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凌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微电影的发展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奔流向前，却也是暗流涌动、泥沙俱下，各种低俗的广告片、宣传片、恶搞视频等混斥其中，让人们眼花缭乱、嗤之以鼻。但是也有一些微电影作品，让人们大为感动，纷纷在微信朋友圈、网络上转发。让人欣喜的是，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日渐形成一股趋势。日前“蓝天下的至爱——第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颁奖仪式在沪举行，参赛作品有来自新疆、北京、山东以及台湾等地区的影片，还有来自泰国、韩国等国外的作品；创作者中既有明星，也有普通百姓；内容涵盖了保护动物、关爱自闭症儿童、关爱渐冻人、关注老人、关注失独家庭、法治理念、文化传承等各个方面。

如同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家创作小说，拍摄者创作微电影也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并不因为“微”而削减表达的功效。当然，拍摄者能否在短小精悍的篇幅里蕴含“大精神”“大情怀”，这是一件很考验功力的事儿。本文采访了诸多影视导演、演员、专家以及其他行业的微电影的實践者、参与者来共同探讨：微电影如何“微言大义”。

用微电影点亮公益的“星火”

真正的公益是什么？这个时代的慈善是什么？如何做好慈善？这是几年前影视演员佟瑞欣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13年9月13日，他成立了上海星时代全明星高尔夫球队，以高尔夫为主题，建立起一个演艺界明星与社会、与企业、与公益沟通的平台。随后又成立了上海星时代文化公益中心。“我觉得我们作为明星，是社会的受益者，获得了很多，应该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来回馈社会。”佟瑞欣回忆道。那时他们陆续做了不少慈善活动，也感受到一些问题。“我发现，全中国人几乎在扶贫的路上走了相同的路，给偏僻的山区、农村捐书、捐衣服、捐钱……这有很好的一面，但同时也可能滋长了很多腐败，并没有达到真正帮助人的目的。那么我想，这方面的事情已经做得很广泛了。这些年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只要帮人就寄衣服啊捐钱，我就在想怎么做得更深入一点，站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高度上，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公益慈善。我感到，所谓的慈善公益，其根本是在‘人上，而不是在‘物上，捐了再多钱，‘人不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就提出一个口号：帮助他人、阳光自己。就是说我们要从‘人的根本上去改变，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获得快乐。”形成了理念后，佟瑞欣考虑如何来传播这种理念，他想到了他们的团队的优势，自己是影视演员，球队里也是电影演员居多，还有一些主持人、退役的明星运动员等等，何不发挥电影的专长，组织一个公益微电影节，用微电影的形式去发现生活中温暖的故事和温暖的画面，传递温暖和关怀。

有了一个美妙的设想，但是要施行起来绝非易事。那时佟瑞欣也尚未担任上海电影表演艺术协会会长、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主要依靠的是个人以及上海星时代文化公益中心的力量。微电影节的筹备需要大量资金，佟瑞欣发动周围的朋友帮忙，也获得了慈善基金会和上影集团的大力支持。佟瑞欣的太太、电影演员夏菁也是忙前忙后，为了节省点费用，和小姐妹跑到非常远的市场去批发颁奖典礼上需要用的蓝丝巾。拍了几十年戏的佟瑞欣，圈内人缘很好。为了微电影节，他发动了田华、葛优、陈宝国、张丰毅、徐峥等电影圈内上百位演员录制了VCR，支持公益微电影。除了做“幕后”的“运筹”者，佟瑞欣还跑到了“前线”当起“前锋”，参与筹拍了微电影《生命》，讲述的是上海翻译家王志冲的故事。“生活中，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很不开心，觉得生活不圆满。但是看看王志冲先生，80多岁了，年少即重残，动都动不了，住在那么小的房子里，在我们看来是太不幸的人了，可是他翻译了很多书，写了那么多文章，那么顽强地活着，还给这个社会创造了很大的价值，真了不起。所以《生命》这部微电影实际上是拍给正常人看的。” 佟瑞欣说道。在很多人眼里，慈善似乎就是去帮助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但是在佟瑞欣看来，弱势群体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尊重，而且有时他们反过来能给普通人以启迪和力量。

