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平

（超然台管理处，山东 诸城 262200）

明清诸城县志对苏轼有关密州作品的辑录和引用

张海平

（超然台管理处，山东 诸城 262200）

苏轼守密州期间，赴任、离任密州途中，赴登州任途经密州期间，及官居他地时留下了不少涉及密州人事、风物的作品。从现在可见的明清六部《诸城县志》相关史料看，后世诸城官民异常推崇这批作品，明万历《诸城县志》、清康熙《诸城县志》就辑录了大量这类作品，有诗、文两种文体，并附有苏轼年谱。这六部县志在考证、论述诸城山川、地理、古迹、金石、人物时亦注意引用这批作品，深刻反映出这批作品在后世诸城的崇高地位和融入地方文化、为地方所用的长期地方化态势。这与苏轼的极高声望、作品的较高思想境界、历史稀缺性和广阔生活背景等有关。

明清；诸城县志；苏轼；密州；作品

北宋熙宁年间苏轼曾移守密州（治诸城）两年多，其间，不仅奋力抗灾救灾，与官民共济时艰，还在为政、呈文、优游、应酬、起居等公私生活中留下了不少诗词文作。此外，在赴密州任、离密州任途中，元丰八年（1085）赴登州任途经密州期间，以及官居他地时，也留下了一些涉及密州人事、风物的作品。近年由诸城市编纂出版的《苏轼在密州》[1]辑录的上述作品有诗 143首、文 69篇、词 18首，共 230首（篇）。对这批由苏轼这样的文化巨擘留下的具有鲜明密州地理、历史背景的作品，学界已多有论述，但视角集中在对其中某类作品或个别文篇创作背景、思想内涵、情感特征、艺术风格、文旨词意等方面的探讨，未见对这批作品在后世文化影响、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专题成果①。值得注意的是，后世诸城官民异常推崇这批作品，也非常注意对其加以传承利用。这点从今天可见的明清六部《诸城县志》注意辑录、引用苏轼有关密州作品的情况看出端倪。这六部县志分别是明嘉靖、万历《诸城县志》，清康熙、乾隆《诸城县志》和清道光《诸城县续志》、光绪《增修诸城县续志》。其中，明嘉靖《诸城县志》早已佚失，近年诸城学者张清吉先生根据嘉靖《青州府志》辑录复原了部分内容并以《青州府志·诸城》为名收入其校编的《诸城历代方志》[2]一书；明万历《诸城县志》今剩卷七至卷十二，其余县志卷秩完整，经张清吉校编后亦收入该书。“县志”是官修大型地方志书，有存史、资政、教化等重大功能，反映的是官方意志和地方主流社会历史观、价值观。这些不同时期的“县志”注意辑录、引用苏轼有关密州作品，充分体现出这批作品长期在后世诸城的崇高地位和被地方加以传承利用的态势。深入研究，对更好地认识这批作品在后世的价值影响、历史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试以张清吉校编的《诸城历代方志》为史料依托，对这类现象进行梳理，继而对这类现象的实质、原因略加解析，希望通过研究视角的时空后移，对这批作品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一、辑录情况

整体而言，明清《诸城县志》纂修人士重视辑录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他们对苏轼的文学地位、影响有清醒认识，敬其才气、名气，看重这些作品的现实作用、意义，怀有长久传承这些作品以增益地方的强烈期待。

参与纂修明万历《诸城县志》的嘉靖进士、曾任延宁兵备副使的诸城人陈烨在明万历《诸城县志》卷十“遗文”后曾专门为该卷辑录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作了段跋语，吐露了自己对苏轼其人其文的敬重之情和希望这些作品长久传承以造福地方的愿望，其文如下：

