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峰龙，任君蕾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浅析清初（后金）与朝鲜宗藩关系演进与确立
——以“丁卯之役”与“丙子之役”为中心

崔峰龙，任君蕾

（大连大学 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17世纪初是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期间，建州女真逐渐统一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各部，并建立“后金”政权后与明朝对峙。后金为了消除与明朝抗衡的后顾之忧，先是极力向朝鲜王朝示好，后经过第一次征伐将原来的“依附关系”改为“兄弟之国”，继而通过第二次征伐将“兄弟关系”转升为“君臣之义”，由此最终确立宗藩关系。本文将以“丁卯之役”（1627年）与“丙子之役”（1636年）为主要线索，阐述了清初（后金）与朝鲜王朝宗藩关系演进与形成过程，以便进一步深入了解宗藩体制的实质问题。

丁卯之役；江都之盟；平壤之盟；丙子之役；城下之盟

一、“后金”建立前明、朝鲜与女真三者的关系

14世纪末，明朝在东北地区重创故元的几股势力后，便开始管理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即女真、吉里迷、苦兀、大翰尔等土著族群。对于女真部落，明成祖沿用太祖时期在兀良哈蒙古地区建立的羁縻卫所政策，任命当地女真首领担任卫所各级官员，其中建州卫是明代在东北地区三大女真人部落中所设置的第一个羁縻卫所。据史料记载，明成祖一朝22年之间，女真各部朝贡共220次[1]444。明朝为进一步巩固东北疆域和管辖女真各部，1409年设置努尔干都指挥使司，并派官驻兵镇守，治理其诸多羁縻卫所，颇有效果。明代永乐、洪熙、宣德年间，明朝不断派遣朝官和努尔干都司的官员，带着朝廷的赏赐前往女真地区招谕女真部落，巡视羁縻卫所。可是，后来努尔干都司由努尔干（今特利）被收缩内迁（开原），而羁縻卫所仍继续实行。羁縻卫所虽有较大自主权，但是如果发生较大内部冲突时，明朝中央就会直接干预或处理。直到万历中期为止，明朝中央对女真各部的支配都是颇为有效的。

明朝稳定东北边疆地区的同时，也极力与高丽王朝维系融洽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高丽国王恭愍王就遣使张子温赴明建交，不久便停止使用元“至正”年号。为此，明太祖遣使偰斯持诏书及金印诰文赴高丽，封高丽恭愍王为高丽国王，正式确定宗藩关系。明朝是创出中国中原王朝改朝换代后，承袭前朝以和平方式与高丽王朝建立藩属体制的最典型的标本。公元1392年，高丽权臣李成桂迫使恭让王让位，自立为王，建立李氏王朝。此后，李成桂则更加主张与明友好，即曰：“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三统以来，事大以动”[2]107。同年十一月，李太祖派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赴明，奏请“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2]112。明于闰十二月初九日钦奉圣旨：“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明而祖之”[2]113。由此可见，李朝对明朝的尊崇，自此“朝鲜”之国名使用至今（即半岛北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简称）。李朝对明之朝贡，明要求三年一贡，而李朝却一年三贡，即贺正、圣节、千秋节。后又改为一年四贡，除前三贡外，另加冬至节[3]465。李朝每次朝贡时，向明进献不少物品，明也以大体相当的物品回赠。两国使节交往相当频繁，是中世纪中朝关系史上宗藩体制最典范时期之一。

明代前期，女真主要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其中，建州女真的社会经济较为发达，但生活条件仍然艰苦，且女真内部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暗斗，时发饥荒，物资欠缺。对此，相隔遥远的中原王朝又不能及时给予扶持，所以女真就与毗邻朝鲜频发交易，以便物资补偿。但是，李氏王朝并不把女真人视为平等交往的伙伴，从一些文献中就能看出朝鲜将女真称之为“藩胡”“夷狄”“丑类”等，十分蔑视。李氏王朝一方面将女真视为朝鲜北方安全的缓冲，在政治上对建州女真加官进爵，经济上与女真保持贸易往来，给予丰厚的赐惠。另一方面，对于扰乱朝鲜北部边境的建州女真人，实施经济封锁，甚至武力征服。朝鲜王朝如此对女真采取两手之策，其最终目的是将女真纳入到自己的控制圈内，以便得以实施北方开拓政策。可见，当时朝鲜与女真的关系中，朝鲜处于支配地位，女真处于弱势地位。

