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佳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印第安女苦役”形象与19世纪美国白人的印第安人观*

梁立佳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印第安女苦役”形象作为近代西方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论述美洲退化问题的主要论据。而美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则认为印第安人与欧洲人在体质和心智方面并不存在差异，性别压迫的现象广泛存在于野蛮社会之中，强调唯有在文明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权益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杰斐逊构建起印第安社会野蛮的言论，积极推行印第安人“开化”政策。在19世纪以来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矛盾不断激化，以及印第安社会对同化政策持续抵制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下，美国白人开始广泛渲染印第安人在体质和心智方面的先天缺陷，将其比作不可救药的低劣种族。至此，杰斐逊基于人类种族间体质和心智平等而构建出的印第安社会野蛮的言论，演化为印第安人体质和心智具有先天缺陷的印第安人种族低劣论，成为白人屠杀和掠夺印第安人的法理基础，对近代美国社会中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群体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第安人,野蛮,种族主义

“印第安女苦役”形象①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美洲白人移民大多交替使用”Squaw”或“Squaw Drudge”指代北美印第安人妇女。其中，“Squaw”意为北美印第安妇女或妻子，“Drudge”意为长时间做乏味工作的人，做苦工者。参见：《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需要说明的是，“Squaw”一词在文献记录的语境下经常有从事过重体力劳动的北美印第安妇女之意，“Squaw Drudge”亦可直译为“印第安妇女苦工”“印第安女苦役”等。参见：David D.Smits,“The‘Squaw Drudge’:A Prime Index of Savagism”,Ethnohistory,Vol.29,No.4(Autumn,1982),pp.281～306,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使用“印第安女苦役”的说法。原本是近代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主观描述，却为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家所广泛提及，成为论证美洲退化论的重要参照物。同时期的美国人对这种欧洲文化优越论大多持否定态度。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笔记》一书中将性别压迫看作是一切野蛮社会的通病，宣扬美国白人在帮助印第安人摆脱野蛮状态中的重要性，为19世纪后美国政府的同化政策提供了法理上的基础。而伴随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同化政策的失败，以及白人群体与印第安人相互冲突的不断激化，美国白人开始转向贬低印第安人体质和心智方面的能力，鼓吹印第安人种族低劣论。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这种认识成为其后美国政府制定印第安人政策的主要出发点，对美国社会中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群体关系的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印第安人整体形象的描述，以及印第安女性经济、政治、婚姻等方面的论述，②Robert F.Berkhofer,JR.,The White Man’s Indian: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Daniel Francis,The imaginary Indian:The image of the Indian in Canadian Culture,Vancouver:Arsenal Pulp Press, 1992;Lee E.Huddleston,Origi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European Concepts,1492-1729,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15; Maurice M.Wasserman,“The American Indian asseen by seventeenth century chroniclers”,Ph.D.,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54;Judith K.Brown,“A note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y sex”,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Vol.72,No.5(Oct.,1970), pp.1073～1078;Clara Sue Kidwell,“Indian women as cultural mediators”,Ethnohistory,Vol.39,No.2(Spring,1992),pp.97～107; Michael Lansing,“Plains Indian women and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the Upper Missouri Trade,1804-1868”,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31(4):413·December 2000,pp.413～433.这对了解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整体认识和印第安女性的生存状况较有帮助。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印第安女苦役”形象的想象与美国白人群体的种族中心意识之间的关联，但通常只是简单地提及，未能展开详尽论述。如美国学者大卫D.史密斯（David D.Smits）认为欧裔美国人的“种族中心论、文化误解、对印第安人掠夺的辩护、个人焦虑的释放”都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白人心目中印第安人的真实形象。①参见：David D.Smits,“The‘Squaw Drudge’:A Prime Index of Savagism”,Ethnohistory,Vol.29,No.4(Autumn,1982),pp. 281～306.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论题的研究较为薄弱，还没有相关专著问世。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问题，学者们多把视野集中在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文化冲突、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等方面，②王坚：《传统自由主义的滑铁卢——1870—1930年代的美国印第安人政策述评》，《世界民族》2015年第2期；杨恕、曾向红：《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现状研究》，《美国研究》2007年第5期；丁见民：《试论美国土著民族反对印第安人新政的原因》，《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丁见民：《安德鲁·杰克逊政府迁移印第安人的动因分析》，《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吴洪英：《试论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的轨迹》，《世界历史》1995年第6期；邹慧玲：《19世纪美国白人文学经典中的印第安形象》，《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关晶：《北美殖民时期主流文学与印第安人形象》，《东北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将印第安人描述为白人殖民掠夺和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对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和理论问题缺乏深入论述。近代以来自称拥有理性光环的白人殖民者何敢赤裸裸的屠杀和掠夺印第安人？显然只有追根溯源，才能找到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态度的内在理论基础。印第安人与美国白人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印第安女苦役”形象、印第安社会野蛮论及印第安人种族低劣论三者间相互作用，构建起美国白人群体脑海中三维一体的印第安人观，成为其后美国白人制定印第安人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印第安女苦役”形象