2014年首届“莆商杯”公益微电影大赛举办，年近八旬的著名导演郭宝昌担任评委会主席，著名演员奚美娟、王诗槐、刘子枫、崔杰、佟瑞欣和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谢玲丽等担任评委会成员。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等担任首届评委会顾问。如此评委阵容可谓豪华。“我们像做正规的电影节一样在做这个微电影节。我就要请最权威、专业的人来坐这个‘微店，我要号召最强的力量来做一件在不少人看来很普通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以此确立它的权威性、专业性，且扩大它的影响力。”佟瑞欣颇为自豪地向我解释道。“善心”就如同一个闪亮的火把，能吸引相似的“星火”。很多老艺术家、影视圈里所谓的大腕儿纷纷主动加入到这个行列。秦怡点赞道：“公益微电影，既做了公益事业，也把电影的作用放大了！它的作用不一定比大电影小。”郭宝昌感慨：“帮助他人，阳光自己。阳光了自己，也就辐射到了周围的人。让全社会的人手与手相牵，心与心相连，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爱在一起。”

2015年10月，首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暨第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大赛启动。在之后的80多天的时间，来自全国及世界各地的微电影报名参赛影片300多部。除了来自社会各界非专业人士拍摄的作品外，国内众多知名明星也积极参与，由合一集团（优酷土豆）、搜狐视频等单位选送的作品中就包括黄建新、王小帅、黄渤、黄磊、包贝尔、王珞丹、刘烨等导演、主演的不同风格样式的影片。2016年10月，“蓝天下的至爱——第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开幕。著名导演于本正担任评委会主席，著名演员达式常、王诗槐、岳红、于慧、李志希，导演朱枫、教育家杨德广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金晶等担任评委。微电影节全程网络直播，获奖微电影作品除了在上海东方电影频道展播外，还在香港港澳电视台同步播出。

从首届至今，“帮助他人，阳光自己”的公益理念始终贯穿，除了发挥很好的社会效应外，参与者们也感受到公益的“阳光”照耀自己的温暖。

沪上家喻户晓的主持人海燕参与拍摄了2014年“莆商杯”微电影大赛、首届及第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的宣传片，并担任颁奖典礼的主持人。不仅于此，她还导演了微电影《信》。海燕告诉我，作为上海星时代文化公益中心的一员，她觉得自己不能光是呼吁，也要深度参与。有一天晚上她忽然想起了一个男孩。几年前，一个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男孩，参与了海燕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当时这个男孩与海燕有过一个约定。“当初这样一个事情发生时，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记。不只是这个孩子后来捐赠遗体给予我触动，更重要的是，对于未知的世界，不管孩子还是成人都会有恐惧。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当无奈的时候，没法去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以美好的心态朝那个方向走呢。这是我当时的感悟。后来我就想到，不如以微电影的方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片尾时，我还特地打上了一行字：仅以此片，献给我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以及所有害怕不可知世界的我们…… 这就是我的想法，拍完这部片子对自己是一个交代，如果有缘能看到这部片子的人，能够有一点点感悟，我会很高兴，起码我做了一点点事情。”海燕感慨道。虽然是首次执导，但凭着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信》获得了首届上海“莆商杯”最佳剧本奖。海燕告诉我，她会在业余时间继续微电影的创作。目前她正在筹备拍关于都市人心理疾病、情感问题的系列微电影。

