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华是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1986年至90年代初余华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进入90年代后，余华成功转型，作品更具有现实性。叙述者的感情降至零度以下，不使自己的感情渗入文本之中，即使是描写死亡、暴力、血腥的事件，作家本人依旧是平静的，没有丝毫的情感波澜。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感觉。余华的冷漠叙述是贯穿余华写作生涯的，但是在先锋时期与90年代，冷漠叙述却呈现不同的特点。本文就此探讨转型时期余华小说的“冷漠叙述”的特点。

【关键词】余华；小说；冷漠叙述

从余华90年代后的长篇小说中，我们惊奇的发现作品中的淡淡温情的存在，这种温情给予我们丝丝的希望，不再那么的犹豫，那么的无助。冷漠叙述的风格不是完全显著了，它被一种温暖的爱，包容着，感化着。不再是那么的绝望，相信还是有可能战胜如同巍峨高山存在的苦难。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虽然依旧是平凡渺小的人物，但是他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微薄之力，撼动着苍天赋予或者说降临的磨难。这时期的冷漠叙述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民主性”

余华的写作风格走向转型是从《在细雨中呼喊》这部长篇小说开始，放弃“所谓的道貌岸然的作品”，真正意识到一位优秀的作家寻求的是世间的真善美，不能向读者强制输入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作家的最重要的上天赋予使命不是将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堪卑劣的假恶丑示于人前，而是应该向人们展示人类自古就有的永恒爱和美好，我们需要用温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之后，在余华的小說中，不再漠视生命的温暖和关照，不再漠视人的主体性，他开始直视生活中存在的苦难，人世间的种种苦难不再是那么的高不可攀不可逾越。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就体现了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型的决心，在90年代，成为新潮长篇小说的主要作家。在90年代，“我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时，我发现笔下的人物开始反抗我叙述的压迫了，他们强烈地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屈服了，然后我的文学世界出现了转变，我成为了一个民主的叙述者。我此后的写作就是不断地去聆听人物自己的声音；我不再去安排叙述中的人物，而是一去理解。理解福贵或者许三观的一言一行，让他们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我指定的人生道路。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余华说自己是这样写《活着》：“《活着》就是这样，刚开始我仍然使用过去的叙述方式，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结果我怎么写都不舒服，怎么写都觉得隔了一层。后来，我改用第一人称，让人物自己出来发言，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叙述里充满了亲切之感，这是第一人称叙述的关键，我知道可以这样写下去了。”

二、反省性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创作了他写作生涯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以主人公孙光林的成长经历为线索，描述了他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变化，所经历的种种是事情，包括难以忍受的艰难，卑鄙无耻的人性之恶，短暂却甜蜜的欢乐，令人窒息的死亡恐惧，以及孙光林的同龄人和孙光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在这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对他所施加的影响和烙下的印记。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具有反省性，同时又具有历史性和深刻的寓意。《在细雨中呼喊》中，作者经过反省，则把这种反对转化为主人公的一种人生体验，因而这部作品减轻了早期小说的那种强烈的冷漠和灌输，而具有深刻的自省性。

同样是在追问生命存在意义，反省生活意义。《活着》有着更多的诉说色彩。这个作品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常见模式，通过主人公福贵的自白，讲述他一生中所经历的跌宕起伏，潸然泪下的人生，如期而至的磨难。作为一个普通人，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命运的欺凌。福贵依次失去了本属于他的土地，财产，所有的亲人和全部的尊严，而且身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地主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的少爷变成一个饱受饥寒交迫，一无所有的农民，一个苦壮丁，最后孤苦伶仃，只能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孤家寡人，可悲可怜可叹。然而，残忍的命运并没有战胜看似薄弱，但却拥有无穷力量的福贵。福贵无声坚韧忍受着，依靠逆来顺受的精神活着。总而言之，《活着》娓娓道来凡事没有绝对，希望总会在不知不觉的某一天来临，讲述了人能生下来，不死，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就是成功的活着。

三、乐观性

同样是小人物的人生和命运，《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的人生，并没有福贵那么丰富，那么多舛。这部作品以一种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一种带有喜剧性的叙述笔调讲述了主人公许三观在二十多年间，多次卖血，靠卖血挺过人生多次贫苦磨难，闯过人生多道关卡的故事。许三观是由于好奇心的驱使，用卖血的钱解决了婚姻大事，但此后卖血成为了他非常重要的，几乎可以说是万能的手段。为解决儿子与他人的纠纷，他卖血；为招待儿子下放地的生产队长，他卖血；为给从遥远的乡下回家的儿子钱花，他卖血；为给儿子治肝炎病，他卖血；为慰问受伤住院的暗恋情人，他卖血；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为全家人能吃一顿面条，他卖血，最后，许三观老了，生活也变好了。他想为自己卖一次血，重新体验一次卖血后吃炒猪肝，喝黄酒的滋味，但却因为年纪大，遭到了拒绝，为此当街痛哭，深感一种无名的失落和恐惧。《活着》里的福贵在挺过无数次的苍天命运的考验之后，最终仍然被剥夺他仅有的东西；许三观在应对各种考验之后，被取消了使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无比的受伤，担心与无助。苍天无情，作者并没有使他们深陷苦难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相反，作者竭尽全力展示出了他们对苦的忍受能力，以及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所不同的是，福贵式的态度是被动的，许三观是主动勇敢的亮剑，二者都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征，积极，无所畏惧，乐观。

通过阅读余华前后期的作品，我们能这样认为，进入90年代之后，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为代表的余华小说中表现和叙述苦难的方式，明显与早期的小说展现出不一样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命运艰难和上天赋予的战胜苦难的必要性。人类在面临苦难时不再是茫然而无所适从，消极，处在最底层，饱受生命的极端压制，而是以“活着”的乐观向上和勇往直前的人生信条，顽强生存的信念来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人在人性危机和沉沦之中得到了升华和重生。悲剧和拯救体现出余华对人类生命的崇高的尊重和关切。余华的小说的情感格调不再冰冷如霜，有了温暖，阳光，不再是欲生总无门，想死总有路。可以说是温暖中包含着凄惨，凄惨不再是主题。

【参考文献】

[1] 叶立文， 余 华. 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J]. 小说评论， 2002，04：36-40.

[2] 余 华， 杨绍斌.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 当代作家评论， 1999，01：4-13.

【作者简介】

刘洋（1991—），女，汉族，辽宁大连人，沈阳师范大学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