由上可见，明朝、朝鲜、建州女真都为各自利益，实施着不同的外交策略。明朝对朝鲜与女真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若有一方逾越界限，明朝就采取措施压制。朝鲜则为实现北方开拓策略，对女真适时拉拢，而对明朝保持友好，避免冲突。而处于弱势的女真，为了生存不得不委蛇于明朝与朝鲜之间。然而，这种局面进入到17世纪初期以后就呈现出其三者关系龟裂之新迹象。

二、“后金”崛起及征伐朝鲜之原因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基本完成建州女真的统一之后，开始对建州女真各部的有效统治。在此时期，努尔哈赤为了争取明朝的庇护，壮大自己的势力，就主动积极为明朝保护边塞，打击明朝边关的其他女真部落。明朝因其保塞有功，1589年授予他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之职，1595年又加授为龙虎将军。随着建州女真越来越强大，努尔哈赤欲求自立为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是在其与朝鲜王朝之间往来的书信中亦可见，他称建州为“女真国”，称自已为“女真国龙虎将军”，甚至称为“建州国王”[4]259。在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努尔哈赤也积极建立各种制度，为开创政权做准备。直到努尔哈赤吞并哈达、辉发和乌拉，并重创叶赫部，其疆域扩展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之后，才终于脱离明朝建立女真政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老城）称汗，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

后金建立后，立即与明朝对峙，到天命七年（1622年），经过萨尔浒、辽阳、沈阳、广宁等大战，后金的势力遍及全辽之地，随之努尔哈赤入主中原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但是，1626年努尔哈赤兵败宁远城之役后，同年四月又亲率大军征伐蒙古，而到七月中旬，其身患毒疽，不久而薨。此后，后金围绕继承大汗，展开激烈暗斗，最终皇太极受推举承袭汗位，建元天聪。他继位大汗后，改变努尔哈赤的“西征南略”策略，则采取“西和东征”策略，即外交上与明议和，军事上东征朝鲜之方略。皇太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努尔哈赤死后，八旗诸贝勒议定皇太极即位，并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同治理朝政，这种诸旗合力与汗权独尊的斗争，让皇太极有所顾忌。同时，后金所占领地区的汉人，时而揭竿而起，民族矛盾尖锐。所以，皇太极欲求通过战争树立汗威，并转移国内矛盾。

从经济上看，“丁卯之役”的发生是后金生产力水平不能满足其巨大的军事实力急剧膨胀的需求。萨尔浒战役之后，努尔哈赤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强制推行境内汉族剃发入旗，激怒的汉族民众，纷纷举兵反抗，而努尔哈赤则大肆镇压，大多汉族则逃入森林或朝鲜境内，导致大量土地荒废无人耕种。同时，明朝又切断与后金的边境交易，故而此时后金社会经济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其生活用品及粮食还不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再加上，天聪元年后金遭遇大饥荒，金银难以开销，物资缺乏。于是，得不到明朝援助的后金，只能把目标投向于毗邻的朝鲜[5]。

从军事上看，当时辽东战场，由袁崇焕固守宁锦，西线无缝可趁。后金又处于朝鲜、明朝、蒙古三面包围，故欲入主中原，先除后顾之忧，而东部朝鲜则国力相对较弱，且明将毛文龙居于朝鲜皮岛蠢蠢欲动，始终让后金甚感威胁。正如后金太宗所言：“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判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3]581。可见，皇太极征伐朝鲜是貌似偶然试探，但实际上是策划已久之举。

