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鹤

(辽东学院 文化社会学研究所，辽宁 丹东 118001)

【社会学研究】

乡镇社会问题定位与解决途径探析

孙 鹤

(辽东学院 文化社会学研究所，辽宁 丹东 118001)

乡镇社会是大社会的缩影，也是社会问题的蓄水池之一。乡镇社会发展问题事关国家现代化进程，也事关乡镇社会成员的幸福。乡镇社会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乡镇社会问题？是两个基本问题。本文依据文化社会学理论和我国农村城镇化现状，就乡镇社会发展问题思维与智解方式，从研究、决策和实践三个角度提出建议。

乡镇社会；问题思维与智解；农村城镇化

如今，在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生活网络化的进程中，人们的欲望与自身社会现实间的距离日渐加大，多元文化对民族国家传统文化价值观念颠覆程度日益增加，各民族国家和其国民需要的层次和内涵不断丰富、满足需要的标准日趋多元……人类社会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问题时代。以此为背景，在我国的社会问题中，乡镇社会问题作为大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或言缩影，除来自国家的时代共同外，自然也来自乡镇社会的历史积淀和现存的运行机制，且具有相当鲜明的社会阶层和时代特色。问题是什么和如何解决？客观上已经成为社会事业研究、决策、实践的共同任务。但是，多年以来，学界较少关注，具体实践者的问题和经验难以得到有效提升，研究、决策和实践者间较少对话，致使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尚处碎片化状态。本文抛出乡镇社会发展问题思维与智解方式问题，意在尝试为答案体系化做一点贡献。

一、乡镇社会问题定位

乡镇是中国社会的基石，在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是绕不开的任务。在国外，英国起始于18世纪中后期，美国起始于19世纪30年代，拉美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起始于十月革命胜利……在中国，城镇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这一进程中，乡镇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农村城市化和人的现代化两个方面。

(一) 农村城市化方面

“据美国学者斯金纳研究,1843年我国城镇人口2 070万,城镇率约为5.1%(不包括边远地区)。1843─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由2 070万增加到5 765万,人口城镇化率由5.1%增加到10.6%,而当时世界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28%。”[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经历了恢复、调整、发展等曲折的历程，到1978年，城镇化率达到了17.9%[2]。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镇化迈出了关键的四步。目前，全国城镇化率已提高到51.27%(2012年)。而其问题也潜存并对应于具体步骤之中。

1.农村城镇化*是指各种要素不断在农村城镇中集聚，农村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镇数量、规模不断增大，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它是以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集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社会演进并通往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是传统农村向现代城市文明的一种变迁，是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问题。中共第十五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了“城镇化”一词，并提出在“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下，“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其描绘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具体实践进程中，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问题作为农村城镇化的第一任务，却一度被一些地方理解为简单的人口变化，一方面淡化了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另一方面模糊了人口的地位转化问题，致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成为空谈，镇中农民社会保障被淡化。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任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了户籍、教育、价值观念、就业、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社会地位等问题。

2.城镇城市化中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问题。“从‘城镇化’到‘城市化’的37年间，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从不足18%迅速发展到今天的50%以上，达到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率超过50%的拐点之后，城镇化速度开始由加速增长时期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在这期间，长期快速的城镇化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城市化转型势在必然。”[3]在具体实践进程中，之所以将乡与镇连起来用，不仅是对相同行政级别的表述，更重要的是两者区域所辖的成员几乎没有差别，这主要是指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里的问题在于农民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任务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完成，这便有了在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下，实现农村城镇功能的完善与产业体系的构建任务。

3.城市现代化*指城市的多功能子系统按现代方式均衡、协调运行，使城市整体的发展和竞争力达到所处时代的先进水平。中传统的农村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化问题。目前，我国正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为此，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大约可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2001年至2010年，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基础阶段，即城市人均GDP达到3万元以上，经济进入有序的平稳增长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有较明显提高，个别发达城市可率先基本实现城市现代化；第二阶段，由2011年至2030年，多数城市普遍实现城市现代化，城市人均GDP超过8万元；第三阶段，由2031年至2050年，是中国城市达到发达国家城市水平的重要发展阶段。城市人均GDP达到16万元以上，城市科学技术水平将全面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中上等水平。”[4]但是，我们注意到：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文化本质的提升。城镇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根本标示是文明程度的提升，在这两个进程中，传统的农村文明向城镇文明、城镇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转化始终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国家现代化*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莫克尔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的10条标准：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 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5%； 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 4、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占70%以上；5、受过文化基础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占80%以上；6、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15%；7、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8、平均每个医生为病人服务的人次在100以下；9、平均人口预期寿命70岁； 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上。是人类社会向往的历史大趋势。在我国，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它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一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二是人的现代化，后者是前者的目的也是基础。其中，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既包括文化环境现代化，又包括文化主体(具体的人或群体)现代化。

