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飞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论明治维新的初衷与维新的双重命运

杨鹏飞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在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走上资本主义道路，70年代建立第一批现代工业，20世纪初完成产业革命，迈向了世界体系中心，后又在二战中战败。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从一片稻田之地发展成世界强国，又从世界强国沦为战败国。日本的这种命运上的大起大落，与明治维新的初衷及其后来的变异有着密切关系。明治维新并不完全是史学界所说的那种少有的成功的革命，其命运并非是单一的。

明治维新，初衷，命运，双重

近代的日本，史学界把它比作“东方的彗星”，西方国家说它是“亚洲的凤凰”和“亚洲的新巨人”等。近代以前，日本在世界历史上微不足道，其贡献甚小。19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还是个落后的封建国家，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70年代建立了第一批现代工业，①尽管这样，当时的日本，仍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社会色彩、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与工业社会无缘的国家。就产业结构来说，据统计，1880年，日本第一产业的比例还占67.1%，第二产业占9.0%，第三产业是23.9%。1890年，其生产的2/3仍为农业和渔业。载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62页。20世纪初已基本上完成产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迈向了世界体系中心，后又在二战中战败。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从一片稻田之地发展成世界强国，又从世界强国沦为战败国，日本这种命运上的大起与大落，与明治维新的初衷及其后来的变异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认为，明治维新并不完全是史学界所说的那种少有的成功的革命，维新的命运是双重的。

一

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各项改革，推动日本迅速实现了国家的转型，改革的结果基本上符合维新的初衷。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进入史无前例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在此后的数十年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洗礼和社会变革时期，为实现国家的完整转型，明治政府举措颇多。

首先，解放国民，发挥国民的活力。

幕府末年，封建的身份制已严重地阻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束缚着日本国民活力的发挥。明治政府成立后，当权者认识到，要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使国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发挥其活力。为解放国民，发挥国民的活力，明治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废除贱民称号，禁止人身买卖，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宣布所有的人都有权自由选择职业、通婚、经商和接受教育等。还有，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经济法令，准许土地买卖、农产品买卖和自由种植；颁布《商法大意》，废除封建专卖，撤销关卡，交通自由，允许买卖自由，鼓励商人向工业化转化；废除“门阀主义”的用人标准和官吏世袭制，实行人才至上的“人才主义”政策。

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商法大意》的颁布，不仅使商人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人才主义”政策的实施，使每个人都有担任官吏发挥才能的可能，使原来无权参政的中下级武士、农民和商人大批走上领导岗位，使众多平民子弟进入大学校园。据统计，到1882年，东京大学的学生几乎有半数是平民子弟。

明治政府所采取的解放人的政策，使日本国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放，使日本民族的活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可以说，人的解放是日本高速发展的首要因素。

其次，发展教育事业，加速人才培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明治初年，日本以西方为楷模，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他们办学的宗旨是：维护国家自立，服从国家需要。为建立新型的教育制度、加速人才培养以推动国家的整体进步，政府先后颁布了100多种教育法令。

1871年，设立文部省，同时组织一批深谙西方教育和法律的学者负责研究和起草有关教育改革的事宜及文件。

1872年8月，颁布教育改革的根本性文件《学制》。《学制》是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部教育法规，使日本的教育立法实现了零的突破，确立了“国民皆学”“实学主义”和“立身出世主义”等教育思想。

《学制》主要包括学区、学校、教员、学生、考试及学费等内容。在学区方面，把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区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各中学区设中学1所；每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各设小学1所。依此，全国设立8所大学、256所中学和53760所小学。从数量上看，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按当时的日本人口计算，平均每600人设一小学，每13万人设一中学。①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8、122页。

关于学校的种类，《学制》规定，设大、中、小学三类，并把小学分为普通小学、女儿小学、村落小学、贫人小学、小学私塾、幼稚小学和残疾人学校，以此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尽快推广小学教育。幼稚小学是6岁以前的入学教育，贫人小学是为贫家子弟入学而办，村落小学则专为偏远地区开设，女儿小学则专为女子设立。日本各式小学的设立，充分体现了政府欲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指导思想和魄力。

为提高入学率，政府一方面广泛宣传新教育的好处，另一方面采取各种说服和强迫手段动员学龄儿童入学。为了为普及全民教育提供师资力量，还创立了师范教育。

《学制》颁布后，日本的小学教育首先迅速普及开来，据统计，1873年，日本的小学已达12550所，入学率达28.13%；1875年增至24225所，就学人数达到192.6万多人，入学率达35.43%。小学入学率逐年上升，1877年39.86%、1879年41.16%。②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8、122页。1897年超过50%、1904年已接近100%。经过官民的共同努力，到19世纪末，日本已基本普及初等教育。

