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华,马 璐

(汉江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北 十堰 442000)

流散者胡塞尼“寻根”意识的嬗变
——在“媚俗”与“不俗”中寻求“普适价值”

冯晓华,马 璐

(汉江师范学院外语系，湖北 十堰 442000)

“寻根”作为流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一直是人类所共有的文化情结，也是流散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也呈现出流散文学的普遍特质：即有对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有对民族之根的探寻。然而“胡塞尼热”在于他没有用敌对和刻薄的态度去对待冲突，而是以客观而现实的态度把阿富汗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运用温情的笔墨引起读者共鸣，为阿富汗和美国的对峙搭建了一条沟通的桥梁,这便是胡塞尼的独特与可贵之处。本文将通过解析胡塞尼“寻根”意识的嬗变来阐释他的小说跨越种族和文化的藩篱而具有普适的意义，这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异质文化的共融具有借鉴意义。

卡勒德·胡塞尼； 流散； “寻根”

引言

“根”的意识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文化情结，寻根作为流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一直是流散作家津津乐道的话题。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作品也呈现出流散文学的普遍特质：即有对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也有对民族之根的探寻。然而“胡塞尼热”在于他没有用敌对和刻薄的态度去对待冲突，而是以客观而现实的态度把阿富汗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运用温情的笔墨引起读者共鸣，为阿富汗和美国的对峙搭建了一条沟通的桥梁，这便是胡塞尼的独特与可贵之处。

迄今为止，卡勒德·胡赛尼一共出版了三本小说, 2005年其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文坛巨大的轰动，随后他的两部作品《灿烂千阳》和《群山回唱》也颇受好评，分别被评为美国亚马逊书店2007年和2013年最畅销小说。此时拥有全球4000万读者，三部作品同时受到七个国家读者青睐的畅销作家，胡塞尼的地位已经不容小觑。本文试从流散文学的角度采用了理论统摄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深入分析具代表性的文本的基础上，从对民族文化和精神家园的构建中解读胡塞尼特有的“寻根”方式。流散者胡塞尼通过寻找精神家园途径的描述展示出流散者在故国文化和异国文化中的迷惘，在“他者”和“自我”中的徘徊。本文通过解析胡塞尼对于精神和行为流散的解决方式，来透视出胡塞尼“寻根”意识的嬗变，以及这种独特的寻根方式如何使得小说跨越种族和文化的藩篱而具有普适的意义，并由此投射出胡塞尼作品畅销的原由。总而言之，在流散文学的框架之中解读胡塞尼独特的“寻根”意识，这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异质文化的共融具有借鉴意义。

一、投其所好，在“媚俗”中求生存

谈到“普适价值”，由于他的发音和“普世价值”很像，很多人容易将二者混淆，所以对二者概念的甄别就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学者认为“普世价值”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和强权政治包裹下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而在本章节所谈的普适价值与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价值”有所不同，“普适价值”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所凝练出了的价值共性，它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和价值目标，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普适价值”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在当今经济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地区矛盾冲突引发的多元价值冲突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共同寻找精神的支撑和价值的共鸣，因而就有了所谓的“普适价值”，它让我们拥有了进一步对话和合作的基础。简言之，“‘普适价值’是在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和平与稳定，实现人权的自由与平等。”[1]在美国与阿拉伯文化的冲突中，胡塞尼凸显了自己普适的价值情怀，他通过沉着冷静的笔调触及到读者心灵最柔软的部分，那便是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最基本的人性关怀—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人格尊严并拥有追求幸福权利的同等资格。胡塞尼通过缜密的说服力向读者表达对阿富汗国家民主与独立的深切期盼，寄予对人民获得自由平等的浓郁向往。为了取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他需要找寻一种普适之道，那就是对于人性的描述，使得读者们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中找到情感共鸣，用用包容的态度消除障碍和误解走向文化共融。

1.“媚俗”式的投其所好

胡塞尼的三部作品无一例外的跻身于全球畅销书的行列，他的成功归功于他对于异质文化中冲突元素态度上的拿捏，也来自他移民作家身份对于阿富汗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特殊情怀。他精湛的写作技巧和精炼的篇章构造使得他的作品登上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平台，他的“媚俗”行为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和心理期待。

