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骄

马军

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创始人，主持研发了手机APP“蔚蓝地图”。2006年5月被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2015年4月17日，获得关注全球问题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

治理雾霾已是不可回避的公共议题，而由此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依旧引人深思。从其他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来看，只有社会力量开始积极参与，污染问题才会出现拐点。在中国，马军作为环保志士先行“出击”。

雾霾天气持续。2017年初，中央气象台将大雾预警提升至最高等级红色，同时继续发布霾橙色预警。据了解，这是我国2014年雾预警标准修订后，中央气象台首次发布大雾“红警”，也是史上首个大雾红色预警。以北京为例，空气质量已达到六级严重污染级别，多条高速公路遭封路或限流，首都机场多架航班取消。空气质量为“极重污染”或“危险”级别。有毒空气遮蔽了阳光，北京2000万居民透不过气来。此次雾霾波及京津冀、山西、陕西、河南等11个省市在内的地区。

治理雾霾已是不可回避的公共议题，而由此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依旧引人深思。从其他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来看，只有社会力量开始积极参与，污染问题才会出现拐点。在中国，已经有环保志士先行“出击”。

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创始人马军主持研发的手机APP“蔚蓝地图”，就致力于提供一种公众实时了解污染情况，并参与污染源举报的可能性。

“蔚蓝地图”APP的前身，是创立于2014年6月，基于百度地图运行的“污染地图”。利用百度地图收录详尽地理信息，并且不断更新的优势，“污染地图”可以精确地标注各种污染源信息，使公众有可能关注身边的污染源，从而倒逼企业达标排放。

2015年“污染地图”实现全面技术升级，并更名为“蔚蓝地图”。不仅可以查询污染源监测数据，还能显示空气质量指数（AQI）、水源质量监控、生活服务指数等关键的环境信息。

打开APP，系统首先会进行定位，找到用户所在的区域，而后便是显示各种信息。根据当前区域空气质量指数和污染程度，软件还可以显示各类服务信息，比如建议佩戴口罩、不适宜开窗、减少运动等等。

随着工业开发对水资源的污染被越来越多地曝光，水质也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而这同样成为“蔚蓝地图”的服务亮点。APP的水质模块可以满足公众及时查询和获知各地水质情况的需求。上线之初，这一模块就包括各大水系的水质信息，以及1900多个水质监测站和全国数百条河流、上百个湖泊水库的水质信息。

不仅如此，得益于手机基站定位的功能，公众只需要浏览这种特殊的电子地图，就可以将身边的污染源信息和危险程度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也可以將这些信息实时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提醒其他人一同关注污染源情况及个人的安全健康。

这种创新方式让很多外国友人耳目一新，更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民众和政府对环保的重视与日俱增。“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环保公益资助计划也在密切关注蔚蓝地图APP，而马军也借此荣获有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成为首个获该奖的中国人。

在英国牛津领奖当天，马军三分钟的获奖感言，引得全场两次起立鼓掌。主办方给予他的颁奖词是：在过去的中国，公众没有一个跟踪和举报工业污染的途径，马军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创建了一个对公众友好的平台，把政府已经公开的环境信息汇集到这个平台，方便公众获取。这样的创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环境监督中去，并且已经有近2000家企业采取措施“净化”他们的生产。

马军置身环保其实已有二十余年。25年前他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后到《南华早报》驻京站做记者，在此7年间，由于工作关系，马军去了很多地方，在实地调研一些河流的污染问题后，满目疮痍的环境污染现场，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刺激。在山西的汾河谷地，整个宽大的河床上面，没有任何水流，但一场小雨过后，村庄的河流里涌出“五颜六色”的废水，整个晋中的谷地，好像一个巨大的调色板，回去之后，马军做了案头调研，发现这些污水中有很多致畸形、致突变的化学物质。

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水受污染，把井打得深一点，但是他们补贴的钱，只够打到一定的深度，再污染了，只能承受。”马军回忆。这种日益严重的水危机让马军感到无形的压力，1998年，我国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马军决定把自己一直以来看到的、搜集到的记录下来，1999年《中国水危机》一书问世。他在书中阐述中国七大流域面临的水资源问题及其对流域内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威胁，提出中国一些地区可能陷入水危机，分析造成水资源困境的根本原因，倡导对江河生态的保护和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该书出版后，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马军从一个媒体从业者，成了知名的环保人士。

2006年，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和创建者，他领导编写了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通过“水污染地图”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个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

将污染信息公之于众必然触及企业利益，马军坦言时常受到企业甚至地方官员的施压。当他试图与污染方沟通促其整改时，或无视或敷衍或以诉讼相威胁的企业不在少数，其中不乏跨国巨头。

2011年1月18日，由马军牵头的五家环保组织，在网上发布了名为《苹果的另一面》的独立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苹果公司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换言之，苹果的供应商中，存在排放废弃物严重超标的企业。

马军曾被允许，持摄像机进入一家苹果供应商的工人宿舍。患职业病女工窝在不足五平米的宿舍里，如地狱般痛苦的场景，让他记忆犹新，“双手都在发抖”。

对于苹果的另一家重要供应商武汉名幸电子，马军带团队亲自去武汉做调研，请渔民在小船上划船，打捞底泥，“一股刺激性味道扑鼻而来。河面是乳白色的，河面下却是漆黑一片。我们把底泥拿到第三方监测分析，污染数据严重超标，是几千倍的超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回忆说。

