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靖婷，郭燕斌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师生座谈时的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包含了传承、弘扬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并表示极其不赞成从课本中除去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国家关于语言文字事业2012—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指出要推进学校开展经典诵读、书写与演讲活动。各类学校也要加强经典诵读、规范汉字书写教育，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以中华经典诵读、书写、讲解为主题的社团活动和校外活动。这标志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已经正式进入官方。

1 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的历史演进

1.1 缘起

经典诵读作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其倡导者主张利用黄金记忆时期，以诵读并背诵的教育方式，对少年儿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籍由这种教育实现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并达到文化熏陶、智能锻炼与人格培养的目标。

这些倡导者中尤以王财贵、南怀瑾、郭齐家、蒋庆为代表，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编订教材、开办私塾等方式推进了读经运动向更深入开展。如南怀瑾主张通过儿童读经运动实现对 “中国文化断层”的续接与 “重整”，以此来呼应与支持王财贵先生倡议的“儿童读经”运动；蒋庆在贵州王阳明500年前悟道的龙场创办“阳明精舍”，与中华孔子学会合作编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宣传“儿童读经”；炎平创办洙泗书院，为同样提倡诵读经典的同道中人提供研习之所。

1.2 星星之火

随着王财贵等人的倡议，儿童读经活动逐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民间自发地兴起形式多样的儿童读经活动。在最初的家庭读经活动中，由听到读经理论的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读，发展到后来家长们开读经班，找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孩子一起读。

这些利用课余时间的读经活动称为“少量读经”或“业余读经”，但有一部分家长认识到了读经的重大意义，希望他的孩子多读经，读得越多越好，于是全天候读经的需求越来越高，读经学堂应运而生。自2010年起，读经学堂在各地创立，号称“现代私塾”，这种私塾的复兴，也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

自2004—2014年10年间，约有3000家形式多样的私塾与学堂似星星之火般分布于全国。读经声响彻各地，民间教育实验盛况空前，读经运动初现燎原之势。人们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甚至产生了一种使命感。

1.3 扩展与联合

在新一轮的文化复兴运动中，儿童读经作为涉及人员最多的一项活动，全国各地上千万的儿童及家长参与其中。当家长们发现了读经的效果后，便主动要求老师将其引进到教学中去。伴随着儿童读经的兴起，有关读经的交流活动也日益增多，全国各地曾举办了不同形式的儿童读经交流会。2002年6月，江苏省江阴市首次在全国召开关于国学启蒙教育的学术研讨会；2003年8月，湖南长沙举办了以中华经典文化为对象的交流会；2004年7月，第三届文化交流会在湖南长沙举行；2005年5月，长沙召开了第四届交流会，会上再一次探讨了诵读中华经典文化的相关事宜。

同时，传统文化结合“互联网+”的新型传播模式也逐步崛起。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自2014年建设以来，采用“图书馆+书院”新模式，通过开创国学公开课、举办尼山书院会讲日、成立尼山书院国乐团、创立“国乐杏坛”等一系列活动，逐步形成品牌效应，打造成了一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越来越受欢迎的互联网平台。

1.4 官方推动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的崛起使得全社会更关注文化深层次的作用力。文化发展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文化的发展更得益于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起飞是时局关注的重点。而9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后期，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文化层面，这种转变非常利于文化事业的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伴随着民间对文化需求的迅猛增长，政府及官方组织也开始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供应”中去。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指出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要积极开展与中华经典有关的活动，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提升国民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同时指出，在2012—2020年间重点工作是做好文化传承，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推进学校开展中华经典相关活动，建设社会参与平台，建设中华经典资源库。

我国关于语言文字事业的“十三五规划”也强调推动中华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等文化实践活动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鉴于此，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指出要切实加强课程教材建设，进一步加强高中课本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团结等教育内容的宣传，并且要实施好语言文字“十三五”发展规划。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继续组织办好央视的汉字听写大会、诗词大会等节目，大力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

至此，经典诵读活动已经完全进入制度化阶段，经典也在下一代的心中埋下了一枚特别的种子。

2 理论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包含了对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期望，明确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重要遵循。

而经典诵读活动作为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典型活动形式，其经过民间发起到官方推动背后所体现出的原因值得深思挖掘。本部分运用文化变迁理论及社会运动理论框架，简要探讨经典诵读活动为什么会兴起，为什么能够成为制度化设置。

2.1 经典诵读活动为什么会兴起——基于文化变迁理论的背景分析

文化变迁就是指由于族群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一个族群文化的改变。导致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内部的，二是外部的。内部指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演变，外部指因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革。

亨廷顿认为最常见的文化变迁模式，是最初由西方化与现代化紧密相连，非西方社会汲取西方文化因素，并取得走向现代化的缓慢进展；后来现代化进程加速，导致了西方化比重下降，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趋于均衡，进而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最终实现本土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它的文化模式和格局都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只有将中国放在全球大环境中，以互动的角度，才能更便于理解其文化模式和格局。20世纪80、90年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以经济为载体，首先渗透政治社会，然后逐步夺取文化领导权。与此同时，东方文化连连败退，中华文化处于潜伏期。这一时期，在国际上表现为“西风压倒东风”[2]。

