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舒华 盛兴军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 200444 上海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44）

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影响

朱舒华 盛兴军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上海 200444 上海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44）

首先提出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出版的内容和种类的指导和制约作用，接着说明了科举制影响了我国古代刻书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图书发行和流通，最后论述了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潜在影响，科举制间接促进了藏书以及藏书机构的发展，对古代图书的管理、整理、编目等工作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 古代图书事业 影响 出版 藏书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设立专门科目进行考试、用以选拔官员的制度，肇始于隋，形成于唐，中经宋辽金元明，一直持续到清末，于1905年被废止。在1300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项国家政策，科举制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国家倡导读书和分科取士，决定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方向，而国家教育的发展又直接影响了图书出版的内容与类型、图书的发行与流通、图书的典藏与利用；另一方面，民间对科举制做出积极响应，求学求仕的人数增加，对书籍的需求又催生了图书出版市场的兴起，官私刻书机构发展。本文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出发，探讨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图书印刷与发行、图书典藏与利用等方面的影响。

一、科举制指导和制约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的内容和种类

1.科举制决定图书出版内容。科举制的实质，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学而优的读书人并授予官职，从选官取士角度看，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从考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它则是一种教育制度。科举成了教育的指挥棒，学校教育和民间读书都是围绕科举而进行。因此，科举制指导和操纵着我国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官府考什么，读书人就学什么，图书出版机构就出版什么书。一般来说，儒家经典是历朝历代科举取士的必修必考内容，因此我国儒家书籍是古代图书中内容最丰富的图书类型。从早期的孔孟经典，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经典出版的兴起，再到宋明理学，清代八股取士，儒家经典及其注释文献出版如火如荼。该类图书内容涵盖范围从儒学经典到对儒学经典书籍的校注与解释。

儒学是我国封建时期的治国之本。儒家历来强调以德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以文制武。受其影响，科举考试虽文武并举，但二者的地位与作用却无法相提并论。宋明之后，无论在国家的军事制度还是社会心理和职业选择上，武官都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宋明以后，关于军事技术的书籍很少出版，除民间武术之书流行之外，没有形成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和军事著作。即使是武举取士，考试内容也渗透了儒学精神。

儒家文化的人文性特征，决定了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形成了重视人文政务，轻视物理自然，抑制生产技艺的价值取向。因此，图书出版的内容上，那些与人事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科学的书籍出版不仅数量少，甚至逐渐消失。宋元时期，算学、天文、医学还偶尔被列入考试科目，到了明代，这些自然科学科目陆续退出科举舞台，它直接导致出版市场中这类书籍的日渐衰退。

科举考试的内容也直接影响了其他类型的图书内容。如科举考试要求考生还应掌握相当的文学和史学知识，代之而起的是诗文、辞赋、历史等相关内容的图书的出版。如唐代首创进士科，提倡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集的发展和繁荣；清末开始重视武备，据现有策略和对策完整的殿试卷资料显示，在110多次科举考试中，策问有关军事的近30次，约占1/4[1]32，相关内容的书籍也随之增多。可见，科举考试的内容直接促进了市场上图书的内容变化，带动了社会编书、写书的热情，推动了诗词散文、传奇小说等新型图书内容的出现，丰富了古代图书出版的内容。

2.科举制决定图书出版的数量与类型。科举取士推动了国家教育的发展，为图书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影响图书出版的数量与类型。唐代时政府大力兴办教育，设置各类官学机构，并对校舍进行增加与扩建、扩大招生数量，官学发展迅速，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书学、算学和律学，学生最多时达8000人[2]104。同时，社会对于科举取士的重视刺激了民间教育的发展，民间私塾数量增加，书院产生并发展。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产生大量图书需求，传统的手抄方式费时费力，难以满足实际需要，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图书复印方法和复印技术，为图书的批量出版提供了客观条件。此外，在唐代提倡诗赋取士，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促使很多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作品成册献给当时的权贵，期望得到推荐以获得知名度。这些社会需求是推动图书出版数量激增的内在动力。

科举推动读书人的数量增加，市场对图书数量需求扩大，师生群体、文人学士、备考的生徒成为书坊的主要读者对象，书肆也随之增多，必然影响到图书出版数量。如唐代时，长安、洛阳、金陵、扬州等地是学者、读书人、文人聚居之地，书业发达，书坊书肆数量众多，一度是地区性的书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太平广记》中记录了天宝年间李娃在长安“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捡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3]3985，反映了当时所出版图书的数量之多。