1.文化环境现代化。在中国农村“城镇化”完善、更新的历程中，愿望与问题从未分离过。其一、城镇化“质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乡与城的距离有多大？镇到底具有多少城的元素？镇中的人怎样成为城中的人？镇享受了怎样的城的待遇？其二、城镇化成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限。在大布局规划过程中，城镇化既有形式存在，又有内用要求，且是一个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的过程。例如：“62个城市(镇)启动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制等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据中国社科院测算，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转移的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北京通州区的初步测算也显示，外来常住人口市民化成本约为每人10万元，而本区农业人口市民化成本约为每人25万元。”[5]这里的焦点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新建城镇的费用有谁来承担呢？其三，城镇化资本积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目前，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但是，改革前从农村中抽取资本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改革后从农村获取土地资源、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在体制转型中实现的资本积累的方式，造成了城乡关系失衡、劳资关系失衡、改革受益者与受损者关系失衡。不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也成为乡镇资源枯竭的直接原因。

2.文化主体现代化。“社会整体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中，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需要、主体意识和能力，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及其作用发挥，既受到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也影响着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必要组成，而且是影响社会整体现代化尤为关键的一环。社会整体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动力。”[6]与此同理，在乡镇社会逐步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可以分为身份和精神两部分。就身份现代化而言，它包括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两部分，从劳动方式角度看，“新时代劳动价值的体现标准，正在从传统‘出大力，流大汗’、‘苦干加实干’，向‘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并能为国家创造‘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方向转变。这样变化是与新中国初期的农业社会、封闭自足，向工业化、现代化，并逐步向世界开放的转变过程相适应的”[7]。从生活方式角度看，包括居住、交往和消费，其中最重要的是交往方式。在农村，传统的交往方式由于交往手段的落后，通常局限于“自然共同体”内部，封闭性和地域性是典型特点；随着交往手段的进步，“利益共同体”和“信息共同体”的建立，让全球性、虚拟性、多元性和便捷性成为趋势和特征，交往方式由人、物的依赖走向信息和知识依赖，社会公德和秩序成为人的现代化底色。就精神现代化而言，包括知识和观念两部分。从知识角度看，农民不仅要掌握现代农业相关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国家现代化和现代交往方式现代化知识；从观念角度看，主要是价值观和素质观。价值观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关键点。素质观包括现代公民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等，与民族文化成长、互动是关键点。不难发现：与上述要求相对应的问题在当今乡镇社会十分广泛。

二、解决乡镇社会问题的建议

面对农村城市化和人的现代化方面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多年以来, 研究者较少涉猎，决策者觉得头痛，实践者步履艰难。致使乡镇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不断积蓄、社会成员群情激愤，颠覆百姓的社会信仰和幸福感，抵消着社会发展的正能量，为研究者、决策者、实践者所忧。事实上，解决问题的路经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念层面的，即思维路经；二是技术层面的，即实践路经。

(一)思维路径

在乡镇社会问题智解路径中，智解思维路径是基础也是前提。到哪里去寻找？其实，社会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的本质是文化问题。乡镇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世界，文化主(客)体和文化环境是基本构成要件，文化主体的需要和满足需要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认知需要和需要主体是显现这个核心的关键。基于这种思维，智解乡镇社会问题的思维路径只能在文化空间中寻找，即应存在于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三度思维之中。

1.物质文化思维路经

宝钗听罢扑哧一声笑了，这呆子，原是放不下臭架子，那名门望族的书香门第除了腐臭的声名，哪还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忙顺着宝玉的话头说：“谁提起当年贾家不是羡慕得两眼发直——你随便写点回忆录啊，往事钩沉啊什么的，把当初的繁华排场，家庭隐私什么的写写，肯定比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要火爆……你没见报纸上说，六龄童都要出书哎，光版权就卖了十几万……”