从朝鲜王朝而言，光海君在位时期（1608～1623），虽然处于内忧外患，但战略上则采取“两端外交”，既不背明，又与后金共处。对三角之局势，光海君认为：“中原事势，诚为岌岌，此时内为自强，外为羁縻，一如高丽所为，则庶可保国”[2]3129～3130。他对后金之态度是：“至今不为东抢者，非爱我也，亦非畏我也，只以专力于西，诱我和好”[2]3163。由此可见，光海君既不迷信明朝的实力，又不以文化优越感蔑视后金，尤其模仿高丽“两端”策略，使而企图延缓后金对朝鲜的军事行动。但是，1623年3月朝鲜王室内部发生政变，光海君以“通虏”罪被黜退，李倧（仁祖）即位。李倧执政后，就抛弃“两端”外交，断绝与后金来往，尊奉倾溃之明朝，以尽君臣之信义。然而，朝鲜仁祖亲明外交策略，使其与后金关系日趋恶化，进而加快了后金第一次征讨朝鲜之进程。

三、“丁卯之役”与“兄弟之国”

(一)“丁卯之役”

1627年，后金太宗以攻打明将毛文龙为借口，派谴大兵征伐朝鲜。1月8日，由朝鲜降将姜弘立、朴葵英等为向导入侵朝鲜，并于1月14日占领义州。同时，阿敏派兵攻打毛文龙驻守的铁山，后金虽然攻下铁山，但是毛文龙退至皮岛，并没有捕获。后金统帅阿敏认为，皮岛隔海相望，水师不足，而朝鲜防御力量薄弱，便转而主攻朝鲜，大举侵入内地，致书李朝国王，列出朝鲜“四大罪状”①《李朝实录》对所谓“四大罪状”记述为：“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侵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既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隐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也。尔还把毛文龙放在尔国，招我逃民，偷我地方，此三也。我先汗归天，有仇如南朝而尚来吊问，赏礼来贺新汗，况我先汗与尔过毫无不好心肠，尔国无一人吊贺，此四也。”，并最后称：“我方统大兵来，尔国要和好，差官认罪，火速来讲”[3]582。随后，后金大兵破竹之势，长驱直入，15日便攻占定州，18日汉山城失陷，20日越过清川江，21日侵占安州，26日抵达平壤镇。面对后金的疯狂入侵，仁祖曾向宗主国明朝求助，明朝也欲趁后金兵力分散之际直捣其后方，但明朝内部民乱不断，已经自顾不暇，最终朝鲜仁祖王被迫弃守汉城，避于江华岛，同时派人去后金军营递交国书议和，后金也担忧明朝或蒙古各部乘机反击，所以不愿朝鲜战事扩大，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议和，最终达成和议，并先后在江都、平壤焚书盟誓。因后金征讨朝鲜王朝的1627年是农历丁卯年，史称“丁卯之役”，朝鲜则称“丁卯胡乱”。

（二）“江都之盟”与“平壤之盟”

后金与朝鲜议和后，后金向朝鲜提出两个苛刻的要求：1.朝鲜“不必仍事南朝(明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永为兄弟之国，共享太平”[6]64。要求朝鲜与明朝断绝来往。对此，朝鲜王室大臣们纷纷认为：“此言即劝王称臣也”,“以我为金国之将乎？我心不然”[2]3312。因为李朝一直奉行事大主义，尤其感恩明朝壬辰寇乱②壬辰寇乱是指16世纪末，日本太政大臣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土地分封不均的不满，向外获得更多的土地，于1592年和1598年两次入侵朝鲜，明廷两次派大军由李如松统领援朝御敌，并将倭寇驱逐出境。对此，李朝对明由衷感激。的救难，固然不肯放弃与明朝的宗藩大义。后金见朝鲜态度坚决，便也妥协：“不绝天朝一款，自是好意，不必强要”[2]3313。2.后金见朝鲜与其书信往来一直用明朝年号，就提出要求“我非天启所属之国也。若无国号，写我天聪年号，结为唇齿之邦，我国有事，你来救我，你国有事，我国救你，永不失信”[2]3316。即要求朝鲜弃明朝年号，改为后金年号。对此，朝鲜大臣尹昉反对曰：“大义所在，无可更议”[2]3316。合司曰：“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之”[2]3317。最终李朝国书回复：“我国臣事皇朝二百年，受恩深重，义不可负，前书以尽，此义今不容他说”[2]3317～3318。最后，后金接受“不书年号，从揭帖式也”[2]3318，即接受使用干支记年的折中提议。

