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蕾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汉匈、汉羌战争军事对比探析

张 蕾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匈奴与西羌同为边患，西汉政府主动出击，解除了匈奴的威胁；东汉政府面对的是力量远不如匈奴的西羌，但在应对过程中却屡次失败，一直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这些都充分暴露了东汉王朝军事力量的衰落：地方军队力量不足，临时招募的军队参差不齐、素质差、战斗力弱，而且中央政府的军事指导、规划能力不足，羌叛问题也由此成为东汉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

匈奴；西羌；西汉；东汉；军事；衰落

匈奴、西羌作为两汉时期的边患，中央政府都用军事手段进行打击，但军事打击之后却是不同的结果。在汉武帝时期，经过几次重要的军事进攻之后，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基本消除。而东汉政府虽也多次对西羌用兵，但效果不理想。从光武帝刘秀到东汉末年，东汉一朝羌患不断。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论述，“然而东汉却意外的遭到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羌祸难歇，而汉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运之来临。”[1](P208)在钱穆先生看来，羌祸的不断是东汉王朝衰弱的表现，同时削弱了东汉的力量，成为东汉衰亡的原因之一。就此，本文对匈羌基本概况、两汉军队实力、主被动关系、战争持续时间分别进行对比，并做出简要分析，以此表明东汉王朝军事力量的衰落。

一、匈羌基本概况对比

对比匈奴和西羌的力量，显而易见，羌人的力量不能与匈奴相比。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羌人叛汉，起于和帝，其势并不能与西汉初年之匈奴相提并论。”[1](P208)

(一)两个民族控制区域

从两个民族控制区域看，面积上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虏其民众、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2](P2889-2990)“后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藜之国。”[2](P2893)可见，在汉初，匈奴在冒顿单于统治期间，统一匈奴，并不断扩张，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以现在的地理位置看，它的领土东到东北，西到新疆与中亚相接，北到宁夏陕西一带，占有长城以北广大地区，拥有广阔的领土，与汉朝接壤。此时的匈奴控制着广袤的北方大漠，拥有众多人口、广阔的土地和其他资源。而西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3](P2876)后先零羌与匈奴联合进攻汉朝，被李息击败，“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3](P2877)光武十一年，“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3](P2878)东汉光武帝时期，在凉州设置护羌校尉，明帝永平元年，“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3](P2880)章帝建初元年，“复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3](P2881)羌族虽经过屡次迁徙，但他们的聚居区大概在河西之地，而且从两汉护羌校尉的治所来看，凉州、狄道、安夷、临羌等地，也都在今甘肃、青海一带，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说，当时的羌族也主要在河西，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青海地区，他们仅仅生活在西北一隅。从活动区域这方面看，一个控制北方大片的草原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另一个占据西北部方土地，还经常处于迁徙的状态，生活区域处于不确定状态。二者存在巨大的差距。

(二)社会组织体系

在社会组织体系上，此时的匈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尝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最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之属。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向。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2](P2890-2892)由此可知，汉初的匈奴已经建立起较严密的国家制度，具有完整的官僚制度、祭祀制度、法律制度，拥有系统的国家体系，处于贵族世袭统治的奴隶制国家制度之下。同时，匈奴是一个善战，而且重利的民族，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往往骁勇善战，而且他们是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在有组织的国家政权的组织下，他们拥有较强的凝聚力，能够更容易对西汉王朝造成威胁，形成两个政权的对峙。因此，汉初，匈奴成为汉朝的劲敌，面对匈奴的不断扰边，汉朝只能通过和亲政策与匈奴保持和平。

相较于匈奴，诸羌在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已设置护羌校尉进行管理，东汉沿袭这一制度，所以诸羌始终是汉政府统治下的一个民族。从诸羌反叛的过程来看，反叛的羌族只是诸羌中的某个种族，据《后汉书·西羌列传》记载，反叛的羌族先后有先零种羌、烧当种羌、参狼种羌、卑湳种羌、当煎种羌、勒姐种羌等，羌族的反叛有的是某一种族的反叛，有的是某几个种族联合对东汉政权的反叛，由此可知，当时的羌族是处于一个民族各个种族相互杂居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状态，更没有形成国家，因此他们在社会组织上是较落后的，也就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所以他们的反叛总是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分散性、偶然性等因素共存，多数时候是由一个或几个羌族开始，与匈奴那种由国家主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进攻难以相比。