知名配音演员黄莺的微电影《声·心》获得了首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优秀影片二等奖。她告诉我，这部作品也是她在上海戏剧学院所读的MFA影视导演方向的毕业作品，题材选择的是，她一直参与其中的无障碍电影公益活动，即在电影播放过程中为盲人做电影讲解。首次执导就斩获了包括“金鸡百花奖”在内的诸多重要奖项，自然很受鼓舞，但是更让黄莺高兴的是，很多观众通过影片受到触动，并了解了无障碍电影。“有一个观众看了我的影片后，一个人坐在那里一直哭，我过去问她，你为何那么有感触？她告诉我，‘我爸爸就是个盲人，你的电影展现的内容都是我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但是我的了解却不如你多。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很久没有联系了，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之前他中风偏瘫了，现在在做恢复训练。听了后，我很震惊。然后，他说，‘我现在不能站立，但是手是可以动的，我是否能参与到你们的无障碍电影工作中。只有生病了才知道生活有多么不容易。希望自己能在自己还能动的时候，为别人做一些什么。我一下有了很多触动，没想到影片有那么大的反响。有一些电影观众，之前没有听说过无障碍电影，看了影片后，都表示很愿意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

“现在的微电影，很多是属于自娱自乐的那种，或者属于商业广告内容，我们提出了‘公益这一点，与微电影相结合，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立足点，希望它展现的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上海公益微电影节执行人朱曦说道。不过公益类的作品显然比不上那些恶搞、炒作的内容夺人眼球，很容易就被淹没在洋洋视频大海中。“微电影节搭建了一个平台，将众多公益微电影作品汇聚起来，在网络上、电视上做一个整体展映，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些片子，并了解公益。”朱曦说道。

微电影，让“贵族艺术”走向民间

郭宝昌曾担任第20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评委会主席。对于他后来担任上海公益微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一些人感到诧异，甚至认为“宝爷”“屈尊”了。但是郭宝昌却不以为然，并非常投入地参与其中。他认真地观看参赛作品，并为入围作品写下评语。首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上，陈浩导演的《锔》拿下了评委会大奖，同时陈浩凭借本片荣获最佳导演奖。郭宝昌对此片大加赞赏，并亲笔写下整整三页纸的评语。

“别看微电影什么都小，小投入、小制作、小故事，它的背后其实蕴含了‘大精神，我们也应当为微电影注入‘大精神。”郭宝昌说。他认为，微电影本身，就是要微言大义。长篇电视剧和电影的容量固然巨大，但微电影的拍摄，更具有先锋性、实验性，更密切关注现实，虽然“短、小、微”，但是蕴藏的能量巨大、潜力无限。

在几届参赛作品中，既有李光洁、侯咏、黄渤等业内知名人士的“业余”作品，也有普通人包括残障人士、青少年的影视处女作，其中最小的“导演”只有十岁。对此，郭宝昌表示非常欣喜。“如果说，回到二十年前，电影还一直是一门‘贵族艺术，对普通人充满了神秘感，但随着科技进步，壁垒被打破，门槛在降低，普通人也可以拍摄、剪辑出自己的电影，起码可以是一部微电影。”郭宝昌说。在上海公益微电影节的参赛者中，不少是初出茅庐的普通人，技法生涩，但因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而给人带来惊喜。郭宝昌指出，微电影《锔》中，锔碗、锔锅这样的传统手工艺，看似只是一门技艺，但从普通人的视角拍出微电影来，已经超出了手工艺本身的文化意蕴。公益微电影节的参赛作品中，也出现了很多毫无表演经验的、原生态的脸，郭宝昌认为，“这种气息是今天很多所谓的明星大腕所不具备的，微电影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一种健康而清新的美。”

实力派老戏骨唐群获得过诸多重要大奖，如：第四十八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女配角、第12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配角奖等等。最近，她又在微信朋友圈欣喜地晒出了一个奖，凭借出演微电影《大光明》获得第四届中国·武汉微电影大赛特别贡献奖，之前她已凭《大光明》获得第九届上海大学生电视节紫丁香评委会大奖最佳女演员奖。