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从欧洲航海到达美洲，开启了近代西方文化与印第安人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美洲的玉米、豌豆、南瓜等农作物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并对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实，美洲的“发现”不但丰富了欧洲人的日常餐谱，而且刺激了人们探索异域的猎奇心理。而生活在这块神秘大陆上的印第安人③印第安人，源于西班牙语losIndios，一般认为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误以为到达东方印度的情况下，对当地居民的称呼，后来被广泛用于指代生活在南、北美洲的原住民。事实上，Indio一词在近代西方有着特殊的含义，用来指代印度河以东的所有亚洲地区，Indies则指代哥伦布宣布属于西班牙王室属地的所有地区的原住民。这一含义一直为西班牙语所沿用。西班牙语的Indio继续影响了法语中Indien，德语中Indianer，和英语中Indian等词汇的形成。印第安人作为近代欧洲人的“他者”构想，成为美洲原住民的代名词，被广泛应用于学术、政治和日常生活领域。但这一称谓一直遭到原住民各部落的抵制。这种局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逐渐改变，受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一词被大量使用，目前在美国社会，American Indian和Native American这两个词通用。在加拿大，由于20世纪原住民争取权利的努力，官方机构开始使用第一民族（First Nation）一词指代原住民。参见：Robert F.Berkhofer,JR.,The White Man’s Indian: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本文为了行文方便，采取国内学术界通行的印第安人这一称谓。自然也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兴趣点。如同“印第安人”这个称谓一样，欧洲人有关印第安人形象的最早记录也出自哥伦布之手。在1493年的一封信件中，哥伦布作了如下描述：

在我发现并了解的这个岛和其他所有岛屿上，男人和女人都赤身裸体，如同他们的母亲刚生下他们时的样子。尽管一些女人使用植物的叶片或棉网遮挡住身体的某一部分。他们没有铁制或钢制武器，他们也不适合使用这些武器。这不是说他们长得不够结实或者不够英俊，而是因为他们十分的害羞……事实上，在他们安心并抛弃恐惧感以后，他们会慷慨的与你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些岛屿，我看不出这些居民在外表、举止或语言方面存在任何巨大的差异性。相反，他们彼此了解，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发现女人要比男人承担更多的工作。我不能判断他们是否拥有个人财产……④Christopher Columbus,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trans by Clements R.Markh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4～196.

这段文字透露出哥伦布对美洲印第安人衣着、工具、语言等方面的惊异，反映了欧洲文化与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差异。而哥伦布对印第安“女人要比男人承担更多的工作”的描述，成为欧洲人对印第安女性形象的最早记录。此后，这种“辛苦的印第安女人”的形象反复出现在欧洲人的航海日志、游记和日记之中，成为早期欧洲人眼中印第安人的典型形象。

17世纪初，英国探险家和殖民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观察北美弗吉尼亚波瓦坦人（Pawhatan）后，抱怨印第安男子的懒惰和印第安女人的辛苦，强调：

男子将时间花费在捕鱼、狩猎、作战和其他类似的活动，而不屑于从事女人的活动，因此，女人辛勤劳作，而男人经常十分悠闲。①Philip L.Barbour,The Jamestown Voyages under the First Charter,1606-1609,Farnham:Hakluyt Society,2010,p.186.