乡镇社会问题首先映现出的是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老百姓要生存，更要生活。生存需要经济平台，这就是百姓要有钱生存，它包括衣食住行。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在解决这个问题中步步向前的；而在生活这个层面，衣食住行要求已经超越了“有”的阶梯，好中求好已经成为主流愿望，简单地说，就是追求“人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镇社会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归类为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发展。后者为什么被人们忽视？原因恰在于生存问题在乡镇社会问题中所占的基础地位。改革开放给乡镇社会注入了活力，但乡镇社会之间的差距也明显拉大。与城市相比，乡镇社会为生存而奋斗的依然占绝大多数，如何发展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历程，至于“人样”，还只能是一种奢谈。然而，“人样”从未因穷而不存在。例如“空壳村”*指集体经济薄弱、财政亏空的村子。现状是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到城里“掘金”，农村出现了“空壳化”，留下老弱病残和妇孺。现象就映现出一些乡村公共资源匮乏或没有和村组织权力的瓦解，导致村民与村无直接利益关系，村民没有家的感觉，更谈不上“人样”追求的实现。生存只是“人样”的前提和基础，生活才是“人样”的形态。就物质文化思维而言，这种“人样”是在一个文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的，物质文化环境金石基础。

2.制度文化思维路经

乡镇社会问题映现出社会成员的制度文化需要。老百姓要依靠制度，“人样”式地生存和生活。在生存层面，追求“人样”，首先需要政策、法律保障；在生活层面，追求“人样”， 首先需要自然、文化环境。当前，乡镇社会制度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乡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乡镇政权位于我国政权体系的基础环节，承担着管理辖区内乡村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在经济建设的最前沿、农村工作的第一线，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乡镇政府有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财政收入有限用钱地方却太多……干部队伍结构失衡人员老化……形势变化对干群关系提出新挑战。”[8]在制度文化建构中，乡镇事实上是主客体兼有的双重身份。作为制度主体，它要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上一级政府的办事机构；作为制度客体，它是村民自治基础上的最基层的政府，是国家发展任务的落实者，也是村民利益的代言者，身份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至关重要。事实上，从小社会与大社会的关系看，在大社会环境中，乡镇社会是文化客体也是文化主体，其存在和发展需要大社会的制度环境。目前，从一些地方的文件不难发现：一些决策者还只是局限为最基层政府的层面，而作为文化体或利益体的认知还相当肤浅。

二是乡镇社会成员存在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城镇化是乡镇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国家现代化是总体要求，而让每一个乡镇社会成员获得新时代的“人样”才是终极目的。目前，在村民、村、镇这个链条中，村、镇是相通的，但村还只是镇的具体办事机构，虽然国家规定村自治，但真正自制的村又有多少呢？事实上，与乡镇小社会与大社会的关系同理，村同样是一个小社会，是一个文化体或利益体。然而，由于许多村共有经济的崩溃和财政支持政策的匮乏，直接导致村级组织形同虚设，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文化体或利益体；村民、村只能说是相对通的，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除了社会公共、公益事务(如低保、土地等)以外，在没有共有经济的村，除土地事务和上传下达外，村民与村基本没有关系。事实上，在村民、村、镇这个链条中，每一个村和其中的村民都有自己的特殊性，特别是问题和需要的特殊性，有谁能代表和怎样代表他们呢？据了解，现在的制度层面的保证，多数是针对共同点，如国家投资的文化广场、图书室、健身设施等。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应该针对的共同点还有什么？村民问题和需要的特殊性是什么？这恰是村民“人样”式地生存和生活的深层次问题。

