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宝 国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活动考略

孙 宝 国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以阿玛纳信件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国际信息传播活动，是有确凿和丰富的文字文献可考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国际信息传播活动实例。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信息传播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促进了信息传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它不仅加速了东地中海世界连成一体的进程，更成为人类传播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

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在自然所赋予的传播能力的基础上，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变革传播媒介，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不断延展和完善的历史。世界从来就不是彼此隔离和孤立的，各民族、种族、国家间信息传播须臾也没有停止过。而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以阿玛纳信件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则是有确凿和丰富的文字文献可考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国家和地区之间信息传播活动实例。本文试从历史背景、传播介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等五个方面，对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信息传播活动略作考察。

一、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的历史背景

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被北面的欧洲大陆、南面的非洲大陆和东面的亚洲大陆所环绕。地中海以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岛和突尼斯之间的突尼斯海峡为界，分东西两部分。“地中海的地理意义在于它将欧洲和非洲分隔开来，但地中海的文化意义却与其地理意义大为不同，因为它将沿海各地连接起来了，而不是隔离开来。”[1]169从地理上来看，地中海的历史比大西洋还要古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同样，从文明史来看，地中海沿岸，特别是东地中海沿岸，亦是世界古代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世界文化的漩涡”：“地中海处在欧亚非三块大陆中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各种文化又在这里分流。”[2]38自古以来，地中海周边的各个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都因地中海而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地中海也因这种交往日益形成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也即史学界通常所说的“地中海世界”。其中，本文所探讨的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包括当时的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从地理上讲，两河流域不在地中海沿岸，但由于该区域内陆续兴起的米坦尼、巴比伦和亚述等国家频繁地参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事务，从而在地缘政治上被划归东地中海世界[3]4。

阿玛纳，现代考古遗址名，位于今埃及中部，古代埃及语名为埃赫塔吞，是古代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的都城所在地。1887年，一位当地农妇首先发现了一批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泥板信件。此后，在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区又陆续有所发现。截止1979年，已有350块泥板书信出土，按照最早发现地命名法，学界将其统称为阿玛纳信件。1891至1892年间，法国考古学家皮特里(F.Petrie)又发掘出22块泥板残片。1903年，以M.察斯纳尔为首的法国考古队又发现2块泥板信件。此后，考古学家们继续在阿玛纳展开发掘工作，到1907年，共获得泥板358块。72年后的1979年，又有24块泥板信件面世，使泥板信件的总数达到382块，其中350块是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信，其他32块被归类为文学作品。而据学者莫兰估计，相当数量的泥板流佚，真正进入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之手的仅有300余块[4]。

史学界通常把阿玛纳信件所反映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称为“阿玛纳时代”，而需要注意的是阿玛纳时代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阿玛纳时代，是指约公元前1600年至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密切交往的时期。狭义的阿玛纳时代，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阿玛纳时代是指从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迁都、埃赫塔吞开始宗教改革至法老图坦卡蒙放弃宗教改革这段时期，时间断限为约公元前1348年至前1321年；另一种认为，阿玛纳时代是指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开始至法老图坦卡蒙去世这段时期，时间断限约为公元前1361年至前1321或1320年。本文采用狭义概念中的第二种观点，即阿玛纳时代的时间断限为公元前1361年至前1321或1320年。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考虑：首先，阿玛纳时代的提法源于阿玛纳信件，而阿玛纳信件所涵盖的年代最早不超过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统治的第30年，最晚不超过图坦卡蒙法老统治的第1年或第2年；其次，从埃赫那吞改革来看，阿吞崇拜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统治时期已经初见端倪，直到图坦卡蒙法老统治的第五年才被终结；第三，正是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开始至图坦卡蒙去世这约40年间里，埃及、米坦尼、赫梯、亚述、巴比伦等东地中海世界五强相互制衡的地缘政治格局得以基本完成。