类似的记录还广泛存在于新英格兰白人移民撰写的文字之中。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注意到印第安男子过着闲散的生活，却把妻子压迫成“可怜的苦役（Squaw）”，让她们从事“耕种、制作衣物、收获谷物”等活动。②Cotton Mather,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London:Printed for Thomas Parkhurst,at the Bible and three crowns in Cheapside, 1702,p.559.清教领袖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对此也感到困惑：

女性在种植时期一般非常劳累，男子则十分悠闲，任由他们的女人独自搬运行李和子女。而这些女人经常要负重行走八到十英里。较之一个女人，一匹马似乎更适合完成这一任务。男子除了狩猎和捕鱼，不会从事任何劳动……③Edward Johnson,Johnson’s Wonder-making working province,1628-1651,New York:C.Scribner’sSons,1910,p.262.

这些描述反映出白人移民对印第安女性日常劳动的困惑，在此基础上形成“印第安女苦役”形象（SquawDrudge）。在白人移民的眼中，北美印第安妇女整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独自承担耕种田地、制作食物、整理家务、照顾子女等几乎所有的家庭事务。这其中最让白人移民困惑不解的是，让体质较弱的印第安妇女从事耕种活动。这一时期印第安人的农业多属于粗放型模式，缺乏高效的畜类工具和铁制工具，印第安女性只能使用木棍或石块进行耕作，期间，印第安女性要不断地拖着沉重的石块在田间劳作，这种情景无疑加深了白人移民眼中的印第安妇女辛勤劳作的苦役形象。白人移民据此认为，北美印第安人的家庭经济分工是女性从事所有维持家庭生存的必要劳动，而印第安男子则懒惰、终日以狩猎取乐，这样的家庭经济分工模式是不科学的。显然，“印第安女苦役”形象正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印第安人文化之间观念冲突的自然结果。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F.伯克霍夫（Robert F. Berkhofer）所说，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想象通常以“白人方式的缺失，而非从独特文化的框架内部来描述印第安人生活。相应地，印第安人的形象经常表现为在白人的标准下他不是或者缺失什么”。④Robert F.Berkhofer,JR.,The White Man’s Indian: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p.105.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白人移民对印第安家庭经济分工的评价方面。农业耕种是近代欧洲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在17世纪的英格兰，近代性质的家庭分工初步形成：女人负责“在家庭内饲养家禽、制作乳制品，种植蔬菜和草药”，还要承担“抚养子女，洗涤和修补衣物和其他维持家庭所必须的工作”。男子则“种植供应市场和维持生存的作物，修整工具和住宅”。⑤JamesG.Gibb and Julia A.King,“Gender,activity areasand homelots in the 17th-century Chesapeake Region”,Gender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Vol.25,No.4,(1991),pp.111～112.北美的欧洲移民建立起与母国类似的家庭经济结构。17世纪中期，切萨皮克地区的欧洲女性主要承担“制作衣物、做饭、打扫房间、挤奶、制作乳制品、洗涤衣物”⑥JamesG.Gibb and Julia A.King,“Gender,activity areasand homelots in the 17th-century Chesapeake Region”,Gender in Historical Archaeology,Vol.25,No.4,(1991),pp.111～112.等活动，男子成为农业种植活动的主力。很显然，深受欧洲传统家庭经济分工模式影响的白人移民是很难理解北美印第安女子的耕种行为的。此外，白人定居者对印第安男子的狩猎活动也存在偏见，认为印第安男子不务正业，整日以狩猎活动自娱，过着闲散而懒惰的生活。这种认识也是受传统欧洲价值观念影响的体现。在欧洲，从古代到近代，尤其在封建的中世纪时期，狩猎逐渐成了贵族阶层豪华生活的体现，成了欧洲各国贵族显示自己社会特权和政治地位的象征，成了贵族聚会的方式，进而成为一种贵族文化。⑦邢来顺：《德国贵族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页。虽然近代欧洲社会中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制度逐渐打破，但狩猎活动仍然是上流社会的消遣活动，成为上流社会文化的代表。欧裔美洲人正是据此来评价印第安男子的狩猎活动，将满是危险又费时费力的狩猎活动看作印第安男子的娱乐游戏。