除了《大光明》，她还参与了微电影《寻爱》的演出。这位老戏骨对大电影和微电影是一视同仁的。“剧组来邀请我时，我只考虑剧本喜欢不喜欢，故事是否感动我。无论是大电影还是微电影，对于演员来说，表演永远要到位，尽可能出彩，越细腻越好；对于观众来说，要看故事的内容、情节有没有让他感动。有感染力，要感动人，这是文艺作品应起的作用，这方面大电影并不一定比微电影更有优势，有时千言万语还不如几个镜头，还不如来一段音乐打动人。”唐群说道。同时她也指出，随着微电影的蓬勃发展，人们觉得：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普通人也能拍电影、做演员了，对电影这个工具感到亲切，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一台照相机也能拍高清视频了，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视频可以随时传到网络上与人分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微电影很容易拍呢？绝非如此。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微视频，拍宠物，拍孩子玩耍，讲究点的再配点背景音乐，看起来很有趣，但这些都不是微电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说道，“这些生活片段纪录，没有故事情节、没有结构，不构成作品。而拍摄微电影必须要有电影的思维，用电影的语言和电影的叙事方式。”李亦中指出，其实世界电影历史上第一批诞生的电影就是微电影，一分钟一部。“因為是胶片，最初生产只有一分钟长度。当胶片的长度跟上去以后，电影的单元时间就越来越长，从十分钟、三十分钟直至今天沿用的一百分钟左右的片长规制。现在有人觉得只有大电影才能把故事讲完整，其实早期的电影短片，十分钟就可以从容地讲好一个故事。”

唐群也直率地指出：“有些视频，几个人物，非常简单的对话，拍得有点像宣传片，就以为是微电影了，其实不是这样。之所以称为电影，一定要有故事、有人物、有矛盾。微电影，也要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相比大电影，微电影显然更易于老百姓掌握，并表现他们所熟悉的身边的平凡的事情、平凡的人物。不过，唐群指出，这里面也有个“度”，“人物虽然平凡但是不平庸，主题很微小但是不弱，故事通俗而不粗俗，故事一定要有亮点，要感动人，在感动中升华就是好的微电影。”

郭宝昌表示：“微电影，你别看篇幅小，但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我甚至觉得比拍长片还要难。要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拍出韵味，传达自己的想法，这是相当有功力的一件事情。”

“如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要干净利索。”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形象地点出拍微电影的一大“诀窍”，“一个长片子要有很好的艺术架构，起承转合，双向多线。而一个十几分钟的短片，往往是单线，主要角色不超过三个，讲故事的方式、动用投资的额度、剧组运作的方式等都与拍长片不一样。”

“微电影不能做得太复杂，简洁、简练是灵魂。”青年导演程亮总结道。他告诉我，拍微电影时，要找的切入点特别小，但是花的精力、心血非常大，“把巨大的精力花在非常小的点上，给观众看的时候，非常浓缩。”虽然“微”，但耗费功夫却不“缩水”。为拍33分钟的《关于上海的三个短片》，程亮花了40多万，特别复杂地调动镜头语言并发挥微电影拍摄的优势，还特别邀请了吕克·贝松的作曲洛朗·库宗为这部黑白默片配上了长达30分钟的钢琴曲。目前在微电影圈，导演程亮颇有名气，已有十几部微电影作品获得国内外大奖。但是在一些同行看来却有些“误入歧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程亮，其毕业作品《霞飞路》就已获得独立电影制作群体的广泛关注。2002年他曾担任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和爸爸》的执行导演。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的他被认为颇有潜力，自然应当往大电影的康庄大道上飞驰而去，但是他却走向了鱼龙混杂的微电影行业。与众多业余人士站在同一阵地，这位专业出身的导演往往会被认为“大材小用”，但是他自己却认为，是微电影把他拉回电影的道路，并改变了他的生活。

