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宁刚

一

1851年，梭罗34岁。正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在此之前（1850年12月），他刚刚当选为波士顿自然史学会通讯员。再往前数五年（1845年），他开始在瓦尔登湖畔——这是此前多年他常去的地方——建造小木屋，并在美国独立日那天住进去，开始写作著名的《瓦尔登湖》。那年他只有28岁。这部后来流传广泛、被视为梭罗代表作的作品，其实是他30岁之前的作品，甚至可说是“少作”——当然，是非常杰出的“少作”（翻一翻《野果》等书，就不难知道，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梭罗在自然学研究与考察的路上走得有多远）。《瓦尔登湖》的出版，则要晚到1854年，因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无人愿意出版。

1851年，是梭罗将兴趣转向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春天，美国史密斯学会向全国发出公开信，号召“所有能记录下不同季节自然现象的人记录时令观察结果”。这封信罗列了127种植物，要求观察它们的开花日期等信息。不曾想，这个植物目录与梭罗自己罗列的观察目录惊人地相似。这极大地鼓舞了梭罗，也为他后来写作《野果》一书奠定了基础。从这年起，他开始密集地关注自然变化，写下记录康州自然变化的笔记，同时阅读了许多植物学家的著作，学习植物学者观察记录的方法。就这样，开始了他历时约十年的观察记录。与自然亲密相处的这个漫长的过程，深化了他对自然的认识，加强了他的某些思想，也部分地改变了他的思想。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年（当然也包括此前多年）的日记写作，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新起点，也是他作为一个“自然学家”（爱默生语）从事自然研究的新起点。

然而，又不尽然如此。也可以反过来说，梭罗多年的日记写作，特别是从他的日记中所体现出来的他的独具的天分和写作才华，必然预示着他会创造更为伟大和具有丰富性的作品。他的日记本身就是一部称得上鸿篇巨制的独立作品。即使今天，视为文学中的经典，也不为过。实际上，这些日记的价值远非如此。它首先是一个极具自然天赋的人持续经年的观察、记录与思考自然的鲜活写照，是他的生活与精神的自传，是一个伟大心灵留给这个世界的无比丰厚的馈赠。

二

读梭罗的日记，一个强烈而突出的印象是，他怀着巨大的激情，耐心、冷静而详细地对大自然进行观察、描写，乐此不疲。

且不说他在日记中记录的雨后出现的“一次壮丽的日落”、天空、云朵、夜晚的河流……也不说他对绿苔、啄木鸟、臭鼬、牛蛙、蟋蟀……所做的科学研究式的观察，只看他在1851年末的20天里，对冬日的景色——尤其雪景的几次描写，就可见一斑。

冬天的清晨时分是观赏树林和灌木丛的最佳时候。这时它们都穿着霜雪的外衣。太阳升起来之后还不到半小时，它们那极其精致和短暂的美就有所丧失。过了中午，树林虽说依然盖着厚厚的雪，却已显得粗劣，不再表现树的个性。我观察到，在早晨，每根松针都裹上了一层霜衣，但在太阳升起后不久就消失了。你走进遮篷下的油松林，树木的枝干在周围雪景的映衬之下看上去是黑色的。你徘徊在树林中的之字形道路上，主宰那里的是宁静和朦胧的气氛。

……树林之中寒冷而寂静，雪地上没有人的踪迹，时不时你看到雪粒子在阳光下闪烁，从树顶上洒落。当低处的大枝受到了碰撞，就会造成新的连绵不断的阵雪。就像一场雨过后，树林里还会有第二场雨，而在一场小雪之后，当风刮起来时，树林里便又纷纷扬扬下起雪来。（1851年12月17日）

一周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前两天下的小雪，现在让风吹得堆积起来，特别是在背风的地方。此时的南墙，雪堆的轮廓与墙上的裂缝和风的回旋保持一致。雪的滑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无法察觉的。雪滑过开阔的农田，却没有扬起来（在地面上升的地方才会扬起来），一直滑到对面的墙，便像过筛子那样从缝隙里穿越过去，撒向那一边，而吹起来的雪在太阳光里看起来就像蒸汽一般。当雪穿过墙的裂缝时，不是一直向前，而是优美地向上弯曲，成为奇异的形状，有点像是撞到海岸上的开花浪；仿佛穿越裂缝的雪花是连成一体的，而其底部的摩擦造成了它的滞留。这连体雪花呈马鞍、贝壳和浅碗的形状。它在一堵墙的背后建起一道雪花石膏的墙——一道雪堆起来的锯齿山脊。它建起尖尖的塔楼真够神奇的，所谓“建起”就是通过积聚（虽然其外表离不开摩擦）。……这是雪的建筑物。（1851年12月25日）

十多天后的1852年初，他又写到雪。不过这次所关注的，不再是飞雪的形态，而是树上的积雪：

今天下午，在风吹不到的让树木环绕的小山谷和森林背风的一面，雪还像以前我见过的那样厚厚地覆盖在树上。积雪的湿度正好使其能牢牢粘在那里。油松银装素裹最为壮观，它们的冠毛挂下来如同鸵鸟的羽毛或食火鸡的尾巴，如此纯白（请原谅这里我不想用“雪白”，因为纯粹是无与伦比的）。在深色的松针和树枝映衬下，树上的雪比地上的雪要白。连山谷里光秃秃苹果树的每根粗干细枝上都托起一座雪的山脊，还有五六英寸高的雪的围脖。厚重的积雪把树木压成许多种不同的姿态——比如拱形等等。积雪也使树枝和树梢更加惹人注目，树木以新的姿态站立，树梢常常就像天篷或阳伞那样结成一大块，这让我联想到棕榈树和其他东方树种的图画……（1852年1月7日）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几次三番地写到雪，对雪和冬日里的其他事物观察、描述得如此细致，又角度各异，新意迭出，毫不重复，实在令人惊叹。

