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侨墟与侨乡经济近代化转型

2017-03-11龚礼茹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2期

关键词：台山

龚礼茹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广东深圳 518000)

台山侨墟与侨乡经济近代化转型

龚礼茹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广东深圳 518000)

侨墟是近代中国的独特产物。通过将台山侨墟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扩展的背景中，从市场商品结构、航海贸易、地方金融、商人组织、市场体系五个方面考察近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关系。

台山；侨墟；市镇；侨乡；乡村近代化

一、引言

自15世纪航海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世界最终形成了以欧洲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体系。[1]欧洲资本主义不断扩张，在这一扩张之中，白银的流动使得中国融入了世界。①有学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分化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受帝国主义刺激而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商埠、城市；另一个是没有受到此刺激的乡村的“传统经济”。[2]这一观点将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割裂开来，事实上，乡村地区尤其是沿海的乡村地区，深受世界经济的影响。15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就是通过沿海城市深入广大农村腹地，仰赖广大乡村市场为他们提供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力资源等。因此中国乡村经济在近代发生了转型。本文将台山侨墟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扩展的背景中，从市场商品结构、航海贸易、地方金融、商人组织、市场体系五个方面考察台山侨墟与侨乡经济近代化转型的关系。

二、台山侨墟的形成

台山，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始分立新宁县。台山位于广州府珠江口西南侧，面临南海，沿海岛屿众多，自古以来便是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万历《广东通志》称：“铜鼓海，在上川之左，诸夷入贡经此。上川之右曰小金门海，诸夷入贡遇逆风则从此入。寨门海，在海晏都，去县西南二百五里，接源横山滘，末流从放鸡江，大而且深，是为番舶往来之冲。”[3]65外国船只的到来拉动了沿海边民的形成。据称，海晏镇横岗墟是台山最早形成的墟市之一。宋末立墟，每旬逢五、十为墟期，有“墟乸”之称。[4]

鸦片战争后，广州由全国唯一的商贸中心变成区域性的商业中心，珠江三角洲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瓦解，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奴隶制的废除、美洲地区兴起淘金热与铁路修建狂潮，使得廉价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市场的需求。在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共同作用下，广东尤其是四邑地区(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出现了一股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沃勒斯坦对这一移民现象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他认为,跨国移民现象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周边外围国家和地区扩展,使得周边外围地区融入日益统一的全球经济。[1]27台山是珠三角人民最早出洋谋生的地区之一，台山地区的劳动力得以从农业中脱身出来，劳动力资源以出口商品的形式进入世界市场；同时，出口的劳动力资源以侨汇的形式流回地方市场。光绪《新宁县志》:“自红匪、客匪构乱后，适洋务大兴，壮者则走外国，四野芜积，近年颇藉外洋之资。”[5]328民国时期，民间素有“四邑侨汇冠全粤”的说法，而在四邑之中，又以台山侨汇数额最多，据《台山县华侨志》记载，1946年广东全省侨汇为49 500百万元法币，其中台山侨汇为24 600百万元法币，占据全省的49.7%，足见台山侨汇数目之巨大。[6]丰厚的侨汇滋养了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台山墟市发展发生了深刻变革，墟市规模扩大并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直接关联，推动了近代墟市的出现。为区别于传统墟市，台山近代墟市以“侨墟”相称更为妥帖。

