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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盛唐东北民族构成与民族政策

2017-03-11冯淑然

兰台世界 2017年20期
关键词:高丽契丹东北

冯淑然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通辽028043)

初盛唐东北民族构成与民族政策

冯淑然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通辽028043)

初盛唐时期的东北地区,生活着高句丽、靺鞨、契丹、契丹族、奚族、室韦、霫、流鬼、乌洛浑等众多少数民族。其生产方式以游牧、狩猎为主,兼农耕、畜牧。其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内蒙东部、河北东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由于本身的民族血统,和国力的强盛,初盛唐统治者表现出对各族一视同仁的进步而开放的民族观。为维护统一安定,唐王朝针对东北各族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民族政策。包括战争、羁縻州府、和亲和封赏政策,交互使用,加强了中央政权对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初盛唐东北地区民族构成民族政策

K242.105-205

A

2017-05-28

“东北”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需要做一个解释做一个交代。今天的东北,作为行政地理区划单位,主要是指黑、吉、辽东三省,而在经济文化地理层面,除三省外还包括内蒙东北部(通辽等地)。隋唐时期的“东北”,是一个整体的地理概念,高适《燕歌行》云:“汉家烟尘在东北”,这个东北,包括的地域远远大于今天,其范围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还包括内蒙东部和河北东北部,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这里是东夷、北狄各族发源生息之地。唐代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尤其是初盛唐国力上升时期,因国力强大,文化繁荣,号称唐帝国。唐王朝开放的文化环境和进步的民族观,促成了空前的政治统一和民族融合。唐朝的少数民族北有突厥,西有吐蕃,东北有靺鞨、契丹、高句丽等民族。本文试图通过丰富的史料,考察初盛唐时期东北疆域的民族构成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为其空前的民族融合和政治统一寻找理论依据,同时了解东北民族的生存发展状态。

一、初盛唐东北民族构成与地理分布

东北地区纬度较高,冬季严寒而漫长,自然地理条件比较特殊,既有崇山峻岭,如长白山大兴安岭,也有广袤的原野,纵横的江河,辽河黑龙江松花江,基本生态环境为深林草原,生活条件比较严峻,高适《燕歌行》“绝域苍茫更何有”中的“绝域”一词,即指寥廓荒远的东北区域。这里自古就是少数民族“北狄”“东夷”的繁衍生息之地,包括高句丽、契丹、靺鞨、奚、室韦、霫、流鬼、乌洛浑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皆为游牧、渔猎民族,流动性很强,不断迁徙,很难定居一固定区域。下面,来看看各少数民族的具体构成与分布情况。

高句丽,是一个尚武、事农的古老民族,是东北地区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出自涉貊族,又名貊族,先秦时期分布在辽东之东,扶余之南,沃沮之西,后来与苏慎、契丹等民族融合形成新的高句丽族,在西汉末年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鼎足而三,并日渐强大,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隋炀帝曾三征高句丽。入唐,疆域辽阔的高句丽,依然是东北地区强有力的威胁,“高丽,本扶馀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去京师五千里而赢,随山屈缭为郛,南涯浿水,王筑宫其左。”[1]1055(《新唐书·东夷传》)今天的吉林东部和辽东大部都在高句丽统治之下。

靺鞨族,靺鞨是女真族的前身,原属于通古斯族,周时称“肃慎”,汉魏时称“挹娄”,隋唐时称“靺鞨”,活动于白山黑水间,分为几十部。其诸部中,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最强大。黑水靺鞨有十六个部落,主要分布在最北地区,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生产方式以游猎为主,夏出冬入,随水草行藏,后来发展成女真族。“黑水靺鞨最处北方,尤称劲捷,每恃其勇,恆为邻境之患”[2]1235。(《旧唐书·北狄传》)而粟末靺鞨却居于最南面,比较先进,在靺鞨诸部中最为强大,骁勇善战。粟末靺鞨因居粟末水(第二松花江)而得名,后参与征战不断迁徙,一度居于柳城、营州一带,后在首领大祚荣率领下东渡辽河回到故地,建立了渤海政权,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与日本海沿岸地区。“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稍东北曰汩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东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二百里。”[1]1053(《新唐书·北狄传》)是一个文明程度颇高的民族。

契丹,按旧唐书为东胡后裔,“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逐猎往来,居无常处。”[2]1233(《旧唐书·北狄传》)潢水又叫饶乐水,就是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是西辽河的北源头。黄龙就是黄龙冈,在辽宁开原,西为辽河。可见,契丹族的生活区域,主要在今天内蒙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一带,以游猎为生,居无定所。

奚族,也是东胡后裔,是由鲜卑族一支发展而来的,比较强盛,“其地东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霫。”[1]1052(《新唐书·北狄传》)白狼河就是辽宁的大凌河。奚人主要分布今内蒙东南和辽宁西南一带。奚人依水草迁居,以畜牧业为主,居氈庐,因生活之地木材丰富,擅长造车,可以环车为营,是一个好战的民族。