1851年底的日记中，梭罗还描写了一棵松树被砍伐的全过程。读来让人动容：

今天下午在费尔黑文山，我听到锯子的声响，随后在山崖地带我看见两个人要锯倒我正下方约200码开外处的一棵高贵的松树。我决定看看它被锯倒的全过程，它是这片森林遭到砍伐后幸存的几十棵中的最后一棵，十五年来它显现出遗世独立的尊严，在后栽的萌芽林的上面摇摆着身子。我看到的那两个人（活像一对小侏儒）犹如海狸或虫子在啃着这棵高贵的树的树干，几乎都看不到他们手里的横锯。我后来测量一下发现这棵树高达100英尺，可能是本城最高的树木之一，树干笔直，只是有点向山腰倾斜。从我这里看过去，它的顶部以冻结的河流和卡南特群山为背景。当树开始晃动时，我走近了去观看。此时锯树的人停了下来，朝它倾斜的那一面用斧子开了口子，這样树就会断得快一点。现在他们又用上了锯子。事情确实进展顺利；树已倾斜了直角的四分之一，我屏住呼吸等待树木轰然倒下。但我想错了，它居然一动不动，还是保持先前那个角度站立着。就这样坚持了十五分钟。它的树枝仍在风中摇动，仿佛它注定要站立一个世纪，风像往常一样飕飕地吹拂树上的松针；它仍旧是森林里的一棵树，在马基肯塔奎德上空随风摇摆的最具尊严的树。太阳的银色光泽映照在松针上；这棵树仍在高不可攀的地方给松鼠提供一个丫杈做窝；地衣仍对它桅杆般的枝干恋恋不舍。那是向后倾斜的桅杆，这座山就是它庞大的船身。这一时刻终于到了！站在树底下的那两个侏儒正在逃离现场。他们扔掉了罪恶的锯子和斧子。事情开始得那么缓慢，那么庄严！就仿佛这棵树只是在夏天的微风里摇摆，随后就会无声无息地回到它在空中原来的位置。它倒下时拍打了山腰，躺倒在山谷里面，就好像它从未站立起来过，轻得就像羽毛一样，像一个战士收拢起他绿色的战袍。仿佛它已经站得厌倦了，以无声的快乐去拥抱大地，让自己的一切回归尘埃。然而听吧！在此之前你只是看到了，还没有听到任何响声。现在传来了撞击在岩石上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向世人宣示即便是一棵树，在死去的时候也会发出呻吟。它急于要拥抱大地，将自己的全部融入尘埃。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无论用眼睛看还是用耳朵听，这种平静都永远地持续下去。（1851年12月30日）

晚生梭罗七十年、却同样热爱大自然的美国林务官阿尔多·李奥帕德（AldoLeopald，1887-1943）也曾深情地写到过松树。在《沙郡年记》中，他特别将关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的文字命名为“雪地上的松树”。相比李奥帕德，梭罗这里的文字，更具某种悲壮感，以至在伤感和哀悼中令人产生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它的德性意味明显地加重了。当然，他们之间更多相似：对大自然强烈的爱、对森林和生活其间的动物如数家珍般的熟稔、对土地和人类未来的关切……

一直觉得，李奥帕德是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一个“侦探”，善于从自然的蛛丝马迹中发现“破案”的痕迹。阅读梭罗，不难发觉，李奥帕德很可能是梭罗从梭罗那里学来的。比如梭罗说：

有一次，我在瓦尔登湖旁边一个密林里找到一颗玉米粒，它被藏在一颗松树所生的地衣的后面。这棵树和我的头一般高，不是乌鸦藏的就是松鼠藏的。这里离开玉米地至少有一英里远。（1850年11月19日）

李奥帕德则更进一步——仿佛梭罗的一个更为专业的好学生，在《沙郡年纪》里这样写道：

有时，我们很难诠释树与树之间的闲谈。某年仲冬，我发现一根松鸡栖木下的粪便中，有些无法辨认的半消化了的结构，它们看起来像半英寸长左右的小型玉米穗轴。我检查我想到的每种当地松鸡食物的样品，却找不出任何关于玉米穗轴由来的线索。最后，我切开一棵北美短叶松的顶芽，在核心里找到了答案。松鸡吃下了芽，消化了树脂，在它的沙囊中磨掉鳞包，留下穗轴，这穗轴事实上就是即将出现的“蜡烛”。

如果不是前者的文字中出现了瓦尔登湖这样标志性的地名，我们几乎会以为它出自李奥帕德的笔下。反过来说，读李奥帕德的文字，我们有时也会以为它是梭罗的手笔。虽然前者的文字显得更诗意、更放松，后者的文字（尤其日记）显得更紧致，更少修饰。这种差别似乎也与他们社会职分的差异相合：李奥帕德是林务官，梭罗是一个“不服从的公民”。这种社会性的差异背后，则是心性的差别。李奥帕德的社会性更强一些，因而显得更合群，他的文字大都写得从容、潇洒，即便那些观点尖锐的文字，读起来也不难感到他作为一个绅士的友善与谦和（虽然有时不免因为担忧而着急）；梭罗则不同，他的独孑的天才心性，使得他的观察和感受都更直接、更冲，虽然在描述中也显得冷静和耐心，但是潇洒的风度是要少一些的，飘逸就更谈不上。他的文字更为紧致，甚至有时会显得鲁莽。不过，这并非梭罗的缺点。相反，正是他的优点。甚至是以他为代表的美国的人的优点。不同于那些在礼仪上更为擅长、因而显得更为优雅的欧洲人，这些初看之下觉得甚至有些粗野的美国人，具有与自然相通、因而更能本然地依靠生命的直觉和热力，抵达事物本质的直接性。