二、托马斯·杰斐逊与印第安社会野蛮论

“印第安女苦役”作为近代北美地区的白人群体对印第安女性的特有称呼，用来表示遭受印第安男子不公正待遇的印第安人女子形象。北美殖民地时代各类游记、航海日志和书信之中对印第安人妇女整日辛苦劳作，男子悠闲懒散状况的零散记录是这一形象的直接来源。伴随近代欧洲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全球领先地位的确立，欧洲社会掀起一股欧洲文化优越论的思潮，而处于欧洲知识界顶层的启蒙思想家更是这一潮流的积极推动者。这些启蒙思想家在论著中对“印第安女苦役”形象的大量引证，逐渐地使这种形象定型，成为欧洲白人凸显其文明优越的反衬。

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德·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e de Buffon）可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布丰在近代科学界可谓大名鼎鼎，其耗尽一生心血所著的《自然史》更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布丰在这部论著中系统提出了“美洲退化”的论断，①有关布丰与“美洲退化论”方面的内容，可参见王晓德：《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认为美洲寒冷、潮湿的气候不利于万物的生长繁衍，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不但种类稀少，而且体型瘦弱。从欧洲越洋而来的动物也会出现体型缩小等方面的退化。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印第安人也不能幸免，他们普遍“体质虚弱，生殖器官短小”，“没有头发、胡须和对女人的情欲”。同时，受美洲不利自然环境的影响，印第安人对社会和家庭关系表现“冷漠”，他们“将（他们的）女人视为劳役佣人或者骡马，他们无情地沉溺于狩猎，没有对这些超负荷劳动的女子给予丝毫的同情或感激”。②Robert F.Berkhofer,JR.,The White Man’s Indian: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p.43.在布丰的笔下，印第安男子虐待部落女子的情景跃然纸上，成为美洲原住民性情低劣和“美洲退化”的重要论据。雷纳尔（Reynal）神父则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从欧洲移居的白人，认为即使原本拥有同样体制和才智的欧洲人，如果移居到新大陆，他们的体制和才智也会发生退化。他说：

令人吃惊的是，美国至今尚未产生过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③Thomas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New York:Digireads.com,2010,pp.67、61、63～64.

欧洲启蒙思想家对美洲大陆自然、人文环境的攻击，在大陆造成极大的反响。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撰写《弗吉尼亚纪事》一书回应欧洲启蒙思想家有关美洲退化的言论。④需要说明的是，欧洲人依据传统的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很早就有称印第安人为野蛮人的习惯。而杰斐逊所主张的印第安社会野蛮论，则是基于印第安人在体质和心智方面的平等，具备进入文明社会的潜能之上。这种思考本身也体现出杰斐逊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的情怀，即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视角看待现实问题。杰斐逊认为美洲气候潮湿，但更利于植物和蔬菜作物的生长，新发现的猛犸象化石证明美洲大陆也曾有大型动物的存在，“印第安人在情欲方面既不比被迫和他进同样饮食、从事同样活动的白人差，性行为的能力也不比这些白人弱，”印第安社会具有原始的美德，“唯一控制他们行为的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那种像味觉和感觉一样构成每个人本性一部分的是非感”。在他看来：“没有法律（如在未开化的美洲人）或者太多法律（如在开化的欧洲人中）究竟哪一种情况给人带来更大的祸害，了解两种生存情况的人会说是后一种；羊自己生活，要比在狼的照料下生活幸福。”⑤Thomas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New York:Digireads.com,2010,pp.67、61、63～64.需要说明的是，在论及印第安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时，杰斐逊没有对此提出反驳，但强调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所有野蛮社会的通病：

对于这些人来说，强权就是法律。男性压迫女性。唯有文明才能使妇女重新享有她们天赋的平等权利。文明首先教导我们要克服自私心理，我们珍视自己享有的权利，也要尊重别人享有这些权利。如果我们处于同样的野蛮状态，我们的妇女同样也会做苦工。⑥Thomas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New York:Digireads.com,2010,pp.67、61、63～64.

