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康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马鞍山 243032）

综观建炎、绍兴一朝，宋高宗始终将确立正统身份，加强自身权力，以树立“人主之权，在乎独断”[1]的皇帝权威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在这种方针下，高宗对宗子的选择乃至立储，已远远超越了其保证皇位和平继承的目的本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1 赵伯琮的入宫与高宗的立储经过

建炎三年七月，宋高宗之独子元懿太子赵旉病死，此后再无亲子诞生。绍兴二年五月，太祖七世孙，子偁之子赵伯琮被高宗接入宫中抚养；三年，赐名瑗；五年，封建国公，听读资善堂；十三年，封普安郡王；三十年二月，立为皇子，更名玮，进封建王；两年后，被立为太子并受禅继位。

可以看出，赵伯琮幼年即被接入宫中，但直到近三十年后才确立皇子名分。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宋朝的皇嗣养子制度下，把收养的宗子立为皇储，往往是无嗣皇帝解决继承人问题的最后选择。事实上，在子嗣缺乏的情况下，宋朝皇帝“一般会从宗室中挑选合适宗子养于禁中，一边培养教育，一边等待自己的皇嗣降生；而一旦亲子降生，收养的宗子便会送回藩邸[2]。”笔者认为，这显然是推脱之词。宋高宗的“政治运作”，才是在赵伯琮入宫直至其最终登基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高宗用将宗子接入宫中抚养而不确立其名分，最终又让其登基的方式，使自己的政治意志一以贯之的同时，维持了政治势力的平衡，从而达成了稳固统治，加强皇权的最终目标。

2 高宗借赵伯琮达到的政治目的

2.1 渡过政治危机

靖康之变后，逃脱金人搜捕的赵构在百官的推戴下即位，开始了宋政权的重建。然而此时的高宗，面对的是政令不行，御敌无力的窘境：建炎元年九月，金军南下攻宋，高宗逃往扬州；建炎三年三月，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禅位于年仅三岁的太子；同年秋，金军再次南下，为避锋芒，高宗自明州乘船逃往海上；更严重的是，早年太宗疑点重重的继位带来的隐疾，也在此时浮现：出使金国的使臣归来说金太宗长相酷似宋太祖，加之东京城破后金人“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3-4]的举动，让人不得不想到是太祖转世来复仇；一时间人心惶惶，民怨四起，初为人主的高宗便陷入了政治危机。然而，收养宗子之事，却给了高宗一个笼络人心，呼应政策的机会。

建炎三年七月，就在元懿太子赵旉病死三天后，便有人上书请求高宗择宗子收养入宫，“丁亥，太子薨……后三日，仙井盐乡贡进士李时雨上书乞择宗室之贤者，使视皇太子事……”。到了第二年，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高宗，再次提及此事。

“……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太祖在天莫肯顾歆……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俾牧九州……”[5]

如果说李时雨是碍于自己早年元祐党人的身份，上书时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娄寅亮则是明确地提出了要把太祖后代接入宫中“视秩亲王，俾牧九州”的请求。此时的高宗也意识到，恢复对太祖后裔的优待，有助于稳固民心，对其请求也十分认可，“帝读之，大感歎”，并表示：“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6]”。随后，在高宗的支持下，赵伯琮便被接入宫中。

娄寅亮与李时雨都远离权力中心，他们的上书更加能反映当时的民意。高宗选太祖后代宗子接入宫中抚养的做法，无疑平息了士民对于太宗系占据皇位的不满，也使得南逃后处境艰难，甚至要下“罪己诏”来挽救皇位的高宗，难得地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可。

