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华，金东黎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州51042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州510420）

越共十二大之后越南政治的新动向

赵卫华1，金东黎2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州51042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广州510420）

越共十二大是越南政治革新进程中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十二大后，随着阮富仲权力地位的巩固，越南权力下移的趋势得以扭转，政治风向逐渐左转：首先是恢复党代会的预备会议制度，其次是改变高级领导人信任投票制度的规则，最后是收紧自荐候选人制度。上述转变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越共内部的权力竞争，二是出于越共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担忧。该变化一方面深刻影响了越南国内的政治生态结构和政局发展，另一方面也对中越关系和中国利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此中国必须要切实重视，未雨绸缪。

十二大；越南；政治革新；中越关系；新动向

2016年1月20日至28日，越共十二大在河内顺利召开，平稳实现了高层领导的更新。上届四驾马车，除阮富仲蝉联总书记之外，悉数退出了政治局，不久彻底淡出政治一线舞台，标志着越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从十二大闭幕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越南国内形势，表面上风平浪静，底下实则波涛汹涌，内部权力竞争和路线博弈非常激烈。越南之所以在短短四个月中连续进行了两次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的选举，主要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内部权力竞争的影响，二是对内外反共势力的担忧，两次选举实际上是越南高层在两种因素综合影响下为确保内部权力平衡事先做出的既定政治安排。同时，上述因素错综交织在一起，也必然对越南内部政治生态结构的演变和政治局势的发展，对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及中国的利益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国内必须要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应对的。

一、越共十二大以来越南国内的重大政治变化

越共十二大是一次承前启后，拉开高层领导代际更替序幕的大会。在十二大召开前后，越共党内革新和保守、温和与激进等不同政治势力围绕国家发展方向、对外关系和安全战略选择、人事布局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看似平稳和谐的表象背后，实则暗潮涌动。在短短七个月内，越南国内政治形势与换届前相比发生了诸多显著的变化。

首先，恢复党代会预备会议制度（即秘密会议阶段）。越共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全国代表大会分秘密和公开两个阶段进行，在秘密阶段党内各种势力围绕重大的政治、人事和政策安排展开激烈竞争和博弈，最后达成协议。实际上，重大政治安排在党代会之前就已经由最高层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基本达成了协议①由于胡志明长期流亡国外，1945年越南独立后，越共最高领导层实际上形成了作为最高精神领袖的胡志明和国内实力派共同组成的集体领导模式，虽然黎笋时期一度权威政治盛行，但革新开放后逐步形成了党内高层协商民主和中低层竞争民主共存的局面，并逐步向社会民主扩展。秘密会议制度主要存在于革新开放之前，革新开放延续一段时间后，在农德孟时期一度取消。，会议只是解决尚未达成协议的部分政治分歧的场所，往往竞争激烈，场面不太和谐，不利于维护党团结一致的对外形象，因而该阶段从不公开。公开会议是秘密阶段各项安排在党内达成一致后公诸于众的阶段，该阶段会邀请国外友好政党代表团及国内外记者参加，力图向外界展示党代会团结、和谐、成功的一面。农德孟时期，取消了党代会的秘密阶段，虽然会前党内高层的协调和博弈犹在，但取消秘密会议阶段的确是越共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越共党内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越共党内民主运行成熟的表现。

2011年越共十一大之时，越共总书记之争主要在张晋创和阮晋勇之间展开。年届67岁、在政治局委员中得票率落后的阮富仲之所以当选完全是竞争双方妥协的结果。当时，年龄的劣势和弱势地位反倒成了阮富仲当选越共总书记的优势。具有年龄优势的张晋创和阮晋勇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都退而求其次，接受阮富仲出任总书记，而将希望寄托于下一届。在当时看来，仅年龄这一条，阮富仲就不可能再有下一任期，更不用说革新以来大部分总书记基本上都只有一个任期。然而，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人意料。虽然随后的竞争中张晋创长期领先于阮晋勇，但在最后关键时期，由于981事件，两人的支持率又成仲伯不分之态。在此复杂形势下，越共决定由72岁高龄的阮富仲打破常规连任，以协调各方矛盾，平衡不同的派系①革新开放后，除农德孟任满两届外，阮文灵和黎可漂均是只任一届，杜梅则因当时国内的严峻形势，出于应对当时的国内危机及党内团结考虑，继任一段时间后由黎可漂接任。目前越共党内的情况与杜梅时期有类似之处，阮富仲有可能采取杜梅连任的方式经过一段时间将总书记之职让位于丁世兄或其他更为年轻的领导。。越共党代会的秘密会议制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恢复的。相比十一大，十二大实际会期大大延长，凸显了越共内部不同派别之间权力竞争的激烈和政治分歧的严重，这种状况是政治革新过程中国家权力由政治高层向社会逐步下移引起的权力竞争模式造成的，同时也显示仅依靠公开的党代会越共已难以掌控政治局势的发展。这使得越南政治革新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也预示着越南政治革新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已经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如何克服这一困难对越共而言是一次艰巨的考验。