西方文化长驱直入，首先给经济领域带来影响，假冒伪劣、商品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不绝于耳；经济不平等紧接着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政治领域贪污腐败现象丛生；文化领域则出现价值崩塌和道德沦丧[3]。其次，由于道德观与价值观的部分坍塌、西方文化的侵蚀、国家认同感缺失、民族凝聚力丧失等因素，党和政府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以及来自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压力。因此，意识形态的革新势在必行。

根据亨廷顿的理论，文明跨界往来的增加，无论是友好的交往，还是严重的冲突，都会引发人们强化认同意识，区分“我们”和“他们”。这必然导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其次是工具化的进一步细化，亨廷顿理论暗示，终极文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而人们对它的态度又取决于工具文化的状态，工具文化失败会导致群众丧失对终极文化的自信，而工具文化成功又会使人们重新燃起对终极文化的信念。由于民族自信的回归，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也将紧接着复活，从而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伴随着本土文化的认同，民族自信心增强，文化自信成为趋势。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全球瞩目的发展成就，社会总体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得到极大提升，激起社会群众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从而化作文化的拥趸。而且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也拥有着丰厚的内在、突出的特点、悠久的历史，并且覆盖了庞杂的人口和辽阔的疆土，所以拥有巨大的复兴潜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势必回归。

复兴是对文化的主导精神的保留、继承与发扬。文化的枝节可以丢掉，形式可以变化，但主导精神不能抛弃。这是一个大原则[4]。经典诵读活动的核心精神仍然是本土文化的主导精神，而形式则是对本土文化的创新。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我国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民族认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同时，文化虽产生于经济，但其对政治、经济具有反作用。传统文化的复兴，能够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全球竞争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如果中国不能掌握文化发展的自主权，那么也就不能掌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因此，文化复兴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至关重要。

由于经济发展导致的本土文化价值的缺失，让王财贵等人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势在必行，私塾、学堂星罗棋布，为经典诵读提供着研习场所。而经典诵读为下一代、为社会所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指引与规范，使得党和政府看到经典所带来的价值，为其更好地统治与发展提供帮助和工具。因而通过行政手段，将经典诵读纳入体制，通过制度化来推行经典。

2.2 一场运动为什么能从民间发展到体制内——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

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通过总结社会运动理论的成长历程，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运动理论的框架，这个集大成式的理论成为了“社会运动的经典研究议程”，共由六个要素和变量构成：一是社会变迁及其引起的结构性紧张；二是集体行功框架；三是资源动员；四是行动方式或斗争手段；五是政治过程或政治机遇结构；六是运动的各类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赵鼎新[5]认为社会运动发生与发展的宏观结构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与支配，即变迁、结构、话语。宏观的社会变迁，在社会运动中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间，经济飞速发展，引起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人民群众开始对生活有了新的期望。市场经济的运行，使得经济呈现多元化发展形势，附着着文化特色的经济产品，充斥着市场，文化作为经济的附属品也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特点，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进而受到威胁；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的持续上升，使得群众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推崇更加强烈，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强。

结构层面，经典诵读活动的参与者队伍壮大，且参与者的身份复杂多样，包含了社会不同领域的人们，不但有家长、学校教师，也有佛学人士等，都积极参与到经典诵读活动的发起与实践中去，最终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行动。从参与者的活跃范围分析，经典诵读活动最初由少数人发起，然后在全国呈现出零星分散状，随着活动规模的扩大、影响力的提高，经典诵读活动逐渐由社会的表层向深层次迈进，由“街头作秀”、“新闻噱头”演变为在媒体、学校、社区、社会团体中开展。

最终，由于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大环境，一方面要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要解决社会公平等问题，维持社会秩序，经典诵读活动的制度化设置巧遇良好政治机遇，因而被中央所提倡，并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

习总书记也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当群众的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之后，他们将把视线转移到精神需求上来，群众发起经典诵读活动、参加文化复兴的行动，主要是希望通过对本土文化的复兴，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而“本土文化复兴”的含义，就是要借助本土的文化资源，重塑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这一切最终是要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来实现的。

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中华文化的社会化，其根本意义在于中国价值观的重塑，赋予其合法性，完善中国的力量建构，构筑中国屹立世界的软实力。所以，文化复兴是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件”。

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当代中国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的兴盛将带来国运的兴盛，文化的强大将造就民族的强大。高度的文化自信，繁荣兴盛的文化底蕴，终将带领我们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论是从地位还是从作用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将文化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地位，即要想复兴中华民族，首先要复兴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没有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兴盛，更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兴带来的是对文化的自信、对民族的自信，进而激发人们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正是这种对民族的认同与归属，激励着中国人民迸发出创新、创造中华文化的活力，推动着中华文化铸就新的辉煌，推动着中华民族开创新的未来。

文化不仅是沧桑的过去，也是繁荣的现在，更是耀眼的未来。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深入挖掘群众的精神需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当代中国实情，联系当今时代背景与条件，传承中华文化，以文化之复兴助力民族之复兴。

[1]王财贵.读经二十年[M].中华书局，2014：22-25.

[2]康晓光.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5-27.

[3]康晓光.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7-49.

[4]康晓光.阵地战——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葛兰西式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3-55.

[5]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J].学海,2006(2)：20-25.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