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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联理论看文化信息在俄汉翻译中的传达
——从“洪荒之力”的翻译谈起

2017-03-11廖红英

外国语文 2017年4期
关键词:洪荒之力原语译者

廖红英

(西南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1120)

从关联理论看文化信息在俄汉翻译中的传达
——从“洪荒之力”的翻译谈起

廖红英

(西南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1120)

关联理论自产生以来极大地影响了语用学,特别是认知语用学的发展,被广泛运用于翻译研究,成果颇丰。将这些成果运用于俄汉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关联理论视角下对翻译的认知至少在确立和运用语用原则、避免过犹不及、确立和运用适当调整原则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关联理论;关联性;文化信息;传译

在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中国游泳小将傅园慧面对记者提问语惊四座,一句“我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使“洪荒之力”这一成语迅速走红大江南北,中外媒体,特别是俄罗斯媒体对“洪荒之力”的译文更是引起了翻译界的热切关注。如俄罗斯新闻报道:“Я могу плавать так быстро? Я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а! Я раскрыла весь с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все свои силы”*https:∥lenta.ru/news/2016/08/09/amithatfast/(我可以游这么快吗?我非常满意!我发掘了自己的全部潜力,尽了全力);中国网俄语频道的报道中出现了“Я первобытные силы применила!”*http:∥russian.china.org.cn/exclusive/txt/2016-08/17/content_39106131.htm(我使出了原始的力量);新华社俄语报道中用了“Она рассказала журналистам, что раскрыла весь с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в ходе состязаний и осталась более чем довольна результатом. ”*http:∥russian.news.cn/video/2016-08/11/c_135586602.htm(她对记者说,她在比赛中发掘了自己的全部潜力并对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满意)。

其实,不论是“洪荒之力”译为раскрыла весь с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все свои силы还是译为Я первобытные силы применила,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但是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就不能不深入探讨何种译文更佳。因为“洪荒之力”的翻译已经触及俄汉翻译的一个根本问题:原语符号文化信息的传译。

“洪荒”一词来源于中国古代神话,指“混沌、蒙昧的状态。也指远古时代”(辞海,1999:672);“洪荒之力”,“可以理解为是天地初开之时这种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http:∥baike. baidu. com/link?url=y WzCQ7kVj W4U6fvGBhyAz-8MH7ABWBhyB3iNoq4y AhBrd6ZY_DrRDJbC-6Hx1Ak0x8h LFjZchVcKYUblINR 19gBHjsy Y2Cie8Qq BEZ7YX8 DBaCC79cmq NIvhgxESUiy3。显然不论是把洪荒之力译为раскрыла весь с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все свои силы还是译为Я первобытные силы применила,都没有把这一说法的文化伴随意义表达出来,译文还有进一步斟酌的空间。

俄汉翻译既是两种言语之间的转换,更是跨文化的交际和交流。由于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以及语言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因而突破文化障碍是俄汉翻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文化障碍的突破程度往往成为决定译文质量甚至成败的关键。而俄汉翻译中的文化障碍的突破又具体表现为在翻译中对言语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准确理解和表达。

言语中的文化信息主要指言语符号所包含或折射的民族文化映像或者说是文化伴随意义。从结构层次看,文化信息可分为物质文化信息,行为文化信息和意识文化信息;从显现的形式看,文化信息又有显性文化信息和隐性文化信息之分;从交际价值角度看,文化信息可分为文化主信息和文化次信息(杨仕章,2003:162-172)。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产生的文化差异,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文化信息,特别是意识文化信息与隐性文化信息,往往是互相沟通的障碍,也成为俄汉翻译的重点和难点。

传译原语话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人们在俄汉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了诸如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注释法、补偿法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在俄汉翻译中,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方法传译言语符号的文化信息,传译的效果如何评价,仍然是令译者和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的头痛问题。随着言语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将言语研究的理论成果运用于俄汉翻译实践,这无疑为言语符号承载的文化信息的传译带来了更具实际操作性的新视角。

在人们从不同视角研究翻译的努力中,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及成果越来越引人注目,其中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认知以强大的解释力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阐释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的认知语用学理论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动态地来解读翻译过程(何自然等,2009:299)。把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成果运用于俄汉翻译实践中,特别是言语符号的文化信息的传译中,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关联理论的创建者是巴黎大学的斯波伯(Dan Sperber)和伦敦大学的威尔逊(Deirdre Wilson),二人于1986年出版的合著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对该理论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述(王寅,2006:78)。关联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语用学,尤其是认知语用学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翻译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德国学者格特(Gutt) 率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关联,指出:“译者翻译出的译本,目的在于把原交际者想传递给原语受众的设想传递给他的受众。”(Gutt, E.A.1991:94)随着格特的《关联与翻译》问世,人们纷纷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成果颇丰,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翻译认知也逐渐系统化。

关联理论视觉下的翻译认知理论认为,翻译作为跨文化跨语言的特殊的交际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明示-推理交际过程。这个交际过程包含两轮明示-推理过程:第一轮明示-推理是原语内交际,即原文作者是言者,明示信息意图,译者是听话人,推理言者的信息意图,第二轮明示-推理过程是译语内交际,译者是言者,明示译者所理解的原文的信息和意图,译文读者是听话人,推理译者传达的原文的信息和意图。