室韦,与契丹一样,源于东胡,同为东北游牧民族,先秦时活动于辽东一带。隋唐时“直京师东北七千里,东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1]1053(《新唐书·北狄传》)主要活动在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湖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室韦人散居川谷,依水草而居,以生产方式以狩猎渔猎为主,勇猛好战,而缺乏民族凝聚力。气候寒冷,夏有雾雨,冬有霜霰,生态环境恶劣,有少量的农业,但生产力原始低下,民众善射。室韦人的生态环境主要为森林,其族名的含义为“森林中的人”。

霫族,匈奴后裔,隋唐时居住潢水(西拉木伦河)以北,鲜卑故地。“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环绕其境。”[2]1236(《旧唐书·北狄传》)以射猎为生,后来迁居潢水以南,融于奚族。

乌罗浑,即乌洛侯,其生活地域在长安东北六千三百里,东面是靺鞨,西面是突厥,南面与契丹相邻,北面与乌丸接壤。风俗人情与靺鞨相同[2]1236。(《旧唐书·北狄传》)

流鬼,按《新唐书·东夷传》载,流鬼还在黑水靺鞨的东北,三面临海,多水泽湿地,可以得鱼盐之利,地气早寒,冰天雪地之时,“以木广六寸、长七尺系其上,以践冰,逐走兽。”[1]1061可以踩雪橇追逐野兽,是一个典型的渔猎民族。其生活的地域,相当于今天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

由上可知,唐代的东北民族构成比较复杂,包括了东夷和北狄各族。其疆域范围,包括今天的黑、吉、辽东三省全部,还有内蒙东部(通辽、赤峰)以及朝鲜半岛北部、俄罗斯勘东南察加半岛的广大区域。而当时的京津冀地区,属于东北边塞防御地段,包括蓟门、蓟州和幽州。这一区域纬度较高,四季分布不均,冬天严寒漫长,而地理环境则是有森林草原、川谷平原等不同的地形地貌,从而形成了东北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农业落后,游牧、渔猎为主,不能安居乐业;同时造就了这些民族必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他们体魄强健,意志顽强,性情彪悍,擅长骑射,尚力好战。成为唐代东北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二、初盛唐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

由于李唐皇室家族有鲜卑血统,为鲜卑化的汉人,又长期居住北边,所以其文化人格中必定会保留胡文化的因子,这深刻影响了他们建立唐朝后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

初盛唐时期的民族观,即对各族一视同仁,去华夷之防。自先秦以来的“华夷之辨”带有深刻的卫华夏防蛮夷的思想色彩,区分少数民族与与华夏族的文化差异,进而明确政治统治上的正统与非正统之分,成为抵御异族政权的思想武器。而带有鲜卑血统的李氏打破了这一传统。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这种一视华夷的民族观念,显示了唐代宏阔的政治胸襟和文化眼界。这种思想是贯彻朝野上下的,如玄宗朝的散文大家李华说:“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李华《寿州刺史厅壁记》)所以鲁迅说“唐室大有胡气”。当然,观念上的华夷如一,既与皇室血统有关,更是源于政治和文化高度自信,其底线是政治上的大一统。

为维护统一和政治安定,针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特点,唐王朝采取灵活多样的民族政策。东北民族构成复杂,彼此之间差异很大,而又有历时性的冲突、迁移、流动。初盛唐时期针对东北各族的政策没有完整系统的理论条文,只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应机变通,恩威并施,采用不同的政策,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点:

1.战争原则。因为李唐皇室的血统以及开国方式,唐代尚武之风甚烈。然而初盛唐的君主们并不轻易对周边用兵。贞观君臣认为要师出有名。长孙无忌:“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3]1936太宗:“新与人(突厥)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伐,必待有罪,然后讨之。”[3]1939贞观十六年(643),辽东高丽内部发生政变,辽东郡王、高丽王建武被属下盖苏文所杀,苏文另立傀儡,自为莫离支(宰相)把持政权。太宗分析高丽形式,认为苏文弑君虐下,民怨沸腾,道路以目,出正义之师吊伐,很容易取胜。于贞观十九年(645),亲征高丽。贞观二十二年(648),再征高丽。高宗乾封元年(666)十一月,诏令英国公李勣等人征讨高丽。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契丹在营州作乱,便诏令右张玄遇、曹仁师、麻仁节率兵讨伐。这些战争虽然唐朝都是主动方,却不以杀戮和掠夺为目的,旨在安定边防,使少数民族归顺中央政权,同时彰显泱泱大国的豪气,所以基本都能适可而止。