梭罗的观察和描述似乎也提醒我们，应当如何谈论自然。是观察，而不是泛泛地谈。不仅因为泛泛而谈在文学上是无力的，也因为它在道義上是有缺陷的。梭罗曾写到傍晚的查尔斯河，“那清澈、宁静的水令人联想到永恒的安宁和美丽，在水流经之处，那平静得像湖面一般的洁净水流，与咸水是如此不同，深深地打动了我”，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这让我想到了华兹华斯在提到某些自然景观或场面给他‘带来欢乐时苍白无力的说法”。在别处，梭罗还提到“华兹华斯才力微弱，不像毋庸置疑的和不屈不挠的天才那么伟大和令人钦佩”。（1847年，日期不详）到底怎样才力微弱？日记中没有多作说明，但是他上面关于自然的苍白无力的说法，应该也算理由其一吧。

三

从以上所引的梭罗日记，我们固然可以一睹梭罗惊人的观察和描述能力。然而，梭罗的文字只是由于令人吃惊的观察和描写能力而来的吗？阅读他日记中的这些描写，我们感觉不到他的巨大的激情？因爱而产生的近乎本能的激情？

是的，他的这份激情是很明显，也很容易打动人的。我们似乎能够感到，当梭罗面对自然的时候，他的感官是全然打开的，他的身心也是全然敞开的，诗情奔涌，灵感层出不穷。这样一个人，在面对自然时，仿佛换了一个人，一个回到自己天地的人。的确，他属于自然。在自然中，他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正如海子在诗中所写：“梭罗这人有脑子/像鱼有水、鸟有翅/云彩有天空”（《梭罗这人有脑子》）。梭罗自己则说得更为透彻：“这里（指梭罗生活的康州户外——引者）的空气充满了活力，吸进这样的空气何愁产生不了不同凡响的结果？”（1852年3月15日）

按照通常的理解，高度的激情与冷静和耐心似乎是不相容的。然而，我们在梭罗这里看到的则相反。他的文字既具有激情，又充满内在沉着的力量，描写详尽而细致，笔触却冷静而耐心，有时几乎到了繁复的程度。如此文字，如果不是有巨大的内在激情作为推动，又如何可能？

于是，问题就在于，强烈的激情与耐心冷静的叙述怎样才能谐和地相处？在日记中，梭罗自我反思式地说：“我经常感觉当需要我的头脑沉浸其中时，它却过于冷静地置身事外。”一边深深沉浸其中，一边又“冷静地置身事外”，也许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成就了他的高度精神化的写作。如何理解这种看起来有些悖论的状态呢？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梭罗有点像是猜测、又有点像是论断地说：“心灵的成熟仍然可能会与某种冷漠并存。”（1851年9月2日）这句看似费解的话，实在蕴藏着梭罗创作的秘密。更广泛地说，真正的创作，其实都需要头脑沉浸其中，又能“冷静地置身事外”——也即需要既投入又能自我控制的能力。所谓“心灵的成熟”“可能与某种冷漠并存”，说的正是这种控制力。只有既沉静其中，又仿佛“置身事外”地“冷漠”，才可能收放自如，有效地控制写作。这看似悖论的创作奥妙，也为20世纪的戏剧大师如布莱希特所洞悉。

回到文学中来，同样是激情，惠特曼式流露在外的激情是一种，普鲁斯特式地深掩在虚构人物和几乎事无巨细的意识流中的激情又是一种。即使一般读者印象中更倾向于惠特曼的金斯堡，其激情也不是完全直接的流露的。或许有人以为著名的长诗《嚎叫》应该是“嚎叫”着朗诵出来，让情绪得到完全的宣泄。事实却相反。我们听金斯堡自己朗诵《嚎叫》，恐怕会感到意外和不解：他的声音从头到尾如呓语般低抑，虽然越到后来越显得迷醉、含混，仿佛有些喘不过气，始终不变的却是有所控制的低沉，而不是撕心裂肺地喊叫。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激情，才是深谙激情表达之道的创造。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做学生时阅读康德时的疑惑。读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时时能感到他思想的透辟、灵感的迸发，进而感到他笔底深涌的激情。只是这样的激情隐藏在严密而宏伟的哲学建筑后面。他几乎从不自己跳出来直接表达自己的激情和情绪。偶有流露，也极其含蓄和克制。这让年轻的我一度感到困惑：康德写“三大批判”时怀着激情吗？如果没有激情和内在的冲动，他何以能完成如此巨著？更不用说，在阅读中，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其字里行间汹涌而来的激情。可是，说他写作时怀着激情吧，其著作的思维那么缜密，结构那么谨严，文字那么克制，情感那么庄重，让人读来不由得肃然起敬……到底怎么回事？由此我知道，这世上另有一种激情，一种更为深沉的激情，它与深沉、冷静和严密的思想伴随，谐和为一。

四

阅读梭罗，除了惊叹他对大自然细致到精微的观察之外，我们或许会有另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他对自然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敏感。仿佛自然是一架乐器，而他是空前的善听者。或者，仿佛他有一架上好乐器，来自自然的任何轻微的响动，哪怕一阵微风，抑或一丝变化，都能使他的琴弦为之震动，发出回应的乐音。

不信请看一只苹果的芳香带给他的情动与感悟：“今晚我带了一只苹果放在口袋里，直到现在我拿出手绢来，都带着一股令人愉快的芳香，真像是某个善意的精灵为取悦我而耍的友好把戏。这是香味扑鼻的果园的气息，纯真无邪的、果实丰硕的香味。我感觉到女神波莫那的存在，诸神确实已打算让人吃得像他们自己那么丰盛，享受神酒和神所享用的食物。他们为这种果实精心着色，让它充满芳香，使它的意义超过了仅仅满足某个动物的胃口。葡萄、桃子、浆果、坚果等等上了诸神的主桌，同样也提供给坐在旁边餐桌上的人们。在吃这份引起感悟的食物之时，自己的胃口显得微不足道了，吃东西变成了领圣餐，成为一种交流的方式、一种忘我的修行、一种血液的融合、一次在人间圣餐桌上的就座；因此它不仅解除了春日的干渴，还为天地万物祝福。”（1845年，日期不详）