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埃及、米坦尼、赫梯、亚述、巴比伦等五大国之间合纵连横，互相制衡，使阿玛纳时代成为东地中海世界两个动荡时期之间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种东地中海世界的“战国时代”或“五国时期”，客观上促进了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间以信件为主要媒介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数量和质量，从而为当时东地中海世界多元一体的信息传播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阿玛纳时代是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彼此互动最频繁的历史时期之一。譬如，在与巴比伦的交往中，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通过礼物交换和政治联姻等多种外交手段，使巴比伦承认了埃及的大国地位[5]160。而在同米坦尼交往中，阿蒙霍特普三世则通过政治联姻与米坦尼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使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阿蒙霍特普三世还掌控了努比亚地区。埃及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各城邦同样保持了总体和平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往来[6]20-26。再譬如，在两河流域，巴比伦和亚述也试图通过王室联姻来发展两国关系，亚述公主与巴比伦王子之子甚至还当上了巴比伦国王。

正是上述这种动态的均衡，促进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这种良好的政治生态为史无前例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多元一体的信息传播生态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二、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介质

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大规模信息交往之所以成为可能，并日益频繁和密切，首先是因为具备了通用语言文字以及书写工具这一基本条件。

考古发掘显示，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晚期，在地处两河流域最南端的乌鲁克地区，就由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符号，用来书写苏美尔语。两河流域盛产粘土和芦苇而缺乏优质石料、木材和金属，于是粘土和芦苇秆自然就成为本地特有的“纸”和“笔”。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杆在泥板上压出笔划，多个笔划组成符号。书写完毕后，经晒干或烤干，字迹就留在泥板上。因这种文字的笔划一头粗一头细，状如楔子，因此被后世学者称为楔形文字。

阿卡德王国(公元前2371年—前2230年)建立后，废弃苏美尔语，并在苏美尔语基础上创造阿卡德语。之后近2000年时间里，阿卡德语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各个王朝的官方语言，只是根据地区特色形成不同的方言，如巴比伦方言和亚述方言。

楔形文字也同样被两河流域和小亚等地区不断更迭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所沿用，先后成了苏美尔语、阿卡德语、赫梯语、乌加里特语、埃兰语、胡里语、古波斯语、阿拉米亚语等语言的文字书写形式，得到了广泛传播。譬如，赫梯人早在古王国初期就从叙利亚北部地区初步学到了楔形文字的书写方法[7]85。

而早在阿玛纳时代之前的公元前2000年中期开始，原本相对隔绝的埃及在与东地中海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中，也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采用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语。于是，楔形文字和阿卡德语遂成为被亚述、巴比伦、赫梯、米坦尼、埃及等国家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各城邦广泛采用的国际通用文字和语言。

泥板信件的书写自成一格，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可长可短的文本。信件是平行于泥板的短边书写，收信人、寄信人的姓名以及依照惯例的称呼问候都被置于泥板的顶部。相反，记录报告类的文书则平行于泥板的长边书写，而且没有致敬称呼，其作者的名字仅仅出现在文章末尾。已被证实的是，当时的信件是有信封的。一旦泥板文书完全干燥，书写者就会用一层厚度约0.2厘米薄薄的粘土将其覆盖。信封用于两类不同的文本：信件和契约。当被用于信件时，信封的作用显然是为了保证其内容的私密性。信封上只会出现收件人的名字，当收件人获悉后即予拆毁。信封也可加盖发信人的印章以便核真。其他时代的契约文书，也可见覆以信封者。信封上偶然只出现契约文书的概要，但凡是书写者会在上面重抄整篇文书。其后，如果信封受损或者有人怀疑文书内容已被篡改，审判者只需敲碎外层的包裹物便能获得其内部的原始文本。信封的外观面积比泥板文书大，从而可以在左边留下空缺处以加盖印章。

以泥板信件为主要形式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字信息传播，较之口口相传的口头传播，不仅扩大了传播的空间、延长了传播的时间，更主要的是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真正的具有约束性的国际协议和条约的签订因此有了可行性。

三、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主体

“语言是人的表征，人是传播的主体。”[8]41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泥板等国际通用的文字传播介质的发明与使用，虽然使以信件传递为主要方式的文字信息传播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但真正把信息传播活动的可能变成现实的，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以信件为主要信息载体的传播主体，主要有三类人组成，即书吏、翻译和信使。

有文献显示，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的苏美尔城邦和阿卡德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就出现了专门的培训书吏和翻译的学校，主要课程就包括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双语训练，以及不同的方言训练。

