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桐(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文学评论】

论余华《第七天》中的叙事艺术

李佳桐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叙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作品的审美效果。20世纪80年代，余华的先锋叙事通过对人性、现实的讽刺，对暴力、死亡的描绘，在当代文坛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开启了先锋文学的时代。本文以《第七天》中的叙事艺术为中心，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即作品中圆形的叙事模式、以荒诞击穿现实的叙述方式、悲喜交融的叙事风格。

余华；《第七天》；叙事艺术

一、圆形的叙事模式

余华在《第七天》中以死亡为视点，却又不是写主人公杨飞的个人之死，而是弥散式的叙事描绘了一场死亡的“盛宴”，余华自己称此为圆形叙事。余华说：“第七天的叙述有点像圆规，‘我’的经历是圆心，所见所闻是一条条圆线，叙述的圆规一圈圈往外画圆。”[1]作者以杨飞死后的见闻为线索，讲述了患癌症没钱救治的父亲，为爱情卖肾死亡的伍超，在大火中被政府瞒报的38个遇难者，被医院当作医疗垃圾扔进河里的27个死婴等悲剧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将这些互无关联的人和事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正如张清华先生评论的那样：“这部小说，那几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杨飞只是一个叙述的，把他们串起来，实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好像这个结构非常紧凑，但是那几个人物又是很松散的，我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崩塌和离散，这就是《第七天》的灵魂。是他这种故意浅尝辄止后暴露出来的悲情。”[2]

《第七天》中的七个篇章看似相互独立，实则融会贯通。比如，第一天写了作者对贫富差距、暴力拆迁等社会问题的关注，第二天转而写主人公杨飞和李青的爱情悲剧，第三天又回忆起了主人公的身世及杨飞与父亲之间的真情故事。篇章之间看似泾渭分明，互不相干，其实这种断裂的叙事只是相对的，这些线会因为某个点而相互交融，进而多维度地汇入“死亡”这个大圆中。

同时，作者又巧设伏笔，注重细节。比如，第一天杨飞在去殡仪馆的路上见证了一场车祸，这场车祸正是市长的出殡仪式造成的，后来他在亡灵的世界里遇见了丧生在这次车祸里的肖庆，肖庆又带来了鼠妹男朋友伍超的消息，一环扣一环。作者将多个亡灵的来龙去脉交代的清清楚楚，把个体生命的悲悯与整个时代的精神脉搏联系起来，上升到对集体伦理的反思与救赎。悲哀、愤恨、疲惫的情绪充斥着整本书，使读者的内心跌入荒凉的深渊。

二、以荒诞击穿现实的叙事方式

对世界荒诞的描写是余华一贯的主题，自先锋文学开始，余华就用嘲讽、夸张的方式诉说着这个世界的不可捉摸。余华最初的作品充斥着超越现实的荒诞，其用零度叙事的手法来表现暴力、死亡的主题。如《现实一种》，余华通过描写山岗、山峰兄弟连环杀人的残忍行径，揭开了人性温情的面纱，并将社会无情的一面暴露无遗。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开始回归客观现实，《兄弟》《第七天》等作品应运而生。

《第七天》从作品的一开始就表现出荒诞主义的手法，主人公杨飞死后要自己走去殡仪馆火化，殡仪馆内座位的安排也等级分明，贵宾可以坐沙发，穷人只能坐椅子，而市长却有自己的贵宾室，其奠定了小说荒诞的基点。这看似荒诞的亡灵世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这层荒诞的外衣包裹着的是一个个现实世界的矛盾。政府强拆房屋，让一个美好的家庭变成了一对夫妻的坟墓；27个死婴被当作医疗垃圾扔进河里；无辜的人被警察严刑逼供承认杀人，“被杀者”却安然无恙的回到了家里；打工妹因为男友用假的手机欺骗她而跳楼自杀；打工男为了给女友买一块墓地居然去黑市卖肾，最后惨死……这么多的荒唐事，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每天不断上演的悲剧。余华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在《第七天》里，我从一个死者的角度来描述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3]可以说，作者是用荒诞击穿了现实。作品最后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喻指被现实逼到无路可走的人死后也无法得到安息，这是何等的悲怆与绝望。王侃说：“三年前，余华说‘他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我想《第七天》这部作品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写出了这个国家的疼痛。”[4]杨飞、鼠妹、伍超这一干小人物的疼痛，其实正是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的疼痛。