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其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明治政府强制性地普及小学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作出了巨大贡献。直到今天，日本仍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③在2016年夏本人访日期间，多次听到日本人对教育的强调。从大阪机场去市内，高速公路沿线是一望无际的炼钢厂，日本人很自豪地介绍，说是二战后新建的，都是世界上一流的炼钢厂，是日本教育的成果。在京都，说起日本没有小偷，英语普及率高，连智障儿童都要接受英语教育，说日本的教育很成功。在电气通讯大学，进食堂吃午餐，没有想到日本大学的饭是那样的好、那样的便宜。可以说，电气通讯大学的饭，是本人访日期间吃的最好的饭。我终于明白，日本最好吃的饭在大学，这反映了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在发展初等教育的同时，明治政府还迅速发展了中等教育。《学制》规定，中学分上、下两等，下等中学开设国语、算术、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古文、代数，还有习字、绘画、会计、博物、修身、生理、音乐、政体大意及国势学大意等课程；上等中学在以上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测量学、经济学、动植物学、矿山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等。

由于政府的重视，在初等和中等教育发展的同时，日本的高等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明治政府的努力下，日本的各种大学和实业学校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政府于1885年颁布帝国大学令，次年成立帝国大学。此外，日本还先于欧洲创办了工科大学，附设了研究生院，健全了大学组织。

关于教员的选任，《学制》规定，非20岁以上、非持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或中学毕业证书者不得担任小学教员；非25岁以上、非持有大学毕业证书者不得担任中学教员；非得学士之称者不得就任大学教员。

为了保证《学制》的落实，日本明治政府给予了巨大的财政投入。1869年1月至1877年6月，日本文部省的开支仅次于陆海军两省和工部省，位居第三。足见日本明治政府兴办近代教育的巨大魄力和战略眼光。

1872年颁布的《学制》，对于创建日本近代学校制度起了重大作用，但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现。1879～1885年，又颁布《教育令》《修改教育令》和《第二次修改教育令》，①在此段时间里，日本各地进行过各种改革，以求消化西方教育的影响和吸收江户时代后期的教育遗产，并把二者融合起来，各种学派尤其是国学派、儒学派和洋学派展开过论争，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混乱时期，其实它为确立日本国民教育制度作了思想准备。见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第158页。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改革，后来，又经过明治中期和后期进一步调整与改革，②从1885～1894年即明治中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教育由改革实验阶段进入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阶段，因为这个时期所确立的教育制度、学校体系及教育内容的指导思想是国家至上主义，故把它称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1895～1912年为明治后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扩充加强国家主义教育，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扩张政策的需要，积极地培养产业革命所需要的人才，训练对外侵略的忠顺“臣民”。为此，明治政府以国家主义思想为指导，整顿了学校体系，改革了中等教育结构，加强了职业技术教育，延长了义务教育年限和加强国家对教科书和教师的控制。这些措施，仍然是为了使教育服务于“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总目标，但这个时期“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含义，和明治初期所说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已大有不同，它已具有新的含义和内容。此时的日本，已开始跨入世界强国之列，开始与欧美国家争夺世界市场。见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第153、180页。日本的教育才获得巨大成就。

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日本民族的整体文化水准，而且为日本的工业化培养了各种建设人才，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这样说，教育是日本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是日本的立国之本。当然，不可否认，近代日本的教育，包含着政府强制推行的皇国洗脑教育，其皇国洗脑教育对日本国民战争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年的日本青少年，最关心的话题是成为一个战至最后一滴血的勇敢战士。明治教育的普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为战争服务的工具和手段。③宗泽亚：《明治维新的国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200～201页。

再次，进行地税和币制改革，推动工业的发展。

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同时包含着“破旧”与“立新”两个侧面。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变革，土地改革则又构成经济制度改革的基础。这一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从制度上铲除阻碍近代经济发展的封建因素，为加速原始积累、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④杨栋梁：《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29～30页。

明治政府成立初年，仍沿用幕府时代的地税制度。1871年，颁令允许作物栽培自由，允许缴纳货币地租。1872年，废除土地买卖禁令，承认土地私有权和买卖自由，颁发土地执照。1873年实行地税改革，废除以土地收获量为标准的旧税制，改行按地价交纳现款；核定地价，确定地税，规定税率为地价的3%，附加税为地税的1/3，丰年不增，荒年不减；征税对象由土地的实际耕作者转为土地所有者。