作为识文断字能写会画的“知识分子”，书吏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扮演着各种重要角色。他们当中既有在宫廷中担任国王和大臣秘书的高级官吏，也有在地方各级管理机构任职的普通公职人员，当然也有在市集中代人写信谋生的自由职业者。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两河流域的书吏还“出国”当起了“外教”。譬如，在赫梯帝国时期，巴比伦书吏和亚述书吏就先后在赫梯帝国首都哈图沙直接从事楔形文字教学和传授工作，使赫梯书吏完全掌握了这一外来文字符号的书写方法，楔形文字成为赫梯人表达本民族印欧语和记载国王功德、历史、宗教、经济活动、神话文学作品等的主要文字。

同样，由于频繁的国际交往的需要，在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通晓阿卡德语的翻译的作用和地位也开始凸显，甚至出现在阿玛纳信件的内容中。如巴比伦国王伯纳伯拉阿什二世在致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的信中就提到了翻译：“我派出使者胡阿和翻译……他们没有把公主带给国王——我的兄弟，但他们还会再另带去一个的……”[4]21

传播学认为，每个人都是一种天然的综合性的信息传播载体，人的移动过程自然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除了书写和翻译信件的书吏和翻译，往返于各国各地区之间的那些随身携带重要程度不等的各类信件且负有特殊使命的信使，无疑是最具传播学意义的传播主体之一。

与书吏一样，信使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信使一词，阿卡德语写作“mar sipri”，埃及语写作“wpwty”。而无论是阿卡德语，还是埃及语，“信使”一词都属泛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信使这一称谓通常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其级别和作用往往随着其所携信件不同而有别而已。”[9]71一般来说，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信使，可分为低级的信差、中级的使节和高级的特使三个等级。信差是通常意义上的信使，他们对所传递的信件内容一无所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信件从一地送达另一地；使节与信差有所不同，除了送信外，还有其他使命，如阿玛纳时代的埃及使节除了向属国王公送达法老的信件外，还承担着向属国征收贡赋和处理彼此间商贸事务等使命；特使通常由王国政要或王室成员出任，通常对所传递信件内容及需要磋商的相关事务了如指掌，他们获授权对信件内容做出解释，甚至直接参与有关谈判。

信使在出发前，其所在王国会给他开具一个类似“通关文牒”或“国书”一类的凭证。米坦尼的一份文献反映了这类凭证的大致内容：“致迦南诸王公，我兄弟的仆人们：我特遣我的特使阿吉亚尽快赶到埃及法老、我的兄弟处。请不要拦截或扣留他。请保障他安全进入埃及境内，并顺利抵达埃及军事要塞长官处。让他立即出发！他身上什么贵重物品都没有。”[4]EA30

对于强盗和土匪来说，信使的所谓“通关文牒”或“国书”形同废“纸”。但这些凭证对沿途国家的不端想法和行为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然而，如果信使所携信件的内容高度敏感，特别是被怀疑事关沿途第三国国家利益时，那么被截留和扣押的可能性就很大。埃及第十七王朝法老卡摩斯就扣留过一名希克索斯王朝派往库什的信使。亚述国王也曾扣留过一位前往赫梯的巴比伦信使[10]50。在上述两宗案例中，信使所携信件都事关第三国事务，信件一旦被截获，往往会引发扣留信使之类的外交事件甚至军事冲突。

对于那些携带国礼等珍贵物品的信使来说，其在旅程中遭遇抢劫的风险明显增大。为保证信使的人身安全，以及信使率领的运送物品的驮队的安全，通常配备一支人数不等的护送卫队。然而，驮队的规模越大，遭抢的机率越大，护送卫队的人数不得不随之增加，而结果是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正是根据信息传递速度的快慢，阿玛纳信件的研究者大致可以推测出：哪些信使可能是独立旅行的，因为其行进速度相对较快；哪些信使可能是随驮队、卫队行进的，因为其行进速度相对较慢。

而无论是随队行进，还是孤身旅行，信使能否安全抵达目的地，与其所属王国的声威密切相关。埃及法老就曾自诩道：“朕之威严已传至亚洲之滨，没有谁会扣留朕之使节。”他还夸耀说：“朕之使节通过芬克胡之地亦不会受到拦阻。”[10]51

四、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渠道

在古代东地中海世界，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道路系统以及车辆和马匹等交通工具和运力。