科举考试的专业性决定了图书出版类型与范围。这些书籍包括小学、字书、韵书、字帖等童蒙读物；考试所需的模拟试题和辅导用书，如《场屋文字》、《时文》、《兔园册府》等；儒家经典教材，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熹的《四书》、《五经》；文史选集，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文学读物，如唐代的文言小说；科举时文选本；等等。除掌握必读之书，考生还应有丰厚的知识积累，如宋代的策论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经学、帝王之学、治世之道、古今治道、天道人极、当世急务、礼乐刑政、史学、刑罚、吏治、民生、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4]527，各类图书的市场需求带动了图书出版种类增加。

但是，科举制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自然科学类图书的出版，侧重于文学、史学等与考试相关的图书广受青睐，技术性、应用性的图书受到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尽管科考中存在技术或应用性科目，但这些科目的考试与做官和入仕的关系并不大，容易造成图书出版事业发展不平衡。

二、科举制制约了我国古代图书印刷与发行

1.科举制对刻书机构的影响。古代图书印刷机构即为各类刻书机构，以科举考试对图书的需求为中心，形成了独特的官刻和私刻机构，推动刻书机构的发展与演变。对于官刻来说，考试和教育提供刻书需求，读书活动增加为其输送了人才，推动官方刻书机构功能的完善。儒家经典和科举官方教材的刻印是官刻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如宋代的国子监，刻书的内容极广，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经、史、医书最多[5]148，可见与科考有关书籍在刻书工作中占较大比重。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学生与应试人的数量增加，人们对这些书籍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促进官方刻书机构往多层次和系统化方向发展。

科举带动社会用书需求扩大使坊刻机构数量增加并逐渐发展出许多大型刻坊。坊刻在古代刻书事业中占据很大的地位，书坊由民间人士出资筹办，以盈利为目的，以普通市民为服务对象，刻书活动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定。坊刻图书数量多，种类丰富，是民间普通市民获取图书的重要来源。科举必考的经史之书自是许多刻坊必刻书籍，随着政策变化，科举用书逐渐从官刻走向坊刻，成为坊刻的重要盈利部分，推动坊刻的发展。但也应注意到许多书坊为盈利进行书籍翻版、盗刻、假冒伪劣等，如宋时科场应用时文、应试捷径之书，是科举时代书坊竞相翻刻的热门选题，但书坊广多，投机风靡，就有了违背经义、舍本逐末以迎合举子心理者[2]368，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科举对书院刻书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科举制是推动书院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书院除教学、研究之外还兼具刻书的任务，许多书院都会自行刊刻图书以配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此外，科举影响了书院数量的变化，从而带动书院刻书机构的变化。元代时书院总数为406所[6]39，到了清代书院数量就达到了4365所[7]405，书院数量的增加使书院刻书机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明清时期书院官学化、科举化后，许多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使书院刻书发展受限，缺少发展活力。

2.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发行与流通的影响。科举制影响图书市场供需变化，形成了独特的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图书发行机构、发行者，扩大了图书流通范围。隋唐时期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的结合，从图书流通角度看，这种结合意味着学校内外对图书的需求日益增加，图书流通以各级官学机构为依托，形成了一种比较可靠的渠道[8]204。书肆、书坊利用租借和买卖等商业方式成为民间图书重要流通渠道，如清代出现的“考市”，每逢乡试、府试，大量的书商云集考场周围，开设临时店铺，或搭建简易书棚，或就地摆放书摊，久之便形成一个繁荣的图书市场，考市成为当时较重要的图书发行销售渠道之一，所卖图书多为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图书及考试模拟试卷[9]132。科举带动了私学的发展和兴盛，私学相当于某个地区或中心的学校，进行聚徒讲授和学术研究活动，必然需要大量书籍，因此出现私学为平台的私学流通渠道。此外，科举带动了投谒名流、文人之间相互赠书、借书等书籍流通渠道的扩大，这些渠道作为补充，对图书流通有着间接推动作用。

