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小 甫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东北亚地域古代史的“难民”视角

王 小 甫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逃避战乱的人口跨境流移形成难民，这是个区域性问题。难民的安置和融入使当地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甚至对历史演进也造成影响。本文即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东北亚地域历史，重点讨论了以下事例：“难民”对朝鲜半岛古代历史的影响；日本列岛古代所受难民影响；回鹘汗国崩溃与契丹勃兴的关系。从本文的视角来看，东北亚地域的文明文化共性是经由长久历史形成的，值得本地域各族各国倍加珍惜。

古代难民；东北亚；文化共性

一、“难民”对朝鲜半岛古代历史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地理毗连，其古代史曾多次受到大陆“流移之民”的影响。为此，我曾专文论证鲜=韩(∠kam=kom熊)本为半岛族群的共同族称。*参拙文《朝鲜为“来朝之韩”说》，收在《“中日韩三国关系与东北亚的和平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环日本海论丛第13号)，新泻大学环日本海研究会，1998年，第74—80页；后收入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附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444—454页。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灭殷，殷商王族箕子*《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 箕子者，纣亲戚也。”《索隐》：“箕，国；子，爵也。司马彪曰：‘箕子名胥余’。马融、王肃以箕子为纣之诸父。服虔、杜预以为纣之庶兄。杜预云：‘梁国蒙县有箕子冢’。”(1609—1610页)率众逃亡到韩(鲜)族散居之地栖身。当时韩族居地尚未与中原王朝建立政治联系。由于箕子是有名的贤者，到周初大分封时，就把他逃亡栖身之地封给了他。箕子本来是一个逃亡的难民，结果凭藉周王朝的威势成了一方诸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只好改事新朝，来中原朝见周天子。通过箕子受册封，他所在的地区开始与中原王朝建立起参与朝会这样的关系。不过，箕子所统治的只是最接近中原王朝的那一部分韩族居地(相当与汉代的乐浪郡，即今朝鲜平壤为中心的地区)，因而被称为朝鲜，意即“参与朝会之韩(鲜)”，以区别于其他尚未来中原朝会的韩族(如后来的真番、辰国等)。*参拙文《朝鲜为“来朝之韩”说》。

近年韩国学者有以“南满洲和朝鲜半岛一般没有发现什么殷商遗物”*金贞培：《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高岱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来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然而，没有发现并不等于没有。何况所谓箕子朝鲜反映的是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中原统治者向周边地区册封诸侯建立关系，并不是大规模的征服迁徙从而引起巨大的文化变革。这一点从现今汉民族与韩民族间的民族文化差别也可以得到证明。箕子作为殷商难民受封，即使能够被当地民众接受，也不可能带去多少文物，更大的可能还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甚至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定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8—1539页。之类的政治联系和“八条之约”*《后汉书·东夷传》：“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尔。其后遂通接商贾，渐交上国。”(2822—2823页)应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等文明教化。

将近两年前，我曾做过一项有关“中韩古代友好的政治传统”的研究，在韩国首尔举行的“2014年邀请中国学者的人文学论坛”上发言。后来继续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探讨，最后形成了《从半岛三韩到三国时代——古代朝鲜半岛的国家认同历程》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亚太研究论丛》第12辑(2016年)上。这项研究认为：尽管中韩两国古代关系复杂多变，但仍存在着一种友好的政治传统，这就是古代新罗对中国中原王朝持一贯友好的态度。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认为很可能与古代韩国尤其新罗国家形成过程中东北亚地域的族群活动与关系变化有关，尤其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论点和依据是：