微电影就如同小说里的“短篇小说”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程亮回到故乡上海，原本踌躇满志，却不幸掉入了理想与现实间的沟壑，失落之余，跑去其他行业办网站、出版小说集，空闲时间养养蛐蛐、养养猫。但毕竟是专业出身，心底还有个导演梦。经历一番波折后，有一天他想到还是要重拾本行。可是，对于一个青年导演来说，要拍一个大电影谈何容易，投资又大，明星的档期等起来又困难，一切都是“船大难掉头”，这时程亮转念一想，何不拍微电影，拿起摄像机就能拍，于是就拍了《宅男电台》。4万块投入，拍了11天，大概20个人的剧组，所有的演员，包括灯光师、摄影师，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片场的人，一起成就了一部之后红遍大江南北的《宅男电台》。

程亮坦言，起初是为了逃避大电影成本高、需要审查、进院线难等问题，才不得不走上微电影的道路，但是后来他发现微电影给他带来了很多出乎意料的惊喜。“微电影上传到网络上后，可以瞬间得到百万、千万级的关注，及时得到观众的反馈。《宅男电台》最后的播放是千万次以上，至少上万条观众的留言。相比做大电影，这能够更及时地跟观众沟通互动，更快捷地享受成就感。”

2011-2012年正式进入微电影创作领域后，程亮凭借自编自导的微电影作品获得了2012第三十五届（纽约）亚美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2012首届（北京）“未来影像季”最佳网络微电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2012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手机电影单元优秀导演奖等奖项。《宅男电台》的版权被香港导演王家卫买下来。程亮也开始与自己比较喜欢的艺术导演合作，邀请贾樟柯、王小帅当自己微电影的艺术监制；同时接拍一些商业微电影，比如刘慈欣监制、他导演的科幻微电影《星际礼物》，投入百万以上。此外，他也获得了一些拍大电影的机会。

程亮逐渐意识到，新一代导演应该是诞生在网络上的那一批人。“我亲眼所见，微电影催红了一批导演。比如非常火的微电影《老男孩》导演肖央，后来当起了演员、歌手，还拍了大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网剧《万万没想到》的导演兽易小星后来也拍了大电影。和我一起因微电影作品拿奖的导演五百，后来拍了电视剧《心理罪》，又拍了院线电影《脱轨时代》。这批起初拍微电影的导演现在在电影方面走得非常快。”

对于青年导演来说，微电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可能是一块训练场，训练各种拍摄艺术手段；可能是试验田，因风险小，可以进行各种探索尝试；可能是很好的个人品牌塑造的渠道，可以积聚粉丝，与观众及时互动；可能是一块很好的“跳板”，获取更多拍摄大电影的机会。但是对程亮而言，微电影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是一种非常好的个人表达方式。他可以通过微电影，细腻观察发现生活中的细节，把他最喜欢的生活的细节尽可能细腻地通过镜头呈现出来。譬如，《关于上海的三个短片》中，短片《老阿姨》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程亮姑妈身上的故事；短片《西服店》讲述了一对祖孙在爷爷离世前相处的最后时光，也很好地还原、表达了程亮跟他祖父最后日子里的情感。

“现在微电影很多，全国各地也有很多微电影节，但是我认为，中国微电影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艺术表达方式。”程亮说道，他认为这问题背后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对短片的尊重不如长片。“在海外我就不只一次地接触过以短片见长的导演，有专门做短片评比的专业机构。小说里可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其地位是一样的。其实微电影就像短篇小说一样，但电影里没有专门设短片导演，这是蛮遗憾的。”程亮说道。

在表达功能上，微电影和大电影其实并没有高下之分。不过，大电影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导演很多时候并不能完整地表达自己。而鉴于微电影的特点，其在表达方面，有时反而自由度更大。

近年來青年导演林旭坚一直在拍广告片、宣传片，但在去年，他发起了一项“发现公益红计划”，聚集了其他6位青年导演组成一个导演团队，分别选取临终关怀、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网络暴力、罕见病群体、城市水系、家庭暴力主题，拍摄七条5至15分钟的剧情短片，最终整合成一部110分钟的纯公益电影，在第十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互联网电影嘉年华——互联网电影展映”单元首映。