地税改革是一场涉及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的深刻革命，其核心问题是破除封建体制下的领主土地私有制，建立私有土地所有制，取消封建实物地租，建立起以货币地租为基本形式的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通过这种土地制度及其税收制度的变革，把土地和人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构成要素。⑤杨栋梁：《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5、29～30页。明治政府的地税改革，自1873年7月28日开始，到1881年6月30日结束，历时约8年。8年的地税改革，使明治政府有了较稳定的财政收入，也使农民进入了流通领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在进行地税改革的同时，明治政府还成立了国立银行，发放各种不兑换的纸币，当作殖产兴业的放款。据统计，从1875～1880年，平均每年发放1.36亿日元。这样，就使政府有能力大量发放“兴业费”和“劝业贷款”等各种名目的款项，以推动工业的发展。

其四，聘请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和设备。

明治政府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去西方深造，一方面重金聘请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据统计，在1868～1875年间，仅工部省所聘请的外国专家就达2497人次。同时，还兴办各种工科学校，以消化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培养本国的工业人才。

在大量引进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的同时，明治政府还特别注意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这样做，虽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却使日本在以后的高速发展时期没有因需更新设备而苦恼，从而使它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了优势。

第五，创办示范性企业，调动民间办工业的积极性。

为了加速经济发展，明治政府不惜动用国家资本，开办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企业，同时还办起一批示范性企业，以此调动民间办工业的积极性。从1880年开始，政府又大力扶植民间资本主义。除军事工业外，政府把大批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和优厚的条件转让给资本家。在国家资本的保护下，8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次兴办企业的高潮，各种类型的企业纷纷建立。到90年代初，日本的工业就形成了初步规模。

总的看，明治政府的上述举措，都是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一战略进行的，也是为富国强兵这一目的服务的。抛开战争进行单独地考察，举措是比较成功的，基本上没有偏离初衷。

二

明治维新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增强了日本的国家实力，拓展了日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政策在后来的变质推动日本走上了战争的极端，有违维新的初衷。

随着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日本国力的逐步提升，日本就和战争连在了一起。对近代日本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战争有四场，即1894年的甲午战争、①中国称“甲午战争”，日本国命名为“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是20世纪东亚的开幕大战，战争重组了东亚国际关系，欧美列强在东亚的强权秩序被削弱，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不情愿地接受了新生强国日本，一种复合型的东西方国际秩序形成。战争的爆发，加深了欧美列强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质变。大清王朝陈旧的体制被撼动，加速了大清王朝的没落。1904年的日俄战争、②中国称之为“日俄战争”，日本国命名为“日露战争”，西方国家命名为“Russo-Japanese War”，也被称之为“World War Zero”（第零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初代表近代国家总战力要素的战争，即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科学、政治、思想及总动员力，在战时体制下表现的综合战争形态。此战不仅仅是日俄两国间的战争，也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有各同盟国外交关系参与的13个国家70名以上武官观战的国际化战争。战争以俄罗斯的失败而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侵华战争。

就日本发动战争的大背景和深层因素说，前两场战争有着内在的联系。众所周知，明治时代是日本倾全国之力削弱俄罗斯在远东势力的艰难时代。日俄之间最初的对立，是从俄罗斯推进其南下扩张政策和涉足朝鲜半岛事务开始。俄罗斯在远东的军港，每到寒冬就会结冰封冻，舰队完全失去作战能力。长期以来，俄罗斯都致力于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封冻期租用日本的港口。此外，俄罗斯涉足朝鲜半岛事务，也是为实现其南下扩张目的服务的，获取朝鲜半岛的不冻港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目标。日本认为，俄罗斯涉足朝鲜，就等于在自家门口舞枪弄棒，这让日本寝食难安。当时，日本政治界和知识界普遍认为，若要保证国家安全，就必须把朝鲜控制在本国势力范围之下。面对俄罗斯的野心和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应该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将两个大国的势力从朝鲜排挤出去。③宗泽亚：《明治维新的国度》，第291页。在这个大背景下，就有了后来的甲午和日俄战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国内市场的限制，再加上经济危机和农业歉收，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大幅度下降。迫于政治、经济上各种压力，明治政府决定铤而走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干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业”，以摆脱危机。