这样，杰斐逊不仅回应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而且将“印第安女苦役”的形象与野蛮社会的划分标准相关联，将印第安男子对女性的压迫上升到个体政治权利的层面。在他看来，野蛮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经济方面以狩猎经济为主，在家庭方面以男性对女性的压榨为特征。而印第安女人所受到的“压迫”，显然是侵犯了妇女的自然权利，也表明为什么文明进步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

文明与野蛮的二元界定是人类历史上广泛存在的现象，“一直是强势民族用以描绘世界图景的基本词汇”。这种话语修辞结构的构建，“既可以塑造本民族的身份意识，也可以为武力征服或文化输出提供理论依据”。⑦李永毅、李永刚：《“野蛮人”概念在欧洲的演变——从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事实上，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在欧洲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人就依照自身的文化标准将世界划分为希腊世界的文明人与外部世界的野蛮人。近代以来，欧洲在科学、经济、政治等领域都处于全面的领先地位，使欧洲人获得了极大的自信，认为欧洲文明远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先进和优越。中世纪后期，欧洲人使用“野蛮人”的概念来形容那些在文化、经济和道德方面落后的群体。启蒙时期开始，欧洲的知识分子越来越习惯于从心智发展的角度来界定野蛮人，将他们描述为缺乏理性、易受迷惑、思维幼稚的族群。欧洲人在美洲殖民过程中，自然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对印第安人的评价之中，在他们看来，“印第安女苦役”这一形象体现出的性别压迫恰好是印第安人缺乏理性的重要体现。杰斐逊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更多的是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主张，称其为印第安男子对女子的“暴政”，以及印第安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他认为，由于对家庭生活的喜爱不够，也由于对法治失去耐心，并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印第安男子很容易受到欧洲人腐化堕落的影响。而当他们以其作为雇佣军的服务来换取基本的物质需求之时，这些荒野贵族们，只能越来越依赖他们的欧洲主人，成为“残忍的印第安野蛮人”。①Peter S.Onuf,Jefferson’s Empire:The language of American nationhood,London:University Pressof Virginia,2000,p.31.在这里，杰斐逊将印第安男子对女子的压迫升华到人权的法理层面，将作为压迫者的印第安男子比作欧洲旧制度中的贵族，强调欧洲旧贵族与印第安男子实质都是一个寄生的“有闲武士阶层”，只能依靠压榨人民或印第安女子维持生存。而这些压迫者向来被认为是缺乏理性、思维简单的群体，在这些社会中妇女的权利遭到践踏，“唯有文明才能使妇女重新享有她们天赋的平等权利”。②Thomas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p.63.杰斐逊通过对“印第安女苦役”的批评暗含着对欧洲贵族阶层歧视妇女的谴责。

此外，杰斐逊还通过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的理论来描述当时的北美大陆。在1824年给威廉·拉德偌（WilliamLudlow）的一封信中，杰斐逊指出：

让一个贤明的观察者从落基山脉的野蛮社会向东边的我们的海岸行进。他会在最早的阶段看到生活在没有法律的自然状态的野蛮人，他们使用动物的皮肉维持生存。接下来，他会看到我们边疆地区的居民，用饲养家畜来取代狩猎。然后是我们半野蛮状态的城市居民，他们是文明扩展的开路者。最后在东部的海港城市，他将看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③Bernard W Sheehan,Seeds of Extinction:Jeffersonian Philanthropy and the American India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1,p.25.

这番话倒是把美国文明的优越性充分显露出来。

杰斐逊有关男性压迫女性是一切野蛮社会通病的论断一经发表，就为西方思想界广为接受。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ar）进一步指出，在远古的狩猎社会，男子娶妻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获得“舒适的供给”（comfortable subsistence）。野蛮社会的女子也被剥夺了文明社会的“受到认可和尊重的权利”，这些女子“通常被当作男人的仆人或者奴隶”。④John Millar,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Or,an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give rise to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in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society,W.Blackwood Basil:Printed and fold by J.J.Tourneisen,1806,p.26.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HenryMorgan）则通过对北美易洛魁人的考察，注意到易洛魁女性“种植玉米和其他作物，采集各类果实，提供了易洛魁人食物的最主要部分”，并对她们的价值予以肯定，这些描述无疑再次深化了美国白人心目中的“印第安女苦役”形象。摩尔根还依据进化理论，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原始、野蛮和文明三大阶段。其中，依靠女性劳力的印第安农业遭到否定，印第安社会被界定为狩猎经济，进而被“科学的”归为原始社会——这一人类社会的“零起点”。⑤参见：Henry Morgan,League of the Ho-dé-no-sau-nee or Iroquois,New York:Dodd,Mead,1904.