但是，当群臣要求确定入宫宗子的名分时，宋高宗的表现却没有收养时那么积极。绍兴五年，就在赵伯琮于资善堂就学后不久，岳飞拜访资善堂，见到赵琮后，高兴地说：“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7-8]多次不避高宗的忌讳，上书请求立赵伯琮为皇储；许多朝臣将领也上书请求确立赵伯琮的名分。赵伯琮入宫不久就备受恢复派支持，这对仍期待“皇嗣之生”，且刚经历兵变不久的高宗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不久，高宗封另一位入宫宗子赵伯玖为崇国公，赐名璩；绍兴九年，亦令其就读资善堂；两宗子大有并后匹嫡之象。

2.2 制衡秦桧专权

随着绍兴十二年对金和约的确立，对宋而言，“原为其最大毁灭者的金朝，终于承认了淮水以南为宋的版图。”但是在内部，斗争依然在继续进行。高宗通过对金的屈膝换得其认可的做法，自始至终遭到朝中恢复派的激烈反对。“绍兴和议”是高宗的政治意志，他当然不会遵从恢复派的要求；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收兵权的完成，此时的高宗已经基本掌握了政治军事大权，这也意味着恢复派不可能再对高宗造成实质性威胁。他所需要的，是镇压恢复派反对和议的声音，维持“绍兴和议”体制的稳定。而任用秦桧为相，就是看中了其坚定和议的政治立场——作为“绍兴和议”的宋方主持人，秦桧的政治生命已经与“绍兴和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自然会坚决地维护“绍兴和议”；同时，秦桧任相是高宗维持政治体制的基础，否定了秦桧，就等于对和议的否定，这显然不是高宗想看到的。

秦桧独揽中枢后，在高宗的默许下，将所有反对和议的官员迁谪罢免；禁私史野史，镇压民间反对声浪。然而，尽管高宗的政治意志得到贯彻，但与此同时，秦桧的势力也变得过于强大，尤其是绍兴二十年被刺事件后，秦桧专权愈加地变质，其权力“已经到达暴政的阶段”。如何在推行自己政治意志的同时保证皇权不被反噬，成了高宗关心的问题。

精于权术的高宗敏锐地发觉到秦桧与赵瑗（以下皆称赵瑗）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利用这个矛盾对秦桧专权加以制衡。

对于秦桧而言，赵瑗是其专权时代里最危险的人物——作为恢复派人士眼中的救星，一旦他最终即位，秦桧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阻止赵瑗成为皇储，成了秦桧压制反和议声浪，把持朝政以外，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课题。为此，他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予赵瑗各种打压；另一方面又派兄秦梓兼任资善堂赞读，对另一位宗子赵璩施加影响，试图与其搞好关系。

不仅如此，赵瑗的存在也使得秦桧不得不怀疑宋高宗对于和议的真实态度——作为一个与皇帝政治意志格格不入的人，赵瑗依旧以皇储候选人的身份安然地生活在宫中，享受着给衣食如皇子的优厚待遇；甚至当秦桧对赵瑗加以攻击时，宋高宗还对赵瑗给予照顾：

“衢州尝有盗起，桧遣殿前司将官辛立将千人捕之，不以闻。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帝大惊，问桧，桧曰：‘不足上烦圣虑，故不敢闻，盗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丧不当给俸，月损二百缗，帝为出内帑给之。”

赵瑗向高宗告发秦桧私调军队的举动，秦桧知道后，欲加报复，便提出要扣除其为生父服丧期间的官俸，高宗虽然同意了秦桧的请求，但却从自行出钱予赵瑗贴补。赵瑗这种“明目张胆”的反秦行为，最终受到高宗的庇护，当然使得一向小心谨慎的秦桧不寒而栗，尽管有和议作为护身符，他依然惧怕高宗借势清算自己，这一点在他的遗表中暴露无遗：

“……益坚邻国之欢盟，深思社稷之大计。谨国是之摇动，杜邪党之窥觎。以治乱为著黾，以贤才为羽翼……”