3.精神文化思维路经

乡镇社会问题映现出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要。老百姓要有灵魂地“人有人样”式地生存和生活。在生存层面，“人要有人样”需要社会将百姓追求“人样”的愿望提升到精神层面。目前，许多乡镇社会建设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工作也只是局限于从行政问题到管理问题，深层次的社会信仰问题往往被淡化或忽略。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些乡镇社会成员，生活富裕了德行、灵魂以及对社会的基本信任正在丢失；一些村民文化生活缺失，为寻找精神寄托，省吃俭用捐款于教堂；一些乡镇社会成员，因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心灰意冷、心存抵触；一些乡镇村干部公权私化、藐视百姓问题，致使部分乡镇社会成员对政府渐失信任……事实上，在生活层面，“人要有人样”需要社会将百姓追求“人样”的愿望提升到寻找心灵家园的高度，“人样”仅近停留在“衣食住行”是远远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娱”和“乐”客观上已经是人们的追求，贯穿在“衣食住行娱乐”中的主线就是需要寻找心灵家园。在城镇化道路上，人的现代化是根本目的。要实现这一目的，满足乡镇社会成员寻找心灵家园的需要应该先行，日出而耕、日落而息并不是当代乡镇社会成员追求的“人样”， 用精神文化思维确立解决乡镇社会问题境界是十分必要的。

(二)乡镇社会问题实践路径

在乡镇社会与乡镇文化之间，乡镇社会为文化所表现，文化是乡镇社会的形态。乡镇社会中的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关系，所谓乡镇社会问题实质上是乡镇文化问题，或言乡镇社会文化关系出了问题，呈现为表象和深层次两类。表象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问题，深层次主要是精神文化问题。如何解决？其路经需要从研究、实践、决策三个方面来寻找。

1.乡镇社会研究路径

研究的对象就是问题，价值取向、知识的全景和方法择取是思维方式的主要内涵。就价值取向而言，人类所有的知识都与问题相对应，知识如果不能用于解决问题，也只能是“图书馆”和“网络资源”，毫无意义。作为研究者，人们称你有学问，“学”如果不能服务于“问”就没有价值。真正的学者应该直面社会问题，这才是应有的价值取向。就知识的全景而言，任何问题的存在都有与之对应的社会背景，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要有跨学科的思维，就乡镇社会而言，广义文化领域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单一的，如乡镇旅游、农副产品深加工、城镇化等。就方法择取而言，乡镇社会问题间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忽视问题与背景的关系，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广义文化视野中发现：百姓现实需要与文化的关系。在百姓社会活动中，社会活动总会通过社会整体意识(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等)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强化社会凝聚力，这便是通常称谓的文化社会活动，人由自然人转化为社会的人、社会由低层次文明上升到高层次，都无法离开这种活动。于是有了文化社会的需要，文化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创建或完善人和社会的“样”，如何实现？一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主题。这便有了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内涵的研究者与乡镇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我国众多专业学者群中，能将乡镇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只占少数。一些学者的成果因脱离实际而缺失指导价值；一些乡镇有问题又花不起钱请学者；一些学者认为乡镇社会问题太小或没有研究价值。事实上，小社会与大社会中的问题是相通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许多难题就存在于小社会中，服务乡镇是研究者应有的思维。

研究问题的目的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深入生活和科学建议是问题智解方式的基本内涵。就深入生活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居于城市中的高校、研究机构、政府政研室等，或源于评价体制、经费等原因，乡镇社会建设问题较少被关注，也如一位村会计说，关于乡镇发展的文件可能是不了解农村的人写的，把搞不懂的问题都放在“等等”“其他”中。目前，乡镇社会的问题很多，如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思想观念落后；干部的整体素质和村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人才、资金、技术、交通和能源等因素制约发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深入生活如何发展问题。就科学建议而言，一般的惯例是将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人称之为专家，乡镇社会的问题是复杂的，需要各领域专家来共同解决。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侧重于社会文化产生、发展及社会功能以及文化本身发展规律的研究，并从不同社会文化结构中对人的行为给予说明，以人的“样”和社会的“样”的科学的文化建模为目的指向。基于问题智解方式的基本内涵，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其主要视角为：国家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服务地方评价机制，国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委要确立乡镇社会问题研究课题，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要加大对学者乡镇社会问题研究成果的奖励以及将相应奖励与其业绩挂钩，每位学者要以解决乡镇社会问题为己任切引以为荣。