图书发行者利用科举考试谋利，创造了科举图书发行与流通新方法，影响了图书发行手段的变化。官方出版图书利用行政命令进行图书推广，地方的学校和书院常得到中央通过行政部门颁发的书籍；有些图书可向官学或书院的学生售卖，促进官营图书发行业的出现和发展。科举制影响了民间书坊图书发行的广告宣传，如邀请学术名人或中举士子做序或点评，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销售数量。但也应注意，广告中也存在弄虚作假、欺蒙读者的情况，书商为谋取利益利用中举的人名进行署名，伪托名人和冒名顶替情况也较多，如明、清时期白话小说作者和书商假冒进士、举人、山人等身份进行署名，这种现象侵害了读者利益，不利于图书市场良性发展。

科举制推动图书发行与流通范围的扩大。贫寒子弟有机会通过读书应试获取功名，应考的生徒遍布全国，读者群大大扩大，书籍流通范围不仅局限在城镇，也覆盖了穷乡僻壤。科举还推动了图书的对外流通，尤其是唐代时期国家繁荣、对外开放程度高，周边地区或其他国家派遣许多学生到长安学习，其中有些学生参加唐朝科考，获得入仕资格在朝廷为官，这些人重视书籍的文化交流作用，因自身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权力，有能力将中国的书籍带往自己的国家，图书流通范围扩大到境外和国外。

三、科举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潜在影响

科举制使国家重视藏书建设，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对藏书和藏书机构进行管理与控制；社会上形成“唯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民间出现许多爱书、藏书之士；书籍作为科考不可缺少的工具，社会地位提高，加之书籍生产技术成熟、成本降低，书籍获得渠道多样化，使藏书变得容易，民间藏书数量和类型增加。藏书的发展，产生相关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以及多样化的利用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图书的管理、保存和利用。

1.科举制影响图书的典藏。

（1）科举制推动中国特色的书院藏书和民间私人藏书机构的产生和发展，影响藏书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变化。科举制强化了书院的藏书职能，推动书院成为我国古代重要藏书机构之一。科举制带动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发展，书院作为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被创建并不断发展，大多数书院以培养国家人才为任务，教育和考试相挂钩使学生数量增加，各学派竞相开设书院，书院的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书院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风传承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学习需要一定的书籍，藏书成为书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书院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书院数量的增加，书院藏书机构出现，数量增长。

科举制培养了一大批仕宦官绅，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私人藏书楼”，推动了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家的兴起。私人藏书是一种雅趣，成为文人审美价值的体现，也是财富的象征和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科举带来的求学和读书的风气推动藏书意识的进步，旧的藏书家族更加重视藏书，新兴家族也进行藏书活动，藏书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对于世家大族来说，科举打破了他们在政治文化上的垄断，同时也成为他们继续保持社会地位和官场优势的重要途径，藏书成为家庭教育的必备工具，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家族藏书传统使藏书可世代相传并不断丰富和完善。普通官宦阶层大部分依靠读书进入仕途，本身也是藏书家，他们重视教育，希望依靠科举壮大家族，收集书籍来教育子孙、提高社会地位，如从隋唐到清朝山西藏书家120人中有二分之一为进士[10]126，这些中小官宦是私人藏书的重要力量。科举形成的社会氛围使读书做学问的人成为受尊重的群体，普通百姓为求取功名尽己之力进行藏书，藏书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

（2）科举制度影响了藏书的类型和数量的变化。科举制发展一定程度上利于促进藏书数量和藏书类型的增加。科考内容范围扩大、科目增加、录取名额增加等因素推动了藏书数量和类型的增长；科举制推动学生数量增加，提高了读书人、教育机构的社会地位，藏书数量和类型也得到发展。书院根据实际需要收藏各类书籍以供师生所用，这些书籍不仅仅包括科考用书，其他类型书籍也得到重视。相对于个人来说，书院获得书籍的途径更加多样、来源更广、数量更大，朝廷赏赐、民众捐赠、自行刊印和购置，以及向私人藏书家购求等方式极大丰富了书院的庋藏。如在北宋四大书院开始兴建时，各书院主持人和地方官员就为书院藏书而努力搜集图书，朝廷和私人也赠书给书院，书院内的藏书数量和种类相应增加。

