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皓羽 解洪兴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150025）

两周农商国策调整阶段性钩沉

崔皓羽 解洪兴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150025）

西周立国伊始即确立农业立国的政治文化基调，但同时亦重视宗法社会中的商业，两者并不偏废。到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兵农为本的思想急剧上升，开始转向重农抑商。战国时期重农抑商的呼声甚嚣尘上，但商业仍有一定的空间。只有到了专制统一王朝确立后，抑商的形势才空前严峻起来。

重农抑商专制争霸

K206

A

2017-03-16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施的一项国策，其运行及其理论发展一直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对这一政策做一个纵向历时态地综合分析，有利于梳理我国古代社会成长的历程，发掘中国古代社会的典型特点。若从出发点而言，在学以致用的角度上求真求近，这应该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一、西周重农亦重商

周族团自兴起于西北伊始即以擅长农业而著称。传说中的始祖弃自帝尧时即为农神，号称后稷，从小以“种树麻、菽”为游戏，长大成人后，“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稍后的帝舜对其功业称赏不已：“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1]112周代祭祀乐章《诗经·大雅·生民》对于后稷的歌功颂德更是滔滔不绝“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2]1066－1071、1077其中将农业的各个环节不厌其烦地逐一介绍，以此怀念重农的周代始祖弃。到公刘时历尽艰辛率族团迁到幽地，“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1]112，改进农具“涉渭为乱，取厉取锻”[2]1121，“彻田为粮”，开垦的土地“既溥既长”[2]1118，农夫农妇一起耕田，“同我妇子，馌彼南亩”[2]491，“黍稷重穋，禾麻菽麦”[1]504，庄稼一片兴盛。到古公亶父时迁居周原，“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1]113，“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祖东，周爱执事”。在此基础上建立宗庙，“作庙翼翼”“乃立冢土”[2]986、987、989，周人初具国家的规模。继承太王事业的周文王亲自参加田间劳动，“文王卑服，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3]433，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在此基础上，周奠定了立国的规模，“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2]1293－1295可以说，周族团正是因重农而兴国的。

西周立国后依旧在周礼中奉行重农的政策。周武王死后，周公旦拨乱反正，以周礼治天下，其中就贯穿着重农思想。周公旦告诫后人，商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知稼墙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悦是从”[2]433。周天子亲自遵行的藉田礼，一直受到周代社会重视。西周末年，乱象渐著，“宣王即位，不籍千亩”[4]15。籍田礼废驰引起理性卿士忧虑，“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集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4]15－16

但周代自立国之前并不排斥商业活动，孟子曾引佚诗解释公刘时即有商业的萌芽“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5]45－46身体力行重农的周文王并不轻视工商业，将其视为与农业同样不可缺少的门类。《逸周书·程典解》载周文王语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朽(巧)，农不力，不可力(成)治”[6]185，“工攻其材，商通其财，百物鸟兽鱼鳖无不顺时”[6]189。周人对商业的作用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7]371，《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1]3255，可见西周社会将工农商虞并列。周文王利用商业活动以渡过荒旱之年，他曾发布命令：“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粗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闾次均行。”[6]167－169为吸引商贸往来，承诺提供食宿，禁废伪币，保护商贾的正当利益。他还鼓励县鄙商旅迁来城邑，“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6]417。商代遗民也被西周统治者允许“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2]376并勉励商国遗民，“如贾三倍，君子是识”[2]1259。在西周基层社会中，无论《诗经·卫风·氓》中的“抱布贸丝”，还是青铜器铭文中的“匹马束丝五人隶”均是以物易物商贸活跃的例证。北京保利博物馆藏的戎生编钟八件钟上的铭文连缀成一篇文章，记载了山西地区的盐被运到河南换取了南方运来的铜。在地方诸侯国中也不乏重商者，如齐国始祖姜尚治理齐国时就注意发挥工商立国的理念“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1480西周晚近立国的郑国先君郑桓公，与工商业者一起在筚路蓝缕草创国家，所以对工商业尤其重视，甚至与商人间“世有盟誓”：“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8]1352

二、春秋战国由重农重商开始转向重农抑商

西周灭亡后，东周天子孱弱，春秋霸政渐渐成为政治常态，传统重农依旧得到坚守的同时，重商却渐渐衍生出不同的声音。齐桓公首霸，管仲首先提出“相地而衰征”[4]227，诣在强化垦荒。他曾系统地提出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农夫固定在耕地上，以保障农之子恒为农，“处农，就田野。”[4]219“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4]221此后，晋国“作爰田”[8]378，鲁国“初税亩”[8]665，楚国“书土、田”[8]1024，郑国“作封洫”[8]1228，无论强国还是小国均在不遗其力地调整农业生产，培植国力以支持愈来愈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春秋末期，即使一国之内竟因急于垦荒而出现不同的亩积，据《银雀山汉简》，晋六卿室中，范、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韩、魏以二百步为亩，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亩。

