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叙述者与叙事话语的双性特征

2017-03-11张开焱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2期

关键词：阿Q正传尼姑史官

张开焱

(厦门大学加庚学院，福建漳州 363105)

《阿Q正传》叙述者与叙事话语的双性特征

张开焱

(厦门大学加庚学院，福建漳州 363105)

《阿Q正传》的叙述者具有正反同体的特征，有两个对立的叙述者的同存一体，与之对应的是这个叙述者发出的叙述话语也具有内在的双声性或多声性，互相对立或差异很大的立场构成了叙述话语内在的微型对话，从而使这篇小说的叙事话语具有丰富的语义内容和内在语义张力。

双性同体；叙述者；叙事话语；双声性；微型对话

《阿Q正传》是一部以叙述者直接出面叙述为主的小说，其第一人称叙述者粗看似乎作者型特征很明显，故往往被学者们看做是鲁迅先生思想感情、立场态度的直接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叙述者是一种独白性的叙述者，其叙述话语也基本是独白性的话语。如果粗读文本，似乎确乎如此，但如果细读文本，仔细倾听文本内的声音，将发现并不如此，将发现，《阿Q正传》的叙述者其实是一个正反同体的叙述者(我借用精神分析学一个术语，将这种正反同体的叙述者命名为双性同体的叙述者)，其叙述话语也充满着内在的对话性，即多声性。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此进行确认。

……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学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也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的确给貂禅害死了。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的正气。……

这是在阿Q摸了小尼姑的脸心中起了骚乱后叙述者发的议论。这表面看完全是一个道学家的口吻和立场。这个道学家站在传统文化观念的角度指责女性是祸水，将一切历史责任都推到女性身上。但读者并不相信这就是作者的真正立场，如果进入文本的上下文阅读，我们很容易在这一段皮里阳秋的话语中听出与表面意思完全相反的话外之话，所以，这一段话语具有两种对立的声音存在其中，一表一里，一显一隐。与这两种声音对应的是两个叙事者，一个是不真实的叙述者(与作者立场相左的叙述者)，一个是真实的叙述者(与作者立场相近的叙述者)。不真实的叙述者显现在文本叙事话语的表层，而真实的叙述者则隐藏在真实的叙述者后面。

从叙事学角度看，《阿Q正传》的叙事话语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内在的双声性甚至多声性。所谓双声性或多声性，按照巴赫金的见解，就是同一叙事话语中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有差异甚至对立的声音，这两种或多种声音在文本具体的艺术情境中互相争吵、论辩、冲突，构成了文本的微型对话。巴赫金将这种情形命之为“复调”，而复调性文体正是狂欢化的文体，讽拟体是复调性文体之一，在这种文体中，作者也是“借他人语言说话；与仿格体不同的是，作者要赋予这个他人语言一种意向，并且同那人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人相抵牾，发生了冲突，并且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1]按著名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见解，叙事文本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三方面，即行为、话语、故事。[2]关于《阿Q正传》故事的分析，我曾经写过两篇论文，[3]本文只就叙述者和叙述话语两个成分对《阿Q正传》叙事的双声性即内在的微型对话问题进行论析。

《阿Q正传》的叙事话语与叙述者的构成特征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叙述者只是一个存在于文本中的“纸头上的生命”，[4]是叙事作品话语发送的主体，叙事文本中所有话语都是这个纸头上的符号性主体发送出来的，因此，什么样的叙事主体就会发出什么样的叙述话语，反过来，叙述话语的特征也确证着叙述主体的特征，因为，归根到底，正如结构主义所认定的那样，叙述者只是一个作者设置于文本中的“话语装置”。那么，《阿Q正传》中的这个“话语装置”有什么样的特征呢？用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来表述就是“皮里阳秋”，即是说，《阿Q正传》的叙述者是一个表面正经八板、规规矩矩、而实际上嘲戏滑稽、阴阳怪气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有两副面孔(或者说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虚假的(不真实的)表面的、明处的，那似乎是规矩正经、严肃板正的，一个是真实的、暗藏的、内里的，那是嘲讽谐戏、滑稽辛辣的。在表面的叙述者下面，潜隐着另一个完全对立的叙述者，它们互相对立对抗，这使得同一种话语中总潜含着两种完全对立的声音。这是叙述中典型的双声语式，对此，巴赫金将之称为“混合语式”：“我们所称的混合语式，是指这样的话语：按照语法(句法)标志和结构标志，它属于一个说话人，而实际上是混合着两种话语、两种讲话习惯、两种风格、两种‘语言’、两种表意和评价的视角。……不同声音，不同语言的分野，就发生在一个句子的整体之内，常常在一个简单句的范围内。”[5]《阿Q正传》的叙述话语就具有明显的“混合语式”的特征。