近代以来，“印第安女苦役”形象在美国社会广为传播，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种可怜的印第安女子形象深刻影响了以后几代美国白人对印第安社会的认识。他们在对印第安女子抱以怜悯的同时，纷纷将这些懒惰的、无所事事的印第安男子视为社会的“寄生虫”。而杰斐逊将这一形象与印第安社会野蛮状态相联系的论述，尽管缺乏事实上的依据，但它从贬低印第安社会中满足了美国白人的文明优越心态，因此在美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正如学者皮尔斯（Pierce）所说：

印第安人对英国人思维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是或者将变成什么，而在于他显示了文明人不是或必须不是什么。⑥David D.Smits,“The‘Squaw Drudge’:A Prime Index of Savagism”,Ethnohistory,Vol.29,No.4(Autumn,1982),p.282.

事实上，作为杰斐逊将印第安社会存在性别压迫的主要依据——“印第安女苦役”形象本身就缺乏科学的事实依据。北美殖民地时代，就有一些欧裔学者和居民对此提出种种质疑。18世纪初，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罗伯特·贝佛利（Robert Beverley）注意到“每一次狩猎、捕鱼和采集都是集体性活动”，印第安女性并没有承担过多的劳动，“除了在夏季花费几天时间种植少量的玉米和南瓜，繁重的劳作都不由这些快乐的人完成”，“她们在剩下的时间一直在追寻快乐”。①Robert Beverley,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Virginia:Institute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at Williamsburg,Virginia,1947,p.225.作为被印第安人部落收养过的白人女性，玛丽·杰米森（MaryJemison）的话语似乎更具说服力。玛丽是在1758年被俘，并进入塞尼卡部落的。玛丽回忆，“我们的工作并不辛苦”，每年都在重复做一些事情。印第安女性有足够的燃料和面粉来制作食物，“她们的工作并不比白人女性辛苦”。②JamesSeaver,A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Mary Jemison,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2,p.46.其实，即使在殖民地的白人家庭中，男女权利的真正平等也只是一个神话。17世纪新英格兰的白人女性，既无权拥有财产，又要在家庭中必须服从丈夫的权威，在平时需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这些劳动在强度上往往超过同时期的印第安人女性。③William Wood,New England’s Prospect,Boston:Printed for the Society,by John Wilson and Son,1865,p.115.

美国学者朱迪斯K.布朗（Judith K.Brown）基于对两性特征的分析，认为女性适合从事“适合照顾子女，离家较近，相对单调，不需要全神贯注，没有危险”的工作。④Judith K.Brown,“A note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y sex”,pp.1074～1075.在论及印第安人女性的农业劳作问题时，布朗指出，印第安女子的耕作场所一般在住宅周边，依靠年长子女对年幼者的照顾，农业劳动的非连续性特征更适合于印第安女子。⑤Judith K.Brown,“A note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y sex”,pp.1074～1075.从这个意义上说，源于印第安女子从事农业劳动的“印第安女苦役”的说法似乎缺乏任何科学性，自然也不能成为说明印第安社会野蛮的事实根据，而只是白人文化透镜下的印第安人妇女形象。

显然，“印第安女苦役”形象以及印第安社会野蛮论都缺乏科学的论证，但这些结论却仍然为美国白人所广泛接受，除了受到美国白人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外，白人群体与印第安人在土地、政治、文化等领域矛盾的激化也是重要原因。北美殖民早期，印第安人大多对少量的欧洲移民抱以同情和友善的态度，将其视为“天外来客”，在其遇到困难时慷慨地提供帮助。如埃德蒙德S.摩尔根（Edmund S.Morgan）记录到，迟至1620到1621年，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居民仍然依靠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的玉米维持生存。⑥David D.Smits,“The‘Squaw Drudge’:A Prime Index of Savagism”,p.285.随着更多欧洲移民的到来，印第安人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自然会奋起反抗，对殖民地的白人定居点的攻击，印、白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丑化印第安人，将印第安社会野蛮化成为实现欧裔移民现实利益，推动“文明世界”向外拓展的有力武器。欧洲思想家密尔（Mill）就认为，“勤劳和理性”是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印第安女苦役”的存在是印第安社会野蛮状态的表现。同时，密尔强调：