正如苹果的香味会给他感悟，蟋蟀的叫声也会给他以启示：“我不会去踩一只蟋蟀，它唱的歌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那时如此的悦耳动听！让我的感觉保持纯粹吧！”（1851年8月17日，79页）更不用说口渴时喝一口清澈的河水，给他的生命觉悟：“我渴的时候解渴的小河超出了我的期望。我得到了满足，还激起了我期待口渴的时刻到来的热望。……我不是白白喝了溪水。……我已吞下了某个有价值的东西。随后的日子与我弯腰喝水之前很不相同。啊，我喝那一口时就会知道！我不是白白在那里喝水。我喝下了一枚箭头。它从泉水的总源头顺流而来。”（1851年8月17日）

如此高度敏感和激动的觉知状态，对于多数人，是偶然有之。对于梭罗，则是常态。这也正是他的特异之处。我们能说，这是一个人故作姿态、无病呻吟的结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只能说，它源于一個真正热爱大自然，被大自然的内在律动实实在在唤起的、一个人的生命之钟的“共鸣”。更进一步说，梭罗仿佛天生地具有对自然的敏感。大自然唤起他的激情、创造，乃至他整个人的精神与思索，唤起他作为一个人的自省与觉悟，仿佛他是上天派来的人类的触角。

的确，他天然的倾向也正在此。正如与梭罗同时代的波德莱尔（1821-1867）天然地属于19世纪欧洲的城市，梭罗也天然地属于19世纪美洲的自然。他的精神伸展在自然的天空下。也正因此，梭罗才说：“大自然似乎不太自私和吝啬，而是像一个现成的大面包任人取用”（1851年8月26日）；说自己并非一贫如洗，因为他“能闻到成熟的苹果味；这里的小河都很深；秋天的花儿……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使我对大地产生了爱恋，并使我产生自信和欢喜；鸽子翅膀的颤抖让我想到它们割裂的空气具有韧性的纤维。……我不够纯洁、微不足道，可这世界却为了让我高兴而镀了金，还为我准备了假期，我走的路径上铺撒着花朵。但我不能感谢施与者上帝；我甚至都不能低声感谢我的那些友人。”（1851年8月17日）他深深地被自然感动，以至于他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大自然是多么丰富和慷慨！”（1851年8月31日）

这样一个与自然为伍的人，除了以直抒胸臆的感叹赞美自然外，借比方和论述来称许自然，也就再自然不过。

“自然界的东西都堪称经典，它们与艺术品类似。我房子周围的漆树、松树和山核桃让我联想到最优美的雕塑。它们的顶部、单根的树枝或单片叶子，有时候似乎已长成了某种独特的符号，仿佛那时需要我去阐释的一个象征。诗歌、绘画和雕塑既保留独立性，又将自身与叶子、葡萄树、橡实、松果等这些自然艺术的完美标本相联系。评论家面对一篇真正的诗歌，犹如面对一颗橡实或一片葡萄叶，尽管遂心如意却哑口无言。完美的艺术作品又扎根于自然的内心，其材料出自那里，只能发现其非自然性的评论是不称职的。……我们想从其茎秆上采摘的智慧只不过是唯一的供我们产生联想的点。每一种自然的形态——棕榈叶、橡实、像树叶、漆树和菟丝子——都是无法阐释的至理名言。”（1845年8月）

这番话几乎可以直接拿来为康德的论述做注脚。在《判断力批判》的“美的艺术”一节（第44节）中，康德说，真正的艺术品要让人感到仿佛不是艺术品而是自然物。这也就是艺术的“无功利性”，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所不同者，在于梭罗将康德的论述主体——艺术，颠倒为自然，即自然看起来仿佛真正的艺术品一般优美，令人只能赞叹大自然的瑰奇。这是他的思维，他的立场，乃至他的观念。这样一个热爱和赞叹自然的人，想要他写不好自然，也不可能。

本质上说，这是对自身的心性倾向深刻认知和自觉的结果。深知热爱自然对于写好自然的重要性，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深知写作要忠于自己的内心。正如他在日记中提醒的，“除非怀着热忱去写，否则我们写不出优秀和真实的东西。身体，也就是知觉，必须与心灵协作。表达是整个人的行为，我们的言辞也许与血脉相连。没有心和肝以及身体每个成员的作用，才智在表达思想时苍白无力。一个作家，也就是写东西的人，他是自然万物的笔录者，他是玉米、青草和挥着笔的大气。基本要求是我们热爱所做的事情，用心去做。”（1851年9月2日）如果说这是悟性上的自觉，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写作德行上更为峻崛的自我选择：“利用每一次机会，就当是你最后的机会，用笔来表达你自己。”（1851年12月17日）有如此颖悟和决绝的态度，能写得不好？

至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梭罗显得离群索居。因为相比与人的交往，他从大自然中得到的快乐与收获，要多得多。与人相比，冬天的松树林才是令他难忘的朋友：“松树林竟然就像朋友那样实实在在和难以忘怀。与从最亲近的朋友那里回来相比，我更相信从松树林出来会带来快乐。”他甚至更为尖锐地说，“与极平庸和心思鄙俗的人以及显而易见是浅薄的事情打交道，我觉得有些像是在自杀”（1851年9月20日）；也更为坦诚地说，“我的熟人们有时候搞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离群索居甘处贫乏，但要是我与他们交往的话，那我感受到的贫乏就会大得多了”。（1851年12月17日）要说上述文字有例外，或许与爱默生、卡莱尔，以及梭罗早亡的哥哥约翰等少数几个人的交往算是例外。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自然的敏感和对人事的厌弃，并没有因为敏感而神经衰弱到病态的程度。相反，由于长期生活在大自然之中，梭罗敏感而又强壮。如他所说，“如果你愿意放下手中的事情，经常和自然亲密接触，无畏风吹日晒，那么你一定会拥有独特的品行。这可以使我们原本敏感脆弱的性格变得强壮”。按照爱默生的描述，梭罗天生拥有“一个最合适最有用的身体。他身材不高，很坚实，浅色的皮肤，健壮的严肃的蓝眼睛，庄重的态度……他的五官敏锐，体格结实，能够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是强壮而敏捷的。”总之，他的身体与精神配合得非常好。爱默生还提醒，梭罗的行动与他的文章之间的关系：“他走的路越长，所写的作品也就越长，如果把他关在家里，他就完全不写了”。