此卷载苏文忠公杂著凡共若干篇，皆公于熙宁八九年间守密州日所作者。顷余因修邑志，遂阅公全集，择而裒之，附诸志内为遗文焉。夫公之文章，为一代词林宗匠，后人景仰，奚啻斗山？少得一二，足为宝玩矣。而况所得如此之多乎！其为志册光重，端非渺小也。噫，惟公守密两年间，退食清暇，优游盖公堂中，挥毫摛藻，长篇短什，纵意所如，莫非摅一时之才情，著适然之感遇已耳。岂知五百岁后，有密人小子特以珍收入梓，益传盛于无穷乎！作之者无所于期，述之者若有所待，则亦皆天哉！[2]124

文中陈氏对自己大量辑录苏轼有关密州作品之事作了解说。称苏轼为“一代词林宗匠”，赞其作品“足为宝玩”“为志册光重”，强调其守密时作品“莫非摅一时之才情”，显然，陈氏对苏轼的文学地位及其守密时作品的分量有清醒认识；而文末强调“益传盛于无穷”“述之者有所待”，则显示出辑录这些作品是有所期许。“传盛于无穷”句意明显，无需解释，“所待”什么？虽语焉不详，但联系到万历益都进士赵秉忠为该志所作序言，无非是为了实现“以征往而俟来，使人有所观且有所兴起”[2]41的修史立志以造福地方的目的。

清康熙《诸城县志》卷十“艺文遗文”对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也作了大量辑录。此卷“前言”开始即强调辑录“贤人、君子、骚坛墨客”的“著述词章”对地方治化的重大作用：“夫化成之道难言矣，而必待于人文，则文之时大矣哉！”[2]352稍后对诸城文献史进行了简要梳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是唯一涉姓提名的大家，而且是两宋时期唯一提及的名人：“矧邑昔为郡国，一方文献视他邑称盛，故悉为收拾，取其纯粹者列之于编。秦汉以下，以次列之。至蜀人苏轼实守密州，所作尤多。下历金、元、明，至于国朝，代不乏人。其所著述，足以备一邑典章。”[2]352可见苏轼守密时的作品在彼时诸城人心中地位之隆，在纂修者眼中，这些作品是地方文献、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这部“县志”“志首总括”部分，在扼要介绍“艺文遗文”部分的辑录对象、目的时也提到了苏轼，亦指明了借苏轼等名贤作品提振文坛、厉行教化的立卷目的：“东武为先世诸儒家世传经之地，文章本于经术，则文以人重。如梁丘、伏姓诸人生于密州，与苏文忠移守密州者，其文则存之，借名贤以光艺苑，使后之人有所感发而兴焉。”[2]180亦可见彼时诸城官民对苏轼守密作品价值作用的重视和借其振兴地方的强烈愿望。