通过战争，日本获得了大量赔款和殖民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使各项经济指标都获得成倍增长。在1894～1904年，重工业的各项指标增长2倍，交通运输业增长5倍；在同一时期，全国公司的数目增长了3倍，实缴资本增长4倍。这样，日本经济就以甲午战争为跳板，开始了全面起飞。

甲午战争后，日本工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了兴办工厂企业的热潮。据统计，到1900年，约占总数50%的日本工厂都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创办的。日本的棉纺业，不论工厂的数量还是生产量，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都有新的发展。工厂数量较战前增加近3倍，产量提高近5倍。最应该注意的是，棉纱的进口量迅速减少，出口量急剧增加。日本棉纺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其原因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权力范围深入中国内陆广大腹地，加强了对中国及朝鲜市场的垄断。强制将棉纺品销往此地，使得日本国内的棉纺企业生产规模和数量有了大幅的增长，所缴纳资本数在两年间翻了一倍。④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第173页。棉纱出口的增加，带动了下一轮的生产，促进了日本工业规模的扩大。①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2页。

在对外贸易总的方面看，1892～1897年，日本主要出口物资的输出额，从9110多万日元上升为1.6313亿日元，同期重要进口物资的输出总额也从7132万余元增至2.1930亿日元。②John Whitney Hall,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ume 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14.

在产业结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其中对军事产业和机器制造产业的投资力度最大。日本政府对上述部门的投入，促进了其经济总量的增长。据统计，1887年，日本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占总就业人口的78%、9%和13%；到1897年，上述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已变为72%、13%和15%。很清楚，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最快。第二产业的迅速增长，与甲午战争赔款有直接的关系。日本政府对甲午战争策划已久，做了充分准备，拨出专款用于建造战船、制作武器。同时，战时支出的2亿多日元的战费和战后绝大部分的中国赔款，都被用于军事工业的发展。日本政府举措，推动日本的军工产业和就业人口迅速膨胀，而军工产业的发展，又对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产生了带动作用。

重工业部门中的钢铁工业开始起步。其代表企业是八蟠制铁所，拥有员工32000人，投产当年生铁和钢铁的产量分别占日本全国钢铁产量的53%和83%。八蟠制铁所的建立意义重大，它标志着钢铁工业及其相关工业部门开始成为日本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日本的产业革命已从轻工业领域发展到了重工业领域。③Makoto Itoh,The Japanese Econony Reconsidered,Published by PALGRAVE,1999,p.122.

甲午战争后日本第三产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交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战争赔款给铺设和改良铁路提供了建设资金。据统计，1894年日本官营和私营的铁路总计为3402千米，1904年激增至7539千米，增加了122%。铁路的大量铺设，不仅便利了人员的往来，更如同给日本经济安上了翅膀，日本工业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是经济发展的助力剂，1894年至1896年间，日本银行数由862家增至1277家，缴纳资本额由1.0亿日元增至1.7亿日元。

甲午战争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日本1889年至1902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从73%降至66%，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从13%升至17%，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从14%升至17%。④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6页。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仍未超过第二产业。总之，甲午战争对后来的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日本实现工业化，而且促进日本向世界资本主义大国的位置迈进。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史上第一次品尝到富国强兵甜头的对外战争，战争的胜利，全面地动员起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从此，日本军国主义一发不可收拾，军人的地位如日中天，天皇体制的社会基础一举扩大，天皇为地位低下的军卒赢得了从未有过的荣光。⑤宗泽亚：《明治维新的国度》，第241页。

日俄战争前，日本又遭到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打击，经济陷入萧条之中，此时，俄罗斯在远东加强攻势，大有将日本势力赶出东亚大陆之势。于是，日本便以俄罗斯不从中国东北撤兵为借口发动了战争，并以18亿日元的战费和12万士兵伤亡的代价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日俄战后，日本变成了一个殖民大国，挤入了一等国的行列。日本虽没取得战争赔款，但战争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据统计，在1901～1914年间，日本的整个工业年平均增长6.3%，居世界第一位。到1913年，日本在中国贸易的比重已跃居列强之上。

日俄战争对日本经济的推动作用，可以这样表述：首先，战争推动了日本轻工业的继续发展。战后，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逐渐由纺织、面粉、造纸等轻工业部门向电子、煤炭、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转化，重工业逐渐取代了轻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

其次，推动了日本重工业的长足发展。炼钢、造船、煤气、电气等重工业发展最快。日本重工部门的主力是国营工厂，据统计，在1906～1914年间，日本的国营工厂数从66个增至842个，使用的动力数从11万马力增加到31万马力。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64页。