通过上述对比，匈奴在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后，控制了长城以北的草原区，并建立起奴隶制国家政权，同时相应的完备的国家制度也随之建立，能够有效地组织国家的力量。而西羌，生活在西北一隅，实际上处于汉政府的管辖之下，各个族群相互独立，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社会凝聚力。实力对比之下，羌族实力远不如匈奴。

二、两汉军队实力对比

军队素质是决定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比汉匈、汉羌战争，可以从两个时期的军队素质上进行研究。

(一)军队组成

从军队组成上，匈奴、羌族都是游牧民族，基于这样的特点，西汉时期，为了应对匈奴，中央政府大力发展骑兵。当时的政府意识到马匹的重要性，文帝时就注意养马，号召民间养马，景帝时更是大力发展马政。“在北部地区设牧苑三十六处，以郎为苑监，以官奴婢三万人养马，其数量达三十万匹。京师也设六厩，每处多至万匹。”[4](P119)在文景帝大力养马的政策之下，到汉武帝时期，养马情况已达到“众庶以巷养马，阡陌之间成群”[2](P1420)的景象。因而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汉骑兵的力量得到充分的保障。面对强大的匈奴骑兵，汉在对其战争中，动用的骑兵数量，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元朔五年，“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2](P2925)“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2](P2934)“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2](P2938)西汉政府的骑兵不仅在数量上能够与匈奴抗衡，而且军队作战能力也不亚于匈奴，所以在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西汉政府凭借着强大的骑兵力量，最终战胜了匈奴。

东汉王朝面对羌族的一次次反叛，采取的军事措施基本上是哪里反叛，调集哪里的军队进行攻击的很直接的一种方法。在《后汉书·西羌列传》中常见到的是陇西太守、金城太守、汉阳太守领兵抗击羌族反叛的情况。这种片面的抗击羌族的战法其实反映的是东汉军事的虚弱，面对羌族的反叛，东汉中央政府没有更多的军队去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当地的军队。用钱穆先生的话“羌虏皆骑兵，汉以步卒追之，势不能及，则彼能来我不能往，西汉屯田之所以见效，以先有骑兵之驱逐扫荡，敌已远遁，乃以屯田继之。”[1](P208)从他的论述中也能得出，东汉政府面对以骑兵为主的羌人反叛，未能做出正确的军事策略，没有足够的骑兵去对抗，单纯依靠步兵，结果是东汉政府消耗巨大而效果不尽如人意。

(二)军队的战斗力

从军队的战斗力看，西汉政府主要是征兵制，也就是职业军人，同时注重对军队的检阅、训练。《汉官仪》记载：“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鄣塞烽火追虏。”[5](P152-153)每年的秋后注重对士兵的考核，对各种兵种的训练，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对军队的实战演练，这样的训练使得这些职业军人能够拥有更强的战斗力。

东汉时期兵役制主要是募兵制。面对大的反叛，政府往往临时招募士兵，这种制度下招来的士兵往往良莠不齐，作战能力差，而且军纪败坏，在战斗过程中失败也就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据记载，在与迷唐作战中“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3](P2883)“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3](P2883)“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3](P2884)元初元年，零昌羌反，“侯霸、马贤将湟中吏人及降羌胡丁罕击之，斩首二百余级”，[3](P2889)这些都是东汉募兵制的表现，募兵范围不仅在汉人中，而且包括其他民族。甚至是用羌人与反叛羌人作战，这样的军队构成，不利于内部的团结，也难以形成合力，战争失败也就再所难免。

西汉为了应对匈奴强大的骑兵而发展自己的骑兵，军队发展具有针对性。东汉政府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军队往往临时征集，这就导致军队构成复杂，质量也参差不齐，并多以步兵为主，所以在应对羌族反叛的过程中往往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对。这样的军事打击也就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未对羌族造成威胁，使得羌族屡次叛乱。