正是基于对苏轼守密作品地位、作用的清醒认识，明清《诸城县志》的纂修人员辑录这些作品时是有所倾心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辑录的作品数量多。从《诸城历代方志》辑录的明清《诸城县志》的相关史料看，有三部“县志”辑录过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分别是明嘉靖、万历《诸城县志》、清康熙《诸城县志》。其中，嘉靖《诸城县志》今见 15首（篇）[2]31-37；明万历《诸城县志》卷十“遗文”[2]102-124收录了73首（篇），占该卷所辑秦、汉、晋、南北朝、唐、宋等不同时期名人作品总量的比例超过85%。该“志”卷十一、卷十二“杂著”[2]125-172还收录了宋金元明时的作品178篇（首），如果将这些作品计算在内，该“志”所辑苏轼作品占比近三成；清康熙《诸城县志》卷十“艺文遗文”[2]352-358辑录了76首（篇），占该卷所辑不同时期名人作品总量的比例亦超过85%。将该“志”卷十一、卷十二“杂著”[2]359-375所辑的宋至清康熙时期的219篇（首）作品计算在内，占比近25%；另外，清乾隆《诸城县志》“金石考”[2]492-515辑录的105块碑碣，有7块碑文系苏轼在密州的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统计所依据的《诸城历代方志》中的《青州府志·诸城》仅系今人对嘉靖《诸城县志》部分内容的再辑重编，笔者认为，嘉靖《诸城县志》所辑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应多于 15首（篇）；另外，乾隆《诸城县志》、道光《诸城县续志》、光绪《增修诸城县续志》所设“艺文考”，辑录的主要是诸城籍学人著作书名、卷数等信息，未辑苏轼等外来名宦的作品。这样做的原因，与这些县志的编修人员为了避免所修县志在内容、体例上与前志重复有关，并非不重视对苏轼等名宦作品的辑录。前文已述，明万历《诸城县志》、清康熙《诸城县志》大量辑录了苏轼的作品。而乾隆、道光、光绪“县志”编纂时均以“前志”为张本，具有明显的续修性质，编修者亦强调革旧续新，重辑苏轼作品当然无益。主持纂修乾隆《诸城县志》的诸城知县宫懋让在为该志所作序言中称：“卞志（笔者按：指康熙《诸城县志》）且漫漶不可读，别求得旧印者二部，又得陈志（笔者按：指明万历《诸城县志》）一部，以为张本，广延文士更葺之。……且夫典礼乐章不载者，非略也，天下所同也；其山川、疆域、田赋、物产必详者，非侈也，一邑所独也。……而旧载诗人皆芟者，不敢苟循乎俗也。”[2]379可见，乾隆《诸城县志》是以明万历、清康熙《诸城县志》为底本编修的，在体例、内容上非常讲究创新，为避免“苟循乎俗”，未载旧志所载诗人作品；主持修纂光绪县志的诸城知县刘嘉树亦强调所修县志的续修性质：“邑志为前令刘君错山续修，垂六十年矣。补阙拾遗，有待继起。……体例一循乎旧，英贤、耆硕、文学、节义视前志有加。”[2]933可见该志在编纂时亦注重革旧续新，“文学”等卷亦系“视前志”而编订。鉴于明清诸城县志的上述续修性质，明万历、清康熙《诸城县志》对苏轼作品的辑录情况，应该代表了明清诸城县志广大编纂人员的共同心声和价值取向。

二是所辑作品文体多样。通过《诸城历代方志》辑录的《青州府志·诸城》可推知，嘉靖《诸城县志》所辑苏轼作品的体裁有诗、文两种，但因《青州府志·诸城》仅系今人对嘉靖《诸城县志》的辑轶之作，这并非全部情况；从万历《诸城县志》、清康熙《诸城县志》所辑苏轼有关密州作品的体裁看，除了词未被辑录外，诗、文均有所辑，还辑有“苏轼守密年谱”。具体而言，万历县志辑录的文有15篇，诗58首，另辑作有“苏文忠守密年谱略节”；康熙县志辑录的文有15篇、诗61首，亦辑作有“苏文忠守密年谱略节”，体现出多种文体的覆盖。纵览《诸城历代方志》所辑六部明清诸城县志相关史料，仅在辑录苏轼作品时出现了诗、文、年谱的这种文体组合，可见编纂人员的用心、倾心。

三是突出了辑录守密时作品这一原则。苏轼一生作品甚多，但是，上述三部辑录过苏轼作品的明清《诸城县志》并非对其一一辑录，而是突出了辑录守密时作品这一原则。诚如陈烨在为万历《诸城县志》“遗文”所作的跋语所言：“此卷载苏文忠公杂著凡共若干篇，皆公于熙宁八九年间守密州日所作者。”[2]124康熙《诸城县志》亦主要按照这一原则辑录。其“艺文遗文”前言在介绍此卷辑录对象时称：“至蜀人苏轼实守密州，所做尤多。……故兹之所辑，秦文以下至苏公，作者特为一卷。”[2]352可见该志辑录苏轼作品时关注的亦是守密时作品。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县志”所辑苏轼作品并非全是苏轼守密时所作，在实际辑录时都突破了“苏轼守密”这一时限。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三部县志所辑的《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和孔密州五绝》系苏轼离密州任途中所作；《再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系元丰八年苏轼赴登州任逗留密州时所作；而《密州宋国博以诗见纪在郡杂咏，次韵答之》《书刘庭式事》《送乔仝寄贺君六首并序》《安期生并序》《李承之知青州制》等诗文均系苏轼官居他地时所作。按理说，对陈烨这样的饱学之士而言，对自己所辑的某些苏轼作品，如《再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等等，仅从其名即可知非苏轼守密时所作，为什么还是照辑不误？笔者认为，这与这些作品涉及密州人事、风物有关。在具体辑录时，当他们看到这些涉及密州情况的作品，出于对苏轼其人其文的崇敬之情，极有可能认为舍之可惜、舍之不利于反映苏轼与密州关系的全貌，自然会坚持多集为善。陈烨在明万历《诸城县志》中曾为大量辑录苏轼作品而发出如下感慨：“少得一二，足为宝玩矣。而况所得如此之多乎？”[2]124其对苏轼作品多辑为善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具有代表性。

