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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晚期的燕地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2017-03-11陈光鑫

兰台世界 2017年20期
关键词:陶片新石器永定河

陈光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101)

新石器晚期的燕地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陈光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101)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新石器晚期的燕地考古文化研究对探讨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过程有着独特的价值。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后岗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均在桑干河-永定河流域有所发现,说明当时燕地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意义重大。

燕地文明农业起源

K211

A

2017-06-2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成为热潮,在讨论过程中,学界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文明起源与文明社会形成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国家是文明时代的概括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华文明是多元化起源和发展的。

在众多学术观点迭出的形势下,夏鼐、苏秉琦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夏鼐提出,中国文明形成过程是在新石器时代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同时指出,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列举了文明的若干标志[1]。

苏秉琦先生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和多元观点考察文明起源,认为中国较普遍地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氏族到国家的发展道路[2]。

2001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顺利进行,并于2004年正式开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即《公元前2500年至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对起源的探讨,也从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综合,转而更重视文明化进程及其动因的研究,并注意各地的多样性特点,发展不平衡性以及持续演进或变更现象,还包括中原与四方的关系、作用、地位等问题。

在“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时期,桑干河-永定河流域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后岗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均在该流域有所发现,这种同一时期多种文化类型堆叠的现象十分重要。另外,雪山一期文化在桑干河、永定河流域发展壮大,并继续向原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西辽河流域扩展,造成了红山文化的衰落和小河沿类遗存的兴起。同时,还对晋中、内蒙古中南部产生了重要影响[3]46。这些现象对考察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有着独特的价值,值得学界关注。

另外,专家指出,华北地区是原始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农业的出现,在探索文明曙光的过程中,意义重大。

东胡林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村西,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二级阶地上。是新石器早期的一处重要遗址,碳十四测年校正约在公元前8300年至前8000年。1966年曾在遗址发现3具人骨架以及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行清理,初步认为是一座新石器时期的墓葬。该墓葬位于全新世黄土底部、马兰黄土顶部,故研究者将其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4]。该遗址可视为探索北京市乃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线索。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对东胡林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5]。此次发掘,除搞清了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出土了包括石器、陶器、残存人骨、动物骨骼在内的一批重要遗物外,还发现了人类烧火灶址5处,其中一座灶址底部用砾石块围城近圆圈状,堆积的灰烬平面范围呈不规则圆形,灰烬内包含烧烤过的砾石块和动物骨头。为探索整个桑干河-永定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提供重要素材。

虽然从孢粉和蜗牛的分析表明,当时气温上升,年均气温可能与现在相近或偏高。东胡林人在较适宜的气候和植被自然环境下,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活动。

即便如此,考古工作者还是发现了石磨盘、磨棒、局部磨光小石斧、大量打制石片时期、骨器和夹砂陶片,1995-1998年,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桑干河支流第二阶地堆积中,发现了重要的遗物和遗迹现象,被称为于家沟遗存,据专家考证,此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6]。文化层厚达7米,分上、中、下层三部分,年代跨度在距今14000-5000年间。上层含陶片和磨制石器,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堆积。中层偏下出土夹砂黑褐陶片和夹砂黄褐陶片、一件大部分磨光的石矛头(或尖状器)以及用贝壳、螺壳、鸟骨制成的装饰品。陶片质地粗糙疏松,素面,仅有制作时偶然留下的痕迹。其中最大的一片为夹砂黄褐陶平底器底部,热释光测年距今11000年。无论从陶器特征还是测年观察,于家沟遗址都应该早于南庄头遗址,是本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片之一,可能代表了陶器制作的初始阶段,为探讨陶器的起源增添了新材料。

由目前的发现推测,永定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应该已经开始出现栽培粟,期待更多实物资料的发现。

但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与内蒙古中南部的岱海地区到西辽河流域相似,北京地区农业文化基本中断,是否是另一种文化强势进入造成的呢?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所以,燕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研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意义重大。

[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2]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

[3]韩建业.论雪山一期文化[J].华夏考古,2003(4).

[4]周国兴、万玉桂.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J].考古,1972(6).

[5]赵朝洪、郁金城、王涛.北京东胡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获重要发现[N].中国文物报,2003-5-9;东胡林考古队.北京新时期早期考古的重要突破,东胡林人引起广泛关注[N].中国文物报,2003-11-7.

[6]泥河湾联合考古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N].中国文物报,1998-11-15.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20.37

陈光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北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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