据史料记载，马韩兴起之前，半岛南部三韩之地曾全部统一于辰韩，共同体名为辰国，*《三国志·韩传》：“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后汉书·三韩传》则说：“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其共主则称辰王。那么，辰韩、辰国是怎么产生的，又在何时因何被马韩取代的呢？史料有所谓“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来适韩国”，*《通典》卷185《边防》一，“辰韩”条。显示辰韩勃兴建立辰国应该与大陆上秦国/秦朝统一活动有关。或者说，正是大陆上秦国/秦朝兼并扩张及苛法重役造成大量人口流移，推动促进了半岛南部韩地的族群分化和国家认同。韩地东部的这一部分族群在外来因素的激励下凝聚认同，之所以要自称辰韩，用与“秦”音近的“辰”作为名称把自己同韩地其他族群区别开来，甚至以“辰”为韩地共同体的国名，有可能就是想仿照秦朝作为，也在韩地推行统一，甚至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应对正在发生剧变的国际时局：半岛北部朝鲜王子孙“骄虐”，以及随后大陆上的秦统一。

然而我们看到，汉初(约公元前194年)被卫满驱逐的朝鲜王准南下据韩地时，当地已经是马韩人主政的国家即韩国，显然，辰韩在此之前已经被马韩所取代。因此可以认为，半岛南部辰韩主导的三韩共同体——辰国持续时间很可能与大陆上的秦统一“二世而亡”大致相当。前引《魏略》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朝鲜王)准，准乃置之于西方”，也就是说，秦末陈胜起事及随后项羽、刘邦的楚汉之争又造成了影响半岛社会与政治的难民潮。不过，避地朝鲜的难民并未就此完全安定下来，史料中说朝鲜王“准乃置之于西方”，显然还有未受安置继续向南流入韩国的。

据史书记载，此后还有几次流移之人大量进入韩地，并且都与辰韩有关。现在看来，史书中说辰韩“其言语不与马韩同”，显然是由于历史上多有难民进入辰韩之地的缘故；而辰韩“名乐浪人为阿残”，则因为大陆流民大多都是经由古朝鲜即后来的乐浪郡进入韩地，《三国史记·新罗始祖纪》甚至说辰韩六部源出“朝鲜遗民”，所以“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这些与后来兴起于东北内陆的高句丽源流完全不同。

方程ax2+bx+c=0(a≠0)的根⟺函数f(x)=ax2+bx+c(a≠0)的图象与x轴交点的横坐标⟺函数f(x)=ax2+bx+c(a≠0)的值为0时自变量x的值.

二、日本列岛古代所受难民影响

日本列岛接收难民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大陆，一个是来自朝鲜半岛。不言而喻，即使是大陆难民，也以经半岛前往列岛的情况居多。日本自古就有“渡来人”的传统，有日本学者提出：“根据考古学者的统计，弥生时代以后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的人数将近100万人，他们的确担任弥生文化和古坟文化的主体，文字也至少到飞鸟时代为止是由渡来人所写。现在我们要承认飞鸟时代以前的文化主体不是日本人(土著)而是渡来人”*见井上亘：《类聚的世纪：遣唐使以后》，收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驹泽大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第66页。。不过，“渡来人”中哪些属于战争或政治难民，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分析。这里仅举两例：

(一)“骑马民族”与日本成立

日本列岛古代不乏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马具与骑马风习，以至于江上波夫得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张承志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且一度盛行。当然，考古发现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间没有断层，使江上波夫的某些说法不能成立，*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收入氏著《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期古坟出现那些大陆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我认为，有关日本国家成立和大和统一，江上波夫从考古文物、记纪*指现存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话和历史背景三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只是把外来人群进入的作用解释为骑马民族军事征服仍然令人生疑。我注意到，江上波夫想要解决日本统一国家建立的问题，*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91页。却没有讨论日本太阳神崇拜及其由来，这明显是其研究的重大缺陷。近年我在从事中国中古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东部欧亚(East Eurasia)中古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族群，其崛兴毋须外族入侵的战争征服，而是经由代表人物的努力，借助外来宗教信仰(大多都受波斯文化影响)建构共同的祖先神话，选择编织新的历史记忆，以及神话最高首领和贯彻“正道”(实施善法)，从而突破既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完成新的族群凝聚，实现新的国家认同。我已经研究过存在这种现象的族群有突厥、吐蕃、回纥、契丹、蒙古*参拙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然而，顺着这一思路追索下去，我发现东部欧亚还有一些族群的历史也存在类似现象的痕迹，例如嚈哒、柔然、高句丽以及渤海、女真、南诏等；其实，列岛古坟时代中期的日本建国及大和统一也可以和这些历史现象予以同样认识。*参拙文《中古波斯宗教与东亚政治文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50—665页。