在剪辑片子时，剪辑师说不好处理，因为背景里有马军的抽泣声。“当时我很难过，我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手中拿着时尚的IT产品时，能够理解它背后的环境代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苹果公司拿到调研报告后，给马军团队的回应是“对供应商，我们的政策是不披露。”为此，双方的博弈长达三年之久，马军在苹果总部与对方长达5个多小时的对谈，成了压垮苹果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之后，他们的整个方向才发生改变。”王晶晶说。

要理解马军，这是最重要的背景之一。他与苹果公司的这场博弈，为他带来“环保斗士”的称号。其实早在2006年5月，他便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台湾导演李安等一同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被英国《卫报》评为“能拯救地球的50人”。

然而，初次见到马军时，很难从他温文儒雅的气质中，看到“斗士”的英雄气概。对于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将他从一个只具备环保基础知识的新闻系学生，一步步推向今天的位置。如今，马军领导的IPE团队已经走过10年，马军说，“十年不忘初心，只为找回碧水蓝天。”

南都周刊 马军

“一些底线是不容妥协的”

南都周刊：今年是IPE成立10年，您从事环保事业20年。IPE这10年主线其实就是参与治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从2008年只是传统的出具报告，到后来蔚蓝地图APP，是一种怎样的环保思路的转变？

马军：其实这种思路是一以贯之的。我20年前看到了一些环境问题，后来我思考，为什么我们投入了这么多资源，环境还没有改善。思考下来，我发现不仅是技术资金的问题，重要的是缺乏动力，执法不严格，背后有地方的保护干预环境的执法，环境诉讼又很困难。我们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手段，去克服这些阻碍。这个替代性在我们看来就是社会的广泛性参与，而且不但是要简单参与，还要深度参与，这就需要数据的公开。

到2013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倡议，叫污染源全面公开倡议，2013年10月就陆续有一些省把他们的平台搭建起来，但是公众获取信息还不太容易。而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思考移动互联网的推动意味着什么。我们研究了是否可以把蔚蓝地图的网站升级成APP，后来实时数据有了，契机来了。这和“两图”（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一以贯之。

南都周刊：这个APP里，民众和政府部门的有效互动在全国普遍吗？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马军：APP两大技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形成为举报使得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

一些地区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政府基于每一条蔚蓝地图的举报，都可以跟进，在山东基本达到了。我们这边的APP给予这些数据，他们能充分地公开这些数据，同时我们还有社交媒体举报。

南都周刊：你被稱为“环保斗士”，你怎么看这种“斗”？

马军：大概20万家在我们监督的企业名录里，外界会以为我们一个小小的机构应对大的挑战。在工作中，有斗的地方，我们确实画有自己的底线，一些底线是不容妥协的。另一方面，我们想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只要企业愿意整改，我们就能提供这个标准。

我们的工作方法都是合作共赢，试图去寻找相通点。十年前我们就主要用政府的官方数据，数据在那个时候是十分敏感的，我们需要去建筑在一个大家共识的基础上。

南都周刊：APP上对空气、水质、污染源的监控数据来源于哪里？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如果数据失真，在APP上怎么做？

马军：对于数据，不仅是在环保，在很多领域都存在问题。最好的解决数据质量的方法就是公开。真正打开这种暗箱，才会带来一定制约。举一个例子， pm2.5的数据，原来空气质量是80%的城市都是达标的，那时候是每天发布一个日报，日均值在收集之后，经过计算，很多人为的操作空间存在，但是现在变成六种主要的污染物，每个小时，数据监测后国控站直接实时发布，调整的空间一下子被压缩。无论如何，数据的质量在这个空间被提升了。实时数据公开后，我们可以拿这些实时的数据去比对手工监测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识别过一些问题的。经与当地的环保部门沟通，有一次六家污水处理厂数据造假，最终提出后，得到了回应是六家被罚120万的罚款。

南都周刊：目前这个APP监控到了多少排污企业？覆盖率是多少？

马军：以前的举报，都是点对点非公开，从写信，到打电话，但是微距报和APP的结合，都是公开的。很多时候会形成围观的力量，克服执法不严。我们是基于数据、科学、法规的排放标准的。

APP上开始有9000家企业，3000家气，6000家水，现在是12000家纳入里面，现在新的机遇是新环保法和大气法，提到每个城市应该出现在重点排污的名录中，根据大气法，在线数据要公开。我们也在和各地的环保组织，首先出台这些名录;第二步，名录中的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现在第一步还在进行中。如果都完成了，会有更多的排放源纳入到公众的视线中，我们叫这个现象是“让每一个烟囱都公开。”两部法的实施，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机遇。

南都周刊：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手机APP实时监控污染数据，在国际上应该是首创，这为什么发生在中国？

马军：我们是在十年前开始搜集这些数据，但在2012、2013年发现，公开还需要更大的规模，研究中发现中国是所有国家中安装在线自动检测设备最多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没钱，也没那么多产业，所以就没有这些。发达国家，当年走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技术，他不必花那么多钱。在我们国家，几十亿上百亿元的花费在这上面，因为数据不可信，环保局不相信企业自己测的数据。在国外是企业自己测这个数据报给环保局，作为执法的依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基础。十年来，数据沉睡在那里。有时候我们到环保局做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请我们看他们的平台。直接在电脑上可以看到每一家的排放。但是你问他用这个做了什么，回答是什么都没做，因为这些数据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即便发现有问题，也碰不得。我们认为，发挥这些数据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公开。能够让更多的民众都看到这个数据，这是对公共数据的利用。我们做到的是推动这些法规的完善，推动数据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