什么是“媚俗”? 从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关于“媚俗”的剖析中来看，“媚俗”就是用来取悦或者讨好大众的行为。研究胡塞尼的作品，我们也能看到很大一部分“媚俗”的成分，具体而言：一是他的作品关于对于阿富汗的描述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满足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和心理期待；二是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所表现出对于美国主流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弱小民族多舛命运的刻画引起西方大众悲天悯人的普适情怀，这些迎合了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毫无疑问，这种接近于人类灵魂的人文主义观怀和理性的思索，促成了胡塞尼在西方国家的流行和成功，以上两点因素也是胡塞尼的作品中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

阿富汗，一个神秘的伊斯兰教国家，一个与“恐怖主义”和“鸦片生产”紧密相连的国度，这就是西方人乃至全世界对于阿富汗的印象。从1979年苏联的入侵后的三十多年来阿富汗战乱不断，基础设施的缺乏和生活物品的奇缺使阿富汗人民生活无以维计。贫困落后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对贫困的阿富汗民众而言：“恐怖组织的成员身份以及(在恐怖组织中取得)成功,是摆脱赤贫的唯一出路。”[2]这样一个极具冲突和赋有悲剧色彩的民族无法逃过美国西方霸权国家的觊觎，与其说9.11事件是美国兵阿富汗的导火索，还不如说是美国急于成为欧亚大陆的“仲裁者”的借口。美国的堂而皇之的出兵把神秘的阿富汗带到了公众面前，美国十四年的强兵猛攻也无法打破阿富汗“入侵者的坟墓”的咒语，是什么样的国家如此充满传奇的色彩? 同时，伴随着9.11事件中双子塔的轰然倒坍，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袭击后的强大后坐力，使得西方对于穆斯林文化排斥的再次抬头，在巨大的文化冲突和震撼之下，西方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沟通与了解亟待解决。

无论是恐怖主义袭击或是穆斯林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都是美国民众所关心的热点话题，胡塞尼很好地利用了这一背景为自己书写造势，胡塞尼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用英语书写阿富汗的作家，这也弥补了阿富汗英语书写的空白，为大家提供了了解阿富汗的平台，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在美国长大的他，敏锐的观察到阿富汗尴尬现状与真实阿富汗之间的区别，他也更加清楚美国的读者想要从作品中获得什么。于是在他的笔下一个个生动而鲜活的形象：哈桑奴性式的忠诚与迂腐、玛丽雅姆逆来顺受的麻木不仁、美国化的铁木尔的玩世不恭、普什图族的阿米尔的高高在上等都向读者展示出了他们所期待的阿富汗，这些刚好和西方读者心中的阿富汗形象相吻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胡塞尼用自己的流散书写去迎合了西方的欣赏趣味，胡赛尼的双重文化身份导致了了他对于“身份认同”的需求，他渴望获得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可，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功利性。

2.“悲天悯人”式的人文情怀

《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回避了许多他内心的想法和想要表达的主题，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保持了与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一致，对于西方主流文化的谄媚表现更为突出。《追风筝的人》中的主要人物哈桑和阿米尔都满足和迎合了美国人的心理和阅读期待。首先，哈桑对阿米尔的誓死相护的忠诚来自于穆斯林文化中的奴性，卑微的哈扎拉在阿富汗所受到的奴役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哈桑的逆来顺受吻合了西方读者心中典型的阿富汗人形象，东方受奴役的状态在西方人眼中也是自始至终未变的主旋律。此外，阿米尔的救赎也是在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完成的。1776年宣布独立的美国不算是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由于民族大熔炉的特性让美国人有一种民族文化的缺失感，这种缺失致使他们对于人性真与善、包容与宽恕的向往，那么阿米尔完成心灵的救赎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也真是美国人所心神向往的。多元美国文化让阿米尔开始重申自己的民族文化，他开始摒弃穆斯林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他对种族与男权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改变，阿米尔开始觉得人应该都是平等的，都有属于自己的人格尊严，等级阶层不能凌驾于民族之上，同时男权也不能凌驾于女性之上。美国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引导着自己对于过去的反思与忏悔，于是阿米尔开始了自己的心灵救赎之路，在阿米尔的救赎中，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胡塞尼作为一位移民作家对于美国文化的赞扬，这一主导价值恰好也迎合了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