再次，使日本出现了兴办企业的热潮。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屡屡获胜，使得日本的资本家又开始展望到美好未来，投资热情高涨，企业、房产、股票、债券等行情乐观。同时，由于重新获得了对中国辽东半岛和朝鲜的控制权，有利于掠夺自然资源和进行资本输出，因此，战争后期就掀起了新建和扩建企业的高潮。据统计，从1905年下半年到1908年5月，日本对新建和扩建企业的投资额达18.9亿日元。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的产业公司和资本额的增加情况是这样的：1903年，日本有公司9247个，实收资本8.87606亿日元；1906年有9329个，实收资本10.69706亿日元；1909年达11549个，实收资本13.67164亿日元；1914年是24954个，实收资本58.48640亿日元。①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第264页。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挤入了世界强国之列，日本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掠夺，使其国民不再陷于贫困的窘境。此时的日本，考虑到作为胜利者的脸面，召回了为生计而前往海外从事娼妓工作的日本妇女。日本的扩张，将国家经济和民众生计一举提升到了小康水平，同时也促使其积极筹备下一场战争。②宗泽亚：《明治维新的国度》，第380、24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却给日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最明显的收获一是工业发展速度快，二是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工业领域，1914～1918年，日本的工业产值增加近5倍，其中造船业发展最快，增长了6倍，跃居世界第三位。除工业之外，收获最大的是日本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

一战期间，由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许多商品都退出了亚洲市场，同亚洲的贸易几乎处于断绝的状态，同时，由于协约国军需品的需要，无暇顾及民用品，致使国际市场上的民用商品急剧减少。趁此机会，日本就减少了国内欧洲货物的进口，而增加了对欧洲各国的出口；由于美国加入了欧战，减少了与日本的贸易交往，日本便把贸易的重点对象由美国转向了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以至于使上述地区的贸易额占到日本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是，1915～1918年，日本的出口额达554亿日元，相当于前10年之和，日本也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为债权国，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

一战期间出口的剧增，为日本的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出口的增长，为日本带来了至少两大成果。首先，巨额的贸易顺差，使日本年度财政收支实现盈余，经济收支的盈余使得大量黄金内流，据统计，1915～1919年，流入日本的黄金高达18亿日元。由于黄金储备的迅速增加和资本的积累，使战前还是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的日本，转而变成了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并开始了资本输出，特别是对中国。据统计，一战前夕，日本在上海和青岛等地建有纺纱厂6家，战后即增至14家。

一战期间的出口，为日本带来的另一大成果是大大地改变了日本的产业结构。由于一战所带来的出口剧增和繁荣的商机，使得日本工业化的速度加快，新兴企业层出不穷。有些年份，日本企业的增加率高达20%以上。③据统计，1919年，日本企业数的增长率达22.3%。企业的兴盛，推动了日本城市化进程。在此情况下，日本的农村人口迅速移向城市，使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下降，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数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农业的生产比例发生了变化。据统计，1914年，日本的工农业生产比例为44.4%比45.4%，几乎持平，工业生产值略低于农业；1919年，上述比例则变为56.8%比35.1%，④Andrew Gorden,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67.工业生产实现了对农业生产的超越，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日本也名副其实地成为工业国。

在品尝到上述三场战争的甜头之后，日本又于1931年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建立霸权的野心，后被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所彻底挫败。

明治维新强调富国强兵，富国强兵的观念在客观上是行得通的思维方式，但富国强兵的目的极易变质，极易导致理智的丧失，走上战争的极端。明治维新孕育的一群骄横跋扈的日本军人，用残酷的战争玷污了明治维新的初衷。日本民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铸成了富国强兵的大厦，这座大厦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倒塌。⑤宗泽亚：《明治维新的国度》，第380、242页。变质了的几乎毁掉整个民族的富国强兵政策，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成功。

三

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发挥民族活力的举措，提升了日本民族的素质，凝聚了国家力量，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基本上符合明治维新的初衷。

日本民族素质的提高，并非始于明治维新，但日本民族整体素质和国民意识全面的更大幅度的提升却是在维新时期。

众所周知，在从传统向现代性转变过程中，西欧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社会革命和变革，除了“第三等级”的兴起和发挥作用外，关键的一点是在变革以前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可以这样说，当人们广泛地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新思想的时候，他们就要做出变革社会的有力行动。同西欧社会发展的状况相近，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深入人心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虽然与西欧特别是法国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不能相比，但它的确是日本成功地进行社会变革和步入现代化的关键因素。①张旅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3、118～121页。