表面上，这个叙述者正而八经地要为阿Q作正传，并且十分认真地按照中国传统纪传规则为给阿Q的传记取名进行细致斟酌、辨析和选择，对他的姓名、籍贯、职业、住所等等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考证和说明，这些都显示出与古代历史传记作家一样认真严肃的态度。同时，其后对阿Q的行为、心理特征和生命运历程的叙述，在表面上一样是严肃认真的，评价议论人情世事的立场和态度也显示出一位古板的遗老特征，上引那一段话语中叙述者痛心疾首的议论是最典型的一例。叙述者表面上不仅是这样一个正经八板的主体，还与中国古代历史传记的叙述者一样，对传记对象取一种客观公正地记述介绍的立场，即史官所谓“秉笔直书”的原则，所以，他叙述阿Q的行为和命运时似乎格外冷静客观，不隐讳其缺陷，也彰显其“优胜”和辉煌。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叙述者的叙述口吻和叙述角度显示出他整体上对阿Q的事迹作为具有比较高的体认度，他基本是从阿Q的角度来叙述他对生活环境的内心体验、和心理活动的。这种角度的选取在形式上使叙述者和人物的距离大大缩小，有时候甚至合而为一。这种叙述角度、立场和语气，对于熟悉中国古代历史传记的读者是不陌生的，古代历史传记的叙述者们对于他们所叙述的对象——尤其是他们所赞赏的对象，基本都是这种角度、立场和语气的。

问题是《阿Q正传》这样一个叙述者形象是有疑问的。尽管小说叙述者在努力按照史乘叙述者的原则和规范一本正经地介绍记述阿Q的行为事迹和生平，并努力按照史乘叙述者的价值立场来评价人物行为及其生活世界，但我们仍然觉得他不可靠不地道。这种感觉来自叙述者另一种隐在的声音，一种与叙述话语表面上的正经八板、严肃认真的语气完全不同的嘲讽嬉戏、诙谐滑稽的语气，后者内在于叙述话语之中，潜含于前者之内。阅读这部小说，整体上感到这个叙述人的语气是阴阳怪气、皮里阳秋的。正是这种语气使表面上那个叙述者显得不可靠，成为一个问题。例如作品开篇一段叙述语言就给人这种感觉：

我要给阿Q做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需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传谁，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这一段叙述者话语，初看起来是正经认真的，叙述者似乎是一个严肃的史官，在慎重并且不无自谦地交代给阿Q做传的打算和内心没有底气的原因，这是一个谨慎而自谦的史官的态度和语气。但这段文字细读尤其是结合后面整篇作品细读时，我们又能感到内里隐隐有一种游戏者的声调，既然早已打算给人立传，却又说自己不是一个立言之人，这不是有点滑稽吗？并且，那一段“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需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传谁，渐渐地不甚了然起来”的说明，究竟是接受那种见解还是嘲讽揶揄那种见解呢？表面上似乎是认同，内里似乎是嘲讽揶揄，有那么一点阴阳怪气的味道。而且，这里援引“从来不朽之笔，需传不朽之人”这一段人所周知的历史传记立传的信念是什么意思？是说自己的文笔是不朽的，而传主阿Q是速朽的(因为他太渺小)？还是说自己的文笔是速朽的(因为自己不是立言的人，没有这个能力和资格)，而阿Q是不朽的？或者是说自己的文笔和阿Q都是速朽的？还是讽刺这个传统的立传原则是可笑的，没有意义的？或者这些意思都有？如果这些意思都有，那叙述者为什么又要为阿Q立传，做这速朽的文章？这不是在闹着玩吗？