同时在胡塞尼的小说中，胡塞尼把对人物的描写的目光大多都投向了困难和失落，极力的渲染困难和失败，把阿富汗血淋淋的伤疤解开来给世人看，这一点也正是为了博取西方人的怜悯与同情，为了取悦美国读者的表现。在他的小说里他极大的渲染了战争对于人民带来的伤害，不留余力的表达了对于塔利班的极权组织和苏联军队的深恶痛绝，然而对于美国出兵阿富汗的这一事实讳莫如深，更加倾向于把美国对于阿富汗战争“合理化”和“合法化”，美国似乎成为了解救阿富汗于水火中的正义的“拯救者”。 把《灿烂千阳》中的拉希德塑造成一个暴力阴暗的男性霸权主义的大反派，当玛丽雅姆杀死拉希德时我们拍手称快，因为男权主义、家庭暴力、性别歧视等都是被美国人所不齿的，而自由、民主、平等才是他们追求的普适价值。在寻求普适价值的目标上，无疑胡塞尼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达成了一致，这也成为作品大爱并且能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接受的重要原因。

二、避重就轻，在“不俗”中求共鸣

赛义德称：“20世纪的后殖民移民为真正拥有自由的人。因为移民处于前后两种文化中，所以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不完全摆脱旧的体系,既对故土抱着怀旧和感伤，对新的文化又是模仿能手，他们左右逢源。”[3]流散者处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过渡中，他们 “既不也不”和“既是也是”的身份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视野和目光，他们对待事物不再用单一角孤立的看问题，而是以双重视角将两者的观念进行对照，从而得到一种普遍的解决矛盾与冲突之的途径。

1.移民主义的冷静与客观

纵观胡塞尼的作品，由于特殊的移民身份，他很少对于国家的历史功过是非加以评论，而是致力于本民族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抒写，他运用中立的立场向读者还原了真实生活中的阿富汗人民，回避了较为敏感的政治人物和话题，将笔墨诉诸于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构建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阿富汗形象，改变了西方人眼中的“贫穷，干瘦，蒙着肮脏的头巾，时不时跟恐怖分子画上等号”的阿富汗。[4]胡塞尼在作品中对于人性的细致刻画，既有深情的赞扬，也用怒其不争的无奈，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素养的读者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都能在主人公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背叛到救赎、从牺牲到成全、再从流散到回归等不同的主题给我们读者带来不一样的灵魂共鸣。

移民主义情怀之于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客观真实的反应现实世界，由于胡塞尼的执业医师身份，决定了他不必为了生计而极力抨击故国文化或尽力包庇祖国陋习。在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对于残酷战争的愤慨和对塔利班极端组织的仇视，对于人们困苦生活的悲悯和对人性丑陋的鄙夷，这些都让虚幻的阿富汗变得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由于胡塞尼第一部的作品的大卖，使得胡塞尼的写作风格由温婉曲调变为现实写实。《灿烂千阳》中作者用了更加写实的态度，他一改往日对于政治宗教种族等敏感话题的遮掩态度，而采取的是一种更加客观现实的描述，对受害者和施暴者的描写更加分明，有一种强烈谴责的道德感。对于西方人眼中“移动的监狱”或是禁止穿布卡的行为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胡塞尼在《灿烂千阳》中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布卡是阿富汗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能够展现阿富汗妇女太阳的一面，不能因为塔利班上台后的强压政权而对布卡造成诟病。

在《群山回唱》胡塞尼不再专注于对于离愁别绪的白描，而较之前两部小说，《群山回唱》更像是灵魂漂泊无依的孤独写照，更像是一部说理性的现实主义小说，书中通过不同的人物之口把作者对于战争等敏感的政治问题直接诉诸读者，种族歧视和战争迫害使得阿富汗人民承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胡塞尼用冷峻的目光向世人展示阿富汗的贫困与潦倒，也表达了战争阴霾下的阿富汗人民对于人性至真至善的向往，同时也通过自己真实客观的描写在改变着世界对于阿富汗的看法，通过自己的真切呼吁转变西方世界对于阿富汗国家非理性的态度。