众所周知，日本所谓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裔孙，而天照大神就是太阳神。那么，日本的太阳神崇拜从何而来呢？江上波夫曾比较夫余、高句丽的建国传说与所谓神武天皇东征的传说，发现有三点相似：一是离国渡河或渡海，二是有鳖或乘鳖神人相助，三是高句丽始祖“父为天，母为河神女；神武也是天孙，其母是海神之女”，*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104—105页。于是推测建立日本的族群(天神族天孙支)来自朝鲜半岛，其渊源也许在于“东满和北鲜”即半岛北部甚至东北内陆。*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105页。其实，如果这一联想能够成立，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日本太阳神崇拜的由来。

据我研究，尽管史书历来以高句丽为“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但仔细勘比史料记载其始祖的内容，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同。最重要的变化是夫余始祖为传统的东夷“卵生”传说，高句丽则在此之外加上了“感日而孕”(“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的神话；*参《三国志·东夷夫余传》引《魏略》和《魏书·高句丽传》。《魏略》所述夫余始祖传说见于公元一世纪成书的王充《论衡·吉验》篇，又为五世纪成书的《后汉书·东夷夫余传》所承袭。而且高句丽始祖朱蒙宣称“我是日(之)子”即太阳之子，《好太王碑》中则作“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和“皇天之子”。尽管碑文没有提到感日而孕的情节，但“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这样的表述与《魏书·高句丽传》中“我是日子，河伯外孙”相应一致，可以认为前者即是后者的史料来源。因此，所谓“天帝之子”意即太阳之子，很有可能就是要宣示其不同于夫余而新接受的“日火崇拜”即波斯或古代伊朗文化世界所传之拜火宗教。

由于同样有把太阳神视为天帝的思想，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日本的太阳神崇拜传自高句丽，亦即来自中古波斯的拜火教。拜火教在这里也可以和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族群一样，起一种催化促进作用，它使得获取和掌握了外来发达文化的群体凭借改宗而突破传统、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推广统一。因此，所谓日本，最初应该就是指倭人中改宗了拜火教的群体——以太阳神崇拜为其勃兴之本。所谓统一，就是倭人诸国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的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所以统一完成以后，日本就成了统一的倭国大王(天皇)政权的名称。联想到前述高句丽《好太王碑》中“天帝之子”=“皇天之子”=“日(太阳)之子”的表述，可以认为，天皇一名就来自天帝+皇天的二位一体，以此宣示他是太阳神下凡或说是其子孙。可见日本的国名、帝号都与太阳神密切相关，其起始也应该与该国开始崇奉太阳神的时间一致。

