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文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300000）

从口述历史的采集过程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

杨 文 （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300000）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推动，各地对于保护、传承、发展的探索，呈现出地域性、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但无论如何出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保护与未来发展终究不能离开“传承”这项基础工作。这个工作的生存现状，也最能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2007年至今，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共计公布了四批，共1986人。伴随着公布，陆续离世的有235人，在世70周岁以上的传承人占到56%（2015年数据）。在天津，这个数字同样令人痛心，20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已经离世的4人，比例达20%。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反映的仅仅是进入名录的“代表性”传承人，而项目各环节的承载者流失情况更加严重，如传统技艺与传统美术中的材料道具、传统戏剧与曲艺中的创编与伴奏，包括专家学者和采风工作人员。

如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与艺术原素比做生命基因的话，基因缺失，遑论健康生长。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2010年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记录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持续的思考和实践。

查阅任何一个版本的汉语字典，对传与承的解释均为——传，是掌握制作操作能力的人。作“zhuàn”时，是一种文体格式。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承，从人从双手。东汉•许慎《说文》中解释，奉也、受也。甲骨文字形中，上面像跽跪着的人，下面像两只手。合起来表示人被双手捧着或接着。文字的释义，给了我们明确的工作方向，即对掌握制作操作能力的人，进行口述记录，使之能够接力下去。基于表面化的解读，我们的工作从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始了探索，历时六年，四次重要的“立论与驳论”般的工作路径的确立、变更、再确立，为策划、文案、采编、摄影、录像等环节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领域，为传承工作的采集内容、保护方向、普及角度、推动模式提供了更加宽泛的讨论空间。

一、采集过程中的思考与确立

在传承序列中，率先考虑的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先后采录了李荣威、董湘昆、陈佩华（小花玉兰）、王毓宝等人。我们注意到每个人的访谈中都提到了他们的师、友、领导、同事、专家、学生，分别代表了项目之源、创新、变革、保护、承继等各种技术状态。这促使我思考采录的初衷，虽然项目的产生过程中是先有人后有项目，但在传承的信息归集上，应当是还原项目排在第一，代表性传承人在第二。如果想令项目丰满的话，访谈中提到的同门、朋友、领导、同事、专家、学生，应该就是第三。就此，采集工作从代表性传承人开始扩大，后来被我们统称之为亲历者。

随着采访亲历者的增加，严肃的访问开始因熟练而轻松，影响到采访对象同时放松。他们主动由工作谈到生活，促使我们思考传承信息中是否应该加入工作与生活的部分，特别是还原一个丰满的学习历程是否要加入生活常态的访问。因为生活中有秩序的人往往艺术资料留存完整；，生活中有意趣的人往往艺术生命长久，他们对艺术的思考和建议与时代仍相契合。生活中强调生命价值的人，对弟子在学习过程中的关心与严苛的转换充满智慧。2011年当年，在经费支出范围内，我们追加了生活状态的录制，其中包括了生活日常、收徒传艺、个人存留史料的翻拍，这一工作持续至2013年。

同样因为采访状态的放松，又让我们听到了负面的声音，主要是关于批准公布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问题。主要涉及两类人，第一类是代表性传承人的师长，第二类是代表性传承人的同辈同门。经过深入了解，所谓资格的质疑映射出代表性传承人在学艺过程中的另外两个角度的成长和成熟过程，而非想象中的欺师叛门，。这让信息采集工作在传承中加入了疏导的作用，让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工作人员体会到了自身的工作价值与保护的意义。第一类代表性传承人的师长，并不是代表性传承人所代表的代表性项目的直系师傅，而是从艺经历中博采众长而跟从过和师长，他们年龄偏高、德高望重、见解独特，在项目某环节方面的艺术特色鲜明，有丰富的授徒传艺经验，只是未能“成名成家”。第二类的情况则有着正负两面性，正面显示他们确是同门中的佼佼者，负面状态是他们大多情绪化严重，影响到传承秩序。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在项目与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过程中，他们没有体会到后期带来的名誉部分，受避世思想支配，消极对待转而后悔，其它同门这时站出来为其打抱不平，导致情绪更加容易激动。二是在项目的发展过程中，代表性传承人大多在有较高技艺的同时，又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所谓情商高、有人格魅力，给项目带来了更多被公众了解的机会。对照其同门，有些甚至是兄长和师兄，明显的性格木讷、不擅交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能力与水平。在处理上述两类情况时，考虑到如果把传承工作绑定在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技术与艺术的单一信息来源进行学习，则传承水平势必只有相等和衰减两个结果。我们将重点放在了第一类，因为这部分人群年事已高，且充分体现了传承过程中博采众长之“长”，技艺具有较高的传承价值，是传承水平的增长点，本文暂时将这部分人尊称为“师长”。同时，将第二类放在了对区县一级非遗保护部门的申报程序、信息采集和情绪安抚等涉及提升工作水平的要求中。

在对“师长”的采录中，我们惊喜的发现他们心态平和、知识渊博，对项目有很深的情感，对未来发展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仍有演示能力。如果保留下来，不仅可以增加技艺水平，丰富技巧，同时也显示了传承水平与学习能力、学习态度之间的变量关系。2016年，在口述数据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技艺采集，以“濒危曲段抢救性记录工程”作为试验，开始了新的探索。