1627年3月3日，朝鲜仁祖王与后金代表刘兴祚在江华岛订立《江都之盟》。朝鲜誓文曰：“朝鲜国王以今丁卯年某月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以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疆域③《江都会盟》和约盟文中的“各守封疆”是指清朝与朝鲜之疆域境界，即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但此规定为近代中朝界务交涉埋下了伏笔。，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若我国与金国记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灾。若金国仍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祗，监听此誓。”读罢，便焚烧于西堦的桌子上。

随后，后金李行远读誓文曰：“朝鲜国三国老、六尚书某等，今与大金国八大臣南木太大儿汉何世兔孤山太托不害且二革康都里薄二计等，宰白马、鸟牛立誓，今后同心同意。若与金国记仇，存一毫不善之心，如此血出骨暴。若金国大臣仍起不良之心，亦血出骨白，现天就死。二国大臣，各行公道，毫无欺罔，欢饮此酒，乐食此肉，皇天保佑，获福万万”[2]3322。此双方誓约，史称“江都之盟”（亦称“江都会盟”）。此盟约并无不平等之意，是后金争取与朝鲜地位平等的盟约。

但后金主将阿敏则不满意“江都会盟”之内容，故军队撤到平壤后，便不再撤退，迫使朝鲜仁祖王重新订立盟约。仁祖无奈又派王弟李觉奔赴平壤后金大营，再次举行盟誓，誓文中称：“若李朝背约不送贡物，对待后金不如对明使一样恭敬，若李朝巩固城郭，整顿兵马等，后金将讨伐朝鲜国。”平壤之盟比较多提到朝鲜应当遵循的义务，并且也隐含着应以对待明朝的宗藩之礼仪来对待后金的意思。但是忠于明朝是朝鲜王朝一直奉行的传统外交政策，特别是光海君由于推行“两端”外交而被罢黜之后继任的仁祖王来说，更是吸取教训，极力推行传统的亲明外交，“奉明事大，崇明排金”的思想很强烈，而后金又对李朝强硬勒索，所以双方交涉中，朝鲜有时显得很强硬，但后金的高压下又不得不步步退让。

比如，1630年春天，后金贝勒阿敏率军内扰，后被明军击败，只好放弃关内永平、遵化等四城。朝鲜得知明军获胜，大为高兴，大肆庆祝，就对后金产生轻视之心，竟而大减“岁币”。对此，后金极为不满，则扣留朝鲜使臣，致书朝鲜，严词诘责。朝鲜王室只好再补上差额，才算了事。在文书方面，也往往因用词而起争执。起初，朝鲜致书后金常用“奉”，而后来又改用“致”。对此，后金就大为不满，觉得“轻视我朝”。在互市贸易方面，“会盟”之后，后金要求与朝鲜开设义州、会宁两个互市，本来约定开市人马费用自费，但后金却让朝鲜来承担。并且后金商队来朝鲜时，朝鲜还要以高规格来招待，生活起居都要负担。在纳贡方面，后金除正常岁币外，还要求额外索求，这让本来就对后金不满的朝鲜王室，则对待后金贡物更加消极，不仅不按时送到，甚至还减少贡物数量。两者的矛盾不断，关系一直不和。结果，导致后金结束蒙古战事之后，就立即发动第二次征伐朝鲜。

四、“丙子之役”与“君臣之义”

（一）“丙子之役”