三、台山侨墟与经济近代化

(一)市场商品结构

台山的地形滨海平原、山地、丘陵相结合，其主要特点是多山多河流，山地丘陵占台山县面积一半以上，河流有潭江、台城河等，河流总长达216公里。地理条件决定台山的农业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是珠江三角洲重要的蔗糖和豆油产品输出地，“吾邑土腴候燠，种蔗制糖，种豆制油，咸得其宜。溯本邑三十年(即1900年)以前，农产物以豆蔗为出产之大宗，故油糖二类，为有名之输出品。”[7]清光绪《新宁县志》载：“甘蔗，土人以为糖，岁计值万金。土豆，落花生也，土人以榨油获利最多。”[5]342此外，由于台山南部临海，海岸线延长，因此南部渔业和养蚝业较为发达，“广海上下川各处，多以捕鱼为业。海宴一带，多以务农为业。那扶一带，多以养蚝为生。”[8]经济作物的商品化促进了本地商业的发展，墟市迅速增加，但相对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而言，台山的商业经济并不发达，“境内多山，海禁未开以前，不过山间僻县，声名人物，远不敌他邑，土瘠民贫。”[9]本地生产的商品主要是满足本地的需要，1913年《新宁杂志》12期载：“在咸同以前，最为闭塞，是鄙俚之县，盖交通不便，人皆闭关以自守也……上下新宁之界限，割划如鸿沟，凡所有出产之物，只在产地为销售。而非产地者，则不但无其物，且不识其名，偏估之弊，殆天地所以界别区域者欤”。

随着出国青壮年乡民的增多，本地农业减产，无法满足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导致台山墟市的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海禁未开以前，农业较为发达，如茶糖油等类，每年输出颇多。自海禁开后，壮年多赴海外谋生，农田之利渐衰。”[8]19世纪末,全县“岁入粮食 , 仅支半年”[5]328，因此粮油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粮食主要是来自粤西高雷琼廉、广西或东南亚的泰国、越南等地，“新中国建立前，台山是缺粮油县，需从邻县、省外、国外(主要是泰国，时称暹罗；越南，时称安南)大量购进粮食；食用油则从山东省和香港购进花生油。因此，粮油生意兴旺不衰，但多为地主、资本家、奸商所垄断，从中渔利。”[10]41除了粮食以外，其他日常用品，如丝织品、木材、生活用具、五金货料，一般是来自珠三角地区、西江流域等。“丝绸衣裳是台山女性侨眷喜爱的服饰和富裕的标志。民国时期，台城的棉布、丝绸多从苏州、杭州购进。”[10]40“内地铜铁货品，莫非自香港、广州、佛山等处贩运而来。”②“本邑所需木材，均购自西江北江，虽寻常所需日用薪料材炭，均来自别县，价格异常昂贵。”[7]根据1946年政府统计资料记载，出口商品主要以产自台山广海、上下川岛的水产品(海鱼、蚝、虾)及其加工品为主，其次是熟盐和甘蔗等，运销广州、两江及内地。[11]可以看到，台山的自给自足状态被打破，进口货物远超过出口货物，极度依赖于外地市场。

在传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台山墟市的商品能够满足本地生产生活的需要，商业经济并不繁荣；但是近代以来，台山逐渐形成了一个外购内销的商品市场，商业经济发展繁荣起来。

(二)航海贸易

明清国家实行朝贡制度，限制民间与沿海国家进行私人贸易，时广东贡舶贸易主要在沿海澳口进行 ,其中台山广海、望峒、奇谭成为外国船只停泊、避风、进行淡水补给的海澳，台山沿海成为远洋航行贸易的重要一站。明嘉靖广东监察御史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曰: “查得递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六坤洲与满剌加、顺搭、占城各国夷船 ,或湾泊新宁广海、望峒 ,或新会奇潭 ,香山浪白、濠镜澳、十字门,或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12]外国船只的到来促进了沿海边民的民间贸易，使得台山“地处边陲，南通巨海，颇有鱼盐之利”[5]327，但这种远程航行贸易与台山内地市场并无直接联系，而是来自广州的商人前来台山的海岛与外国商人进行直接贸易。方济各·沙勿略在 1552 年 10 月 22 日致满剌加佛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父的一封信中写道：“迪奥戈·佩雷拉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无恙地来到了 Sanchoao 港。在此，我们遇到了许多其他商人的船只。Sanchoao港距离广州 30 里格。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13]Sanchoao指的是台山的上川岛，是沙勿略在中国传教的一个据点。这一远程贸易是朝贡贸易的补充，台山本地商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因此台山市场没有在此贸易中获取资本积累，也未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繁荣发展。尽管如此，这一远程贸易仍然让台山沿海地区获利颇丰。随着澳门开埠、广州“一口通商”制度的确立，台山与外国的远程贸易逐渐衰落。