爱自然，是一种禀赋，一种上天的赠予，一种近乎神迹的独特的生命倾向。这种天然的生命倾向使梭罗敏感于自然的一点一滴，和哪怕最细微的变化。在大自然中的生命磨炼，不仅没有使他因敏感而病弱，相反，使他更加强健有力，敏于行动，坚定而富于决断。不要忘记，梭罗在户外是要劳作的。所不同者，因为他的所需极少（他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所需极少”），劳作对于他，大多时候就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最自然不过的活动、甚至对他是最愉快不过的事情。一如他所说，“在劳作中填充时光，让时间变得隽永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与简单的生活相应的适度劳作，使劳作本身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反对者和异化的对象，而是相反，能够使人从中感到自己的尊严和人性，也更尊重自己的本性。尽可能地走向大自然，也因此成为梭罗尊重自己本性的结果。他说，“我从心底认为，如果哪一天我没有用四个小时的时间（一般都会超过四个小时）去体验翻山越岭、亲近自然、在林间溪边穿行，那么我的身心都会生病”；并且自言，在夕阳西下的傍晚，他一般都会选择外出漫步，“我从不尝试着控制自己的内心，也不去想自己何去何从。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无论如何，不管我如何控制自己的意识，我的脚步最终会落在东南方向某个林子外，或者某片荒凉的草原，甚至于是一片荒弃的牧场。”走向荒野，是梭罗的又一个选择。“一边的道路通向城市，一边通向荒野，我愿意一直毫不犹豫地奔向美丽的荒野”。荒野意味着无限的生机和自由，意味着多样性的生命和生存方式。这些，对于梭罗几乎是生命攸关的。某种意义上说，是自然和荒野开启了梭罗，成就了梭罗。而梭罗自觉并遵从自己天性的指引，不仅使他的生命获得更大的自由，也在创造中赢得了再生，甚至永生。

五

深爱自然的梭罗，在置身于自然当中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自由和愉快。他的心灵似乎天然地能够与自然产生共振和交流，仿佛自然对他具有神启般的作用。这种如有神助的思想火花和灵感显现由自然而来，并通过自然启示给他，构成了《梭罗日记》中最引人瞩目的告白：

我的脉搏一定与大自然同步跳动。白天都在辛苦工作，没有一点思想，头脑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只有在工作之后的寧静的夜晚，我才恢复了知觉，使我听到了蟋蟀的鸣叫，而事实上它们整天都在鸣叫。到了我的美好时光，我感到一种沉静、明确无误的智慧（部分是我配不上的）的注入……

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吧！那里是宁静的湖，没有一丝风吹过；那里是一条宁静的水渠，停止了流动。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前所未有地得到净化，正常地平静下来……由于对某种绝对公正法则的无意识遵从，致使我们变得就像最纯的水晶一般的宁静的湖，无须做什么我们的深度就显露出来了。世间万物在我们身边经过，倒映在我们的深水中。多么清澈啊！这种清澈需以纯洁的方式、通过简朴的生活和动机的纯真才能获得！我们欢乐地活着。我在没有人听到过的美妙音乐中醒来。我该感谢谁呢？得感谢智慧的博大精深！美德的博大精深！这里面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吗？我感到造物主在祝福我。对于头脑健全的人，世界就是一架乐器。触动它便得到了极大的愉悦。（1851年6月22日）

阅读这些文字，如同领受一阵从原野上吹来的轻风。它那挟着自然气息、又充满哲思的气质，令人无限神往。梭罗是将自己当作思想家来看的。只是与其他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不同，梭罗的思想辞典中，几乎没有概念，而是到处都充满着自然的事物与形象。仿佛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只有透过密密层层的细叶，我们才偶尔看见它的枝干。更多时候，即使看到树干，也是连着枝带着叶的。也就是说，梭罗的思，往往是不离自然的。他很少做单纯的抽象思考，他的思想之树的伸展，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于自然的感染、启发，并通过自然的形象、变化和节律来宕开的。自然引领梭罗在轻盈和缓慢中倾听大自然更细微的响动，思考更普遍的问题，也启发他思考生命的共性：

从山顶上看到的远处景色是真正的图画，当你走到近处去的时候，将会发现这些图画并不真的存在。“距离产生视觉美。”这是暴露无遗的景色，没有四周浓浓的气氛将它遮掩得暗淡无光。从林肯山往南看真是眼界开阔，远处的河段就像海洋的水流绕着荷马的隐居地流动，细小的波浪反射着阳光，与在近前看完全不一样。天空隔在了我和观察的对象之间。我实在不能再称它“康科德河”了。它就这样回复了河流的共性。这样的河流绝对可以在荷马的隐居地占据位置。（1851年5月1日）

生命中的取与舍、轻与重：

两天前那个夜晚，我在费尔黑文注意到水在月光下是那么不同凡响，像那条河和费尔黑文湖，虽然离得很远，仍能看到它们像春季里那样带着闪烁的光彩反射着月光。水就像大地上的天国一般以一种内在的光亮闪耀着。水是多么深沉、安详和庄严！当贵重的宝物如此普遍时，真奇怪人们要区分金子和钻石。我看见一条月光下的河流，寂静无声，却像白天那样仍在流向海洋，它所反射的月光仿佛熔化了的银子。它在远处环绕着大地。在夜晚它看起来是多么的远，甚至从一座小山上看，河谷也有好几英里深！天堂与美妙的乡村同样遥远！在夜里有某种荣耀伴随着河水。借助于水，天地万物得以连接，在你下面的空间里难以区分。（1851年6月13日）