其次，修改高层领导人信任投票制度的规则。阮富仲上台后，在农德孟国会差额普选、质询和候选人自荐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国家高层领导人每年一度的接受国会信任投票的制度。按照该制度的规定，信任投票分为高信任、信任和低信任三个层次，每个接受投票的人低信任票超过50%或高信任和信任票合计不满50%都将受到弹劾〔1〕。这一制度曾沉重打击前总理阮晋勇等人。2014年，阮富仲曾建议强化这一制度，将高信任和信任合并改为信任，将低信任改为不信任。这样一来势必导致原有的信任票一部分分流到不信任票当中去，增加高层被弹劾的概率，因而受到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在国会也没有获得通过。国会信任投票制度的推出，进一步强化了对高层官员的监督制度，使得体制内的权力进一步向中下层流动，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

然而，第十四届国会产生后，阮富仲宣布，在每届国会任期当中，高层领导不必每一年都接受国会的信任投票。在初次信任投票中信任票得票率高于72%的可以不必参加以后每年度的投票，只有低于72%信任票得票率者才需要在后续的年度信任投票中继续接受国会监督。这一改变连同下述的自荐候选人制度的收紧，是政治革新以来越南革新措施第一次左转，显示出越南内部革新和保守、激进与稳健势力的竞争非常激烈。

第三，收紧国会自荐候选人制度的规则。从农德孟开始，国会候选人除了由官方提名外，还推出了候选人自荐制度，使得没有获得官方提名，又希望参选的党内外人士依然有进入国会的渠道和机会，这项制度实际上充当了越南党内外矛盾减压阀的作用。自荐候选人制度推出后，越南官方曾承诺将逐步增加自荐候选人参选的比例，作为官方推荐候选人的有益补充。然而，在此后的两届国会选举中，自荐候选人的数量和当选的代表都较第一次下降很多。对此，越南官方的说法是自荐候选人积极性不高所致，并声明逐步扩大自荐候选人比例的政策不会改变。

但是，在第十四届国会选举期间，受奥巴马访越的影响，自由派的参选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利用自荐候选人制度积极参选，连同官方推荐的候选人总参选人数一度达1 121人，超出了国会代表规模的2倍〔2〕。这完全超出了越共意料。对此，越南选举委员会利用资格审查权以参政议政能力不符合国会议员的要求为由，剥夺了200多名自荐参选人的候选人资格，使得最终参选者只有870名，自荐候选人只有11人，候选人总数比农德孟第一次推行差额普选和自荐参选制度时的候选人还少5人〔3〕。结果这次选举在很多地方受到自由派的抵制，许多选区没有能够选举出符合条件的国会代表，后虽经越南选举委员会进行补选，但最终只选出了496名代表，有4个议席空缺。更严重的是，后江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郑春成随后被媒体扒出贿选丑闻〔4〕，经过越南选举委员会处理后，越南国会最终当选人数494人，有6个席位空缺〔5〕。

二、越共十二大以来越南国内重大政治变化的深层原因

越南上述的三大改变集中反映了越共内部革新与保守、激进与稳健、维持越共一党执政合法性与深入推进民主化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显示了越共与国内外自由派和反共势力的斗争，有着国外因素介入的深刻背景，反映了越共对国内外反共势力对越南实施和平演变的防范和恐惧，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越南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在就职几个月后再次选举，最高层由四驾马车体制向五巨头为核心的体制转变，既集中体现了越南最高层预防变故发生、未雨绸缪的心态，也是越共在面对内外各种矛盾时作出的应急性政治反应。

2007年，越南国会差额选举使得包括张晋创在内的一大批越共高层落选国会议员，而张晋创按照原来党内协商的结果是要出任国家主席的，国会的选举结果直接打破了既有的政治安排，给越南高层造成了极大的震动。随着政治革新的深入发展和社会民众对高层权力制约力度的增大，高层权力向社会民众层面下移加速，越共对政治结果的掌控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在越共十二大上，丁世兄与四驾马车一起位列政治局的核心领导之列以及由即将结束任期的国会选举新一届的政府，一方面显示了越共内部斗争激烈，另一方面也显示越共在当前内部权力分配微妙的时刻对国内局势的不确定性有着深刻的防范意识。