谈起初衷，林旭坚告诉我，其实比较简单，“之前我们一直比较多地拍满足客户诉求的片子，现在我们就想拍自己想拍的东西，不光是有意思的，而且是更有意义的片子。微电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就好比作曲家去写个音乐，作家去写一本小说，是一个道理。我们用微电影去表达我们想表达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后来想来想去，觉得公益才是最有意义的，于是就发起了这个红计划。”

红计划的模式具有创新性，整个项目形成了“文创企业+资本机构+政府+主流媒体+新媒体+公益组织+导演个体”的共创模式。林旭坚表示：“这个模式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合作链条，我希望我们这个模式是可复制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推广。”虽然是零片酬、版权共享，但林旭坚表示希望一直把红计划做下去，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来“改变传播公益的姿态”。

微电影发展前途无量

影评人张小北曾说，微电影云集了“电影和广告最糟糕的东西”。这个评价看起来有些极端，却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微电影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局面。由于微电影门槛低，传播便捷，很多商家开始打着电影的“旗号”来做营销，产生了一批令人反胃的微电影。同时，大量“草根”拿起摄像机拍微电影，但由于不懂专业，也制作出了质量堪忧的微电影或伪“微电影”。

对此，李亦中则比较乐观。“本来大部分人仅仅是观众，现在普通人也可以拍微电影了，这样中国搞影像的人基数变大了，出优秀导演的概率就高了。此外，微电影应用的范围很广，能满足公益、宣传、广告、交流等多种需求。因此，政府部门、各种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越来越多地运用微电影。所以，我就跟学生们说，你不会做视频、不会用视听表达，就少了一个竞争本领。微电影其实是一种新的影像写作方法，将来会成为很重要的信息表达工具。”

林旭坚认为：“现在微电影的概念比较宽泛，也比较多样化，很多广告片、宣传片等各种视频的内容都在强调叙事性，都在往微电影方向发展。多样化没关系，只要你想表达，微电影都是一种媒介和渠道。那么要表达得好，每个人都应该非常认真、努力地对待自己的创作，至少每个片子拍出来，要对得起自己，也能更好地传递价值观。”

微电影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至于作品好坏，在于创作者自身。在广告微电影领域里，也不乏艺术第一、商业诉求其次的精品。在其他非影视领域，也能产生微电影佳作。比如，由上海市文联监制、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出品、上海德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戏曲微电影《三生有幸》前一阵在各大视频网站以及微信朋友圈内广为传播。该片以麒派京剧大师周信芳的著名唱段“三生有幸”拉开序幕，引述出优秀京剧麒派青年演员鲁肃的从艺故事。前不久，该片还获得了“首届戏曲微电影大赛最佳故事片奖”。上海剧协副主席沈伟民表示，《三生有幸》是上海剧协通过微电影这一新载体服务会员、服务戏剧工作者的首次尝试，旨在积极推动网上文艺发展，更有针对性地关注优秀青年戏剧工作者成长和他们取得的成绩。在《三生有幸》良好开端的基础上，剧协将聚焦京昆越沪淮等各个戏曲专业中的新生力量，继续拍摄讲述为传承戏曲艺术孜孜以求、执着坚守的梨园人的故事，探索以新兴媒介服务于会员的新方式以及向社会公众传播戏曲艺术的新方法。

微电影能够成为其他领域很好的表达、宣传自己的工具，同时它也能反哺所属的电影行业。

“对于大导演而言，平时生活里有一些积累，很有意思，但是又不够拍成大电影，就可以通过微电影拍出来。好多导演说过，大电影背后有投资，要有回报，拍起来就有压力。反而拍微电影的时候，觉得心里没负担，又回到自由自在拍电影的状态。”李亦中说道。

刘海波指出：“目前微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形式。对于微电影的制作者来说，是很好的训练自己用镜头讲故事的方式，尤其对电影学院的学生来说，十年前要拍电影，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没法跳跃，但有了微电影，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对于观众来说，也多了一种艺术欣赏的方式，尤其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大家很难找到固定的时间去电影院享受一部完整的长片時，就可以通过手机、iPad等，看一些微电影，获得短视频的享受。”