从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北非的埃及、小亚的赫梯、幼发拉底河上游的米坦尼、两河下游的巴比伦和哈布河流域的亚述各国之间，大多是茫茫沙漠，气候炎热，交通不便，尤其是横亘在五大国之间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环境尤其恶劣。埃及文学作品《对美利卡拉王的教谕》形容这一带“甘泉难觅，树木鲜见，山峦阻隔，道路崎岖”[11]104；巴比伦国王布尔那布瑞阿什在写给埃及法老埃赫那吞的信中也认为这一带“路远难行，江阻河隔，天气(酷热)”[4]53-54。而比恶劣的自然环境更糟糕的是，信使在途中常会面临野兽的袭击和亚洲人的掠夺，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埃及信使在出发之前“会把其财产移交给子女”[12]16。

尽管如此，当时的道路和交通建设已经具备供信使往来传递信息以及各国各地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基本条件。譬如，早在第二王朝时代，埃及就在东地中海沿岸的位于现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32公里的巴比罗斯城设立了优质木材以及制作木乃伊所需的松脂贸易中心，说明两地之间的木材和松脂之路已经开通。再譬如，早在中亚述王国建立之前，亚述就以发达的对外贸易而闻名，形成了基本稳定的商路。亚述最重要的商路自尼尼微向西，穿过哈布尔河上游的各个城镇，由舒巴-恩利尔到古扎纳；在巴里赫河上游的哈兰城休整后，继续向西在埃马尔城或卡尔赫美什城渡过幼发拉底河，继续前行可到达叙利亚北部的重镇阿勒颇。由阿勒颇向西可到达奥伦特流域和地中海岸的乌加里特城，南下可经哈马城到达大马士革；向北过阿马努斯山进入小亚细亚的奇里乞亚地区，由此可达小亚半岛西部[13]13-15。亚述还有一条商路通向巴比伦，该路自尼尼微出发，沿底格里斯河南下，经阿淑尔城，到达西帕尔城，再到达南方其他地区。哈布尔河流域的商路自哈布尔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处开始，沿哈布尔河延伸到该河上游，与尼尼微向西的商路连结[14]1414。

除了商路的拓展和连接，作为流动的信息传播载体，车辆、马匹等交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也促进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活动的繁荣。车辆是最早出现的带有轮子的陆上交通工具和军事装备。而经科学发掘的最早的车的实物遗存，出现在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是出土于基什王墓等古墓中的四轮车，其年代距今在4600年至4500年之间[15]41-44。车发明以后，驾车的动物种类繁多。驯服马，并将其确定为最适宜牵引车辆的动物，这与车辆的发明一样，在人类文明史、交通史和传播史上都意义重大。

家马由中亚地区的野马驯化而来，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家马于公元前5500年左右起源于哈萨克斯坦地区。在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驯化的马由中亚地区向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传播[16]260。在加喜特巴比伦王国兴起之前，前面所介绍的东地中海世界文献中尽管都提到了马，但真正成功地驯养和使用马的却是加喜特人，在尼普尔出土的养马档案文献说明了这一点。公元前1600年左右，曾为游牧部落的加喜特人和赫梯人开始使用以马为主要畜力的新式轻型战车和战法，这显著地提高了战车的机动性。

与两河流域不同，埃及本土此前只有牛和驴，而没有马。驴只用于驮运，拉车的情况很少。在军事上，也只有轻装步兵。约公元前1720年，另一支被称为希克索斯人的亚洲游牧民族开始入侵埃及，并建立了希克索斯王朝(约公元前1720年—前1560年)。马匹、双轮战车遂由希克索斯人引入埃及。从此，马和战车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埃及艺术作品中。

在阿玛纳时代，马和马拉战车在东地中海地区已经非常普遍。赫梯人、米坦尼人、加喜特人都以战车兵为其军队的核心，米坦尼人更以善于驾驭战车而闻名，它们还有多兵种的军事组织系统，这就引起了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军事战术、技术、交通运输的变革，使战争的规模扩大，机动性增强。

马匹和车辆，即是战争的工具，同时也是交通和传播的工具。马匹和车辆的广泛使用，大大地缩短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的信息传播活动时空，为这一时期信息传播活动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和技术的条件。

五、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内容

有学者认为，联系是外交的核心，而“外交的必要性在于就各国问题与外国保持日常的联系”[17]9。联系表明国家间存在着信息传播，而信息的传播又会进一步促进国家间的交往。在大国关系中，相互间的信息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方面可增进了解，避免彼此误判；另一方面可信息共享，应对共同威胁。

