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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角度

2017-03-11杨雨林

岭南学刊 2017年6期
关键词:政治学话语体系

杨雨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角度

杨雨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既是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顺利实现一系列重大战略目标和完善顶层制度设计的迫切需要。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受到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严重侵蚀,缺乏原创性理论和自主性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不适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要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作为理论前提,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要方法,坚持社会发展阶段论为现实依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价值取向。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政治学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相关概念、言语和范式组成,它以政治发展实践为反映的客体,聚焦政治发展的现在、过去、将来。话语体系作为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直接影响到理论体系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促进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国内凝聚人心,形成改革的合力,增强社会大众的政治认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另一方面,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地位。科学社会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社会制度、革命运动的学说,它是涵盖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立足现实,以及两大规律的发现,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了科学。中国特色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归根到底就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22。如今在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纲领和指导,从而构建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又符合中国实际要求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一、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迫切要求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处于关键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错综复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顺利推进,将是决定我们实践成败的关键所在。伴随一系列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将进一步破除制约改革深化的各种障碍,不断释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为顺利实现这一系列的目标,影响全局的顶层制度设计迫切需要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为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现阶段,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学术界中还广泛的存在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概念的现象,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分析我国的政治实践,总结我国的政治发展经验和提出对策建议,引经据典时往往专于西方之经典,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受到了冷落,盲目地将我国特色政治实践简单等同于西方政治的发展模式,盲目套用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用西方话语体系的标准来衡量我国政治发展现状,甚至主观上认同西方的政治发展理念,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一切国家政治发展的最终归宿,体现了我国政治学研究的自主性、原创性存在明显不足。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从而导致理论研究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无法有效总结经验,也不利于推广传播从而形成国际话语权,这一问题急需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当下随着一系列重大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必然意味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政府职能转型、执政党建设以及国际地位都将进入战略机遇期,这即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又代表了诸多的潜在风险。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能否建设好政治学话语体系,一方面关系到国内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形成强大的发展合力;另一方面,则是能否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增强国家“软实力”,从而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可以说,从学科发展规律来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发展的今天,破除政治学研究对西方理论的“拿来主义”势在必行;从现实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讲,能否在社会大众层面形成助推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能否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形成国际话语权,以及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时代信息化等挑战,都有赖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

二、当下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不适应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2]。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就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性,表现为一种“缺位”和“失语”,没有全面、准确反映我国政治发展的全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规律缺乏有效的理论总结和概括。

第一,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存在广泛的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的范畴、理念和结论,政治学话语体系受到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严重侵蚀,这一点相较其他因素尤为严重,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一些人没有立足于这一伟大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而仍然习惯于简单套用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丰富独特的发展实践,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3]近代以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起步晚、起点低,形成了迫切向西方国家学习、“取经”的习惯,这也曾经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已跃居世界前列,这种对西方政治学的理论、研究范式、概念不加以选择引进的现象迫切需要改变。以现实为例,如今部分政治学者对西方的“普世价值”理论颇为青睐,认为“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共同的发展追求和归宿,认为西方所宣扬的“民主、人权、法治”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致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普通民众现在可能还不占少数,他们根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民主”“法治”和“人权”这一系列的概念都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民主”从来都是一部分的民主,全体人的民主至今还从未出现过;而所谓的“价值”也一定是具体的,抽象的价值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4]692,“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5]600。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之所以极力鼓吹“普世价值”,就是想模糊“民主”的阶级性,从而推广其所谓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于这一点我们所有政治学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要对社会大众进行不断的宣传和教育。

除此之外,以政治“合法性”问题为例。“合法性”问题现在是政治哲学、意识形态领域的热门问题,许多中国政治学者也积极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所谓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一国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领导权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人民对其执政地位的认同和拥护。当下我国有部分学者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与“普选制”等同起来,认为“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机制是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保障。这种所谓“选举授权合法性”的观念属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延伸观念,这种观念就算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并且还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质疑,但正是这种片面的“合法性”观念当下却在我国大行其道,部分学者用它来对照中国政治,这种“画地为牢”的封闭思维需要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片面的“选举授权合法性”的政治话语和理论逻辑,那么无论如何研究、论证,都无法证明中共符合他们眼中所谓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这种研究和论证也毫无意义,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哲学社会科学在本质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尤其是政治学研究,更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关键问题,所以更要首先解决好为谁服务、为谁而战的关键问题。就以政治“合法性”和“民主”问题为例,我国的政治发展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在中共的领导下,实现最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这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坚持民主是现实的、具体的,不存在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一般民主”。正如列宁指出:“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6]156,这就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过程)。在政治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同时推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简单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同等于民主政治,而是致力于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而所谓中共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不仅在理论逻辑和实践标准上完全站不住脚,也是部分别有用心的势力企图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削弱中共执政的根基,进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和实践都已充分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群众的主观意愿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统一;当代中国政治完全满足“合法性”理论中合法律性、效率性、人民性和程序性的要求,所以我们才有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才有如此牢固的执政根基。当然,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笔者个人认为正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中国经验,所以构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过程中在政治“合法性”理论方面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可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如果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不加取舍的使用其分析方法和现成理论则必然无法解释我国政治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无法有效总结我国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从而削弱了我国政治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

综上所述,由于受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严重侵蚀,当下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明显不适应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要求,这种不适应性不仅会影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更会影响到一系列重大战略布局的顺利推进。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与发展这一伟大实践,这种不适应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努力对其加以纠正。