当然，观众不仅是欣赏者，还可以变身为制作者。不过，如何提升爱好者的拍摄水平，也值得深思。由上影集团工会主办的“追梦上影”职工微电影比赛，倒是一个可借鉴的模式。自从2014年“追梦上影”职工微电影比赛举办以来，共创作拍摄了100多部微电影，其中已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作品获得社会上的各类奖项。对此，很多人可能觉得并不稀奇，因为上影本来就是影视专业机构。但是其实，“追梦上影”职工微电影比赛的参与者都是上影集团内部的非专业人员，平时看着专业人员演戏、拍片，非常“眼馋”，但不可能轮得到他们。而职工微电影比赛则给了他们机会。上影集团工会主席李雷介绍，此项活动不只是比赛，还发挥单位的优势，请专业的编剧、摄影、制片、演员等对参与者进行专业培训。“我们是专业单位，一切要从专业出发，所以从方案开始，到评分标准等各方面都以专业来要求他们，以此提高影片的拍摄质量。”

上影集团工会的职工微电影活动也引起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关注，并推动了上海职工微电影大赛的举办。李雷指出：“我们上影集团密切配合市总工会，派专业人士到各个机构、单位进行培训，帮助职工完成拍摄，同时形成各个单位内部的微电影骨干，让他们再带动自己单位内的其他职工，以此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入拍摄微电影的行列。”

不过，职工微电影比赛虽然有培训方面的资源，但是制作费很少，很多职工是凭着一腔热情自掏腰包完成拍摄的。然而拍摄后，又缺乏回笼资金的渠道，拍微电影成为“烧钱”的活儿。黄莺也是上影集团的职工，她透露，为了拍《声·心》，自己拿出20多万积蓄，加上朋友帮忙，才得以完成拍摄。程亮坦言：“其实回顾一下，大部分成功的微电影都是贴钱的。虽然我的一些微电影作品点击率很高，但都是亏本的。平时我要自由创作的话，资金需要从别的地方补贴过来。”

刘海波表示：微电影成本再低、风险再小，也要有投资，所以仍然涉及到一个可持续问题，这也是业内一直在摸索的。“微电影的市场化，有三种：第一，投资方的诉求不是现金回报，而是有广告植入，希望被更多人看到；第二，有些导演拍微电影不是为了获得钱的回报，而是为了拿到更好更大的项目，连冯小刚都是先用100万拍了《我不是潘金莲》十五分钟的测试样片，才拿到了这部画幅实验的全片的投资；第三，可以有现金回报，目前一些网络新媒体有点击率分成，微电影可以与之合作分成。更重要的是，随着艺术影院的开发，短片完全可以纳入影院的售票机制中去。像日本战后，那时电影院内几乎都在放60分钟以内的电影，通常放两部。目前微电影的商业模式大家都在探索，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好的作品。但是现在微电影领域，真正的好作品还是少。”

李亦中则认为微电影理论上不应该进影院。“我认为微电影是满足今天视频时代受众碎片化欣赏的需求，所以微电影应该在新媒体上、手机上播放。”李亦中笑称，自己被认为是“超短”派，因为他提倡微电影尽量拍短一点，十分钟以内，最好是五分钟以内。“微电影一定是智能手机时代，大家在碎片化时间观看的。有人做过调查，相比十分钟的视频，五分钟以内的视频，观看的人更多。所以微电影的拍摄要考虑用户的使用习惯，受众需求决定微电影的规制。”

无论微电影现状如何，它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越来越多的人会拿摄像机通过微电影这种形式来表达自我，用影像的方式书写自我。在越来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电影领域，微电影可以成为一股独立的清流，当然也可能会沦为更商业化的炒作工具。因此微电影前途无量，同时发展也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