那么，日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宗奉太阳神的呢？专家的研究认为：“征服诸小国，统一倭国的事业，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这是经历了(倭王)武的祖父辈讚、珍两代倭王才完成的艰巨事业”，*沈仁安：《倭国王武上表文考》，收入上引《日本史研究序说》，第174页。也就是说主要是在应神和仁德两代天皇时期实现的。*“据日本学者的比定，倭五王相当于记纪中的以下天皇：济=允恭，兴=安康，武=雄略，对此看法一致；讚=应神或仁德或履中，珍=仁德或反正，各说不一。……尽管倭五王的比定不一，但从倭五王的世系和相应的天皇世系看，五世纪时已确立了王位世袭制”，见沈仁安《略论倭国大王政权的性质》，收入上引《日本史研究序说》，第164—165页。并请参坂本赏三等监修《新选日本史图表》，东京：第一学习社，2002年，第13页图版19。“应神天皇的年代大约处于五王*这里的五王指中国正史记载东晋南朝时期相继遣使来朝的倭五王：赞/讚、珍/弥、济、兴、武。时代和古坟时代中期的初期，是实在性很强的人物。”*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143、148页。统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的铭文所示，已被地方的王尊称为‘大王’——诸王中最大的王”*井上清著，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日本历史》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33页。。所以我认为，日本正是在这时候(四、五世纪之交)应国家统一的需要，为了进行族群凝聚和强化国家认同而开始其太阳神崇拜的。所谓此前的始祖神武天皇及其东征活动等等，不过是为了神话应神天皇及其统一活动而编造出来的，*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148—50页。正如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为了神话自己父祖的统一活动而编造始祖聂赤赞普以及后来止贡赞普的类似业绩一样。*参拙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第二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5—47页。

江上波夫把日本的建国过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第一次建国)是从朝鲜半岛移居北九州，主角是崇神天皇；第二个时期(第二次建国)是从北九州挺进畿内，主角是应神天皇。*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106—109页。但据研究，“记纪中的宫廷‘物语’(故事、传说)，应神天皇以前神话、传说的色彩很浓，以后则似有一定史实作为依据，因而可信成分增加”。*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143、148页。所以，所谓崇神天皇的事迹不能完全指实，*传说崇神天皇至应神天皇传五世，约360多年。应神天皇以前的时期只能是太阳神崇拜由半岛传入列岛进行传播的时期，还谈不到日本的建国。考虑到这一信仰崇拜来自北方的高句丽这一情况，可以认为，将太阳神崇拜传入列岛的是来自高句丽而沦落半岛南部的难民群体。*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134页以下提到五世纪应神天皇时代主要以集体移民方式前往日本的归化人，却没有讨论他们和日本国家建立的关系，值得研究。

有意思的是，四、五世纪之交正是高句丽历史上最以武功著称的广开土王(即好太王，374—413)活跃时期。在执政期间(391—413)，广开土王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对外扩张战争，并屡获胜利，开疆拓土，因而谥号为广开土王(全称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据现存于中国集安的《好太王碑》记载，此王在位时期，倭人在半岛的活动主要有：391年，倭兵渡海，进攻百济和新罗；393年5月，倭兵围攻新罗金城，与此同时，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与新罗结盟，进攻百济；397年，百济与倭结盟，以太子腆支为人质；399年，倭进攻新罗，“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400年，高句丽派步骑五万救新罗，倭方撤兵；402年，新罗王欲与倭通好，以勿奈王子未斯欣为人质，但倭仍不断侵扰新罗国境。*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页。活动这样密集，倭人很有可能将高句丽战俘和难民带回列岛，其太阳神崇拜于是传播开来，为大和政权中以应神天皇为首的河内贵族集团所利用*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146—148页。，藉此凝聚群体，建立日本，推行统一。

(二)白江口战后的“归化人”与日本文化

7世纪70年代，半岛东部的新罗为了一统三韩故地，先是招请唐朝援兵攻灭半岛西部的百济(660年)，随后又和唐军联兵在白江口之战消灭了援助百济复国的倭国海军(663)。668年，为了收复被高句丽占据的百济故地(所谓“高句丽南境”*高句丽好太王曾两次南征百济，“结果使当时百济的北部地方——今天的黄海(南)道南部地方和京畿道北部及西部沿海地方，变成高句丽的领土”；其子长寿王又于“475年，以三万兵力打退了百济与新罗的联合部队，占领了百济首都汉城”，百济被迫南迁都城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见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著，王建等译《朝鲜全史》第三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36、191页；参拙文《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第42页。)，新罗又协同唐军消灭了据有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八年(668)“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虏高句丽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谒先祖庙，告曰：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步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之。”高句丽之灭标志着半岛上统一新罗(668—935)的成立，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其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第72页。