二、引用情况

明清《诸城县志》不仅注意辑录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为地方所用，在考证、论述诸城山川、地理、古迹、金石、人物时还注意引用这些作品，从中亦可见苏轼其人其文在后世诸城官民心中的崇高地位，还可见这类作品在帮助地方官民复原考证、了解认识地方历史时的巨大史料价值。笔者据《诸城历代方志》所辑明清县志史料统计，明清县志纂修者引用苏轼有关密州作品考证或论述的诸城地名、人物不下40处（个），前后引用超过90次，所引诗文超过60篇（首）。从《诸城历代方志》提供的史料看，苏轼是被引用诗文篇数、次数最多的人。具体而言：

（一）山水

涉及卢山、常山、黄茅冈、马耳山、障日山、九仙山、扶淇河、铁沟河、雩泉等9处山水。

其中，嘉靖《诸城县志》论述障日山时全文引用了《卢山五咏·障日峰》[2]13；论述卢山时全文引用了《卢山五咏·卢敖洞》《卢山五咏·饮酒台》《卢山五咏·圣灯岩》等名诗[2]13；论述马耳山时先后引用了《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句“孤云落日在马耳”、《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诗句“试扫北台看马耳”[2]14；论述九仙山时引用了《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诗句“九仙今已压京东”；论述铁沟河时全文引用《铁沟行赠乔太博》[2]15；论述雩泉时全文引用《留别雩泉》诗[2]15。

康熙《诸城县志》在论述诸城山川昔日雄秀之势时提到了《超然台记》[2]183；论述卢山时引用了《超然台记》“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的语句[2]206；论述障日山时引用了《卢山五咏·障日峰》的注文“山形类峨眉，但小耳”[2]206；论述常山时提到了《雩泉记》[2]207；论述马耳山时引用了《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的诗句“孤云落日在马耳”、《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的诗句“试扫北台看马耳”[2]207；论述九仙山时引用了《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的诗句“九仙今已压京东”、自注“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2]208

乾隆《诸城县志》论述障日山时全文引用了《卢山五咏·障日峰》[2]452；论述常山黄茅冈时引用了《祭常山回小猎》的诗句“黄茅冈下出长围”[2]453；论述九仙山时引用了《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的诗句“九仙今已压京东”、自注“奇秀不减雁荡”[2]454。论述扶淇河时引用了《雩泉记》“汪洋折旋如车轮”“余流溢去，达于山下”等语句和《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的诗句“邞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濑鸣玦环”[2]458。

（二）地理

康熙《诸城县志》论述诸城地理方位时引用了《盖公堂记》的语句“东并海，南放之九仙，北属之劳山”[2]196。

（三）古迹

包括对诸城旧城、旧城街巷、超然台、西斋、西园、流杯亭、高丽馆、荆林馆、广丽亭、雩泉亭、远览亭、袛家园、雩泉、山堂、盖公堂、饮酒台、文庙、南禅寺、资福寺、苏禹珪墓等古迹的考证、论述。