这样，《阿Q正传》的叙述者就象中国古代陶器上的阴阳人形象，一边脸是黑的，一边脸是白的，这两个截然对立的形象矛盾地统一在一个叙述人“我”身上。表面上，这是一个极力模仿史官型叙述人的叙述者，而在内里，一个与史官型叙述者大相异趣的讽刺性游戏型叙述者深潜其中。在以后各章，作品的叙述者都同时兼有这矛盾的两面特征。例如，一方面，史官型叙述者正正经经设置一个又一个具有英雄悲壮色彩的章回题目，但另一方面，游戏型叙述者在具体的叙事中叙述的是一个卑微渺小、甚至是心理变态的可怜可笑的丑角；一方面，史官型叙述者表面冷静客观甚至基本认同地地叙述人物的行状经历和命运，但另一方面，游戏型叙述者又在这种叙述中明显地表现出嘲讽、调侃、幽默和讥刺的语气，后者使前者成为有疑问的叙述人。这两个对立的叙述者并不是分离的，而是难分难解地纠结在一起，并且体现在所有叙述话语中，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精神分析学和遗传生物学的概念来指称这种现象，那就是双性同体。

《阿Q正传》的叙述者正有这种双性同体的特征。因此，有两种对立的声音语调同时存在于同一种叙事话语之中。例如第一章“序”中，叙述者对于传记的名称、传主的姓、名、郡望、住所、职业等等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辨析考究，表面上一本正经、煞有介事，但这么认真考证辨析的结果是，传记名称《阿Q正传》是“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 得来的，而传主究竟姓什么、叫什么、籍贯何处都无法确定，最后，作者为了不“有乖史法”，只将传主称为阿Q，并且不无得意地说：

我所以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证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

这种对传主姓名考究结果的得意与自信不仅让人哑然失笑，还让人怀疑叙述者认真严肃、一本正经的姿态是否真实：因为传统历史传记中以“某，字某，某地人”的模式开始对传主事迹行状的介绍是无须考证探究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大名鼎鼎。姓名、郡望必是凿凿明了，尽人皆知)，只须简洁介绍就行，而这部传记的传主却需要作者煞费苦心地考证辨析，并且考辨的最后结果是一无所获，那么，这个考辨还有必要吗？进而，这等人物有资格被立传吗？从历史传记对人物姓名郡望确凿简洁的介绍角度衡量《阿Q正传》的“序”，那叙述者这么大一个篇幅的话语都是废话。而这段文字中夹枪带棒地讽刺揶揄陈独秀、胡适之的那些叙述和议论，都让人感到这个叙述者似乎有点阴阳怪气，似乎与我们熟悉的、也是作品叙述者一开始就极力模仿的历史传记中正经八板、严肃认真的史官型叙述者不大一样了。

这个双性同体的主体发出的叙事话语也必定具有双声(或多声)同语的特征。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按照热奈特的区分对叙事话语的基本构成形式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一部叙事文本中所有的话语都是叙述者发出的话语，叙述者的话语在叙事作品中基本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直接性话语，即直接由叙述者叙述出来的话语，二是间接性话语，即叙述者通过人物(内在和外在的)语言间接叙述的话语，三是转述性话语，即由叙述者直接将人物语言叙述出来的话语。[6]

我们发现，《阿Q正传》叙述者直接叙述的话语都不是单声的，几乎每一段话语都是“话中有话”或“话外有话”，有两个声音同时存在于同一段话语中。一个是史官型叙述者的语调和声音，一个是讽刺型游戏型叙述者的语调和声音，它们同时存在于同一段话语之中，前者是表面的，后者是内在的。表面那个史官型叙述者是作者模仿历史传记的叙述者而设置在作品中的，内里那个讽刺型游戏型叙述者则是体现了作者自己实际态度和立场的。但讽刺性游戏型叙述者的声音在作品中一般并不单独直接发出，它一般是附着于史官型叙述者的叙述话语之内的，它通过用游戏性、讽刺性的口吻模仿史官型叙述者的叙述而改变后者的本意和味道，使严肃的变为游戏的，正经的变为谐戏的，板正的变为活泼的，认同的变为嘲讽的，从而使一段叙事话语同时带有两种矛盾甚至对立的声音和调性。例如下面一段叙述人话语甚至具有三种声音：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是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跑了一趟。

