用“举国”来证明自己的现实处境，摆脱历史上的自我慰藉，掀开体育人崭新的一页。如果非要保持奥运宣传造势的效果，建议用“国家战略”代替“举国体制”的提法，或许更能让社会各行各业接受。

4 中国奥运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导向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6]。具体包括清理“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内容。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作为一种改革思路、转型方式和实践路径，也为社会各行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体育领域积极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念和方法，不是追热点、赶潮流，而是借助“供给侧改革”提出的理念创新、符合中国现实的改革方式方法和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奥运战略尝试一种新的解构模式，对于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中国奥运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导向，是从奥运战略政策和资源供给端发力，引入供给侧改革的方法，推进中国奥运战略的结构性调整，提升供给结构对社会需求变化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适应性，致力于实现《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关于“推动竞技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发展目标，促进中国奥运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总量失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简单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必须通过强化供给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7]。中国奥运战略面临的处境与中国经济新常态比较相似，大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具有商业潜力的体育项目，恰恰是中国奥运战略的“短板”。中国奥运战略供给端并未填补需求侧的缺口，市场需求井喷，项目供给乏力。通俗一点说来，“三大球”项目的市场需求旺盛，女排项目独木难支，奥运战略缺乏有效的市场供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奥运战略的“总量失衡”，过于追求金牌总数效应，选择性遮蔽国际高竞争力项目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效应，导致奥运优势项目布局的结构性失衡，对市场与社会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诚然，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供给创造需求，提升对奥运优势项目的有效供给，同样可以开拓项目市场，例如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等市场化探索，是供给创造需求的典型例证。同时，供给侧与需求侧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大力扩展优势项目的有效供给，创造市场需求，引导项目消费，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举重、跳水、射击等项目的市场潜力十分有限，顺应市场对于足球、篮球、网球等观赏性强的项目发展需求，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

中国奥运战略应关注潜优势项目的结构性调整问题，并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其一，继续保持中国奥运6大优势项目的持续竞争力，为奥运金牌总量提供基本保障，开展联赛、商业表演赛、球迷互动活动等各种方式的市场化探索，创造6大优势项目的市场与社会需求。其二，在保障6大优势项目资源供给基础上，加大对田径、游泳、“三大球”、网球等国际高竞争力项目的扶持力度，与市场、学校与社会开展紧密合作，在体制设计、运行机制、人员配置、科研保障、对外交流、奖励制度等供给侧发力，提高项目有效供给，适应社会需求变化。供给侧改革不仅要在项目结构上完成调整，也要在体制机制的结构性和综合化改革方面持续发力。《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的出台，就是围绕足球项目的全方位、综合化、结构性改革，力求解决体制机制的本质性问题，实现多方联动和多元治理。足球项目是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的重点突破口，科学全面的“顶层设计”，相对完备的政策配套措施，也让足球改革成为中国奥运战略结构性转型的范本。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应参考借鉴足球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结合各项目的内在特点、国内国际发展趋势和实践改革经验，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主动谋划推动各项目治理改革工作。在竞技体育体制机制治理改革的操作性层面上，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科学研究论证、缜密策划布局、大胆改革探索。例如，保障中国奥运优势项目的资金与资源投入这一命题，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追加奖励等方式，加大对一些省市优势项目的支持力度。采取“关停并转”的方式，清理一批长期不出成绩的省市项目训练中心，转型一批符合地域竞争比较优势和奥运战略功能布局的训练中心，优化奥运优势项目后备人才培养的分级分区布局结构，提高资金使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从供给侧发力引导奥运战略的结构性转型。