2.乡镇社会实践路径

乡镇社会问题是在实践中被发现的。乡镇社会实践是以改造自身文化世界为目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文化互动过程，其内在冲突来自于乡镇社会意识本体与生命本体自我解放的必然之间，这便有了实践与思想相互共同的问题。一方面，实践是人的物质和思想活动的统称。在乡镇社会建设中，实践者的第一层含义包括领导者和执行者，第二层含义包括具体劳动者和思想者。事实上，两层含义来自于两个角度，诠释的却是同一个过程(满足乡镇社会发展需要)中的劳动参加者。因此，在满足乡镇社会发展需要过程中，以现代化为方向，既要提高人的物质活动的现代化技术含量，又要提高人的思想活动现代化境界，此两者都离不开科学普及和对应的学习活动。科学普及解决的是现代化技术含量问题，管理者需要，被管理者更需要。目前，这个问题在生活方式上受到一定重视，但在具体的物质活动层面并没有得到国家层面有效的重视；学习是服务于现代化境界的，目前，这个问题虽在管理者层面受到一定重视，但却流于形式。而在具体的物质活动层面是模糊的，尽管国家层面有一些希望，但到乡镇社会已是连声音都听不到的。另一方面，实践以思想为本。在乡镇社会建设中，实践过程包括思想与狭义物质观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取向、知识全景和方法择取是主要内涵。就价值取向而言，何为好干部？答案自然是高瞻远瞩和为民排忧解难。何谓高瞻远瞩？就是以小见大，透过问题看大局，着眼未来看当前，着眼国家看乡镇；何言排忧解难？就是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将群众之难难于己。就知识的全景而言，实践的过程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管理，更多的是智能与问题的结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者知识域决定问题解决的科学性，问题是什么与通过什么方法解决是两个前置性问题。就方法择取而言，“深层次文化问题”存在于社会文化机体中，显现在文化结构和活动中，实践的过程就是以社会结构与活动中的问题为基本对象，侧重于社会、人及其两者关系，试图给出的是宏观上人的“样”与社会的“样”，即促进人的文化主体与文化环境关系的和谐。这便有了基于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内涵的实践者与乡镇社会的关系问题，道出和执行是关键问题。“道出”即自己明白且能说明白，“执行”即依宗旨而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乡镇社会层面，一些实践者浮不出问题，其中的行政者只行政不说话。这就突出了乡镇干部的选拔、培养、使用问题，许多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只注重使用，少注重选拔、培养，业绩考核方式忽视实践需要。

乡镇社会问题是通过实践来解决的。在实践中，乡镇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重视实践中的问题信息和广泛吸纳科学建议。就问题信息而言，由于研究者与实践者两个行为轨道的存在，也由于乡镇党委政府与百姓客观存在的看不见的“墙壁”，致使百姓社会成为问题的蓄水池，问题是什么？研究者不清楚，而实践者所遭遇的是阻力和困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问题信息是链接研究者、决策者、实践者的纽带。就实践者而言，抱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主要问题只有被提出才能有解决的可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国家已经将信息工作提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来，但乡镇问题信息上不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乡镇社会问题信息工作评价和运行机制，组织人事部门要将干部乡镇社会问题信息工作业绩与其使用相挂钩；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鼓励乡镇干部深入到百姓生活中去，要通过引导学习强化和提高乡镇干部的问题信息意识和能力，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就科学建议而言，目前，我们已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且愈来愈多的“深层次文化问题”，清晰人的文化体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深入解析和提出“深层次文化问题”在物质、制度、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文化价值观本质以及解决思路，把握文化发展社会系统的不同属性，明确文化的生产、分配、储存、传递及其应用，掌握文化传播、增殖、控制的方式及手段和文化的冲突、分化、调适、整合过程及文化变迁的动因、规律、周期，明确文化与社会化、文化与文明、文化与生活方式等的关系，是解决或预防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相对实践者而言，其中的许多问题并不能单独或在一定区域解决，与研究者合作和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建议是必由之路。与研究者合作就要以政策机制为基础邀请或登门求教，把自己解决不了而又为政策所覆盖的主要问题或问题现象端出来；为决策者提供科学建议，就要把政策未覆盖或为政策覆盖但需要新政策支撑解决的问题以建议方式提供给决策者，科学在于符合“政策未覆盖或为政策覆盖但需要新政策支撑解决”的范畴。