关联理论视觉下的翻译认知认为,忠实的翻译就是忠实原语交际行为的翻译,即译者必须做到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王建国,2009:43)。译者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目标是在原语认知语境中和目的语认知语境中寻求最佳关联性。所谓最佳关联性就是在理解言语时付出有效心力之后所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从翻译过程来看,译者一方面要付出努力寻找原语的最佳关联,形成对原语的认知与理解;另一方面要把中间对原语的认知与理解以最佳方式传达给译语接受者。”(朱燕,2007:9)也就是说,译者必须使译文提供的信息和意图与译文读者保持较大的关联性,获得较大的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视觉下的翻译认知对原语语境和语境效果的区分和解说,特别是对显义和寓意的理解和表达提出了诸如多原则和方法,把它们运用于翻译实践中,这无疑会为俄汉翻译,特别是原语话语的文化信息传译另辟蹊径,为具体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运用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

根据笔者在实践中的体会,关联理论视角下对翻译的认知,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俄汉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译颇有指导意义。

第一,语用原则的确立和运用。语用原则是传译文化信息重要原则。按照关联理论视觉下的翻译认知的说法就是,译者再现原语作者带给读者的设想是第一位的,而再现原作者的信息意图的方式是第二位的。语用原则的根本之点就是必须完整准确地传达原语话语的文化信息的语用意义,这是忠实传达原语话语的显义和寓意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成功传译原语话语文化信息的基本保证。如果连原语话语的文化信息在文本中的语用意义都不能准确传达,这种译文就很难被人认可。

比如,Между тем мимо растворенной вагонной дверцы вслед за будками и фонарями уже плыли станционные деревья, отягченные целыми пластами снега, который они как хлеб-соль протягивали на выпрямленных ветвях навстречу поезду…(Пастернак Б.Л.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译文一:扳道房和路灯从开着的车厢门外闪过,接着是车站上的树木,别积雪压得弯弯的,就好像捧着盐和面包在迎接火车。

(力冈,翼刚,译,2010:239)

译文二:敞开的车门前面,闪过一个个岗亭和信号灯,接着就是车站附近坠着皑皑厚雪的树木;那伸出的树枝好象向列车友善地捧上盐和面包表示欢迎。

(白春仁,顾亚玲,译,2012:264)

把面包和盐作为迎接客人的最高礼仪,以表示友好和热情,是从古斯拉夫时期起延续至今的俄罗斯人的习俗。而中国人却没有这样的概念,在这段俄语中出现的面包和盐,很明显,原文作者是在渲染热情好客的氛围。前一译文按字面意义翻译,显然就不如后一译文通过加词来表达原语话语的文化内涵更接近原语作者的语用意图。

又如:Но повторяю тебе, и вот тебе крест, что он с ней не знаком и что векселя эти - выдумка! И с такою наглостью ему ты кричит чрез улицу!Чистейший заговор!(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Идиот)

译文一:我对你再说一遍,我可以发誓,他们根本不认识,所谓借据是胡编出来的,她还那么钝皮老脸地隔着马路冲他叫“你”!地地道道的阴谋!

(荣如德,译,2006:306)

译文二:我再说一遍,我敢向上帝起誓,他根本不认识她,所谓期票云云,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她竟会这样不要脸地你呀你的满街乱叫!纯粹是阴谋!

(臧仲伦,译,1994:304)

俄语中的вы 和ты,是表示说话人之间关系的,一般来说,вы 用在较正式的场合,ты是用在亲昵和随便的场合,它们的使用有时与汉语一致,有时却很不相同的。这段俄语原文的上文是: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当着众人的面,称她的熟人叶甫根尼·帕夫洛维奇为“ты”,以强调她同叶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亲密关系这段俄语原文中的И с такою наглостью ему ты кричит чрез улицу! 表示说话人对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当着众人的面故意夸耀她与叶甫根尼·帕夫洛维奇本来没有的亲密交情的不满。很明显不论是译文一还是译文二,都没有把“ты”这一称呼在原语中的文化寓意表达出来,这一句似乎译为“还如此恬不知耻地、亲昵地隔着大街‘你呀’‘你呀’地乱叫!”更准确表达原语的寓意。

第二,避免过犹不及。这主要指在传译原语的文化信息的时候,要极力避免引起译文读者疑虑,甚至其他联想的弱寓意,产生不符合原语信息意图的关联。

比如,Он был зол на себя за то, что выболтал чурбану Выволочнову часть своих заветных мыслей, не произведя на него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Пастернак Б.Л.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他恼恨自己把心中一些隐秘的思想泄露给了没有头脑的维沃洛奇诺夫,几乎是对牛弹琴。

(白春仁,顾亚玲,译,2012:52)