人文主义之于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唤醒人们沉睡的灵魂，在至善至美的指引下让人类荒芜的灵魂得到涅槃，用以培育人类坚韧韧超然的精神境界。胡塞尼作为第二代的移民，他的写作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乡愁文化和离别愁绪里的沉沦与哀伤，而是更加关注个体生命存在以及精神家园重建的探索之上。从《追风筝的人》到《群山回唱》，胡塞尼的文化观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追风筝的人》展现出西方人道主义救赎的高高在上，并对于文化身份的漂泊无依等敏感话题的回避，作者采取的是一种含糊不清的的暧昧态度。每当提及对于身份迷失的酸楚与痛苦时，胡塞尼便借由回忆与童年来幻化痛苦，对于主流文化的歧视与压迫采取回避的态度，事实上这是一种消极的避世主义，而在以西方主流文化为中心的美国，这种温和迂回的写作方式也许是美国人所喜闻乐见的。然而随着作品的热销，胡塞尼的作品变得更加的趋向现实主义，《灿烂千阳》里的对于极权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对于战争《群山回唱》中关于人性的贪婪与自私都说明了胡塞尼作品向度的变化。《群山回唱》中以亲情为主要的叙事线索，以人性叙事为出发点，探索了人性在境遇选择中的波澜与起伏，来赞扬人性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作者的博爱精神。胡塞尼从描写普通人在现实层面的困苦与流散上，描写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的对峙中转而写精神流散的困惑，同时也表达了更为深层次的人文关怀。面对祖国的满目疮痍，作为联合国难民署的亲善大使，胡塞尼有责任向世界诉说一个不一样的阿富汗，有义务和世界传达出阿富汗人民的心声，以此来帮助阿富汗的人们走出困境，这种责任与力量一直激励着胡塞尼笔耕不辍，只为故乡的阿富汗。

2. 异质文化的包容与共通

对于流散者而言，异质文化的冲突与分歧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然而置于全球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之下来看，异质文化并非是绝对的对抗与冲突的二元对立关系，流散者在面对冲突与矛盾时，应该采取理性和包容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文化，只有沟通和融合才是消解冲突和消融误解，这也是胡塞尼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追寻的最终目标。胡塞尼的笔下写到了阿卜杜拉、尼拉和阿米尔父亲这样的第一代移民，在他们身上更加凸显出了文化冲突给他们带来的不适，然而相对于帕丽.瓦赫达提、阿米尔、小帕丽这样的二代移民身份，他们在感受文化冲突的同时也在自觉地追求一种融合，以理性的的姿态和宽容的态度在冲突的基础上寻求融合，摆脱对于单一身份认定的追求，而是在多元文化身份中寻求文化共融，这对于流散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兼具时代感的同时，无疑又拓展了流散作品思想的内涵体现了高度的文学质感。

《追风筝的人》的阿米尔从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言人，而哈桑则是阿富汗传统文化的象征，胡萨尼通过二者之间的感情纠葛来映射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立，然而用大量的笔墨诉说阿米尔的救赎，无不说这是对两种文化融合所作出的努力。哈桑和阿米尔，一个是普什图，一个是哈扎拉；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命运从他们出生的时候已经打上了巨大差异的烙印，尽管他们曾亲密无间，可是事实证明他们是处在金字塔两端的人，永远无法获得同样的待遇与礼数，他们无法获得和解。但在故事的最后，阿米尔救出了哈桑的儿子索拉图，这个看似圆满的结局似乎也象征着两种巨大差异之间的融合，就如同美国的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冲突的不可调和，最终在胡萨尼的笔下，他以温馨的结局融合了二元对立的异质文化，以温情的笔墨向我们诉说了流散作家胡萨尼对于两种文化融合的期待。