5 几点改革发展建议

5.1 实行渐进式治理改革

体制改革的初衷是打破固有体制的不合理结构，建立更具效率的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将由单一管理逐步向多中心治理转型，由“举国体制”向“国家战略”的开放式转型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封闭性、金字塔结构、一元结构将逐步过渡到“国家战略”的开放性、多中心治理、民主协商结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等重大体育政策，积极引导私营力量和社会力量进入体育领域，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指明了方向。奥运战略供给侧改革指向的是“举国体制”一元结构，引入私营力量与社会力量，必然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利益分化同时对奥运战略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奥运战略供给侧改革首先必须考虑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问题，治理改革引发的振荡是对既有体制生态的冲击，是对固有利益格局的重建过程，外在表现为奥运整体成绩的波动。实行渐进式治理改革是降低奥运成绩波动的有效方式，其一是保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政策的延续性，保持体制内相关人员的工作热情，其二是与国家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基调保持一致。同时，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重回奥运竞争轨道，2020年东京奥运会“第一集团”国家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对中国奥运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

里约奥运会俄罗斯在部分项目禁赛的情况下夺得19枚金牌，如能在东京奥运会恢复参赛，无疑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有力竞争对手。日本为迎战东京奥运会制定的新奥运战略卓有成效，里约奥运会日本奖牌数大幅提高，与德国、法国不相上下，后备人才不断涌现，潜在夺金点不断增加。加之东京奥运会新设空手道、滑板、攀岩、冲浪和棒垒球五大项目，新增18枚金牌，日本在空手道、棒垒球项目上具有较强实力，同时东道主在体操等评分类项目上具有一定竞争优势，日本即将步入英国的后奥运遗产发展道路，未来两届奥运会将成为“第一集团”有力的竞争者。英国奥运项目的多点布局，为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夯实了基础。从里约展望东京奥运会竞技格局，美国仍将一骑绝尘，中国将面临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的挑战。由于中美奥运战略以优势项目的强势发挥为重要保障，中国奥运优势项目的竞技表现直接决定了中国奥运整体排名，加大对中国奥运6大优势项目的资源供给至关重要。这里要走出供给侧改革的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不是指缩减经费、压缩资源供给，奥运战略作为国家公共事业，应保持国家下拨经费与资源投入的持续增长，至少不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加大中国奥运战略的资源投入，不是简单的摊大饼，而是做好加减法，下大力气优化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在创新驱动方面做好加法，诸如创新型教练团队建设、科技综合支撑、科研团队配置、国外优质训练资源的引入、优秀专项体育人才奖励等方面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在要素驱动方面做好减法，诸如严控省市各单项运动队的重复低效建设，削减体工队运动员培养基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垂直培养”，让学校体育承担更多的责任等方面。

5.2 从放权到激发社会活力

举办北京奥运会事实上强化了国家(政府)办体育的发展方式[8]，造成了既有利益格局的固化和僵化，体育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私营力量和社会力量一潭死水。中国奥运战略供给侧改革要以放权的方式，调动市场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共促奥运战略的可持续发展。从李娜、孙杨，到宁泽涛，国家队不断爆出明星运动员与体育主管部门的利益纷争。短期来看，这表明年轻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大局观和逐利的表现。长期来看，不断爆出相关负面新闻，最终指向的不是极个别明星运动员的道德思想问题，而是对现行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拷问。相比于举重、跳水、乒乓球等国际较低竞争力项目丰厚的后备人才储备，李娜、孙杨、宁泽涛等国际高竞争力项目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这也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冠军稀缺性，从而提升了明星运动员与体制内的议价能力。通俗一点来说，由于具备乒乓球项目冠军级别的后备力量储备充足，乒乓球冠军运动员的议价成功概率极小，相比较而言，游泳项目冠军运动员在议价过程中就会底气十足，冠军稀缺性赋予了运动员作为权利主体与不平等权利关系抗争的力量。以运动员商业代言广告为例，国家全面投入奥运战略的“举国体制”模式，为管理部门作为“国有企业”实现收支管理提供了义正辞严的说法，内部规定认为“在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属于国家所有”，运动员个人商业广告业务需要上级批准，同时管理部门实行广告分成，运动员可能仅获得三成广告收入。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成长，不仅要考虑国家的投入，更要考虑运动员的身体资本和家庭培养成本。运动员的身体资本、健康和未来生存发展是无法估值的，关于身体估值的定价权一直掌握在管理部门手中，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议价权，这种失衡的权利保障机制是对运动员最大的隐形伤害，造成长期以来对运动员身体廉价征用的状况。