甚至，去探索更为隐秘的人“命运”：

没有什么比在傍晚时分寻访一条高贵的河流能给人更深刻的印象，也许这条河你还从未探索过。看着它平静的水面倒映着树林和天空，让人无法觉察地流向海洋。看着它就像看着一个湖，虽然你知道这是一条河，让看着它的人产生马上去探索它和他们自己的命运的念头。（1851年7月9日）

更多时候，自然通过他的身-体，打开他的感受，进而启动他的心智，使他不仅收获一种充满快意的思，还获得关于生活和人性的启示：

这一两天相当凉爽，甚至当你早晨穿着薄外套坐在房屋的西边打开的窗子旁，也感觉很凉爽，你自然会在那时候盼着来点阳光。凉意总能使你集中心思。由于没有一扇能照进阳光的窗户，我便在15日的早晨走向外面，穿着薄外套躺在阳光照着的地上，尽管在那里也很有些凉意。我觉得这种凉意对我有益。只要这使我多一些沉思默想就行！为什么要把沉思默想与忧愁相提并论呢？有一种丰产的忧愁，我不仅不想逃避，还孜孜以求。它确实让我感到快乐。它从浅薄中拯救我。我的生命与更深的水流一起流动，不再是浸泡在浅浅的、被夏天的高温烘烤而萎缩的哗哗流淌的小溪里。这种凉意使得露珠凝结、空气清新。宁静似乎加深了，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每一种声响似乎都来自自然的更伟大的沉思，仿佛自然获得了某种性格和意志。蟋蟀、潺潺的溪流、林中匆匆吹过的风，都冷静却又振奋人心地对我述说宇宙稳步的进展。林间的风声，使我的心兴奋地狂跳，昨天还在过散漫而肤浅的生活的我，通过倾听忽然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和灵性。看见一只金翅雀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嘁嘁喳喳叫个不停，使我联想到不久羊群将以咩咩声预告一个富有思想的季节的到来。啊！假如我能这样生活，我的一生就不会有散漫的时刻！假如我能这样生活，在浅薄的季节里，当小果子成熟时，我的果实也会成熟起来！假如我能这样生活，我就总能保持与自然相对应的情绪！假如我能这样生活，那么在每个季节，当自然的某个部分特别茂盛时，我那相应的某个部分也肯定会茂盛起来！啊，我会带着固有的虔诚走、坐和睡！假如我能大声祈祷或喃喃自语，我就会沿着小溪边走边像鸟儿一样欢乐地祈祷！我可以因快乐而拥抱大地；我将为埋葬在其中而兴高采烈。接着便想到那些我所爱的人，虽然我没有说出来，他们却会知道我对他们的爱！（1851年8月17日）

在此，自然不仅启发给他以思想，还赋予他的生命以尊严，昭示他应当怎样活着。更多时候，通过在自然中生活，梭罗获得的不只是启示，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提醒：“在某个时候过一回原始的荒野生活很有益，借此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生活必需品，以及社会以何种方式进行供给”（1845年，无日期）。自然在梭罗的生命中楔入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在言说几乎任何一个事物的时候，他都会不自觉地拿自然来打比方。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自然虽然外在于他，却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自然来沉思，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本能。

很多时候，梭罗都会以自然为基本的坐标，来看待世间的事物。而自然，也就成了他思考问题时下意识的参照，成为他打比方时下意识的首选：“快乐的波浪淹没我们，犹如阳光漫过田地”（1840年8月7日）；“人的生命的消亡只是大自然的表面现象，它的绿叶却伸向了永生”（1843年9月29日）；“有時候我们前所未有地得到净化，正常地平静下来，……由于对某种绝对公正法则的无意识遵从，致使我们变得就像最纯净的水晶一般的宁静的湖，无须做什么我们都深度就显露出来了。世间万物在我们身边经过，倒映在我们的深水中。多么清澈啊！”（1851年6月22日）“我希望潜入思想的深河里面，投身其中。这条河流穿越远离城市的偏远、富饶的草地曲折地流淌。我希望再做一次与我内心深处最神圣的天性相适应的事情，像鳟鱼躲在青青河岸下一般潜伏在水晶般的思想里，在那里迷路的人们只能看见我的气泡冒出水面。……我希望我的生活在其体面的水道里与合适的水流一起流动，显得悠闲宁静。……那会给我带来比金钱更好的东西。”（1851年12月12日）……

生命、思想、自我纯净……本来与自然毫不相关。可是在梭罗的叙述和沉思中，自然几乎以血溶于水（而不是油浮于水）、水挥发于空气、空气四散于我们生活的空间而不为我们所察觉的方式，渗入其中，熨帖、自然，毫无牵强、刻意之感。这样一个人，才真正配得上他所说的话：“我的生命分享了大自然的无限。”（1852年3月15日）

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然对梭罗有莫大的激发作用。她唤起他的精神，拨动他的神经，激发他的创造。后者则以他不可思议的耐心和强力来观察、感受、思想、写作，积极地、创造性地回应她。的确，这是创造性的。也就是说，这绝不意味着梭罗只是自然的单纯的追随者和膜拜者。换言之，观察自然当然重要——对于梭罗这样深爱自然的人，更是如此。不过，比之更重要——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对自身情绪与精神的自觉。梭罗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广义上的）创作者的创造力，也了解一个创作者内在的生发力量对于创造本身的重要。用梭罗自己的话来说，他非常清楚“智力和精神上的优点”。