其中，嘉靖《诸城县志》论述山堂时全文引用了《山堂铭并叙》[2]18。

万历《诸城县志》论述卢山饮酒台时提到了《卢山五咏·饮酒台》《卢山五咏·圣灯岩》[2]75；论述盖公堂时提到了《盖公堂记》[2]76；论述山堂时引用了《山堂铭》序言[2]76；论述常山广丽亭时提到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2]77；论述《雩泉亭》时提到了《吁嗟》诗六章[2]77；论述远览亭时引用了《雩泉记》语句“下临城中，如在山下；雉堞楼观，仿佛可数者”[2]77；论述高丽馆时提到了《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明年，轼过之，叹其壮丽，留一绝云》诗[2]78。

康熙《诸城县志》论述诸城旧城时引用了《雩泉记》语句“常山在东武郡治之南二十里……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2]198，提到了苏轼在《后杞菊赋》所言的“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之事[2]326；在论述盖公堂、山堂、广丽亭、雩泉亭、远览亭、高丽馆时，与万历《诸城县志》引用苏轼诗文情况相同。

乾隆《诸城县志》在论述旧城街巷时引用了《盖公堂记》语句“尽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绳”[2]465；通过引用《玉盘盂》序言考证了南禅寺、资福寺；论述诸城旧城时引用了《山堂铭》序言“野人来告，故东武城中出乱石无数”[2]473；论述超然台时提到了《超然台记》；论证山堂位置时引用了《山堂铭》序言[2]475；还曾引用《雩泉记》《西斋》《答李邦直》《别东武流杯》《和孔密州五绝?东栏梨花》等诗文考证苏轼守密时州署内西斋、西园的情况[2]475。引用《盖公堂记》《胶西盖公堂照壁画赞》考证彼时盖公堂的情况[2]475。引用《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考证彼时州署内的西轩[2]475；另外，在考证广丽亭、高丽馆、荆林馆时引用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明年，轼过之，叹其壮丽，留一绝云》《和段屯田荆林馆 》等诗[2]475；考证苏禹珪墓时引用了《玉盘盂》[2]476。

道光《诸城县续志》论述广丽亭时提到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1]478。

（四）金石

涉及对“乔禹功等题名石刻”（“苏刺史子瞻遗石”）、“苏辙超然台赋”、“卢山洞题名石刻”等石刻、碑碣的考证、论述。

其中，康熙《诸城县志》在论述“苏刺史子瞻遗石”时提到了《再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诗，引用了《书刘庭式事》文句“乃书以寄密人赵杲卿。杲卿，字明叔，与庭式善，乡贡进士，亦有行谊”[2]203。

乾隆《诸城县志》在论述元人王铎在超然台上所立碑刻“苏辙超然台赋”时引用了《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书李邦直超然台赋后》《书文与可超然台赋后》[2]498。论述“乔禹功等题名石刻”时引用了《次韵章传道喜雨》诗句“先生笔力吾所畏，蹙踏鲍谢跨徐庚”[2]500。

光绪《增修诸城县续志》在论述“卢山洞题名石刻”时提到了《和孔宗翰二绝》[2]960。

（五）人物

涉及对苏轼、贺元、乔仝、赵杲卿、乔叙、刘庭式、赵庾、孔宗翰、霍翔、宋国博、李谔、初公佐、陈当、李师彦等历史人物的考证、论述。

其中万历《诸城县志》论述宋代仙释人物贺元及其弟子乔仝时均引用了《送乔仝寄贺君六首并叙》诗句[2]86-87。

康熙《诸城县志》论述苏轼守密时的两位密州教授赵杲卿（明叔）、乔叙（禹功）时提到了《苏文忠公文集》[2]243；论述苏轼本人时引用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法》其文；论述苏轼守密时的密州通判刘庭式时引用了《书刘庭式事》[2]261；论述贺元、乔仝时亦引用了《送乔仝寄贺君六首并叙》[2]339。