按照越南高层的承诺，随着政治革新的深入，国会议员差额的幅度和自荐候选人的比例都要逐渐增大，如此选举结果的可预测性则肯定会呈递减的趋势，这一前景对于当前内部竞争激烈，又需要确保权力顺利交接的越共而言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在内部政策路线竞争激烈，为实现权力的顺利更替，维持各派的微妙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实现上述目的，在国内外反共势力和自由派的攻势面前，继续扩大国会选举差额率和自荐候选人的比例显然会适得其反。

因此，为确保权力顺利交接，维持党内各派微妙的平衡，越南高层一反常规，决定最高层提前移交权力，由即将结束任期但更容易掌控的第十三届国会来选举新一届国家、政府和国会领导人。这一行为不仅打破了政治常规，而且，以即将结束任期的国会选举下一届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是有违民主原则的，是否合法也值得商榷，因而受到反对派的强烈抨击。然而，客观上讲，此举起到了维护越共内部团结，确保换届平稳过渡的作用。但此举只是越共为了确保权力更替万无一失而采取的应急政治安排。特别是，丁世兄作为阮富仲和阮晋勇都能接受的人选与四驾马车一起成为政治局五名核心之一，不仅成为事实上的备位总书记，而且还有在另外三驾马车一旦在国会选举失利时充当替补的作用。在稍后的国会选举过程中，越共控制的选举委员会通过候选人资格决定权剥夺了有可能对越共政治安排造成威胁的200多名自由派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确保了越共对第十四届国会的绝对控制，从而使得十二大上确立的国家权力格局得以延续，但也因此引发了反对派的“2020年全民公投运动”。这次十四届国会对国家领导人的重新选举其实是越共通过排除反对派候选人控制国会之后对十二大上作出的政治权力架构安排的最终确认。从法律程序上讲，这次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2016-2021届国家最高领导层，而由第十三届国会选举的新领导层从法律程序上讲只不过是上届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的看守领导层而已。

三、越共十二大以来越南国内重大政治变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越共十二大以来，随着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越南国内的政治生态结构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越关系而言喜忧参半，但在近期来讲，机遇还是大于挑战。

首先，从越南的国内因素来说，越共十二大后越南新的四驾马车虽然按照以往传统维持南北对等的格局，但在19名政治局委员中对华持较为温和态度的阮富仲的支持者在数量上和关键职位上占据了较强的优势。而且，由于主张与中国进行理论合作交流的丁世兄进入核心领导层，而来自南方的阮氏金银对华态度友好，因此，本届越南最高层无论从政治局五人核心来说还是从政治局总体组成而言，对维持中越关系稳定均是较为有利的。

其次，从越共十二大召开至今，越共和越南政府先后在国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收紧自荐候选人制度，剥夺自由派自荐候选人的候选人资格；改变国会信任投票制度的运行规则，削弱国会对高层官员的制约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给高层官员松绑；采取措施规避来自西方的不利影响，确保新一届领导人顺利换届。表明以阮富仲为首的党务理论派已经基本掌控了越南最高权力的主导权。阮富仲重视意识形态和理论建设问题，对中国采取较为务实温和的态度。早在2012年其第一任期，由其领导的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就指出，越共内部存在偏离马列主义路线的危险思潮，一是机会主义，二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两者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政策结合将会极大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对越南和邻国的关系带来极大危害，从而严重损害越南的利益〔6〕。阮富仲继续执政意味着该届越南领导层有望和中国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理论合作，使得双方在共同利益的纽带上有望继续加强，两国争端有可能得到较好管控。

再次，虽然所谓的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告的南海仲裁案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非法裁决，否定了中国主张的U形线和对南海的历史性主权主张，将太平岛降格为岩礁。这表面上好像有利于越南，但仲裁案是美日等国为菲律宾量身定做的，是名义上完全有利于菲律宾，实则服务于美日本国利益的。然而，一旦否定了中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前就已划定的U形线，则越南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后才划定的扇形线更难以立足，中国不享有历史性主权同样意味着越南也不可能享有，将太平岛降格为岩礁、将许多岩礁降格为低潮高地同时也意味着越南占领下的南沙诸多地区成为了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因而，越南在这次仲裁案中实际上得不偿失，这正是越南对仲裁结果自始至终没有表达过明确支持的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中越实际上在南海管控危机、维持稳定上是可以协调立场的。事实上，在仲裁案开始之前，越南就已经开始担忧仲裁结果伤及自身，开始在各种场合为可能出现不利于越南的结果打预防针。如据越南之声报道，陈大光在会见洪小勇大使时就强调越南愿与中国一道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南海问题；而越南外部专家阮氏兰英在接受采访时则强调南海仲裁案只是中菲之间的事情，对越南没有约束力。