在人类自发进步的过程中，早先困难异常艰巨，由此人们对克服困难的手段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而由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统治者，使用某些权宜之计去实现不如此也许就不能实现的目标，就是合情合理的。对治理野蛮人来说，只要目的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状况，而且所用手段也已由实际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专制就是合理的政府模式。⑦〔英〕约翰·密尔：《论自由》，孟凡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这样，密尔就为近代欧洲的对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法理基础，既然野蛮人无法自行发展到文明社会，那就需要文明人对其进行殖民和管理，才能使其摆脱野蛮状态。

三、美国政府同化政策的失败与印第安人种族低劣论的兴起

在杰斐逊看来，既然印第安社会尚处于野蛮状态，处于文明最顶层的共和国就有义务帮助自己的红种人孩子摆脱野蛮状态。这种主张在杰斐逊对切罗基人（Cherokee）的演讲中得以充分体现：

你们为此做好准备了吗？你们有决心停止以狩猎为生，给每个家庭划出一块土地供其使用，靠勤劳生活，男人用他们的双手耕种那块土地，饲养家畜，或者像我们一样学会经商，而女人则为其丈夫和孩子编制衣服吗？①“ThomasJefferson to the Chiefsof the Upper Cherokees,4 May 1808”,Andrew A.Lipscomb and Albert Ellery Bergh,eds.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Issu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05,Vol.16, p.435.

杰斐逊有关印第安社会野蛮以及白人教化印第安人的主张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政府和宗教团体纷纷行动，尝试以美国白人社会的标准同化印第安人。

同时期，美国社会掀起“荣耀的扩张”运动（Expansion With Honor），即联邦政府通过代表和传教士向印第安人提供技术援助，将印第安社会转变为白人社会式的农业社会。而伴随印第安人逐渐对狩猎失去兴趣，他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用狩猎来换取金钱或者货物。②Karim M.Tiro,“We wish to do you good:The Quaker Mission to the Oneida Nation,1790-1840”,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26,No.3(Fall,2006),p.355.1798年秋，五名来自费城的贵格会教徒访问了易洛魁人塞内卡（Seneca）部落，他们训练印第安男子成为农民，使印第安女子成为家庭主妇，这一过程伴随着土地的分配，种子和家畜的分发，以及对印第安人儿童的教育。塞缪尔M.詹尼（Samuel M.Jenny）曾乐观地认为：“通过这些方式，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变得文明化和英语化。”③Anthony F.C.Wallace,“Handsome Lake and the Great Revival in the West”,American Quarterly,Vol.4,No.2,summer,1952,p.157.威特·克林顿（Wright Clinton）在其1810年的日志中写道：

贵格会教徒亚伯拉罕·哈特菲尔德（A braham H atfield）和他的妻子定居于奥内达加族领地，教授野蛮人耕种，并向奥内达族人提供公牛和农耕用具，对其进行指导。④Alex F.Riciardelli,“The adoption of White agriculture by the Oneida Indians”,Ethnohistory,Vol.10,No.4,Autumn,1963,p.324.

白人的同化行动遭到印第安人部落的抵制，印、白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易洛魁人红杰克（Red Jack）在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时指出：

我们的领地曾经很辽阔，你们的却很小。现在你们人口的数量众多，我们却很少有土地以铺盖我们的地毯。你们得到了我们的国家却并不满足，你们还要强迫我们改信你们的宗教。⑤Alfred G.Hilbert,“Handsome Lake:The Iroquoiswho saw vision”,The Crooked Lake Review,February 1995.

特拉华人（The Delaware）巫师奈奥林（Neolin）告诫部落成员：造物主要求他们与白种人断绝一切往来。他说：

你们所在的土地是我为你们创造的，而不是为其他人；你们不需要火枪和任何其他物品。动物的肉是你们的食物，他们的毛皮是你们的衣服。⑥Maria Christina Gianferrari,“Hybrid Voices/Hybrid Texts:A study of syncretism in the works of Samson Occom,Handsome Lake, Leslie Marmon Silko and Louise Erdrich”,A Ph.D.,diss,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at Stony Brook,May 1999,p.86.