第二,从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价值追求来讲,以表现为指导思想不明确、主体力量不清晰、奋斗目标不坚定三个方面的不适性。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更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而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还存在着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旗帜的现象,鼓吹自由民主制才是人类最终的政治归宿,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承认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这一历史规律;在政治发展主体力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又是发展成果分享的主体,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巩固人民的主体地位;而目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尚难以充分实现,对人民群众是政治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根本性问题也未形成共识。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坚持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与规律,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又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因此,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指导思想、主体力量和奋斗目标三者相辅相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一者不彰则整体不适。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重点把握好意识形态问题,是构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首要工作。政治学研究必然体现意识形态性,不同的阶级、阶层用不同的主张、主义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而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研究中就表现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形态和政策主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相统一的原则、阶级分析方法的原则、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原则这四个方面。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止这四点,本文重点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以“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作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前提。

任何一个学科的大厦都有一个预设的理论前提,例如现代西方经济学就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而西方政治学的预设理论前提便是私有制是合理的、科学的,这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因此,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首先就要解决预设的理论前提问题。

唯物史观发现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剩余价值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矛盾不断运动必然以自身灭亡为结果的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正是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整个大厦的根基。坚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两大基石提供了建构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应坚持的理论前提,那便是“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统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7]284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这对矛盾无法在其“机体”内部得到有效解决,伴随这一矛盾不断运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1859年,马克思在《lt;政治经济学批判gt;序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他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592向我们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及生产方式发展状况,更明确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两种力量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两个必然”是“两个决不会”的前提,“两个决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补充和深化,二者相互统一、紧密联系,不能割裂开来理解。构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首先就要旗帜鲜明的指出,我们立论的出发点和预设的理论前提便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通过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出发点,一切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都必须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并为此服务。

但也要明确指出,“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等待胜利的到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会直接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表现为滞后或加速。坚持“两个必然”保证我国政治学研究坚持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这一伟大理想信念,明确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坚持“两个决不会”保证我国政治学研究从实际出发,立足现实。正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相结合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出发点和基础,保证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让我国政治学人既仰望星空、心怀理想,又立足现实、脚踏实地。

(二)坚持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首要条件和必然要求。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认识世界最重要的方法论工具之一,是解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谜的“钥匙”。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9]426;“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10]9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阶级分析方法,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当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两种力量、两种意识形态将长期共存、长期博弈这一基本格局仍然未变,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敌对势力在各条战线上加紧了对我们的围攻堵截,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斗争更是激烈,妄图通过消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歪曲共和国的历史、诋毁人民英雄等手段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国内,社会关系基本和谐,政治发展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加剧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涌入等原因,在国内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决定了坚持以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构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主要方法,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应对各种挑战,坚持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障。

具体而言,以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主要方法就是要在考察、研究和描述各种政治现象时,都应分析其所体现出的阶级关系,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把握各种政治现象的本质。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阶级”应看做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1]12,是各种经济关系的现实承担主体,而“阶级关系”是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集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或利益分析方法在社会群体划分上的创造性运用,并据此推断不同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政治主张、社会诉求,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解读、阐述、表达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由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历史范畴,阶级社会中政治发展贯穿着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力量在运动中此消彼长,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内容。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就是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分析不同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基本特性、经济主张、政治诉求基础上,准确把握和表达我国政治实践的规律,形成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气派的原创性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表达方式。

当然必须明确指出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与鼓吹“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当前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对阶级问题“谈虎色变”的现象,好像一提到“阶级”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一种根本错误的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被实践证明极具价值的研究方法,需要我们在广泛的领域深入运用;而“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已被中共和中国人民抛弃。因此,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在一领域也要重点研究,总结科学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这之间的差别。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一个庞大、系统性的工程,在方法论上要坚持兼容并蓄、批判借鉴,以马学为体,广泛借鉴。不仅要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其他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例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规律分析法、矛盾分析法、时空分析方法等。对西方政治学中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批判性的借鉴,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三)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为构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现实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提出了未来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科学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2]373后来再经过列宁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经历“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3]252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迅猛前进,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结束了,中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明确指出:“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当前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一定要着力解决现阶段的一系列突出问题,例如受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侵蚀,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思想混乱,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就急需构建一系列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学术概念、观点和理论,并通过有效的表达方式,使之深入人心,成为我国政治学研究和思想传播的主要工具。因此,今天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根本的国情为现实依据,以此出发点,结合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目标构建符合时宜的话语体系。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就是要求我们在构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结合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主要需求、社会主要矛盾等基本情况,做到实事求是、立足实际。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论不仅意味着要从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同时还意味着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体现为坚持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通过政治学理论、概念、研究范式不断强化这一基本观点,并指出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产生相应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我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贯穿这些重要发展战略的主旨思想。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14]这一重要论述都体现了党中央在新时期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作为改革发展的主体,紧紧依靠人民,以人民作为发展成果的分享主体,全心全意造福人民。可以这样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原则的深化和发展,其核心内涵仍然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是在新时期一系列重大战略布局下更加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对发展全局的决定性作用。

政治学研究存在着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即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状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目标,以政治共同体中哪一个阶级、阶层作为主体(即是创造主体,又是分享主体)。而价值取向问题更是话语体系的核心问题,它决定着我们关注的重点、努力的方向、思考问题和表达观点的方式。例如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政治学基本就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主张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进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为资本的肆意扩张正名。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要首先明确我国政治学的社会主义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构建一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政治学概念、范畴、术语,让人民群众掌握这些政治学话语来分析复杂的政治现象,来深刻认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增强政治认同,形成新时期的发展合力。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也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2]构建与我国政治发展实践相适应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深深植根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将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共同的目标。●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3]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6-0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1-19.

(责任编辑:武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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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7462(2017)06-0048-07

10.13977/j.cnki.lnxk.2017.0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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