1635年，皇太极征服蒙古后获得元顺帝传国玉玺，其地位日益巩固，预备改元称帝。此等大事，当然要通知兄弟之国。遂于1636年2月，后金率领蒙古大将47人，次将30人随同后金98人一同到达朝鲜，致书朝鲜义州府尹李浚说明来意：“我国既获大元，又得玉玺，西达诸王子愿上大号，欲兴贵国议处。兹送差人，不可独送，故俺亦偕来”[2]3546～3547，李浚将此事禀报给朝鲜国王，立马遭到朝鲜群臣的反对，司谏赵絅上疏曰：“请勿许西达入国门”[2]3547，掌令洪翼汗上疏曰：“……而亦见其要我立信，将以称于天下曰‘朝鲜尊我为天子’。殿下何面目立天下乎！臣愚以为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责其背兄弟之约，僭天子之号，明言礼义之大，悉陈邻国之道……如以臣言为谬妄而不可用，请先斩臣头以谢虏人”[2]3547～3548。如此群臣反对哭诉声中，仁祖决定不接见后金使臣，也不收国书。后金又听闻斩使之说，愤怒回国，至此两国关系面临决裂。同年4月，后金太宗在沈阳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在称帝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行礼，此行为彻底激怒皇太极。

12月，皇太极在沈阳齐集10万大军，对朝鲜进行第二次征讨。后金军队经过十余日便逼近朝鲜京都汉城，国王仁祖被迫撤出汉城，本来计划要避到江华，但后金已封锁前往江华之路，只好率世子、百官避入南汉山城，清太宗随即侵占汉城，并包围南汉山城，同时攻陷江华，俘虏逃入江华的嫔妃及王子，并压到南汉山城。面对严峻的形势，国王仁祖被迫遣使出城，向后金求和。1637年1月28日晚上，皇太极经过与诸贝勒大臣商议后，派使臣致书朝鲜国王提出议和条件，战事才算结束。因这一年是丙子年，所以后金对朝鲜的第二次征伐史称“丙子之役”，朝鲜则称“丙子胡乱”。

（二）“城下之盟”

议和的条款主要有：1.“将明朝所与之诰命与册印，献纳请罪，绝其交往，去年号，一应文移，奉我正朔”；2.“以长子及第二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3.“若征明朝，降招遣使，调以步骑舟师，或数万，刻期会处，不得有误”；4.“正朔、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庆吊等等，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5.“其所进表筏程式及朕降招敕，或是事遣使传输，尔与使臣相见，或尔诸陪臣谒见及迎送信使之礼，无违明朝旧制”；6.“军中俘系，自过鸭绿江后，或有逃还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本主之便”；7.“新旧城垣，不许缮筑”；8.“尔国所有兀良哈人，俱当刷还”9.“每年岁贡物目：黄金一百两，白金一千两，水牛角弓面二百部，丹木二百斤，环刀二十把，豹皮一百张，鹿皮一百张，茶一千包，水濑皮四百张，青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把，好大纸一千卷，好小纸一千卷，五爪龙纹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苧布二百匹，各色棉紬二千匹，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匹，布一千匹，米一万包”[7]484；其中明确规定：“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3]584。之后，李朝国王仁祖率世子出南汉山城，于三田渡举行“城下之盟”，向清太宗行跪拜礼，两国正式结成君臣之盟。从此，大清帝国与朝鲜王朝正式确立“宗藩体制”，为日后入住中原完全解除后顾之忧。

清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与朝鲜和明朝的宗藩关系相比不尽相同。明朝对待藩属国主要是厚往薄来，朝鲜是有利可图的，而入关前清朝正是与明朝决战时期，急需丰厚的人力物力，所以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中更像是经济掠夺。如“盟约”规定圣节、正朝、冬至、千秋、庆吊等时期向清朝纳贡，每年不下六次，且每次纳贡都要丰厚，而赏赐甚少，尤其是贡纳“岁币”时，除了上供金、银以外还要大量的纸张、布匹、虎皮等，令朝鲜王室苦不堪言。