智力上和精神上的优点表现在：通过肉眼摄取广阔的景色，而不是倾其全力去谋求占有，也许优点还在于：在研究处于风景中的特定植物和动物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风景总的特性。一个人走到外面，他所见到的天空可能还不如他在小屋里走动时见得多。诗人和崇拜自然的人肩并肩地走，前者的天地更加自由。即使你是身处户外，要是外面的门打开了，内心的门却关闭着，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有时候你必须完全自由地走路，既不东张西望也不胡乱打听，也不刻意要去察看。把整个一天都用来进行一次自我的扩张，都用来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气息。（1851年7月10日）

悉心揣摩一下他上面的话，尤其“诗人和崇拜自然的人肩并肩地走，前者的天地更加自由”，“外面的门打开了，内心的门却关闭着，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实在大有深意。想到之前，梭罗对走向自然的热切渴求，再看这里的叙述，或许会让人有些意外，甚至感到困惑。细想一下，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如果只强调走向户外，而没有觉悟到“智力和精神的优点”，以及“内心”的重要，那么，梭罗也就不成其为梭罗，更不会是一个超验主义者。实际上，梭罗这里的话，对于所有创作者，都是极其重要的。注重自己的内心和内心的创生力量，原是艺术创造的基础。只有以它来统摄自然和现实，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这个算不上是秘密的创作之秘，也就是他所说的“心灵的气象学旅程”（1851年8月19日）。

在日记中，梭罗一再强调，“诗人必须不断观测自己内心的情绪，就像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我们以这种方式成年累月可以虔诚地期待什么呢？最卑贱的观察者也会看到某次星体的爆发。不怀私心的人忠实地描述萦绕心头七十年的思想，就如同一个人报告一个特定的地方经过的车辆的数量和特征。就像旅行者走遍世界，报告自然的事物和现象，待在家中的另一个人可以同样忠实地报告他个人生活的现象——像给星星归类那样分析那些思想，人们计算彗星的运行轨道，而对思想的运行轨道却难得做到这样。”梭罗注重对外在自然的观察，不容忽视的是，他同样注重对“思想的运行轨道”的观察。只消想一想，在他的日记和其他作品中比比皆是的充满自省和沉思意味的语句，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说，“那些思想是进入我的心还是进入你的，这并不要紧，就像不用管流星是落入我的田還是你的田，只要来自上天就好。（我并不在意去表达自然女神已经表达的真理。我得到的真理是它们推荐给我的，不是那种只是某种体制投票接受的东西。）”（1851年8月19日）这是博大的胸怀，也是天才的胸怀。只有深谙艺术创造的天才，才深深懂得伟大的思想和创造是“通过”他而不“来自”他，才深深懂得那个更深的来源是造物主，是造化。

早在1839年，他22岁的时候，梭罗就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作为（广义的）诗人的写作者在自然中的角色：“他必须不局限于自然——甚至是超越自然的。并非是自然通过他说话，而是自然与他同在。他的声音不是发自自然当中，而是靠她呼吸，用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他从自然中捕捉到某个真相，然后就在心灵里加以诗化。他不用说出那是具体的何时何地。他的思想是一个世界，自然的则是另一个。他是另一个自然——自然的兄弟。他和自然彼此友善地各行其职，都在宣示另一方的真理。”（1839年3月3日）

这段来自青年梭罗的极富洞察的话，甚至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先知色彩。我们几乎可以将它看作是梭罗对自己的预言和未来创作道路的提前宣告。同时，它也为我们理解梭罗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切入点：“自然的兄弟”、“与自然同在”（而非自然的传声筒或代言人）。它们内在地呼应着爱默生所说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诗人是另一个自然。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诗人的生命才“分享了大自然的无限”，才和大自然一样具有无限的性质。

七

阅读梭罗，我们不时会看到他以激切之辞所表达的深刻洞见。比如他说，“一个无知的人不仅仅是有益的，甚至还是美好的，那些被人们称道的知识不仅丑陋得可怕，并且还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危害。”（《远行·漫步》）仔细琢磨他的话，不难体会其中的深刻。又比如他这样来谈论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知识像森林一样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却覆盖着绿苔和地衣，在多数情况下难登大雅之堂，白白浪费掉了；科学家的只是就像堆放在露天场地上的原木，虽到处长出幼芽，却容易干枯和腐烂。”（1851年1月7日）梭罗这么说，并非因为他有反智的倾向。要准确地理解他类似的这些话，首先要求我们认真对待这些话，然后，仔细留意他说的话的重点之所在。比如上面，他强调的重点是，人应当注重自己的本然倾向，注重自己的直觉。一如他所说，“人的无知有时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美好的，而人的知识与丑陋比起来却常常显得更坏和更没有用处。一涉及重大的事情，谁的知识能与无知无识的直觉相等同？再说有什么知识比这种直觉更令人舒畅、令人振奋呢？”（1851年2月9日）无知——没有知识障碍的自然生命，可能更直接，更能透辟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这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只是现代人离开自然、借助技术太多了，以至于忘记了这一点。

如果说上面的话让人感到醒豁，那么下面的话则不仅令人感到如醍醐灌顶，而且真实、锋利得令人几乎不敢直视：

最近人们一窝蜂都往加利福尼亚跑以及人们与之相关的人生态度，我觉得是反映了人类最恬不知耻的方面。这么多人都准备靠淘金碰运气来谋生，而不向社会奉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也被称作“创业”，那么魔鬼不过是比他们多一点“进取心”而已！……哪怕仅举手之劳就能支配全世界的财富，我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去加利福尼亚吧，那里离地狱要近上三千英里。我宁愿舍弃生命也不愿靠碰运气生活。（1852年2月1日）