同时，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藏书数量和类型。这一点对书院藏书的影响尤为明显。宋元之后，许多民办书院改为官办书院，官学化程度逐渐加深，受官府的控制严重。官府办学目的多为分科取士，书院逐渐沦为只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机构，尤其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推行八股文，学习内容狭窄，禁锢考生的思想，导致学术僵化，缺少深入、扎实的学问研究。清代各级州、府、县、宗祠，凡有实力的都办书院，普及教育。本来，书院在文化学术上，具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书院纳入政府的科举教育以后，便成了苍蝇竞血的地方，毫无朝气蓬勃的学术风气了[11]82。这种学术氛围和社会风气对书院藏书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书院藏书发展活力不足，政府为对思想进行控制而鼓励藏书，所藏之书主要围绕科举考试，藏书类型产生变化。

（3）科举制影响了对藏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科举带来图书借阅和使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藏书机构图书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分类体系的发展。教育发展使士人阶层人数增加，社会用书需求扩大，一些无力购买书籍的学生需要到相应的藏书机构借书，一些私人藏书家也对一些读书人开放藏书，借阅需求的扩大促使图书借阅制度和流通制度完善与发展，如《宋会要·职官》中记录了当时馆阁书库借书情况，建议将“将借本书库原书籍添入经史子集，书数足备，更准备阅览”，这些相应的流通规定和处罚条文用以保证借出的图书得以归还。此外，随着藏书规模的扩大，为更好实现图书管理和借阅，需要对图书进行合理、详尽的分类，分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必然，在没有统一分类体系标准的情况下，藏书机构不断探索新的分类方法以适应书籍管理需要，这些分类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科举制影响图书的利用。

（1）科举制推动图书编目理论与实践工作的发展。在理论方面，目录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考试内容之一，使目录学相关知识在社会上得到关注并得到普及，目录学理论的传播日渐深入，使目录学成为一门显学，有利于培养出目录学人才。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考据学家凭借自身的扎实经史功底，登科高中，进入礼部和翰林院这两大部门[12]47。在目录学被应用到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又相应产生新的目录学理论和思想。

在实践工作方面，科举使藏书工作受到重视和关注，各类型藏书的发展和利用推动目录工作领域不断扩大，官方机构产生了许多官修书目自不必说，对于大型官修目录来说，科举制还提供了许多编目人才，如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邵晋涵、擅长金石目录学的孙星衍等人都是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的。民间许多藏书家和书坊、书肆对其拥有的图书进行编目整理，民间私修书目得以发展，推动新的目录形式、叙录体例和编目方法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实践成果，利于目录学的长远发展。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目录学得到继承和创新，编目工作不断完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2）科举制推动图书的整理与编修。对于官修机构来说，一方面，为保证学术正统和科举考试质量，官方修书机构需要颁布教材用书，势必要对相关用书进行注疏和编修，这些书籍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如明代翰林院编撰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孟子节文》等经书，以及《圣学心法》、《性理大全》等子书。另一方面，科举为大型类书的整理和编修提供了人才保证。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振兴了教育，士人素质和知识水平提高，为国家培养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人才。而大型类书的编修工作需要大量人才，覆盖范围从负责编修活动的学士、主事、顾问到民间征集的整理、抄写、校对人员，如《永乐大典》保存了明代以前有关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史哲、宗教等各方面的资料，编修时为保证、内容、质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两千多人编修此书。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大型图书的系统性编撰和修订提供了人才条件。此外，私人进行图书编修活动也增多，出现许多著名的编撰家，他们形成自己的图书编修理论和思想，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对实际图书编修工作的发展有重要参考和指导意义。

科举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大影响，自然影响了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和图书文化的发展，在研究古代图书事业发展时不能也不应忽略这一重要因素。在研究其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影响时，不能只看到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得与失，更应以史为鉴，从这些得与失得到启示和思考，以期对当今图书出版事业、图书管理和利用等工作有所启发，促进实际工作的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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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n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dustry

Zhu Shuhua,Sheng Xingjun
(Library,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Depart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Library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guiding and restricting effec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n the contents and types of the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in China at first.Then it illustrates tha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book carving industry and promoted the book issuance and circulation.Finally,it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n the ancient Chinese book industry,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collection and collecting organizations indirectly,and had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management,sorting and catalogue work of the ancient book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the ancient Chinese book industry;influence;publish;book collection

朱舒华，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硕士研究生，专业为图书情报；盛兴军，上海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

G259.29

A

2017-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