译者把原文并无文化色彩的一句не про-изведя на него ни малейшего впечатления套用汉语成语,译成对牛弹琴,突出了日瓦戈医生对维沃洛奇诺夫的厌恶之情,颇受人赞赏。但是仔细分析,译文有过犹不及之嫌。对牛弹琴这一成语很具中国文化色彩,它出自南朝梁代僧佑的《弘明集》,说的是“古代音乐家公明仪善于弹琴,一次他看见一头牛在低头吃草,便为牛弹了一曲,但牛并不理会,照旧低头吃草。”(汉语成语小词典,1981:74)译成“对牛弹琴”,很可能让中国读者产生一些诸如俄罗斯是否也有对牛弹琴的典故的疑问。笔者认为,不如直译为“却没给他留下丝毫印象”。

从此例可以看出,在传译原语的文化信息时,套用成语,特别是出自典故的成语时必须慎之又慎,否则让译文读者产生不符合原语信息的意图就得不偿失了。

又如:Работник он плохой. Он относится к работе так: отзвонил и с колокольни долой. В наше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та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работе.

译文:他工作不好,对待工作的态度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应该持这样的工作态度。

(彭在义,1983:149)

“отзвонил и с колокольни долой”是俄语中带有宗教色彩的成语,它在形象和含义上与汉语中的谚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极其相似。译者用替代法译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很自然,但是从关联理论的翻译认知视角看,这种译法大可商榷,因为它也有过犹不及之嫌,把带有浓厚东正教色彩的说法变成了佛教的表达,很容易引起译文读者产生东正教也有和尚的联想。

第三,适当调整的原则的确立和运用。适当调整指译者在翻译原语话语中的文化信息时,应根据受众,即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需要,对译文表达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最佳关联。“必要时译者可以根据受众期待调整交际意图,但必须尽量使译者的交际意图接近交际者的交际意图。”(王建国,2009:39)

比如,Вчера я приехал в Пятигорск, снял квартиру на краю города.

昨天我来到五山城,在城郊租了一套公寓。

(翟松年,等译,2005:25)

这是俄罗斯著名诗人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当代英雄》中的一句。Пятигорск是俄罗斯城市,位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音译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这座山城由五座山峰构成而得名,Пятигорск由表示“五”的前缀 “пяти” 和表示“山峰”的“горск” 构成,也被译为“五山城”。对于懂俄语的读者来说,一看Пятигорск就明白此词的含义,但对不懂俄语的中国读者来说,意译为“五山城”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音译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拗口难记,却有异国风情。要是抽象地评判,音译和意译两种译法孰优孰劣,很难下定论。因为在不同的交际场合有不同的认知环境,要求不同的最佳关联,也就是要求读者在不同的场合能够把握到不同的寓意。这就要求译者根据认知环境相应调整翻译策略。比如介绍Пятигорск或者有关它的新闻报道的文本中,意译更方便译文读者理解和记忆,从而达到最佳关联。而在旅游指南以及路线图等文本中,音译更方便受众识路问路,寻找地点,从而达到最佳关联。

又如:… и почти каждый день старой княгине приходилось, садясь за стол, пересчитывать всех и отсаживать тринадцатого внука или внучку за особенный столик. (Л. Толстой,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而且差不多每天老公爵夫人在坐下吃饭的时候都要数一数人数,如果恰巧是十三个人,她就要叫一个外孙或外孙女到另外的桌上去吃。(注:西俗认为十三是不吉利的数字。)

(周扬,谢素台,译,1956:737)

……老公爵夫人每天坐下了吃饭,总要点一点人数。如果正好是十三个,她就叫一个孙儿或孙女单独坐到小桌上去吃。

(草婴,译,1997:729)

……而且几乎每一次坐下了吃饭,老公爵夫人都要点一点人数,如果是十三个人,就叫一个外孙或外孙女单独到小桌上去吃。

(力冈,译,2010:422)

周扬和谢素台的译文出现的年代是19世纪50年代,了解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人忌讳数字13这一习俗的中国人并不太多,所以为了准确传译原语话语的文化信息,周扬译本加了注。到了草婴译本和力冈译本出版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发展,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忌讳数字13这一习俗已为大多数有文化的中国人所了解,因此后两种译本没有拘泥于老套,而是根据受众的认知环境的改变,适当调整了翻译策略,没有刻意突出数字13的文化意义,但仍可为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

Gutt, E.-A. 1991.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 Oxford: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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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章.2003. 文化翻译论略[M]. 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

朱燕. 2007.关联理论与文体翻译研究[M]. 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校:肖 谊

Interpreting Cultural Contents in Russian-Chinese Translation with Relevance Theory as Shown in the Translation of “Prehistorical Powers”

LIAOHongying

With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agmatics, especially cognitive pragmatics, Relevance Theory is widely us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brilliant achievements. Russian-Chinese translation study is no exception. Such a new attempt as applying the above achievemen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content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and essential. The perception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is instructiv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applying pragmatic principles, avoiding overstating, and establishing and applying principles of appropriate adjustment.

Relevance Theory; relevance; cultural contents; interpretation

H315.9

A

1674-6414(2017)04-0115-04

2017-01-09

廖红英,女,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化、法律俄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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