在《第七天》中，作者用荒诞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成为了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这部作品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荒诞的艺术手法是通往现实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幻觉与真实相互交叉，魔幻与现实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既离奇又平凡、既荒诞又真实的世界。

三、悲喜交融的叙事风格

余华的作品经常呈现出悲剧与喜剧相交融的写作特色。比如，《活着》中败光了家产的主人公福贵，最终却凭借着韧性战胜了生活的种种苦难；《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在生活困苦之际依旧苦中作乐，发明了“嘴巴炒菜法”对抗饥饿；《第七天》延续了余华悲喜交织式的叙事风格，形成了一种既冷漠又温暖，既质朴又怪诞的审美特质。

《第七天》在诉说悲剧性的故事时，采用了喜剧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某些漫画式的表达效果，如鼠妹在大厦天台准备跳楼时，楼下的围观群众不仅没人阻止，还穿梭着各种趁机推销产品的小贩；警察张刚被仇人杀害，张刚的父母想为儿子申请烈士，最后却把上访变成了获得免费旅游的一种手段，等等。余华采用嘲讽的笔调，把原本悲伤的故事用戏谑的手法表现出来，体现了社会伦理与道德的缺失。

《第七天》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病象，在悲剧的故事中透露出悲悯与绝望的文学气息。杨飞与李青的爱情悲剧，27个死婴被当作医疗垃圾扔进河里的惨案，鼠妹与伍超等小人物的悲惨命运，都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写照。然而在冷漠和丑恶背后，作者也没有忘记对伦理至善之爱的呼唤。玛莎·努斯鲍姆曾说：“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5]李月珍在活着的时候哺育“我”，死后又用母爱养育着27个死于非命的婴儿；父亲为了“我”的成长终身不娶，在得知自己得了绝症之后又不辞而别；伍超在鼠妹死后没有开启新的生活，而是选择了卖肾为自己的女友买一块墓地……他们之间的爱是不求回报、毫无保留的至善之爱。在描写亡灵世界时，作者采用了诗化叙事的手法，描绘了一个风景优美，令人痴迷的世外桃源，在这个世界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人们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一切都显得安谧而美好。作者在众多丑恶的情境中植入了这种至善的伦理之爱，既讽刺了当时时代对于真善美的缺失，又表现出试图以爱拯救人性之恶的精神诉求。洪治纲认为：“余华的叙述有些像美国的乡村音乐，舒缓、简约，却又弥漫着特有的温情，凸显了作家内心深处宽厚绵长的人道情怀，饱含了强劲的情感张力。”[6]余华看到了人性的丑恶、伦理的坍塌，看到了无数生命的悲剧和喜剧同台共舞，但他也看到了在卑微的生命中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泽，它就沉淀在杨飞、杨金彪、李月珍、伍超、刘梅等底层人民的心中，这些人类引以为荣的光泽，终究不会泯灭。

《第七天》以幽灵化的叙事昭示出虚无主义的精神情结，又在虚无中触碰神性与信仰的精神力量。虽然作品在出版后曾备受争议，有人说他的叙事是由热点新闻堆砌而成，有人说他的语言过于平淡没有亮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余华在《第七天》中大胆地吐露了作家对这个时代的困惑，挖掘了社会的病根，表现了创作主体的焦虑与思考，彰显着人文关怀与诗性正义，是一部代表着作者全部风格的佳作。

[1][3]夏琦.余华谈新书第七天：我会关注批评，但不是现在[N].新民晚报，2013-07-01.

[2]陈爽.他为后世写作——余华《第七天》研讨会实录[EB/OL].(2013-07-05)[2017-04-05].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03/wenzhang/detail_2013_07/05/27193721_0.shtml.

[4]刘科.余华自称要为“政治”写作：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N].时代周报，2013-06-28.

[5]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众生活[M].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

[6]洪治纲.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此岸的世界，彼岸的视点[N].文艺报，2013-06-28.

【责任编辑：周 丹】

2017-04-12

李佳桐(1995-)，女，辽宁沈阳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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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7)06-007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