这一段叙述中有三种不同的声音存在，一种声音是史官型叙述者发出的，这种声音的基调是冷漠客观；一个声音是叙述者转述的未庄人和城里的看客发出的，这种声音的基调是愚昧无知和无聊；而第三个声音则是叙述者站在作者立场和角度发出的，这个声音的基调则是悲哀。下面我们分别依序用ABC来标识这三种声音：

A：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史官型叙述者客观转述未庄人对阿Q 被枪毙的见解)

B：被官府枪毙的人，那自然是个坏人，既然阿Q是被官府枪毙的，就说明他是个坏人，被枪毙活该。(被转述的未庄人见解的还原性话语)

C：被官府枪毙的人就是坏人吗？未庄人是多么愚昧啊！(隐藏在转述语内面的讽刺性叙述者的评价性话语)

A、而城里的舆论却是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跑了一趟。(史官型叙述者客观叙述并转述城里人对阿Q被枪毙的看法，城里人爱看热闹，有在杀人示众的刑罚中寻找刺激的习惯。)

B：枪毙确实不如杀头刺激，为什么要枪毙而不杀头呢，真遗憾！许多死囚在游街示众时都要临死前唱一段戏文，显示自己视死如归的洒脱和英雄气概，这个死囚真没意思，真可笑，真是一个草包！(被转述的城里人的评价和见解的还原性话语。)

C：死囚固然可笑，观众又是多么愚昧和令人悲哀啊！(讽刺性叙述者的评价性话语)

从叙述人话语角度讲，这种双声(或多声)同语的的特征最鲜明地体现在叙述人所引用的那些经史语词和语句上。《阿Q正传》整体的叙述语言是白话自由语体，但也间杂着大量的文言语词、语句和语式，例如：立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名不正则言不顺；著之竹帛；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有乖史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馁而；男女之大防；而立之年；与其慢也宁敬；不能收其放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博雅如此公……等等。这些文言语词基本来自于经史典籍，它的引用，正突出了叙述主体中那位史官型叙述者的身份特征，是适合于这个主体的语词、语句和语式。但那个暗藏在史官型叙述者下面的游戏型讽刺型叙述者却将这些具有严肃纯正语义的经典语词、语句和语式放置于与它们在原典中大相径庭的语境中，从而在保留它们的本义的同时又改变或扭曲了它们的本义，或者在它们的本义之上附加或拓殖了与原义大不一样的新语义，总体上是使它们变得滑稽可笑。结果是，这些文言语词、语句或语式进入《阿Q正传》后，具有大不相同的两种语义，这种差异极大的语义突显出两种大不相同的声音。

除了叙述人的话语中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和语气外，人物语言(间接叙述话语)实际上也存在着这种内在的双声性。不过，这种双声性主要不表现为人物语言自身的对话性方面，而体现在人物语言和通过这种人物语言来叙事的叙述者的立场的差距上。《阿Q正传》的人物语言比较少，但都十分简练独特富有表现力。仅就人物语言自身来讲，一般不存在双声性，但人物语言和隐藏在人物语言后面的叙述者的立场之间的差异赋予了这种语言双声性。象叙述者叙述阿Q“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现在的世界太不象话，儿子打老子……”、“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等等，这些人物口头或心理语言里，显明地是阿Q的声音，但在这个人物的声音后面，我们总能听到一种悲哀的叹息或讥刺的嬉笑声，那是代表着作者立场的讽刺型叙述者的声音。

当然，从双声(或多声)同语角度看，《阿Q正传》中最值得人们注意的叙事话语是转述性话语，即叙述者将人物心理或口头语言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的话语，它在《阿Q正传》中大量存在，构成了这部小说叙事话语的主要形式之一。正如巴赫金所言，转述性话语几乎从形式上就决定了它的双声性，因为在这种话语中，一方面，有人物的声音，另一方面，又有叙述者的声音，双声同在于同一种话语之中。[5]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转述“我”在某些具体情景中的语言)叙述者与人物在转述性话语中的声音才会合而为一，从而使转述性话语成为单声语。而在《阿Q正传》中，这种状况是不存在的。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转述性话语都是双声和多声语。