民国时期台山开辟了“西江—江门—广州—香港/澳门”的定期航线，“公安运输公司，西江货物，装运港澳。各埠运输站：长洲新□路，广海十三行，澳门麻子街，都斛海炉路，斗山□□街，台城南堤路，新昌东河路，肇庆新□墟。启者：本公司领接环运输车货已数年，向□各埠殷商备感满意。今为响应客属便利起见，特加发港澳广达西江货运航线，快捷安妥，联络迟密。”[14]藉着这几条条航线，广东的高雷廉琼、肇庆，以及广西、贵州等地不仅成为台山的广阔腹地，而且可通过台山航线将农产品等货物运销至港澳地区，而经港澳地区转运的洋产品也可深入运销到内地。民国时期的报纸曾刊登了一则对广海的介绍，称：“西北江滇至湘桂商人来广海运货者，络绎不绝。……入口货物，以电油、火水为大宗，夫如生抽、面粉、黄蜡、火柴、布匹、棉花、药材、鱼类、咸鱼亦由此运入。各商人由港购□货物，闻以市面上货物需求按季节应市为选择。出口货物，广海既为进口货物转口之地带，而本地物产不丰，出产货物甚少，而在□□□□□转运而来，牲口如猪鸡鸭等，与鸭毛、牛皮。植物类如蒜头、竹等，于则甚少。过去有金、银、橡皮等的输运，今在通缉下，似已遮掩。”[15]可以看到，来自西南和中南地区一带的货物沿着西江将货物运送到台山，除了在台山地方进行销售外，还出口到香港、澳门地区；外地商人又借台山输出产品之便，引进外省及港澳和海外的商品。

台山侨墟将周边和内地农村的剩余农产品吸纳到与香港航海贸易的交换体系中来，这一过程直接刺激了跨地区的贸易往来，使得台山不仅成为周边地区剩余产品的销售市场，同时还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货物消费和转运中心。

(三)地方金融

清末以来的广东，一切进口货物皆用港币结算，因此，一个买卖外币的市场应运而生。华侨热衷将外国赚取的金钱寄回台山，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汇率的差价赚取更高的利润。民国二十年(1931年)《台山县政公报》刊发“省府陈主席巡视台山对学生之演说”，曰：“台山每年由美汇归四五千万，去年最多，为一万万四千万，增至二倍。这不是生意好，有钱赚，主要是金贵银贱所致。在美之富翁，所以从外源源汇金回，一元可找四五元，故才有此数。”[16]侨汇的进入促使台山货币流通发生了重要变化：即进口银元/纸钞货币化职能的增强。华侨带入了外国的金币、银元、钞票在市场流通。由于华侨出洋回国必先取道香港，鉴于本国货币紊乱和信用不可靠，华侨通常将在外国賺取的货币兑换成港币，存贮在香港的银行或银号，以便需要时提取；或直接携带现金港币回台山市场进行消费。《台山金融志》载：“民国时期台山县的外国货币主要有港币、美钞、英镑、加币、葡币、菲币、澳币、缅币、星加坡币、印度卢比、瑞士法朗、德国马克……等等，其中以港币和美钞的数量最多，但是在市场上交易流通的一般以港币为主。”[17]港币成为台山一个重要的支付和贮藏手段，使得台山地方经济与香港金融体系紧密相关，“近来邑城和各市商人，以金融动荡，不但拒用四万以下小钞，并且将物价提到百分百或百分五十，以港币为本，各项订工取料，莫不以港币为交易，尤以三埠为甚。”[18]港币与台山市场紧密相连，一旦港币出现波动，台山市场立刻引起强烈反应，“外币高潮台城急起于弍月拾壹、弍三等日港币狂起，百物也狂起，茶楼加价，米每担五万高至六万起，香云纱、花布、生油香烟等加价。五日港纸下降，货币略降”[19]。