体制内一直强调奥运战略是公益事业，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关于运动员商业收入分配的内部政策，已经脱离公益事业的范畴，一方面宣扬公益事业的定位，向国家争取更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一方面将奥运战略办成了“国有企业”，这种“两张皮”的状况有违奥运战略的设立初衷。由于新中国一直处于国家办体育的格局，一切权力与政策资源掌控在体育行政部门手中，从权力与政策供给侧发力，对于开启奥运战略的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对于中国奥运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最质朴的涵义无疑是分权与分利。既要重视体育行政行为的秩序保障作用[9]，又要规范体育行政行为。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要学会放弃，有舍才有得，给以往大包大揽、利益均沾的政策松绑，为私营力量腾出施展手脚的空间，为社会力量参与奥运事业创造更多的制度与环境保障，激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奥运事业的热情，提升多元治理主体的行动能力，还给本属于运动员自己的政策红利，为运动员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选择运动员职业。改变必须从供给侧的放权开始，例如，必须赋予教练团队开展训练业务和挑选运动员的权力，管理者做好体制机制保障和外围协调工作。以往的领导模式过多的强调统筹管理，忽略了项目管理与训练学差异，过多强调“政治正确”，弱化了运动训练的内在规律。教练团队开展业务工作受到体制机制条条框框的限制，需要照顾考虑的因素太多，有些是基于国家层面考虑，有些是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有些是纠缠私人感情，导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降低了体制运行和训练工作的效率。再如，由中职篮联赛俱乐部投资方组建的中职联公司，在中职篮体制和议事机制中没有投票权，只能以参与合作的身份提供政策建议，投资人没有话语权，缺乏投资环境保障，限制了私营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做多动能，阻碍中职篮联赛做大做强。

5.3 以女排项目为重点突破口

中国历届奥运会共获得14枚集体球类项目奖牌，其中6枚女子排球项目奖牌，2枚女子沙滩排球项目奖牌。女子排球是中国在历届奥运会集体球类项目中唯一获得过金牌的项目，分别获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女排项目在中国集体球类项目所取得的历史成绩中占据半壁江山，对于中国参与国际高竞争力项目竞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里不能忽视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促动与保障作用，在“四个全面”战略的大背景中，党和国家对以“三大球”项目为核心的国际高竞争力项目高度重视，《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等一系列重大体育政策相继出台，中国奥运战略的结构性转型正当时。触发改革的焦点在于，中国奥运战略过于依赖6大优势项目，在田径、游泳基础大项上难有重大突破，无法保证潜优势项目的持续竞争力，集体球类项目竞争力持续下滑。同时，中国奥运6大优势项目是国际公认的缺乏市场潜力的项目，职业化程度及国际竞争偏弱，夺冠能够预见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

改革发展必须直面挑战，将重点发展以“三大球”项目为代表的国际高竞争力项目作为新的改革目标，成为中国体育强国梦的重要内容。在“三大球”项目中寻找突破口，由于男子项目与世界差距较大，加之集体球类项目的改革发展涉及面广，需要各个要素环节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短期内难见成效。相比较而言，女排项目作为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具有一定的后备人才基础，致力于实现女排项目的优先崛起。体育主管部门审时度势，舍弃部门利益，解除体制内的条条框框，赋予了以郎平为核心的教练团队真正意义上的训练工作自主权，在队员选拔、训练安排、团队配置等方面，避免受到非训练因素的干预。或许各项目的训练方法不尽相同，但是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工作思路、训练学基本规律是项目间共通的。郎平是连接老一代排球人与当代新生力量的窗口，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带领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巅，成为中国集体球类项目的一面旗帜。在郎平主导的选材与新人培养、大国家队理念与实践、训练理念、临场谋略、教练团队整体配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改革借鉴意义，深入挖掘明星教练的执教经验，挖掘中国女排体制机制的改革实践，对于中国集体球类项目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4 提高体育科技保障水平