然而，这些战争造成的百济、高句丽难民，有很多流入了日本列岛。白江口战败，倭国扶立的百济王扶余丰脱逃投奔高句丽，*中国史料只言脱逃，无具体去向。此据《日本书纪》卷27，天智天皇二年(663)八月己酉(28日)条：“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丰璋即扶余丰。《旧唐书·刘仁轨传》说：“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日本书纪》卷27天智天皇三年(664)三月条记载：“以百济王善光王等居于难波。”很可能就是逃走的百济王子扶余勇及其属下，避难倭国并为其所利用。*森公章：《‘白村江’以後——国家危机と東アジア外交》，东京：讲谈社，1999年，第159—163页。据该书记载，此后两年倭国还有几次安置百济难民的措施。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倭王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加上亡国后逃奔倭国的百济难民推波助澜，就造成了作为战败一方的倭国的紧张反应。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使贵族集团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危及列岛的安全。据《日本书纪》记载，664年5月，唐朝百济镇将遣郭务悰出使倭国。12月，郭离开后，倭王便下令在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并在筑紫国造水城。第2年8月，又在筑紫国造大野、基肆两座山城，以防唐军侵袭。667年11月，唐使司马法聪抵倭。不久，倭国即在对马岛造金田城，甚至在濑户内海沿岸设置烽火，建屋岛、高安等城。据研究，这些防卫设施很多就是由百济难民设计建造的。*森公章：《‘白村江’以後——国家危机と東アジア外交》，第167—168页。668年唐朝与新罗共灭高句丽，于是盛传唐朝将出兵倭国，倭方一面派河内鲸出使唐朝探听虚实，一面坚固高安城等。天智天皇就是在这种惶恐的国际环境下，积忧成疾而去世的。*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第33—34页。

无论如何，百济王统虽然从此在半岛上断绝了，但在日本列岛却作为“百济王室”流传了下来，形成了列岛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群体，*森公章：《‘白村江’以後——国家危机と東アジア外交》，第160—161页，表6“亡命百济人的动向”。甚至在奈良时代出现了很多百济官人。*井上亘：《虚伪的“日本”——日本古代史丛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5页。作为难民，他们在日本历史上的作用和东亚地域史上的意义，还值得作更多细致深入的研究。总而言之，“日本古代归化人作为文化的基础和推进者对大和的发展起了莫大的作用，其中他们的巨大功绩，是把汉文汉字传给了日本。以汉字表达日本语的训读方法，当然也主要是他们推行的，这一点大和朝廷也有记载。在国家统治中，为提高文化而发挥的文笔的作用，应当认为是功不可测的。就像粟特人教给突厥人粟特文，创制突厥文字和乃蛮的塔塔统阿教给蒙古人回鹘文字，以及西藏高僧八思巴为蒙古创制八思巴文字一样，汉字引入日本有着极大的文化和政治意义。还有，古代日本的归化人还带来了如纺织品、陶瓷、铸铜、冶铁、土木、建筑、雕刻、绘画等大陆系统的高度技术艺术，以及中国的古典思想、佛教；在大和朝廷的支持下，把它们移植到日本并使之成熟。这一点，必须看到乃是日本最初的高度文明——后期古坟文化的开创与普及的伟大动力。他们就是这样，开辟了直接走向灿烂的飞鸟、奈良时代的佛教城市文明的大道，并为以后一千几百年日本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140—141页。

三、东北内陆的难民潮及其影响——以契丹勃兴为例

前面讨论了古代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历史的难民潮。其实东北内陆古代历史也受到难民潮的很大影响，只是学界过去不太从这样一个视角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这里仅以回鹘汗国崩溃推动契丹勃兴为例作一试探。