另一方面，由于台山经济比较稳定，市场渐趋繁荣，许多商贾来往于省港澳江门三埠西江各地采购推销货物，出入频繁，路途携带货币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因此华侨存款和区域贸易的需求催生了台山现代金融业的兴起，使得台山的兑换业发达，各种兑换机构遍布于城乡每一街道角落。台山兑换业的机构主要有银行、银号、商号、信托等，主要经营货币兑换、金银外币买卖、接驳侨汇、办理存款放款汇兑等。民国时期台山有7间银行；而银号和商号等兑换机构则遍布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墟市，由一个家庭单独经营，或由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族、同村或同县的人员合作经营，依靠的是个人或家族在乡亲中累积起来的信用。

台山侨墟金融市场的发育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是侨乡经济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主要特征之一。台山现代金融具有自主性，并不是外国列强强行植入的结果，而是侨墟发展形成出现的结果。台山地区的华侨汇款呈现出与国内其他地区迥然不同的特色，台山侨墟的金融业异常发达,且深入乡村。

(四)商人组织

明清时期台山商人的特点是“商喜近地贩鬻，挾赀而游苏杭入燕鲁者盖少”[5]326，并没有形成较大的特色群体。而清末民国台山侨墟的贸易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个人贸易商，台山当地称为水客或“巡城马”，即以独资的形式为基础进行贸易经营。“黄百记，专带台城广州华洋货物。鄙人专做巡城马业务，迄今已历三十余年，借代台城广州来往货物，交收快捷妥当。惠顾请照下列地址洽商。广州市光复中路一八八号。三埠和记省渡。台城城东路一服洋装店、台西路连安香烟店和大同日报。”③二是华侨集资成立股份制公司进行经营。台山侨墟市场与著名转口城市如广州、香港的市场联系密切，股份制公司在提供各类基础服务的同时包办贸易，“中美贸易公司，总公司设纽约，广州分公司设丰年路295号，上海广州设通讯处，本公司在纽约注册纯属侨资。中美贸易、经营地产、建筑房屋、代客买卖、监理信托、书信汇款、产业收租、儿女入学、英文翻译。董事长：黄传崽；总监督□□□总经理□□□，经理□□□副经理□□□业务主任□□□稽核□□□”④。

上述两种虽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却有一个共同特征：作为中间人从事活动。它们通过独资或者是股份制的形式组成“代理行”，主要充当香港、广州和内地商人的代理人，从商人那里收取货物，代为销售，抽取佣金。代理行为委托人提供商业交易所必须的一切服务，代理汇款、书信收寄、办理货运、保管财产货物、日常服务等等。由于代理行从事的业务活动承包了个人的一切需要，因此人们对代理行的信誉要求极高。传统社会形成的宗族纽带、地缘纽带成为代理行得以发展的必要基础。正因如此，台山没有形成一个垄断性的商业组织，而是依靠市场自由竞争，各个侨墟都允许有自由发展的空间。

(五)市场体系

施坚雅将中国市场划分为基础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三大系统，强调市场是构成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必要因素。[20]明清时期台山的墟市都称为“墟”，主要是服务周边村落，满足小农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每一个墟市与周边乡村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如“归化坊墟，在县城西门外；潮境墟，在德行都潮境甲。上泽墟，在锉峒都上泽栅。”[3]56可见，每一个墟市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小经济单位，每一个基层集市与上一级市场并没有更多的联系。