除物资上的榨取之外，清还不断强制朝鲜派兵助其攻打明，朝鲜虽不愿意，但也迫于清朝压力不敢不听从。1638年9月，清军分三路攻明，命朝鲜发兵五千，军饷自备，听清军调遣，朝鲜不敢公然违抗，只能以道路泥泞为由拖延时间。皇太极得知后极为生气，下令逐还朝鲜兵，并派人去世子馆，对世子严厉斥责，世子不仅不敢反驳，而且还亲自去请罪，朝鲜国王也急派使臣到沈阳谢罪。

清初时期两国的关系处于貌合心不合的状态，清对朝鲜极为苛刻，朝鲜王室对其鄙夷不满，但也敢怒不敢言。这种关系直到清入关后，才有缓和趋势，但朝鲜王朝两班士大夫把大清视为“蛮夷”之风潮一直延续到近代开港之前。

五、结 语

大清（后金）入关前皇太极先后通过两次大规模的征伐朝鲜，使其与朝鲜王朝的相互关系，以原来的“依附关系”转为“兄弟之国”，进而提升为“君臣之义”，从而正式确立宗藩关系。由此，清朝不仅解决攻明的东顾之忧，而且也能从尽藩属国义务的朝鲜王朝中获得丰厚的人力物力，为最后入主中原打下牢固的基础。由此可见，中世纪以来维系宗藩体制的内在因素虽根基于“礼仪”，而其实现方式则外在表现为力量抗争，即战争或征讨是基本手段和途径，胜者或强者为“宗”，而败者或弱者为“藩”。这种宗藩体制不仅是中世纪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邻国之间维持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而且也是东北崛起的古代国家（如辽、金及后金）对朝鲜半岛历代王朝（高丽、朝鲜王朝）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模式，其历史影子，从古到今，可寻一斑。

由于清初（后金）通过战争手段与朝鲜王朝确立强制性的宗藩体制关系，所以初期两国之间虽然充满着不和谐，甚至朝鲜王室乃至两班士大夫阶层中呈现出“尊明贬清”之思潮倾向，但是这种思潮主流随着清朝统一中国，并对朝鲜王朝实施怀柔政策而逐渐失去实际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王朝也逐渐摆脱“事大于明”的观念，尊奉大清天朝，逐步转入最典型的宗藩体制轨道之上，且一直维系到签订“马关条约”为止，约260年。

[1]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M]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4]程妮娜.东北史[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5]魏志江,潘清.关于“丁卯胡乱”与清朝交涉的几个问题[J].学习与探索,2007（1）.

[6]李朝仁祖实录[M]卷一五.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条.第34册.

[7]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u Jin) and the Korean Suzerain Vassal State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Suzerain Vassal Relations between Early qing Dynasty (Late Jin) and Korean——With “Dingmao Battle” and “Bingzi battle” as Center

CUI Feng-long,REN Jun-lei
(Center of Northeast China History,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Early 17thCentury was a period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politics of northeast Asia where Jurchen was gradually uni fi ed in that Jianzhou Jurchen uni fi ed Haixi and Yeren Jurchen tribes by setting up “Late Jin” regime against Ming dynasty.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threats from rear by Ming Dynasty,“Late Jin” showed friendliness to Joseon Kingdom by modifying the dependence to “brotherhood” after the fi rst warring fi ghts and “king-subordinate”after the second thus building up vassal relations.This paper takes “Dingmao Battle” (1627) and “Bingzi battle” (in 1636) as the clue to elaborate the Qing Dynasty (Hou Jin) and Joseon Dynasty vassal relation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uzerain vassal system.

Dingmao Battle; Jiangdu League; Pyongyang League; Bingzi Battle; Treaty at the Door

K248

A

1008-2395（2017）05-0011-06

2017-03-06

崔峰龙（1963-），男，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亚史和近代中韩（朝）关系史研究。任君蕾（1992-）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代中韩（朝）交流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