田径、游泳基础大项是体现国家体育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刘翔之后形成人才断档的现象，说明跨栏天赋的重要性，也说明奥运战略体制机制和科技保障方面存在突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举国体制”和科技服务不能培养出第二个“刘翔”？一个国际高竞争力项目的崛起完全依靠天才运动员的涌现，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中国奥运政策历来强调科技保障的重要作用，在1995年发布的《奥运争光计划》就明确指出，加强科学训练，向管理和科技要成绩。《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在关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总结判断中指出[10]，在科技方面，传统的、经验式的训练方法和手段依然占主导地位，科技与训练结合不够，科技投入和科研队伍亟待加强。《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指出[11]，把握规律、突破创新，推动竞技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具体对策和措施包括：创造有利于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环境和条件；系统引进国际前沿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进一步完善体育科技工作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科研攻关、科技服务和医疗保障工作；加强对训练基地科研、医疗、文化教育的投入和支持等方面内容。基于科技创新活动的自身特点，由量变到质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三期奥运争光计划的科技服务保障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距离理想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对资源日趋紧缩、生活成本提高、要素供给不足等严谨形势，依靠资源投入和要素驱动模式，从长期来看处于下降通道，无法确保奥运战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刻认识科技支撑与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化解要素驱动模式带来的负增长效应，调结构，补短板，注重远期效应，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运动员身体各项指标监测、训练科学化、体能训练、运动康复、心理干预、技战术诊断与分析、临场竞技表现评估等方面，加大科研力量投入，优化科技保障机制，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中国奥运战略处于稳健上升的历史通道。

[1] 霍军,韩勤英.伦敦奥运会中美奖牌分布的项目特征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3(3):48-50.

[2] 何强.我国竞技体育奥运战略的历史审视:兼论奥运战略的可持续发展[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24(3):243.

[3] 汤晓波.当代英国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变——基于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的视角[J].体育学刊,2013,20(3):55-60.

[4] 王润斌.治理现代化视野中体育赛事审批制度的取消[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5,31(1):9-13.

[5] 狐鸣.建议停止“举国体制”的提法[J].体育学刊,2007,14(2):1-3.

[6] 安宇宏.供给侧改革[J].宏观经济管理,2016(1):84.

[7] 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43(1):56.

[8] 何强.关于全面深化体育改革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4,29(2):113-118.

[9] 闫成栋.中国体育行政行为的秩序功能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42(2):15-19.

[10] 国家体育总局.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体竞字[2002]160号)[EB/OL].[2002-11-19].http://www.sport.gov.cn/n16/n1092/n16879/n17336/1442440.html.

[11] 国家体育总局.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N].中国体育报,2011-05-18(2).

Research 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in Summer Olympic Games of China——Reflection on Rio Olympic Games

HUANG L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009, China)

In Rio Olympic Games, Chinese sports delegation meets its Waterloo, with dominant events playing in disorder, the performance of basic major events and potential advantageous events mix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n supply side, the problems of the strategy in summer Olympic Games of China are made deep reflection. For the goal orientation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n supply side for Olympic strategy of China, it starts from Olympic strategic policy and resource supply side by introducing the method of supply-side reform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China's Olympic strategy and improve supply structure’s adaptability for the change of social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lympic Games. The suggestion for reform is: conduct gradual governance reformation, from delegating power to the lower levels to stimulating the social vitality; take women's volleyball as a major break though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level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lympic strategy of China; Rio Olympic Games; distribution of medals; structural reform on supply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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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604040302)

2016-11-03

黄 璐(1981-)，男，江西宜春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

1004-3624(2017)02-0001-09

G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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