近代，由于外地商品的流动以及水陆交通条件的改善，台山侨墟繁荣发展，并形成了以台城为中心的侨墟市场体系。从1924年颁布的《台山物质建设书》对于台山几大墟市的改造，便能清楚知道各大市镇在施坚雅所划分的市场体系的地位。台城作为台山县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文教中心、交通中心，是台山最发达的地方性市镇。据民国政府统计资料，1946年，台城拥有商店1236家，其中饮食店299间，衣着店162间，生活供应149间，医药卫生 115 间，金铺 91 间，粮店87间，家私用具65间，文化用品33间，五金店料32间，旅店 30 间，私人银号 27家，建筑材料店16间，其他1452 间。[11]足见台山商业之繁荣。

新昌埠和斗山埠因处于新宁铁路的终点站和起始站，因此在市镇中较为发达，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的地位。“新昌埠，位于邑之西北隅，扼内河之咽喉，与荻海埠及开平县县属之长沙埠，隔海对峙，鼎足而立，河水颇深，有小轮船通行，为全邑商务之中心。斗山埠，居新宁铁路之终点，扼下三都之咽喉，旁有新建之蟹岗埠，临河带山，外有轮船通香港澳门及高雷廉琼，内有轮船通端芬广海海口，为下三都商业之中心，可称邑属第二之商埠。”[7]而荻海埠、新昌埠、斗山埠、海口埠、大江市、端芬墟、都斛市、白沙市、三合墟是它们所属行政片区的最重要市场，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处于中间地位。

台山侨墟形成以台城为中心，新昌、斗山为中心市场，下接荻海、公益、大江、三合、都斛、广海、端芬九个中间市场，每一个中间市场又连接大大小小的基础市场，从内到外，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贸易格局。

三、结论

近代台山华侨的出现和侨汇的形成，为侨乡近代经济的转型创造了条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台山侨墟市场商品结构转变、航海贸易的形成、现代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建立、新式商业组织模式、商品市场的连接等，都反映了台山侨乡经济近代化的趋势。郝延平认为，“中国和西方商业发展的一个显著差别是，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主要是自然的、自发的进展，而在近代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主要是由西方列强所强加。”[21]但台山侨墟贸易的发展表明，它的商业发展不是外界强迫的，而是华侨主动性发展建设的结果。侨墟通过外币的使用建立现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与香港连为一体，台山金融进入崭新时代。通过海洋贸易，侨墟将香港与内地联系起来的同时，维持本地与周边内地农村的共生关系，内外市场连为一体，原本处于珠三角边缘地区的台山墟市透过层层的经济关系，建立起以台山为中心的“香港—广州—西江及西南内陆—高雷廉琼”的华南市场体系。该体系处于香港与内地市场的贸易链条之中，向中国南方辐射，覆盖各大农村市场，从内到外，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贸易格局，使得台山成为中国乡村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一个交互点，担负起华南沿海及其腹地的贸易承转功能。

注释：

① 如林满红通过对19世纪中国的白银研究，认为白银在中国这个大经济体扮演重要的通货角色，因此中国早在1842年以前就已经深深卷入外部世界之中。参见林满红著：《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 陈炯言，《新昌埠铜铁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会陈炯言呈.钧府训令实字第四十号开》，台山档案馆藏。

③ 佚名，《黄百记》，台山档案馆藏《大同日报》，1928年1月15日第一版。

④ 佚名，《中美贸易公司》，台山档案馆藏《大同日报》，1928年1月15日第4版。

[1]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 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M]//侯继明.外国投资和经济现代化(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50.

[3] 陈元珂.明嘉靖廿四年台山县志[M].重印版.台山县志编辑部，1991.

[4] 《台山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台山百科全书[M]. 中国县镇年鉴社出版部 , 2008:53.

[5] 何福海，林赓国.新宁县志[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

[6] 台山县侨务办公室.台山县华侨志[M].台山县侨务办公室,1992:241.

[7] 谭铁肩．台山物质建设计划书[A].1929，台山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