而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是彼此间的信件传递。数量众多和对象繁杂的阿玛纳信件一般包括相互之间良好的问候和祝贺、信使派遣、通婚协商、礼物交换与贡品的缴纳、士兵的派遣、穿越边界的外国人的管理、敌人活动信息的通报、逃亡者的抓获和引渡、经济活动、赋税的缴纳情况等；而从信件传授双方的角度来划分，又可划分为埃及与巴比伦交往信件、埃及与米坦尼交往信件、埃及与赫梯交往信件、埃及与亚述交往信件、埃及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交往信件等。为此，本文将阿玛纳信件所传播的内容大致分为如下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时政要务传播。有学者指出，时政要务是阿玛纳信件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国之间及大国与属国之间的信件莫不如是[18]85。为了面对共同的威胁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大国之间常就一些重大国际事务进行沟通。如米坦尼国王图什腊塔在击退赫梯的进攻后，很快向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通报了形势和战况[4]EA17：30-35。米坦尼和埃及都不希望安纳托利亚高原上崛起一个新的强大对手，对于时局和战况的沟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另外一封埃及法老致阿尔扎瓦国王的信中[4]EA31：22-38也提到了这一情况。有学者认为，从信中的语气来看，对于阿尔扎瓦人来说，赫梯被米坦尼击败已不是什么新闻，法老之所以提到这一事件，是想表明他对国家间的情报交换十分重视[18]86-87。

第二大类是突发事件传播。在东地中海世界，许多半游牧部落散居于各大国之间，他们对信使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避免由此可能导致的不测事件，各大国的情报沟通就显得十分必要。如亚述国王阿淑尔乌巴里忒在信中向埃及法老埃赫那吞通报了埃及信使被苏图人所阻一事[4]EA16：36-42。往返于巴比伦与埃及之间的信使的安全保障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巴比伦国王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的信使卡勒莫就遭到了大马士革统治者比尔亚马扎和另一个小国统治者帕马胡的抢劫，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在信中向埃赫那吞通报了这一事件[4]EA7：73-82。此后，布尔那布瑞阿什二世还就巴比伦信使在埃及所属的迦南地区遇害事件，专门致信埃赫那吞，强调埃及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这类事件还会重演，结果可能是两国之间沟通渠道的阻断[4]EA8：13-41。阿拉西国王在致埃及法老的信中，通报了发生在国内的瘟情，并请求法老对他未让埃及信使及时回国给予谅解[4]EA35：35-39。

第三大类是日常事项传播。在3000多年前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天各一方，加上敌人的挑拨离间，彼此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误解和错判，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日常事项的信息交流就显得很有必要。这类日常事项主要包括对法老和国王健康的问候、对远方亲人情况的询问、对工程建设情况的关注等。如巴比伦国王卡达什曼恩利勒一世与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交流了外交礼仪事宜[4]EA3：18-29。再如，由于巴比伦信使在埃及没有见到远嫁埃及的巴比伦公主，巴比伦国王不断致信埃及法老，对这件事表示严重关注，甚至怀疑公主已经不再人世[4]EA1：10-52。

作为传播的材料，信息能减少情况不确定性，而人类个体和组织间的信息传播则是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工具[19]2。有学者形象地比喻道：“假如人能够在宇宙中的一棵树上眺望遍及世界的新闻和信息流动，就会发现它完全类似于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换句话说，世界已经成了一个由川流不停的信息所联接起来的多重有机体。”[20]61人类自诞生以来，不同个体和组织间就必然存在着世界性的信息交往。而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例证是本文所介绍的阿玛纳时代的信息传播活动。

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由于埃及、米坦尼、赫梯、巴比伦、亚述等五大强国势均力敌，从而营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地区环境，这无疑为以阿玛纳信件为主要载体的大规模信息传播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客观上促进了包括传播介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等在内的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信息传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而这种承载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日益频繁的信息传播活动，又反过来大大加速了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连成一体的进程，而其本身也是人类传播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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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 红]

Study on Communication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in Amarna Age

SUN Bao-guo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Colleg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in Amarna Age is the earliest example of wide-range and high-dens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proved by documents in human history.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marna Age not only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y itself.

Amarna Age；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Communication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3.012

2017-02-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SS008)；国家新闻出版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GD1628)。

孙宝国(1968-)，男，吉林长春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K411.2

A

1001-6201(2017)03-00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