文中除了治乱，选贤等泛泛之谈外，最重要的恐怕便是“坚邻国之欢盟”与“杜邪党之窥觎”了。可见，即便临终，秦桧仍念念不忘地恳求皇帝维持和约。尽管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高宗不可能主动去否定秦桧与“绍兴和议”，但高宗却成功地让秦桧产生了皇帝可能加害于己的错觉。究其根本，赵瑗的存在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也才使秦桧产生了皇帝可能撕毁和议，乃至抛弃自己的错误判断。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宗并纵容了秦桧对恢复派的打压；但随着秦桧势力的不断膨胀，皇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为制衡秦桧，高宗将赵瑗作为平衡政治的砝码，这不仅使秦桧抽出大量的政治资源对付赵瑗，更让他产生了政治误判，抑制了他的野心。对秦桧的制衡，使得高宗在维持“绍兴和议”的同时，保证了秦桧权力与自己政治控制能力的相对平衡。

2.3 建立稳固统治

对高宗来说，诘问发难的朝臣，咄咄逼人的权相，都随着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的死化为过往。在位的最后几年中，虽然高宗仍在尽力维持“绍兴和议”，但和议的本身，已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已过半百的高宗，更希望的是自己创立的政权能最终平稳地延续下去。在这种期望中，赵瑗的皇储之位逐渐成为必然。

早在入宫之初，高宗就对赵瑗的才智大为赞赏：“此子天资特异，俨若神人。朕自教之读书，性极强记。”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为人称道的贤能，还是不惧强权，告发不轨的担当，都使得高宗对其刮目相看。而对于赵瑗来说，如果不是被选入宫，他的一生甚至与京城都不会有任何关系，这也使得他对于高宗的器重感激涕零，这一点在高宗驾崩后，他不惜禅让皇位也要守孝的举动中便可见一斑。立赵瑗为皇储，不仅能有一个贤君盛世，更保全了自己的晚年的尊荣，这当然是高宗喜闻乐见的。

秦桧专政的解体后，高宗开始“复亲庶政”。针对积陈的时弊，高宗以削弱中枢机构权力，强化皇权为核心，开始了一系列政治革新。许多“尊重学术、传统、主张对金强硬论”的反秦势力借此逐步抬头。随着绍兴三十年前后坚持和议的沈该、汤思退两相下野，反秦人士开始步入权力中枢，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早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反秦势力，已经认可了皇帝的权威，并自觉地在“人主之治”下进行政治斗争。高宗对于这些人不再有过多的忌惮；甚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开始满足这些人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对秦桧余党的清算，还是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高宗的态度都一改以往，开始向反秦势力倾斜。

在这样的环境下，宋高宗将赵瑗立储，无疑向世人昭告了自己对清算秦桧，恢复中原的认同——尽管高宗本无此意，但他还是用此举赢得了广大士人的支持，鼓舞了民心，重建了“人主独断”的绝对权力。

3 结语

面对即位初期岌岌可危的处境，宋高宗在为政上始终将维护自己的地位作为头等大事，这一点在收归家军兵权、坚持“绍兴和议”等事中皆可得以证明；而在宗子选择与立储问题上，高宗的思考也不可避免地跃出了保证皇室传续的目的本身，更看重其在稳固统治方面的政治作用。利用立储问题实现政治平衡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但高宗朝特殊的历史环境却使其具备了可行性：一方面，宋代的皇嗣养子制度，使得当时的士民在看待立储问题时，不再过于重视皇嗣在血缘上的正统性，而更加关注其孝行贤德；另一方面，靖康之变后，对金的战和成了敏感话题，而赵瑗一贯的抗金立场，给了高宗在立储问题上做政治文章的空间。因此，立储的政治化，成了进入稳定前夜的高宗朝的历史必然。

在立储之事上，宋高宗可谓是煞费苦心。然而，政治策略的成功，并没有给身处皇位的高宗带来丝毫安宁。秦桧死后，高宗曾说道：“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纵使机关算尽，宋高宗仍然终日生活在性命不保的恐惧中。如此境遇，对于这位即位于乱世中的帝王来说，不可不称得上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