具有近代意义的日本的思想启蒙运动源远流长，运动开始于16世纪与西方文明的最初接触，到19世纪下半期进入高峰。与西方人的直接交往、翻译事业的发展、兰学的出现、辞典的出版、洋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洋校的设立等都为日本人的西化或现代化提供了良好条件。这一点，在当时东亚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与日本相比。上述情况，使日本人在思想上日益开化，逐渐获得启蒙和觉醒。这种启蒙和觉醒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日本人的地理观和世界观的转变，即由中心感变为中空感。在引入西方近代思想以前，日本人的世界观和地理观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类型即中心感，不过，日本人的中心感没有中国的“华夷”思想那么激烈。中国人把日本人称为“东夷”，而日本人则回敬说中国是“西夷”，在日本人眼里，朝鲜、琉球、东南亚诸国及西方国家也是“夷狄”。那时，日本人的视野只在东亚范围内。后来，随着同西方近代科学和思想的接触，日本人的地理观和世界观逐渐发生了向近代的转变，开始从东亚文化传统中解脱出来。他们逐渐认识到，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再把洋人称作“南夷”，而叫作“红毛”。

地理观和世界观的转变至为重要，因为它能够推动现代化，能够促进社会变革，能使身处传统环境中的人们进行冷静、理性、客观和科学地观察与思考外部世界，发现当时西方国家发展的一般趋势，并最终强化人们学习西方和进行变革的决心。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日本人在文化价值观上主要表现为向往中国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日本人开化和启蒙的第一个思想体系。尽管这种文化要素给日本民族带来了东方古典文明，但却无法使它跨入近代历史，无法使它了解和认识近代世界。随着西方文明向东亚的渗透，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地说是传统东方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价值观开始发生转变，向着西方和近代性转变。

最早促使日本人文化价值观转变的是医学，即西方近代的以解剖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医学。在早期，日本的医学主要是中国医学及其变种，以行医经验和阴阳平衡等朴素的辩证法为基础，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现代意义的科学实验。同中国人一样，当时的日本医生对人体的内部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甚至还有错误认识。西医传入日本后，日本医生很快发现西医书中的解剖图与中国文献的记载有所不符，于是发生了疑问。通过试验和解剖，他们认识到西医的理论是正确的。医学上的转变，使日本人的思想和视野豁然开朗，他们明显地感到原有知识的贫乏，感到需要大规模接种西方文明。②张旅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3、118～121页。

第三个方面是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古代的日本，在接种中国官僚制文明以后，曾有过短暂的民族统一和帝制时期。由于是接种外来文明，也由于本土条件的不成熟性，这种民族统一和帝制在日本从未充分发展过。约从9世纪开始，日本人的民族统一意识和中央集权国家体制意识便沉沉睡去。

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给日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即日本必须形成一个能够顺应和迎接这一冲击的政治主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民族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制政体。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日本的志士们最终通过“王政复古”的形式建立了这样一个政体，但这个帝国体制绝不是古老帝国的再版，当然也不可能是传统的帝制，尽管它有传统的外衣，然而它已被注入了现代性和现代文化要素。①张旅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第123～125页。

兰学的传播，为日本人的西化提供了良好条件，使日本人逐渐获得启蒙和觉醒，使日本人的世界观和现代意识逐渐成熟，而世界观和现代意识的成熟，又为民族活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条件。

民族活力是指一个民族优秀素质的充分发挥，这可以指精神上的，当然精神可以转变为物质力量。一个民族的活力，如果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话，将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明治维新的日本接受了西方“国民”的理念，国家的人民从愚昧狭隘的个人意识，一举跃进到国家观的高度。“国民”的思想，超越了“人民”“臣民”的概念。“民”脱胎成为国家为我、我为国家的近代国家主义。日本“国民”思想的诞生，凝聚了国力。②宗泽亚：《明治维新的国度》，第51页。

日本民族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民族，其特性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危机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意识。日本是西北太平洋上一个狭小的群岛国家，为太平洋西部海底大山脉隆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包括北方领土在内，面积为37.7万平方千米，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27%。其中，绝大部分为山地、山麓与丘陵，据1979年的统计，其农用耕地只占总面积的11.6%。农用耕地不但面积小，且土壤多呈酸性，植物养分少。这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日本，不能不说是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巨大障碍。此外，日本的矿产资源也极为匮乏，镍、钨、钛、铝和磷几乎为零,锡、水银、金、石棉、石油、焦煤、铁、锰和铬严重不足，重工业、化学工业和轻纺工业的燃料及原料亦十分短缺，这至今成为日本工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地小物少资源贫乏的环境经济条件,给日本民族的经济和物质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使其总是感到生存的艰难，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忧患、焦虑为表征的生存意识。