《群山回唱》中的小帕丽除了在现实生活中的彷徨外，更有“自我”与“他者”在精神层面上的较量与徘徊，这种精神上的离散在于对父亲、对童年及对情感的纠结表现。小说中通过小帕丽在“他者”与“自我”的彷徨中的描写，为我们呈现出了帕丽的惶恐与不安，向我们诉说了离散者孤寂的灵魂无处安放的感伤情怀。除了对爸爸不离不弃的相伴外，有时候她也会觉得厌烦，他讨厌爸爸的楚楚可怜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如此狭窄，她讨厌自己的慈悲心肠让大好的青春匆匆流逝。她渴望着自己能够勇敢的走出去，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里去闯一闯。可是只要听到爸爸的哼哼声，她都不由自己的心声愧疚，她不能就这样舍弃自己的父亲。她讨厌别人叫她“圣女”，颂扬她为了父亲放弃幸福生活的博大的情怀，事实上她没有那么伟大，她虽然渴望自由但是更害怕得到它。她用鱼缸里的金鱼来形容自己再合适不过，她害怕冲破屏障后的迷失、孤单与无助，于是她常常找各种借口，紧缩在自己熟悉的角落用来逃避充满变数的未知世界。可无助和彷徨无法给生活带来新的契机和曙光，帕丽终于下定决心把爸爸送到疗养院，她开始清除她闺房里一切的杂物：旧的毛茸玩具、穿坏的凉鞋、穿不下的睡衣，还有爸爸妈妈送给自己的图书和卡片等有关有她童年的记忆，这里是她所有的“过去”，她鼓足勇气将他们清理，并且撕掉了旧的墙纸，给家里的墙刷上了新的油漆，她和“过去”握手言和，她和“过去”轻松告别，她即将要开始自己崭新的生活，孤独的漂泊无法给她带来幸福，唯有在包容中消解冲突，在和解中才能走向共融。在异质文化的碰撞中，帕丽找到了和解的路。虽然她曾经有过彷徨，有过迷离，可是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希望就在不远处。

萨义德曾经说过：“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5]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的，“自我”与“他者”的身份也在悄悄地进行着改变，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融合和杂糅。虽然处于两种文化冲突中的人们饱受困苦与迷茫之苦，然而还要一直坚持走下去，在不断的抗争与包容中，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胡塞尼在历史狂浪中的独立奋斗与力挽狂澜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民族文化的融合之路其漫漫而远兮，唯将上下而求索。

流散者胡塞尼游走于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在故土与异国、在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对峙中，疏离与障碍是无法回避的沟壑。他在两重或多重文化之间的生命抗争，以独特的方式在二者的“罅隙”之间去寻找失落的民族和迷失的自我。胡塞尼笔下的人物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灵魂的归途，找寻到了回家的路；在两种文化的对峙中，他以独特的“寻根”情结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为两国文化的交流开启了破冰之旅，异质文化只有通过交流与沟通，才能达到和谐与共融。胡塞尼用自己独特寻根意识和普适的情怀寻找解决人类普遍困境之道，使小说得以跨越种族和文化的藩篱具有普适的意义，这些都值得当代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去学习和借鉴，并且值得当代文坛思考与探索。

[1]曹文宏.价值普适性与价值普世化：概念甄别及启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6).

[2]Combs.C.C, Terrorism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M].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7: pp72.

[3]任一鸣.“流放”与“寻根”—英语后殖民文学创作语言[J].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2):159.

[4]潘苏悦.从卡勒德.胡塞尼作品看移民文学的发展趋向[J].载文艺争鸣评论,2014,(6).

[5][巴]萨义德.东方学[M] .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154.

(责任编辑：胡光波)

Khaled Hosseini’s special root-seeking complex in diasporic writing——Searching for the universal value between vulgar and original ways

FENG Xiao-hua, MA Lu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 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Shiyan, 442000)

“Root-seeking” is not only a cultural complex shared by all mankind, but also a hot issue which is a popular theme of diasporic writing for the diasporic writers. Khaled Hosseini who is an Afghanistan-American writer ha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aspora Literature which focus on the anxiety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root-seeking”. He didn’t use the hyper-critical and hostility attitude towards cultural conflicts, but he adopted the objective and realistic attitude to present the mysterious Afghanistan to the world. Using the appealing writing to arouse readers’ inner emotions and build a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re the Khaled Hosseini’s unique and specialty.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the reason why Hosseini is gained ground and why his works hav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it is meaningful to interpret Hosseini unique root-seeking complex, this study is a reference to the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

Khaled Hosseini; diaspora ; root-seeking

2016年汉江师范学院科研立项，编号为2016C08

2016—11—22

冯晓华，女，河南邓州人，汉江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

I106

A

2096- 3130(2017)02-0038- 05

10.3969/j.issn.2096-3130.2017.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