三、主被动关系

(一)西汉时期对匈奴采取主动出击策略

西汉初年，限于各种原因，面对匈奴的祸患，中央政府在军事上对匈奴的不断侵扰只能采用一种被动防御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在整个国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汉武帝对匈奴开始采取主动出击的军事策略。用朱绍侯先生的观点，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军事进攻是“有目的的有步骤的战略进攻。武帝对匈奴发动过十多次进攻，而这些进攻，并不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被动应战，而是有目的的有步骤的战略进攻”。[6]马邑之谋就是其开始。“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2](P2905)这次汉军本计划引诱单于进入马邑城，而后歼灭之，不料计划被匈奴单于识破而未达成。虽然如此，但此次计划是汉精心计划的对匈奴的一次进攻，一改以往被动应战的局面。此后，汉进行了三次对匈奴的主动的进攻，第一次是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於河南，收复河南地，巩固了都城长安。第二次是霍去病出河西，占领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加强了汉在此地的力量，削弱了匈奴在此地的统治。第三次则是远征大漠，把匈奴赶到了漠北，至此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进攻也告一段落。

(二)东汉时期对西羌采取被动应对策略

与武帝时期汉匈战争相反，东汉政府对西羌的战争则体现的是被动式的应战状况。面对羌族的频繁反叛，东汉政府并没有做到积极备战，而是仓皇应战，以至于发生三次大的羌叛，短的达四五年，长的达十多年之久。小规模的羌战也是被动应战，因此在战争中汉军多有失败，并由此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频繁的羌叛，在东汉政府中甚至出现了放弃凉州羌人聚居的地方的声音，《国史大纲》记述“东汉一有边警，即议弃并、凉，弃三辅”，[1](P194)安帝永初二年，针对羌变，庞参主议放弃凉州。这样的争议在东汉是习以为常的事，这反映出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应对羌变中的准备不足，态度消极，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例如在先零羌反叛时“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杆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3](P2883)面对如此军事装备落后的羌人，地方政府也无法制止，这其中有军队素质差的原因，同时也可看到东汉政府在频繁的羌叛中并未形成积极的应对之策，对于这种突发状况只能仓皇迎战，如此被动的地位造成虽然叛乱军队力量薄弱，当地政府仍然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面。

西汉政府面对匈奴的威胁采取的是主动进击的方式，这样给对手以压力，从而占有优势。东汉政府面对频发的羌变，并未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准备，建立起有效的防御机制，而是等到战争已起，才作出反应，再加上地方兵力不足，靠中央和其他地方援助，浪费时间，错过最佳战机，反叛力量更强大，更难以平复，损失也更大。东汉政府只能处于一种疲于奔命的应战状态，而且一次次的战争却并没有形成一个满意的结果，羌祸仍在继续，对羌战争也在继续，形成一种对羌战争的无限循环之中，使东汉政府陷入对羌战争的泥沼之中，也把东汉政权拖向衰亡。

四、战争持续时间

汉初，匈奴在冒顿的统治下，借秦末天下大乱的时机，力量得到迅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原王朝的威胁。刘邦一统天下之后，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匈奴南下掠夺之时，他率兵三十多万击之，企图解除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但在平城遭到匈奴的埋伏，被困于此，后在遣使贿赂单于阏氏的情况下，得以解困。这是汉匈之间第一次大的战争，也由此揭开了汉匈之间的战争。但由于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同时平城之战中汉军的失败，使得刘邦改变政策，采用和亲的政策与匈奴保持和平。之后在文景时期也沿用这一政策，基本上与匈奴处于和平的状态下。偶有匈奴南下侵略汉边的情况，汉也基本采取的是一种防御的策略。文帝时虽有几次匈奴大举南下，但在汉的积极防御之下，并没有爆发大的战争。纵观汉初，汉匈之间直接的战争是很少的，大都是匈奴侵扰汉边，掠夺之后而去的现象。