春秋时期在重农的同时对商业尚无抑制的趋势。管仲修旧法中对工商与农同等看待，“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4]219，“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4]220－221《管子》极力推崇商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旎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9]402，同时对商人惟利是图的治生特点更有着清醒的认识：“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9]730齐国为招揽客商，鼓励商贸发展，“关几而不征，市而不税”[9]201，“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9]1468。春秋后期，齐相晏婴劝解齐景公“税敛重，故民心离；市贾悖，故商旅绝”[10]204，“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10]447。可见其齐国重商政策终春秋之世并无二致。《史记·货殖列传》载：“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1]3255《盐铁论·轻重》亦载：“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11]178其他国家也鲜有抑商，如卫文公“通商惠工”[8]317，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4]349。春秋末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大商人，如“结驷连骑”的孔门弟子端木赐、累致千金的陶朱公范蠡，其社会地位非常尊贵，子贡“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1]3255

但春秋时期兵农立国的体制，工商业的社会评价也渐渐出现一些异类声音。一些学者开始出现将工商业与农业互相对立的疑虑，春秋战国之际渐次成书的《管子》是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9]924－925，“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9]52－53“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9]924为了扭转商贾与民争利、与君争民从而败坏国本的危险，《管子》主张以国家的力量采取排斥商贾市场，剥夺私商利益，“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9]1465。首先，建议国家垄断铸币，从而通过操控金融实现对国内市场的季节性的时间控制与区域性的空间控制，“故君谨守泉金之谢物，且为之举。……已守其谢，富商蓄贾不得如故。”[9]1484其次，推行“官山海”[9]1246，官府垄断经营盐铁，重新回到“工商食官”状态。第三，控制粮食的贮藏与流通，“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贾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9]1465。最后，凭借政治强权直接剥夺商贾财富，“请有五谷菽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国且有大事，请以平贾取之功臣之家。”[9]1487

三、战国重农抑商甚嚣尘上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管子》的重农抑商虽多为控制商贾重利，但并没提出全面抑制商业的措施，且仅是理论上的先声。真正在政治上实施重农抑商的是战国魏文侯时期的李悝变法。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12]1124的重农本措施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平籴法”。“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12]1125若遇丰收之年粮食至贱伤农，则官府大量收购粮食，以维持市场粮价；若遇歉收之年粮食至贵伤民，则官府大量抛售粮食以压低市场粮价。这种借国家的力量“取有余以补不足”的调控，打击了囤积居奇的大商人的利益。

到战国中期，秦国实行商鞅变法时，重农抑商开始极端化，“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2230随着秦国农战立国节节吞并周边地区，战国重农抑商的思想在各国学术界也有了越来越强烈而普遍的认同。《商君书·农战》曰：“故其境内之民……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亡国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13]23《商君书·外内》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谓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13]128－129甚至连酒肉都在控制之列，《商君书·垦令》曰：“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酤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酤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13]12－13“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13]17在后期法家韩非子看来，“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14]456，属于国家的五种蠹虫之一。

传统儒家对于商业的态度也渐渐近于法家。战国中期的孟子尚将工商与农业并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5]90－91孟轲的仁政模式并有农耕商旅，“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5]23。但到战国晚期的荀子时已秉持农业为本业工商视为末业的观点，认为“工商众则国贫”[15]194。他主张“众农夫”，增加农业生产人数；同时“省工贾”[15]237，减少工商人数。到战国末期连商人出身的秦相国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亦持农本商末的观点，“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16]682－684

但终战国之世，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学术争鸣，抑商的原则仅仅是尽量减少商人数量，限制商业的发展，绝非取消商业，用上文所引商鞅的话说仅是“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连抑商态度最为坚决的韩非也认为商业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14]367。

荀子设计的王道，关市稽而不征，以便利商业往来，“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15]160－162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国商业依然非常活跃，在秦统一以前无论规模还是水平均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遍布各国，城郭内商贩云集，酒旗高挂，经济功能的“市”与传统政治功能的“城”凝为一体的城市。居天下之中的洛邑，“周人之俗，治产业，立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2241。魏都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17]1263齐都城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17]539楚国郢都号称“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18]23据安徽寿县出士的楚鄂君启节于楚国大商人的营运规模可见一斑，鄂君启每次远出行商，水路则船只150艘，陆路则货车50辆，装载马牛500匹，挑夫脚夫上千人。

只有到秦灭六国之后，抑商才随着国家政权对全国人口、土地、资源的全面控制而空前严峻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强力推行上农除末的政策。不仅大量迁徙、迫害豪富商贾，甚至将商贾视同罪犯，遇有战事更是首先征发。秦始皇、汉武帝均征发过七科谪[1]253、3176，不仅本身为商贾的，就连父母甚至祖父母曾为商贾的后代也不容放过。商人在汉高祖时甚至不得衣丝乘车，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1]253、3176。政治统一后的封建专制政权不仅没有给商人及商业带来根本改观，遇到财政紧张时还是王朝的摇钱树。可以说，抑商真正进入到一个极端化的阶段。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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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Research on Stages of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Policy Adjustment in Zhou Dynasty

Cui Haoyu,Xie Hongxing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Zhou dynasty,agriculture was established a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key,while commerce was also paid equal attention to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without neglecting either of them.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en ritual and music collapsed,army and agriculture was regarded as the root of the country out of the need for hegemony fight,and commerce was restrained.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outcries for stressing agriculture while restraining commerce were loud,but there was still room for business.On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tocratic unification dynasty,did the situation of suppressing commerce become ever serious.

tressing agriculture;restraining commerce;autocracy;hegemony fight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20.39

解洪兴，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董皓羽，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