例如下面这一段叙述话语就同时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声调和语义：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这段叙述话语不是纯粹的转述性话语，是在叙述人直接叙述的话语中间插着转述阿Q的某些话语的话语(《阿Q正传》中基本没有纯粹的整段的转述性话语)，这里面有三种很不一样的语气和语义同时存在于其中，一种是转述阿Q这些话语的史官型叙述者客观板正的语气和声音，一种是传主阿Q的语气和声音，这个声音显出居高临下者的自尊自负自傲，但在这种语气下面又透出第三种语气和声音，那就是对传主自尊自负自傲不以为然的嘲笑、反讽和揶揄的语气。在这段统合了截然不同的叙述语气的话语中，有三种大不一样的语义，它们分别表达了史官型叙述者、阿Q、游戏型讽刺型叙述者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在此依序以A(史官型叙述者)、B(阿Q)、C(讽刺性游戏性叙述者)为标志稍加分析：

A：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史官型叙述者客观叙述和转述的话语)

B：未庄所有的人都只是那么回事，即使是钱赵两家的那两个文童，也实在不值一笑。(被转述的阿Q的还原性话语)

C：阿Q的虚荣心真强，可笑的自大。(潜藏在叙述话语内面的讽刺性叙述者的评价性声音)

A：……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史官型叙述者客观转述阿Q想法的话语)

B；我的儿子会比两个文童阔多啦！(被转述的阿Q的还原性心理话语)

C：你看这个家伙，连老婆儿子都没有影儿，还什么自己的儿子会比人家的儿子阔多了，不是笑话吗？！(隐藏在话语内的讽刺性叙述者的评价性话语)

A：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史官型叙述者客观介绍的话语)

B：未庄没有几个人进过县城，而我进过好几回了，我的见识未庄人谁也比不上。(叙述者话语中隐含的被转述的阿Q的还原性话语)

C：进几回城是多么微不足道的经历识见啊，凭此更自负多么可怜！(叙述话语内隐含的讽刺性叙述者的评价性话语)

A：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史官型叙述人客观叙述和转述的话语)

B：城里人也叫人看不上眼，将“长凳”叫作“条凳”，油煎大头鱼我们未庄加半寸长的葱叶，城里人却加切细的葱花丝，你说可笑不可笑，这当然都是错的！(被转述的阿Q的还原性话语)

C：凭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判断别人习惯的对错，有什么道理！再说，即使阿Q是对的，凭这点鸡毛蒜皮的识见鄙薄城里人也毫无理由啊！(隐含的讽刺性叙述者的评价性话语)

A：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史官型叙述者客观转述阿Q的话语)

B：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还原的被转述的阿Q的话语)

C：见过城里人煎鱼算什么见世面，未庄人可怜可笑，以此来自负自傲的阿Q不是一样可怜可笑吗？！(隐含的讽刺性叙述者的评价性话语)

从叙事话语的类型角度看，转述性话语在《阿Q正传》中占了相当分量，鲁迅将这种话语使用得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有时甚至在形式上使人完全无法区分哪是叙述者的，哪是人物的。例如这一段话语就达到了这样浑然难分的状态：

有一年春天，他醉醺醺地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然而非常藐视他。阿Q的意思，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的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老实说，他肯坐下去，简直还是抬举他。

这是一段转述程度很高的话语，从“这王胡，又癞又胡”开始，我们就很难截然区分，哪是叙述者的话语，哪是人物的心理话语，它们在这种高度转述性的叙事话语中浑然难分。但尽管形式上无法明确区分叙述者话语和人物话语，我们却仍然能分辨出这话语里至少有三种很不一样的声音，一种是史官型叙述者客观冷静的中性的声音，一种是阿Q的声音，这种声音尽管相对弱一些(转述程度越高的话语，被转述对象的声音就越弱，两者成反比)，但因为太具有阿Q狭隘无聊、虚荣自大、欺软怕硬的特征，还是很容易分辨；另一种声音是那个游戏型讽刺型叙述者的声音，这种声音比较响亮，这是一种调侃、嘲讽、讥刺的、皮里阳秋的声音，也十分容易区分清楚。