2.羁縻政策。为了在民族地区建立较为稳定的秩序,设置州县和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都可以世袭,这就是所谓的羁縻州府制度。羁糜州,与中央保持隶属关系,不必缴纳固定赋税,但要听从中央政令并向君主进贡,其长官由朝廷任免,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同时,羁縻州府又具有相应的自治权力,各族可按传统处理其族内事务,以“全其部落,顺其土俗”[3]1948。尊重其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从高祖到玄宗朝,“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棘鞠、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1]250(《新唐书·地理志》)。如在高丽降户居住地区,设置新城州辽城州等九个都督府,辽州、岩州等十四州。在奚族地区设置饶乐都督府,下设九州:鲜州、崇州、黎州、归义州、弱水州、祁黎州、洛环州、太鲁州、渴野州。在契丹地区设置松漠都督府,下设十七州:玄州、咸州、昌州、带州等。在靺鞨地区设置三个都督府:黑水州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安静都督府;三个州:慎州、夷宾州、黎州。通过羁縻政策,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

3.和亲政策。和亲,是汉代以来解决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矛盾的重要手段。唐代最有名影响最大的一次“和亲”,当为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入藏”。而初盛唐时期,朝廷也以和亲方式对东北少数民族进行怀柔。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光是玄宗时期针对东北少数民族的和亲就有四次。开元四年(716),玄宗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将她嫁给契丹族首领李失活。开元十年(722),契丹首领郁于入朝请婚,玄宗又封从妹夫慕容嘉宾之女为“燕郡公主”嫁给他。开元十三(725)年,首领邵固娶东华公主为妻。开元五年(717),奚族首领大辅入朝,玄宗封从外甥女辛氏为“固安公主”嫁给他。和亲政策作为战争的缓冲和善后,起着调和剂的作用,不仅稳固了中央王朝与各族之间的关系,结为一家互休戚与共,而且常常延伸为文化交流,给东北边疆带去中原的先进文化,加速其文明进程。当然,和亲并非万全之计,它可能延缓战争但却难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所以诗人才会感叹“连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

4.封赏政策。为笼络民族首领,收服人心,封赏是常用的一种政策。封赏包括册封、赐姓氏、陪葬皇陵等,是配合羁縻和亲政策经常使用的安抚措施。册封,即对归附唐朝的民族首领封王或加官进爵,同时往往伴随着赐姓氏或财物的举措。契丹、奚族、靺鞨、、乌罗浑等族归附中央政权的,其首领都会受到册封。如高祖武德七年,册封高丽王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族窟哥请求内属,被封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都督、无极县男,并赐国姓李氏。睿宗垂拱初年,契丹万荣被封为归诚州刺史、永乐县公。最有名的是,玄宗开元元年(713),册封粟末靺鞨震国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玄宗开元三年(715),契丹族李失活率种落内附,被封为松漠郡王,兼松漠都督。这种封赏,增强了东北民族的向心力,高丽成为唐朝的外藩,靺鞨酋帅突地稽及其后人更是担当起为王朝平叛戍边的大任。

按《旧唐书·北狄传》,突地稽隋末归附中央,安置在营州,被炀帝授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高宗武德初年,遣使朝贡,被封为燕州总管。在平定刘黑闼叛乱中,以战功封蓍国公。后迁置幽州,打败了高开道引来的突厥。贞观初初年,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其子李谨行,高宗麟德年间,迁营州都督,以财力雄边,累官右领军大将军,积石道经略大使。后在两次吐蕃犯境时,立下赫赫战功,累官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被封为燕国公。高宗永淳元年卒,身后殊荣,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综合起来看,战争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和平统一、安定发展才是终极目的,所以才有各种安抚怀柔政策。实际上,相对于东北民族而言,本就与中原汉族同源。如高句丽和靺鞨都起源于上古时期的东夷,契丹乃炎帝神农氏后裔,奚族、霫族、族、室韦和乌洛浑等民族又都是匈奴的后裔,而“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4]1879。因此,正是这种同族同源的潜在民族认同心理,使得东北各族在唐王朝建立之初,便纷纷朝贡臣属,而接受各种怀柔政策,维护唐的统一。

[1]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七.新唐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2]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六.旧唐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3]司马光.资治通鉴(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Northeast Ethnic Composition and Ethnic Policy in Early Tang Dynasty

Feng Shuran
(Literature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many ethnic minorities lived in Chinese northeast,including Kogoryo,Mohe,Khitan,Khitan,Shiwei,Xi,Liugui,Wuluohun and so on.Its production mode is mainly nomadic and hunting,along with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Its geographical range includes today's Heilongjiang,Jilin,Liaoning,eastern Inner Mongolia,northeastern Hebei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Because of its national origin and strong national power,the ruler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displayed a progressive and open national outlook on all ethnic groups.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unity and stability,the Tang dynasty adopted a flexible and diverse ethnic policy in light of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ast,including war,and Jim i state,Heqin and reward policy,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northeast minority border areas,and promot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fusion between ethnic groups.

early Tang dynasty;Northeast China;national composition;national policy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20.30

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074)。

冯淑然,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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