印第安人对美国白人同化政策的抵制，使白人原本希望印第安人经济转型获得土地的计划破灭，加之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强烈渴望，一种更为血腥和赤裸的借口适时出现，即印第安人种族低劣论。19世纪伴随人种学的兴起，美国白人尝试从种族遗传的差异中找寻同化行动失败的根源。其实，近代早期，欧洲人习惯性地用基督教上帝造人的学说来解释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拥有一样的“血统”和“遗传”。因此，“所有的人类具有生理，种族和社会上的共性”。⑦Robert F.Berkhofer,JR.,The White Man’s Indian:Image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from Columbus to the Present,p.112.这些内容显然与种族主义的主张相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作为西方现代现象的种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常数，就是怀疑人类的同一性，就是将人类的各种种类，将分类学意义上的“种族”设想为相互区别的“人种”，甚至是不同的“种族”。⑧〔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9、11页。受此影响，种族主义者一般认为人类不同种族之间在智力、能力、秉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以遗传的方式延续。欧洲人习惯将白种人列入最高级的人种，而将广大殖民地原住民归入最底层，强调：“位于阶梯底层者由于他们的遗传低劣，应当被认为是不完善的，处于人类进步历史之外，处于‘文明’之外。他们是等级分类产生的‘不可挽救者’，同时，等级分类也使得他们的地位有了依据。亚人地位的低下属于不可逆转的、无可救药的范畴。”⑨〔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9、11页。根据这一观点，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原住民成为理论上的“不可救药者”，永远难以迈入文明的大门，进而为印第安人同化政策的失败提供理论依据。此时，印第安人已不再是等待教化的“孩童”，而是不可教化的“地上的猴子”，“虱子”和“人渣”。需要说明的是，在白种人构建的人种金字塔中，印第安人并不是最低劣的种族，而是处于最优秀的白种人与最低劣的黑种人之间的层次。

从上所述，美国白人在同化印第安人政策失败以后，利用人种学理论将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归入低劣种族的类别，为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的行为提供了法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开始上演一幕幕白人屠杀和掠夺印第安人的剧目，对美国社会中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群体关系的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而述之，“印第安女苦役”形象是近代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主要印象。18世纪后期，这一形象被不断地引用和夸大，成为欧美学者论证新旧大陆优劣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主要论据。其实，这一形象可视为同时期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冲突激化时代的历史产物，美国白人需要以印第安社会的“野蛮”来衬托白人社会的“文明”，需要印第安人种族的“低劣”来凸显白色人种的“优越”。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说：

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每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形成的形象有可能成为套式。它往往会夸大事实中某些特征，同时又抹杀其他一些特征。①〔英〕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显然，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优越论影响以及强夺印第安人土地的需要，美国白人对“印第安女苦役”形象的想象是扭曲的、不真实的。但这一形象及其所论证的印第安社会野蛮、印第安人种族低劣乃是为了凸显美国白人的至高优越。最终是为“文明”征服“野蛮”提供理论依据。这种说教必然会对美国白人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使印第安人负面的“他者”形象在他们的脑海中牢牢地扎下了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白人想象的“印第安女苦役”形象不仅为印第安社会野蛮论提供依据，而且拉开了印第安人种族低劣的种族主义的序幕。

The Image of Squaw Drudge and American White’s Thinking of Indi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image of Squaw Drudge is the certainly result of the encounter between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Indian Culture in Modern Time.It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 to support European Enlightenment thinkers’theory of America degeneration.But American political thinker Thomas Jefferson believed that there is nothin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ian and White people on their body and mental,Sexual Abuse is widespread in savage societies.It is only in the civil society, everybody could enjoy their rights.Jefferson built the theory of savage Indian society,and promoted actively to make Indian“civilized”.However,on the time of the increasingly contradicting between Indian and the White,and the fail of government policy,American White people began to render Indian’s defects both in physical and mental.They called the Indian as Incurable inferior race.As a result,Jefferson’s thinkingabout the equalityofall races changed to the different capacity of body and mental of races.The image of Squaw Drudge,Indian savage societyand incurable inferior race made up ofAmerican White people’s idea toward Indian.And this ide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se tworaces’communication.

Indian，Savage，Racism

K1

A

0457-6241（2017）10-0065-08

梁立佳，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后，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族裔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2017-03-05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全球史维度下的近代毛皮贸易研究”（项目编号：15YJC77001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俄美公司与近代帝俄在北太平洋殖民活动研究”（项目编号：2016M602051）、北华大学博士项目“近代毛皮贸易研究：全球史维度下的近代毛皮贸易研究”（项目编号：202115009）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