另外，日本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火山众多，分布极广，其中1/3为活火山。据统计，在最近半个世纪中，仅四大A级火山就爆发了10余次，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日本位于大的地震带上，是地震最多的国家之一。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的破坏之大，死亡的人数之多，举世罕见。在最为严重的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近10万人丧生,数十万栋建筑物被毁。这些频发的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不仅给大和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灾难，使其常常陷于生存困境，而且在心理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压抑感，使其生存心态总是处于惶恐不安之中。

认识失误或思想落伍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暂且不论，仅就客观条件来看，生存意识的强弱，与生存环境的优劣相关。强烈的生存意识，往往生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愈恶劣，生存意识也就愈强烈。日本民族强烈的生存意识，正是在自身的生存需要和恶劣生存环境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一经形成，便又具有相对稳定的恒常性特点，并经过历史的长久积淀，渐渐生成为激励日本民族发愤图强的一个精神支柱。③崔新京：《生存意识——日本民族的一个精神支柱》，《日本学刊》1994年第4期。

总的说，日本民族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具有危机感的民族。他们感到资源贫乏，只有依赖国外的原料才能生存和发展，于是他们便把命运与世界连在了一起，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日本人感到自己时刻生活在火山口上，他们的生存时刻都面临着挑战。这种压力，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把生存挑战的压力变成了一种积极应战的动力和活力。这一点，比资源本身更重要。他们说：日本只有人的资源，提出“做世界公民”的口号。日本又把这种危机感变为全民族的凝聚力，他们以团结共济著称于世。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拼命地工作。外国人送给日本人许多绰号，比如质量癖、工作狂和经济动物等。④崔彧臣、马再华：《日本的“第二次袭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危机感成了日本人的生存动力，他们对世界上的每一个变化都很敏感。外国发生地震，他们马上想到这会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存。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伊拉克出动10万大军、350辆坦克突袭科威特，海湾危机发生，日本先于美国提出制裁伊拉克。

在日本，人们给孩子们演动画片《日本列岛在沉没》，以培养孩子们的危机感。

日本民族的第二个特性，是具有中空感。

中空感就是不以我为中心，不夜郎自大，其反义词是中心感。日本人具有自我否定精神和求新的欲望，他们公开地说，日本没有自己的哲学，甚至说日本没有自己的文明。

据记载，一个在东京任教的德国教师，有一次提问学生，问学生什么是江户时代，学生以为那个教师是在嘲笑日本落后的历史，不屑一顾。当明白那个教师没有嘲笑日本的意思以后，才严肃起来，认真地回答：我们没有过去，我们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应扼杀掉，从今以后的日本，有的只是前途。

中空感造成了日本人高度的应变能力，他们毫不顾忌地抛弃一切旧的、过时的东西，接受新的东西，创造未来。不保守，对外来文化没有恐惧感。他们吸收了世界先进的智力资源，加速了智能的积累。有人主张废除日本文字，使用罗马字母；有人主张改良日本人的体质，多吃牛肉，认为牛有耐力，吃了牛肉人也有耐力；有人甚至主张引进外国女人，改良日本人的人种。他们恨不能把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吸收过来。

第三个特性，是具有奉献精神和报恩精神。

日本民族是一个勤奋的民族，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民族。日本人具有自觉的尽职精神，精益求精的质量意识，以拼命工作为荣。分手时，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鼓励对方努力，父母对孩子、朋友对朋友以及上级对下级都是这样。

拼命工作、努力奋斗，已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工作”一词在日本人心中最神圣。如果迟到，就会感到无地自容，迟到5分钟就自动辞职，因为无地自容。没钱时，决不借，想法挣。从不觉得干哪种工作低下、哪种工作体面，从没觉得挣钱是丢人的事。①崔彧臣、马再华：《日本的“第二次袭击”》，第16～18页。

日本人的刻苦工作精神极为常见，他们从不叫苦。工间休息，匆匆跑进厕所，抽烟人在指定的抽烟区狠狠地抽上几口，马上回到岗位。午饭就三五分钟，饭后很快进入岗位。日本人喜欢吃面条，面条不热不凉，一口气吃下，这叫“一气饭”。即使有空闲，也自觉找活干，哪怕是扫扫地，不会闲坐、不会发愣。在日本，很少有人按时下班回家。下班后，他们都自觉地加班1～2个小时。日本女人最乐于向大家炫耀的是丈夫没有按时回家，丈夫没有按时回家，在单位加班，领导看得起，有出息，最值得炫耀。