3.乡镇社会问题决策路径

乡镇社会问题决策是一个再认识过程。在乡镇社会问题决策过程中，尊重规律和确立科学的政策是关键。就尊重规律而言，自然和社会运动都是有规律的，乡镇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运动。由于“镇”几近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也由于“镇”是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镇级社会发展在国内外较少被关注和研究。这种现实给我们的任务是，乡镇社会作为中国社会一个最小的社会单位的运动规律是什么？事实上，它虽然小，但却存在于当代中国这个文化世界中，具备文化小社会的实际功能。为此，中央对乡镇一级政府职能的定位主要有四个方面，即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其中，公共服务是核心职责，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乡镇政府的基本要求[9]。基于这一定位，各级决策者都应该站在城镇文化世界建设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规律，认识和把握这个文化世界中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系统运行原则，以知识全景为基础给出高瞻远瞩的决策。就科学的政策确立而言，何谓科学的政策？其关键在于科学二字。在乡镇社会中，立足国家大局，如何看乡镇问题；立足百姓需要，什么是“忧”“难”“急”？这绝不是几个凸显出来的事件或几个上访者所能全景体现出来的，更不是部分干部的汇报所能呈现的，更不是简单地管理就能解决的，更多的是需要通过政策来智解。在这一过程中，问题是什么与通过什么方法解决仍然是两个前置性问题。依据社会发展对人的“样”与社会的“样”的客观要求，所有决策的前提必须是知和懂，“知”包括了解和比较问题两部分，了解需要确证问题，比较需要在大社会和专业视野中分析问题；“懂”就是悟出道理和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乡镇社会层面，一些决策者扎不下深水，抓不住实践者浮出的问题，只管行政不说话，这种没有“知”和“懂”的决策并没有完成在认识过程，更不可能夯实“悟”的基础，决策失误是一种必然。

乡镇社会问题决策是一个再实践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过程，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正因为国内外关于乡镇社会的研究甚少，也因为人无完人，乡镇社会问题决策必然是一个实践—问题—决策—再实践—问题—再决策的往复过程。为了减少这个过程的往复次数，减少百姓的生活代价，重视科学建议或言咨政和问题信息是科学决策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环节。就科学建议而言，从产生渠道角度划分应主要有三个：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和基层实践、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基于社会责任感或服务于利益群体的利益而提出建议，对于这种建议，既要研究其动机，又要本着旁观者清的原理研究其合理性，“驾车”的死角需要加一块反射镜才能看到；研究机构通常会基于社会责任感或政府委托提出建议，对于这种建议，既要研究其专业视角和方法，又要研究其实践上的可行性，一些“疾病”需要专业“医生”诊断；基层实践、决策者通常会基于实践经验或发现提出建议，对于这种建议，既要研究其真实性，又要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属性，只有“病人自己”才能谈出体验。经验不能代替科学，重视科学建议的意义在于，决策既要吃透乡镇社会问题实际，又要吃透乡镇社会工作理论。使再实践过程达到真正的理论联系实际程度。就问题信息而言，通过乡镇社会调研发现：“深层次文化问题”往往是通过诸多现象映现出来的，它们通常分别来自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领域。尽管其十分复杂，但现象与信息是对应的，所谓的问题信息就是现象反映出的问题。因此，把握问题信息是决策的基本功。具备这种基本功，一方面，要把握乡镇党委政府与百姓间的实际距离，重视对信息真实性的考察；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问题信息是链接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的纽带这一事实。在当前，国家已经将咨政工作提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来，但乡镇工作咨政几近空白，而问题信息工作更无从谈起。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国家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对决策与问题信息工作结合程度的考评机制，组织人事部门要将干部乡镇工作业绩(包括与研究者或机构合作、问题解决程度、百姓满意度等)与其使用相挂钩，乡镇要将政策落实、问题解决程度和与研究者或机构合作纳入到对实践者的评价和使用机制中来。

[1]杨风,陶思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趋势[J].兰州学刊，2010(6):75.

[2]陈映.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6(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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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业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13万 探路城镇化钱途[EB/OL].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210/0559215159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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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苏孟彦.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的问题和建议[EB/OL].http://www.ldgb.com.cn.

(责任编辑：游媛媛)

Social Problems in Villages and Towns: Positioning and Solutions

SUN He

(Institute of Cultural Sociology,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 Dandong 118001, China)

Villages and towns are an epitome of the whole society as well as prone areas of social problems. The issues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villages and towns concern with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welfare of the members in the areas. What are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are two basic issues.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sociology theor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society of village and town; problem and solution; urbanization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2.09

2017-01-10

孙鹤(1962—)，男，辽宁东港人，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注：本文为辽宁省第一届乡镇社会发展论坛交流论文

C912.82

A

1672-8572(2017)02-00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