然而，必须注意到在越南新一届的高层领导中，除阮富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亲身经历和见证过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和牺牲付出之外，大部分领导人都是55后和60后，许多人还曾直接参加过1979-198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他们对中国的历史记忆和认知是与阮富仲显著不同的。而且，作为最高层代际更新的结果，在这届政治局当中，以阮富仲为首的曾经留学苏东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较为倾向与中国合作的一派，因年龄问题在十三大之后基本上将完全淡出政治舞台，而年龄较小，以曾经留学欧美为主，在对外战略上主张优先融入国际的一派，十三大后将会全面掌权。从较长时间点来说这将是中越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按照越南翰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阮庭廉先生的说法，中越关系可以主要分为三个领域，即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理论、经贸交流和南海问题。他认为中越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理论领域是亲密友好的同志，在经贸合作交流领域则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而南海问题虽是局部问题，却决定着中越两国关系最终是友好还是敌对这一未来前景〔7〕。从现实来看，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理论合作领域具有共同的利益，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该领域已成为维系两国友好关系的纽带。同时，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密切的经贸合作交流也对中越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两者对于抵消南海问题给两国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起到了缓冲剂的作用。这一状况在未来五年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变，但2021年十三大换届之后，一旦优先融入国际派全面掌权，中越两国的意识形态纽带无疑将会减弱，中越关系如何维持和发展，中越之间新的合作点在哪里，是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早作思考和处置的。

〔1〕赵卫华，金东黎.民主的扩展与阶层的固化：十一大以来越南政治革新的成就及挑战〔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4）：101-104.

〔2〕国会选举委员会.全国国会候选人档案共1121份〔N〕.人民报，2016-04-16（2）.

〔3〕越通社.国家选举委员会对外公布870名第十四届国会代表候选人名单〔EB/OL〕.（2017-04-26）.http://vnexpress. net/interactive/2016/dai-bieu-quoc-hoi.

〔4〕黎国理.郑春成案是不尊重党纪国法的典型〔EB/OL〕.（2016-07-26）.http：//nguyentandung.org/vu-trinh-xuanthanh-la-dien-hinh-khong-ton-trong-ky-cuong-phepnuoc.html.

〔5〕越通社.494人正式获得第十四届国会代表资格〔EB/ OL〕.（2016-07-20）.http：//www.nhandan.com.vn/chinhtri/ item/30182902-494-nguoi-du-tu-cach-dai-bieu-quochoi-khoa-xiv.html.

〔6〕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和在越南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新的理论认识〔M〕.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12：225.

〔7〕阮庭廉.21世纪初叶中越关系中的若干突出问题及对2020年中越关系的展望〔M〕.河内：百科字典出版社，2012：302-330.

The New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Vietnam after the 12thCongress of the CPV

Zhao Weihua1,Jin Dongli2
（1.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 2.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510420）

The 12thcongress of the CPV is an epoch-making meeting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innovation in Vietnam.With Nguyen Phuc Trong's power status being consolidated after the congress,the trend of the power transfer from the upper class to the grass roots has been reversed and the political winds gradually turn left.Three changes has taken place,i.e.the recovery of the preparatory meeting institution before formal meeting,the start of confidence vote for senior political leader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numbers of the self-nominated candidates.Two reasons could explain the above changes,the one is the internal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CPV and the other is the CPV's concerns about peaceful evolution and color revolution.The above changes,on the one hand,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tructure in Vietnam,and on the other hand,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ino-Vietnam relations and China's interests.Therefore,China must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and take precautions.

12thcongress;Vietnam;political innovation;Sino-Vietnam relations;new development

D801

A

2096-2266（2017）05-0069-05

10.3969/j.issn.2096-2266.2017.05.012

（责任编辑 党红梅）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文化视域下的越南政治革新研究”（11CKS021）

2016-12-14

2017-03-01

赵卫华，副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越南政治革新、中越关系、南海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