按照如今的观念和现实（想想今天的炒房、玩股票），淘金几乎也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活选择。然而对于重视心灵生活的人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确是反映了人的最缺乏人性、甚至最不堪的一面。如梭罗所说，“大多数人是社会的人。他们生活在表面，对一时的和易逝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就像洪水里漂漂浮的木头。他们一直打听和关心的只有新闻，那是永恒的大海之上的泡沫和浮渣。……财富和他人的称赞对他们来说就是成功。……他们对真理一无所知，而是靠模糊不清和短暂易逝的本能生活。……社会、人们，这一切都不足以引起我的兴趣，没有一样能对我产生诱惑。……人们的事务太狭隘了，都容不得远景和距离的存在。只有浅浅的前景，没有伸展出去的远景。”这是极为可悲的，却也是我们最为常见的情形。也因此，梭罗的批评和提醒，就显得更为可贵和发人深省。素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一般人感兴趣的东西难以引起他的兴趣，也无从诱惑他。“他们的追求和趣味对我来说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当我个性毕露、看问题最透彻时，眼睛里简直就没有人们的地位了……”（1852年4月24日）

对于人应该怎样生活，梭罗不仅发出了令人不安的批評之声，更以自己的践行，证明他的所言非虚。这个具有浓厚斯巴达气质的人，他的上述之言与《瓦尔登湖》中的思想可说是一脉相承。在后者当中，他曾坦言，“想要深深地生活，吸取生活的全部精髓，过坚强的、斯巴达式的生活，除去一切不是生活的东西，刈出大片地带，仔细修整，把生活逼入困境，将到最低的地位，如果证明生活是平庸的，那么就把它全部的、真正的平庸之处认识清楚，公之于众；而如果生活是崇高的，那就去亲身体会它，然后在我的下一次旅行时给以真切的记录。”梭罗提醒人们，“一个人放得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是富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当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梭罗的反社会倾向，并以梭罗的言行不一来责难梭罗时，不免会让人想起一些人对卢梭的责难。这些责难不仅从整体上无从驳倒梭罗（正如它们也无从驳倒卢梭），也似乎显示了哈罗德本人过于“自由主义”地尊重各人的生活选择，而缺乏“本质主义”方面的同感，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与哈罗德同岁的另一位布鲁姆——学古典政治哲学出身的阿兰·布鲁姆（1930-1995）就不会如此。

梭罗在日记中曾提到过这样一个想法，“我想看看旧时店铺商人采购些什么，便查阅了商人们的老账簿。他们采购的是最粗糙的杂货。盐也许是这类单子上最重要的项目，是店铺里出售的最平常的东西……你可以认识到商店或铺子为何存在，不是为了供应茶和咖啡，而是为了供应盐之类的东西。”他提醒我们，问题的关键就正在于此。抓住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比如盐，才是最重要的。决绝如梭罗，甚至认为哪怕盐“都不能严格地被称为人类生活必需品之一”，因为许多部落并不使用盐。看到这里，我们或许得说，极简主义其在美国的源头，至少要推至梭罗了。他继承古代的智慧（年轻时的梭罗，是非常喜欢读古典哲学与文学作品的），删繁就简，活出了生命最本真的样态。他的生活本身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借用一本关于卢梭的著作的书名——“榜样人生”。

1851年7月19日，也就是梭罗34岁生日之后整一周的那天，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我都34岁了，但我的生命几乎完全没有伸展开。生命的长度连让人取得一项成功都不够。在下一个三十四年间，奇迹也不太可能发生。”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伤感。可是随后，他话头一转，仿佛是在自我鼓励，又仿佛是在说自己的觉悟：“要我像一棵苹果树似的很快成熟就那么重要吗？就像一棵橡树成熟得那么快？我本质的生命（它部分是超自然的）就不可以为了哪里的完满而舍弃这里仓促而不足道的完整？假如我的曲线很大，为什么要把它弯成一个小圆圈呢？”就像他曾惊喜地发现并被其深深感动的——“树木开始时长得越慢，树的核心部分就越是坚实”（1859年11月5日），此后十四年的生命历程同样证明，梭罗有足够的耐心，一个天才的沉着的耐心，成长得缓慢而坚实。

天才往往能洞见到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也最能抓住一些本质的东西展开自己的生活。这就使他看起来显得有些太过理想化。对于梭罗来说，有无理想、以及有什么样的理想，是区分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他说，“比较人的方式就是比较他们各自的理想。……从理想高度看待一个人，你的见解顿时变得确定无误。”（1847年，日期不详）有理想的人必然会怀抱着理想生活，也必然会显示出不一样的人生光芒。过了不惑之年以后，回顾以往的生活，梭罗坦言，“我的整个一生，即我活着的时间，虽然醒着，却一直怀着梦想。”（1859年8月27日）在同一年里，他记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听到人们取笑一个人，因为他两次去欧洲寻找理想的妻子。虽说这个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他却认为理想的妻子就在那里。可大多数待在美国的人则更糟糕，他们确实与他们认为适合当妻子的人结了婚，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却已经太晚了……取笑这样的人未免太残忍了。”（1859年10月14日）取笑这样的人之所以残忍，当然是因为取笑别人本身是一件残忍的事，更因为取笑别人的理想（或说梦想）是残忍的。梭罗的潜台词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哪怕他的梦想不那么切合实际，也应当受到尊重。因为他没有全然地陷入现实的泥淖。晚年的梭罗，曾在日记里说得更为极致，“我的理想是唯一的现实。”（1858年11月3日）这话听起来，让梭罗更像是康德、席勒的同时代人，也即一个近代的欧洲人（虽然梭罗不喜欢欧洲人，特别是欧洲式的文明礼节），而不是一个现代的美国人。熟悉近代欧洲思想的人当然知道，理想的逻辑是：我愿，我要，我能。这也正是梭罗的逻辑，他不仅在思想上认同这一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它。晚梭罗二十多年出生的尼采曾号召，真正的强者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在尼采之前，梭罗就是一个坚定的践行者。

责任编辑：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