乾隆《诸城县志》引用苏轼“常山雩泉碑”考证出了宋代密州地方官李谔、初公佐、陈当、李师彦四人的情况[2]543；论述刘庭式时亦引用了《书刘庭式事》[2]658-659；论述苏轼守密时的密州通判赵庾（成伯）、继苏轼知密州的孔宗翰、代孔宗翰知密州的宋国博、元丰年间曾知密州的霍翔时引用了《密州通判厅题名记》《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和孔密州五绝·春步西园见寄》《密州宋国博以诗见纪在郡杂咏，次韵答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等诗文[2]659；考证赵杲卿、乔叙时引用了《薄薄酒二首》《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送段屯田分得于字》《过密州次韵赵明叔、乔禹功》等诗文[2]672。

三、苏轼作品的地方化发展态势及其原因

县志系官修大型地方志书。地方官府组织地方官员、文士等社会精英人士对地方历史文化进行发掘、整理、解读、编纂后形成这些体系化的地方史志，无疑，是为了维护地方当前和长远利益，体现的是地方主流社会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态度、意志和期许。监修康熙《诸城县志》的诸城知县卞颖在为该志所作序言中对编修县志以大化地方的目的、意义就说得就很明白：“然是编成，风谣具在，文物载陈，太平荣观，遐迩作睹。颖将进东武之父老子弟，翔舞以飏大化焉。于是乎书。”[2]175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县志”注意辑录、引用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显然，在彼时诸城官民眼中，这些作品已超越文学作品的范畴，还是地方上倚重的有资治化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值得加以传承利用的经典历史文献。而数部不同时期的诸城县志均注意辑录、引用这些作品，深刻反映出这些作品在后世诸城的崇高地位和融入地方文化、为地方所用的长期态势。这种对苏轼作品加以学习吸收、传承利用的长期态势，笔者认为，实质上是地方主流社会将地方上的苏轼文化资源纳入现行地方文化体系加以传承弘扬、吸收利用的“地方化”现象。那么，为什么后世诸城官民如此注意传承利用这批作品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苏轼有极高声望。前文已述，参与纂修万历《诸城县志》的诸城人陈烨曾赞苏轼为“词林宗匠，后人景仰”，此论绝非溢美之词。从历史上诸城官民长期公祭苏轼的情况看，在后世诸城从上到下长期推崇苏轼是不争的事实。明嘉靖《诸城县志》、清康熙、乾隆两朝《诸城县志》在介绍当时的诸城名宦祠时，均提及苏轼受祀其中[1]19、268、467，光绪《诸城县乡土志》仍有这方面的记载[2]1238。另外，苏轼在诸城还长期拥有专祠，这种殊荣在明清诸城仅有三人。乾隆《诸城县志》载：“名宦有专祠者三人。苏公祠，在超然台上。……二月、八月上戊日祭之。常山旧亦有苏公祠，久祀，知县宫懋让重建。”[2]468光绪《诸城县乡土志》亦载“名宦有专祠者三人：苏公祠，在超然台上。祀苏轼……”[2]1239清康熙《诸城县志》“志首宗括”曾坦言“文以人重”[2]180，道出了世人推崇名人作品这一人之常情，无疑，苏轼的声望增强了其作品的吸引力、感召力。

二是作品的较高精神境界。守密期间，苏轼积极兴利除弊，与官民友善，处事超然达观，其忠君爱民的高尚情怀、超然洒脱的精神风貌和常人难以企及的才情无疑会融入作品中，使其作品普遍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思想水平。诚如清康熙《诸城县志》在辑录苏轼在内的历代贤达遗文时所论：“著述词章，皆出于贤人、君子、骚坛墨客精神心术之所灌注。”[2]352看重的就是所辑苏轼等名人作品在精神层面的东西。后世诸城官民在阅读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时，也常被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所感动、所激励，如，乾隆《诸城县志·宦迹录》载：“至苏轼《论灾伤手实》及《榷盐》诸书，今县人读之，犹有泣下者。”即是有感于这些作品展现的苏轼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的崇高情怀所致[2]656。