日本民族被称为“被时间追赶”的民族，日本人走路总是急匆匆、大步流星。在日本的每个工作日的早晨，都可以看到一副堪称壮观的人文景观画，特别是像东京、横滨这样的大城市，穿着西装、风衣的上班族疾驰的脚步，熙熙攘攘的人流以及奔跑的身影，源源不断地涌入地铁口，源源不断地又从站台冒出。人人表情肃穆，绝不左顾右盼，也无暇左顾右盼。这是日本社会的“工蜂”阶层，一群“被时间追赶”的人们。

今天，日本有车的家庭很多，小轿车的普及率近80%。但在日本极少有人驾车上班，因为驾车会造成交通堵塞，很可能欲速则不达，从而影响按时上班。因此，在东京这样的城市形成了各个阶层人士都乘坐地铁、电车上班的风气，也才构成了一副人潮涌动的壮观画面。为了赶上上班上学所规定的时间，在车站、路上常常可见奔跑的人，时间观念已深深地植入日本人的体内。②郭峰：《照照东洋镜》，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4～185页。日本人不仅在工作上分秒不差，即使上街购物，也是直奔目标，购完立即返回，很少见两个人一起上街。

从文化层面上说，报恩思想是日本人努力工作的深层原因。报恩是一种潜意识的东西。他们愿意为国家、为民族献身。他们认为，报恩的资本只有生命和体力。他们爱国如家，视厂如家，尽心尽职，工作分秒不差，工作第一。

关于日本人爱国如家，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个学者，曾去日本作过三年的访问学者。有一次，他在日本看樱花，不知不觉地天已晚，只剩下他和一个日本老妇人。日本老妇人连声说樱花开得好，学者应声。当老妇人听到学者生硬的日语，并明白他来自中国后，立即深深鞠躬，连声说对不起。其实，老妇人是在替日本政府道歉，是把政府的事看成了自己的事。③梁策：《日本之谜——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页。

在日本，尽职是应有的最起码的道德，想混日子，就别想立足。报恩思想成为日本人努力工作的动力，每个人都默默地奉献着，一点一滴地为国家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日本终于在量的积累中实现了质的突变，以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面目突然站立在东方。

具有集团主义精神和武士道精神，也是大和民族的特性之一。

日本以极强的集团意识和民族凝聚力，获得1+1＞2的效应，产生出惊人的整体活力。①崔彧臣、马再华：《日本的“第二次袭击”》，第25页。求胜就是一切，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失败就是没尽职，最丢人！日本人把名誉看得比命还重要。这种特性，使日本在集团竞争中意志更坚强，攻击力更强。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精神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日本人勤劳勇敢，靠强烈的民族进取心拼出了一个世界大国。

人们通常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衰落或兴盛的决定因素是它的自然资源，现在，人们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衰落或兴盛的决定因素是它的人力资源，日本拥有一亿两千万受过良好教育和勤劳的国民，这是它最大的资源。②Kenichi Ohmae,Beyond National Borders:Reflections on Japan and the World,Dow Jnes～Irwin,1987,p.1.日本这一资源的充分发掘，也不违维新的初衷。

综上所述，明治政府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各项改革，推动日本迅速实现了国家的转型，改革的结果符合维新的初衷。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发挥民族活力的举措，提升了日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凝聚了国家力量，与维新的初衷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维新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及其后来的变异，既增强了日本的国家实力，也推动日本走上了战争的极端，实违维新的初衷。明治维新并不完全是史学界所说的那种少有的成功的革命，维新的命运是双重的。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命运上的大起与大落、成功和挫败都与维新相关。

On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Double Destiny of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was a backward feudal country in the middle of 1860's.Japan overthrewthe feudal rule of Tokugawa Shogunate and established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1868,set up the first batch of modern industry in the 1970s,complet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and then went towards the center ofthe world system,but was defeated in World War II afterwards.In less than one century’s time,Japan has developed to a world power from a paddy field,but then became a defeated state froma world power.Japan’s radicallyfate change,was closelyconnected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variation of Meiji Restoration.Thus the Meiji Restoration is not totallythe rarelysuccessful revolution that historians have said,and its fate is not that simple.

Meiji Restoration，Original Intention，Destiny，Double

K14

A

0457-6241（2017）10-0027-10

杨鹏飞，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政治制度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2017-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