公元840年，在漠北蒙古高原立国近百年的回鹘汗国因内部变乱，天灾疫病流行，在同邻部黠戛斯争斗20年以后终于被其击溃解体，部众云散星奔，形成了向南、向西逃离漠北的两股难民潮。西迁的回鹘后来分别成为中国西北裕固族和维吾尔族的先民，学界另有专门研究。*参拙文《回纥的文化成就》，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之光》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0—265页。本文主要谈南迁回鹘难民的历史影响。据研究，回鹘南迁按时间先后分为两支：汗国破灭，约在开成五年(840)七、八月间，随即就有特勤嗢没斯(九部)及宰相赤心(五部)等先行率众南下，进抵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东岸赛胡同一带)塞外。“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旧唐书·回纥传》。于会昌元年(841)二月南下，十一月到达天德附近。两支难民合计27部，以每部约万人计，总人数不下27万；加上自行南下的溃兵散卒，最初流落漠南的回鹘难民约有30万人之多。*参艾尚连：《回鹘南迁初探》，《民族研究》第4期，第42—43页。几经冲突打击，这些回鹘难民多数都被唐朝政府在沿边各州就地安置，因俗而治(继续游牧)，后来就融入了当地族群；部分战俘则南迁塞内甚至配置江淮。*参艾尚连：《回鹘南迁初探》，《民族研究》第4期，第43—44页。造成麻烦且影响较大的是乌介可汗统领的十三部。*唐朝处理南迁回鹘难民的政府文件集中见于当时宰相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中，近人岑仲勉又将有关文件专门辑注为《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见《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2—461页。

涉及乌介所领回鹘难民去向的主要是《旧唐书·回纥传》中的这一段：“会昌三年(843)，回鹘尚书仆固绎到幽州，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乌介去幽州界80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军。是夜，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营，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不及将太和公主同走。丰州刺史石雄兵遇太和公主帐，因迎归国。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847)诣幽州降，留者漂流饿冻，众十万，所存止三千已下。乌介嫁妹与室韦，托附之。为回鹘相美权者逸隐啜逼诸回鹘杀乌介于金山，以其弟特勤遏捻为可汗，复有众五千以上，其食用粮羊皆取给于奚王硕舍朗。大中元年春，张仲武大破奚众，其回鹘无所取给，日有耗散。至二年春，唯存名王贵臣五百人已下，依室韦。”有关其中史实，早年王国维撰《黑车子室韦考》*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年，第623—628页。做过很好的考证。据研究：这里的金山指今辽水(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上游，亦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地区；奚王的居地(牙帐)在今赤峰市南(唐饶乐都督府所在地)；*奚王牙帐饶乐府本在潢水(西拉木伦河)北岸今林西县西樱桃沟古城，开元年间为契丹所夺。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5册，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第1737—1744页。据《契丹国志》之说，“七姓室韦”即分布于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高荣盛：《乌介可汗“走依和解室韦”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 1992年第2期。而“和解室韦”据考则为黑车子室韦即七姓室韦之一部。*张久和：《黑车子的史实和相关的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 1997年第5期。这样看来，这支由可汗带领包括“名王贵臣五百人”的难民队伍主要流亡散落在后来的契丹勃兴之地——所谓平地松林一带。*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五代十国时期全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82—83页。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记载有关契丹始祖的“青牛白马”传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今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我曾经撰文考证上述传说并非就是原本，而很可能是在阿保机时代与回鹘摩尼教文化进行了整合的结果。*见拙文《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4期。现在看来，这一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契丹勃兴的地理、历史背景，即作为母系的回鹘人(述律氏/萧氏)自平地松林由西向东移徙，同时作为父系的契丹人(迭剌/铁勒部的耶律氏)自马盂山(努鲁尔虎山西端)由南向北发展。双方相遇结合，为契丹勃兴带来了契机。上述回鹘难民群在可汗死后于848年左右溃散，而耶律阿保机取代契丹遥辇氏称汗是在907年，双方结合产生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不到六十年。如果考虑到耶律阿保机872年才出生这一情况，契丹勃兴过程显然更为短促。