三是作品的历史稀缺性。纵览诸城地方文化史，由于战争破坏和世家大族南迁等等原因，从魏晋直至元代，诸城文化史鲜见冠盖古今的文化巨擘。万历、康熙《诸城县志》均称：“东武艺文，自昔缺略。”[2]100、352乾隆《诸城县志》亦感叹：“经学盛于两汉，诗集多在国朝，六朝、三唐、宋、元以来，著作何寥寥也？”[2]489并将这段时期地方文献长期寥寥的原因归咎于世家大族南迁和战争破坏所致。[2]489而恰在这一时期，苏轼这样的文化巨擘移知密州，并创作了不少名篇佳作，无疑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四是作品的广阔生活背景。从上述明清县志引用苏轼作品的情况可见，苏轼有关密州的作品具有广阔的生活背景和社会接触面，自然山水、人文胜迹、故交新朋、时政经济等等在其作品中均有涉及，无疑，这为后世诸城官民复原考证、认识了解彼时的自然、历史情况提供了可靠视角和史料。

四、结语

鉴于苏轼极高的名气、才气，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影响和其有关密州作品的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苏轼是后世诸城人永远绕不开的历史人物；其留下的作品，也永远是诸城人受用不尽的一笔宝贵精神文化财富。事实亦是如此。时至今日，在诸城从官方到民间仍在致力于对苏轼所留文化遗产的传承弘扬。如，投入巨资重建超然台、雩泉等遗址遗迹，成立地方文化研究学会、苏轼研究学会等民间学术团体，出版《苏轼在密州》《苏轼与密州研究》等著作，充分说明了今天诸城上下对传承利用这笔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工作力度。这类现象实质上仍是地方社会将地方上的苏轼文化资源纳入地方现行文化体系并加以传承利用的“地方化”现象。当然，今天的时代环境、社会性质、生产力水平都异于往昔，对苏轼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力度、深度、广度也必然异于往昔，可以乐观地预计，苏轼其人其文对诸城的影响必然会更全面、更积极、更深远。

注释：

①参阅中国知网（www.cnki.net）近五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及近年诸城出版的《苏轼在密州》《苏轼与密州研究》等专著所辑论文得出这一结论。《苏轼在密州》见参考文献[1]；《苏轼与密州研究》，郑桂臻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1]李增坡，邹金祥.苏轼在密州[M].杭州：西冷印社，2007.

[2]张清吉.诸城历代方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The Compilations and Quotes of Su Shi’s Works in Zhucheng Country Anna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Hɑipinɡ

（The Management Office of Zhucheng’s Chaorantai，Zhucheng Shandong 262200，China）

Su Shi left lots of works involving the persons，affairs and sceneries of Mizhou，when he took up the post as the chief magistrate of Mizhou，coming for and leaving the post of Mizhou，temporal staying at Mizhou on the way to Dengzhou for another post，and serving as officials at other places.From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ata from the six Zhucheng country anna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later officials and people of Zhucheng highly respected these works，which were much compiled in Zhucheng County Annals of Wanli Period in Ming Dynasty and Zhucheng County Annals of Kangxi Period in Qing Dynasty，including styles of poetry and prose with the chronicle of Su Shi’s life.And later research quoted the six country annals in researching or discussing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geography，monuments，epigraphs and figures of Zhucheng.All deeply reflect the lofty status of the works at Zhucheng and long localization trend to merge into local culture and local use，which were all related to Su Shi’s formidable reputation，higher ideological level and historical scarcity of the works and his vast life backgroun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Zhucheng Country Annals；Su Shi；Mizhou；Works

I206

A

1009-8666（2017）09-0006-07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9.002

2016-12-19

张海平（1979—），男，山东诸城人。诸城市超然台管理处馆员，硕士，研究方向：诸城市地方文化。

［责任编辑、校对：方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