(一)汉匈战争持续时间较短

汉匈之间的直接的大规模战争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社会力量的恢复，解除匈奴这一大边患，被提到了当时王朝的议事日程。元光二年(133)，汉在马邑设下伏兵，引诱匈奴，企图对匈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打击。但由于计划泄露，单于领兵而归。汉对匈奴的反攻也由此开始。至此，汉匈之间的战争互有攻守。汉武帝元光五年(136)，汉遣卫青等四将军出击匈奴，此次战争，汉匈之间互有胜负。后匈奴出于报复，屡次侵犯汉边。元朔五年(124)，汉派卫青等六将军出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余级。此战汉军取得了对匈奴的胜利。元狩三年(120)，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一次“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2](P2908)第二次，“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2](P2908)汉也由此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优势。后匈奴仍不断犯边，元狩四年(119)，汉派兵远出漠北击匈奴，“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2](P2910)骠骑将军霍去病带兵“出代二千馀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级，左贤王将皆遁走”，[2](P2916)到此，匈奴对汉的威胁基本解除，“是後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P2911)汉匈战争也基本结束。汉匈间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主要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汉王朝解决了一直困扰的边患问题。汉朝的军事进攻也主要发生在汉武帝统治的几十年间。

(二)汉羌战争持续时间较长

相比汉匈战争，汉羌战争持续时间远超其时间。东汉与羌族的战争贯穿整个王朝，伴随着王朝的兴衰。从《后汉书·西羌列传》中看，羌族对东汉王朝的反叛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大的羌变就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安帝永初年间，从公元107年到118年；第二次在顺帝永和时期，从公元140到145年；第三次发生在桓帝延熹年间，从公元159到169年。这三次羌变持续时间长，可以看到第一、三次持续时间都在十年以上，这三次羌变对东汉王朝造成了严重影响，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只军费一项，第一次羌变的十余年间共用二百四十余亿，第二次的四五年间花费八十余亿，第三次仅段颎与羌族的战争中就花费四十四亿之多。除去三次大的羌变外，小的羌变更加频繁。光武帝十年到十二年就发生了三次，中元元年、二年又连续两年发生羌变，章帝建初、元和、章和，和帝永元年间都有羌变的发生，这么频繁而又持续时间长的羌变，东汉政府对羌族的战争可以用“连年战争”来形容，虽然每次羌变东汉政府的军事镇压最终都取得了胜利，可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羌变仍然处于频发的状态。

西汉政府与匈奴的战争主要集中在汉武帝时期，基本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东汉时期的羌变则时有发生，政府也屡次派兵镇压，疲于应付，这样的状态从东汉初一直持续到末年，大大小小的汉羌战争不计其数。所以东汉与羌族的战争持续时间远过于西汉与匈奴的时间。

五、结语

匈奴、西羌分别是西汉和东汉的两大边患，西汉对匈奴的军事战争是成功的，基本解除了其对西汉的边疆威胁。西羌的力量远不如匈奴，但在运用军事打击之后，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暴露了东汉政府军事力量的衰落。面对一次次的羌叛，他们未能找出解决办法，而且始终没有一个整体的军事部署、规划，使得即使在防御方面，力量也是捉襟见肘，这都说明了东汉军力相比于西汉实力大为减退，从而说明东汉政府军事力量的衰落，更是东汉王朝综合实力的衰落。

[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制度[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

[5]孙星衍，等.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朱绍侯.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J].史学月刊，2015，(5).

责任编辑：张 庆

Military Comparison Between Han-Xiong and Han-Qiang Wars

ZHANG Lei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0，China)

Xiongnu and the West Qiang were both frontier enemies.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 defeated Xiongnu but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was not powerful enough to confront the West Qiang. The failures of the Eastern Han exposed their military declining：inadequate local military force，temporaries made low quality force，inefficient military planning and guidance. Therefore，the Qiang rebellions had been a tough problems for the Eastern Han government.

Xiongnu；the Western Qiang；the Western Han Dynasty；the Eastern Han Dynasty；military；declination

2016-05-03

张 蕾(1991-)，男，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1004—5856(2017)01—0082—05

K234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