二、采集层次决定传承质量

从采集过程的思考到确立新的工作内容，无形中为传承内容建立了一个层次关系，中心是代表性项目中的技艺（包括核心技艺、形成中的转折点、形成中吸纳的内容），围绕这个中心的包括代表性传承人、“师长”，代表性传承人周边是同门、朋友、领导、同事、专家、学生。

由于采访内容是以口述历史为主，在还原历史空间的过程中，除去学生之外的其它被采访者，会谈到同一历史时段发生的不同事件，包括单位的改组、项目的创新、时代对于形成个人艺术特色的影响等诸多内容。不难发现，这些有效信息由采访人而来，却又全部指向了项目。如果说第一个层次关系是因项目技艺而研究人的话，第二个层次关系就是因人而还原了更加真实和丰富的项目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这就要求访问的设定兼顾纵向层次的同时，兼顾平行空间的问题，如果做到这两个方向，则会形成传承技艺和传承空间两个信息源，为传承质量及研究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保证。

三、感性、理性与采集中的变量

对于采集内容的思考，使得工作方向发生了改变。确切的说是更加丰富和明确。在这个很严肃，且带点沉重的工作中，还蕴含着感性与理性所带来的变量，对于变量的控制也是值得讨论的内容。

理性是自变量。围绕项目而丰富进来的人和话题的设定，是需要理性的分析和设计的，比如：对于学习经历的采集内容应当包括成长经历、师承情况、技艺特色、自身所长，以及其他人和事对个人的创作产生的影响。项目发展的采集内容应当包括，个人了解的师傅辈的经历、技艺特色及绝活，个人所处的历史空间下项目的整体发展状况，其他传人跟自己与项目的关系等。其中启发性质的话题和叠加进来的人物关系成为理性中的自变量。

感性是因变量。提问人与被采访者交流中，互相被感染的过程成为采访中的因变量，它是由于问题设计而产生的效果变量，是可控制、可预测的变量。在采访中如果有判断的加入这一部分，则可以获得更加重要的信息。

控制无关变量。为了在有效的采访时间内更加完整地还原项目发展过程，以确实保证因变量的变化是由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就必须排除其它无关因素的影响，比如：偏离设定问题的回顾，众所周知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的沉湎等，这样才能保证项目还原路径的一致和信息的有效。

四、细化采集工作分工的重要性

在采集工作的初始阶段，设定了采访人（兼问题设计）、摄影、摄像，3个工位。采访人和摄影者是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摄像为外聘人员。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调动被采访人的认同感。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类项目的专业差距极大，访谈问题如果问的不专业，或者对着采访提纲照本宣科式的提问，很难激发被采访人的兴趣。结合口述者的文化程度、表达能力，发出适合他回答的，包含行业术语的问题，是问询的关键。因此，采访人先由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调整为记者，后又调整为与被采访人熟悉的专业人士。

在采集过程中，被采访人的情感流露往往随着事件或对技艺的描述瞬间表现出来，细微的表情和动作会使画面更加生动传情，这就要求摄像的机位设定应该在2个以上。

考虑到被采访人的年龄与身体，对于口述信息的采集需要做好家庭和专门场地的两处准备，其它如授徒传艺、演出工作、生活常态等，则要做好自然环境的准备。因此，设定了专门的化妆师、灯光师。在濒危曲段的录制中，则有音效、新媒体制作等环节的临时增设。

其它如常备急救药物，甚至在公开表演的过程中，加增救护车等也并非耸人听闻。2016年4月，在 “濒危曲段抢救性记录演出”中，79岁的黄铁良先生还精神矍铄的出场，同年6月在赴其它表演场地途中突然辞世。因此，救护车的设定，在演员需要调动情绪的演出现场是必要的。

五、传承工作的延伸思考

如果说口述历史濒危曲段的技艺采集工作是对传承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数据积累对于项目发展的意义，似乎可以定义为“承传”，即在继承的基础上传下去。其中既有专业教习的“传”，也有培养欣赏与消费群体的“传”，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工作的持久课题。但无论如何，高质量的、全面的数据信息是发展工作的基本保障。在此基础上审慎的公开部分信息，让学艺者和公众都懂得珍视、学会欣赏，是信息利用与传播的又一课题，我们通过媒体合作开始了新的探索。

六、结语

2013年，文化部非遗司启动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的试点研究。2015年下发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试行稿）》为口述历史的采集提供了更加专业的指导意见，其中包括学术准备、涉及版权与人权部分的协议与声明、数据表单等内容，让我开始思考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所做的口述历史工作的得与失。至2016年，受访者92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6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20人。92人中75岁以上高龄的47人，目前5人已故。在这看似可喜的数据下，有着深深的遗憾。包括采集初期影像数据的质量、没能兼顾的问题范围、没能采到的“亲历者”等，每忆及此，无不扼腕。

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之时，把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线人员的经历、立论与驳论的思考整理出来，以期抓紧时间、扩大范围、提升质量、少留遗憾，是我的职责所在。故特发此文，以供指正、交流。

杨文，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