因此，在《阿Q正传》里，无论是叙述者话语、还是人物话语、抑或转述者话语，都具有明显的双声性乃至多声性，这是这部小说话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双声乃至多声的叙述话语具有单声性叙述话语无法比拟的语义张力，它使这部小说的话语具有超常的语义含量，相当意义上，这部小说的巨大成功，不仅得力于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还得力于小说具有巨大张力的双声乃至多声叙事话语。《阿Q正传》叙述话语的双声性或多声性，与那个讽刺性叙述者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个叙述主体将游戏、玩笑、讥讽、嘲弄的语气加之于那个古板严肃的叙述者的话语和小丑型人物话语之中，从而改变了他们话语的语调、语气和语义，使其由单声变成双声乃至多声的叙述话语。当一段话语具有两种或多种声音同时存在时，实际上意味着两个或多个主体在话语中进行着微型对话，这种对话有时比较隐蔽，有时则比较明显。例如下面一段话语的对话性就比较隐蔽，需要仔细阅读倾听才能捕捉到内面隐藏着两种对立的声音：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控诚慌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他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看哪，他飘飘然地似乎要飞去了。

…………

在这一段话语中，粗看没有多少对话性，但细读我们仍然可以倾听见其内的某些对话性因素。即使我们将表面上那个倾向于阿Q的史官型叙述者的声音略去不考虑，那么，这里还存在着讽刺型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潜在对话。在这一段议论性话语中，讽刺性叙述者预设了一个与之争论的对象，他是在与这个对象进行潜在的论争，这个对象就是欺负小尼姑的阿Q以及持阿Q相同立场的人们。结果我们将会发现讽刺型叙述者与人物的内在对话是这样的(潜在对话的内容用括号标出)：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只有战胜强大敌手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象你阿Q这样将弱者当作敌手欺负的人，算什么英雄！)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可是你阿Q恰恰是将弱如小鸡绵羊的小尼姑当对手，你的胜利有什么意思！)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控诚慌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他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可你阿Q欺负弱者还得意非凡，你是多么令人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有人夸耀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你阿Q可算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了)

看哪，他飘飘然地似乎要飞去了。(还有你更无聊更无耻的人吗？)

而在下面这段段话语中，明显存在着两个叙述者之间争论的声音：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恶。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不至于被蛊，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至于被蛊了，——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布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而小尼姑并不然，这也足见异端之可恶了。

这里有两个叙述者在争论。一个是史官型叙述者的声音，这个叙述者站在传统的“女人是祸水”的立场上，因此也是站在人物的立场上，不仅不责怪阿Q的下流和凌弱，反而责怪女人，责怪小尼姑乱了阿Q的心性，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女人当作罪魁祸首来谴责。而另一个声音则是接近作者立场的讽刺型叙述者的，这个声音通过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方式辛辣地嘲笑讽刺史官型叙述者的观点和立场，谴责阿Q的行为。我们分别用A(史官型叙述者)、B(讽刺型叙述者)来标识它们，将这段话语的内在对话内容予以展开：

A；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小尼姑不是个好东西。害人精。)

B：岂有此理，这干小尼姑什么事。阿Q自己的责任。

A：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正人君子应该坐怀不乱才合乎礼教。阿Q这样飘飘然是不合礼教的，不好！)

B：人非木石，旷男怨女，有接触而心旌摇曳，人之常情，不合礼教合乎自然，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再说，即使不合礼教不应该，那也是阿Q的责任。

A：——所以女人真可恶。(女人是败坏男人的罪人，阿Q被害就是眼前的例子，实在可恶。)

B；太不公平！可恶的是阿Q这种男人。

A；假使小尼姑的脸上不滑腻，阿Q不至于被蛊，(小尼姑脸上为什么要那么滑腻呢？)

B；这难道是小尼姑的罪过吗？真是岂有此理！

A；又假使小尼姑的脸上盖一层布，阿Q便也不至于被蛊了，(所以，阿Q飘飘然是小尼姑的罪过)。

B：强盗逻辑！横蛮无理！阿Q如果不欺负小尼姑不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吗？！

A：——他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布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阿Q飘飘然是小尼姑的责任)

B：这说明阿Q从来就下流污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