我认为，九世纪中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汗国崩溃，大批回鹘难民进入契丹社会，给契丹族群注入了新鲜血液；回鹘所奉摩尼教的传入，则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耶律阿保机即以结亲取得回鹘人(很可能把持着商业)的支持，并藉其摩尼教神话自己，从而得以突破传统，进行革命，建立国家，实行帝制，改写了契丹人的历史——建立辽朝政权的哈喇契丹实际是以耶律氏为代表的契丹人和以述律氏为代表的回鹘人以摩尼教为工具认同凝聚的新的政治共同体。宗教及文化交流往往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季羡林：《商人与佛教》，收在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91—207页；并请参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50—52页。唐代后期，回鹘人(包括认同回鹘汗国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实际上已经大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参《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07页以下；《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第6120页以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阴山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4—260页。汗国崩溃以后，回鹘人并没有马上融入变成游牧的契丹人，他们在相当一段时期还作为不同的群体存在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回鹘商业文化对契丹社会发生飞跃变革的影响也值得专门研究。传统的说法认为契丹是农牧二元社会，然而，二元之间有赖商业联系，因而很可能是农、牧、商三元社会，即相当一段时期的汉人及渤海农业、契丹牧业、回鹘商业*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1、93页。三足鼎立。诚如是，基于“二元社会”说的一些理论如“征服王朝论”等就有必要重新探讨。

从东北亚地域史的角度看，契丹国家建立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把中国的东北、华北整合到了同一个政治实体之内，*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5—341页。从而改变了东北族群的空间发展方向，开始了北狄诸族相继入主中原、进而融入中原社会的千年历史进程：契丹走出草原东向发展，在拉动改变东北族群空间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在大漠草原上留下了政治空档；继起的由女真建立的金朝在草原上修界濠，基本上就是以大兴安岭为界，*参拙文《隋唐五代燕北地区的民族迁徙与分布——2000年暑期考察的初步报告》，收在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430—431页。这就给欧亚草原上最东边的游牧民族——唐代北狄之一的室韦、后世的蒙古提供了崛兴的历史契机。蒙古是第一个统一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它在东北把中原文明一直引到了黑龙江下游入海口附近的奴儿干地方，明朝继之。*杨暘、袁闾琨、傅朗云：《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于是，唐以后中国古代政治史千年演进的最后一幕——满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机就成熟了。

结 语

以上从难民视角考察东北亚地域古代历史涉及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10世纪约两千年时长。通过这一特定视角的历史考察，目前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难民问题或难民潮主要表现为逃避战乱的人口跨境流移寻求生存和由此而来的种族文化关系冲突调整，因而基本上发生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当前东地中海的西亚、中东和欧洲间的难民潮是如此，古代东北亚地域大陆、半岛和列岛乃至蒙古高原和东北内陆间的难民流移也是如此。

2.难民问题和难民潮都是由于战争动乱产生的。不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时指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人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页。除了蛮族征服外，马、恩还提到了殖民活动的情况。我认为，本文研究的这些古代东北亚地域难民潮也可作如是观，也起到了文明文化交流推动历史演进的作用。

3.然而我们知道，历史上发生战争造成难民潮的情况很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却较少；而且本文研究的这些难民潮都是单向流动，明显是由文明文化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应该是这些难民潮起到积极社会作用的重要原因。这与当前西亚中东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情况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

4.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正确了解东北亚地域历史和本地域各地区、各族群、各国关系史，摆脱神话传说和错误观点(三韩=三国、骑马民族征服等)的影响，深入开展人文交流，促进理解和包容。从本文的视角看来，东北亚地域的文明文化共性(如“汉字文化圈”)是经由长久历史形成的，值得本地域各族各国倍加珍惜。因为共处同一地域，历史、地理、文化关系特别密切，地域内各种利益相关，更要慎重处理相互关系，尽可能和合共存、和衷共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以维护本地域各国的共同利益，正确应对文明冲突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各种挑战。

(责任编辑：董灏智)

2016-12-10

王小甫(1952-)，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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