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静,欧阳明思,王 海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 4210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的语用特征
——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

尹 静,欧阳明思,王 海

(衡阳师范学院 衡阳 4210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中国丛报》(1832—1851)关于岭南风土人情的专栏报道采用了模糊语义、合作原则、预设等语用策略。对岭南风土人情译介文本的语用特征与策略的分析与总结，有助于人们了解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对外译介岭南风土人情之史实，而且其规律性认知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些许启示。

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语用特征;《中国丛报》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英美国家宗教界“大觉醒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终结，来华外国人增多，而清廷所实施的对外贸易和外交政策使广州成为在华外国人的活动中心。西方来华传教士、商人、军官和政府代理机构纷纷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及其周边创办中外文报刊并以此作为在华传播宗教教义、经商或者文化交流的媒介。

19世纪初伦敦布道会遣华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广州外商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的支持下，美国公理会遣华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旨在向西方读者译介中国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式”英文报刊《中国丛报》，“这一期刊的宗旨在于传播有关中国的准确信息，为汇集著作者的论文、旅行记、翻译文章提供方便”。[1]816在华外国人的办报初衷是为在华外国人和外国读者提供有关中国社会状况的信息，关于广州、上海等在华外国人聚集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是外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中国丛报》设有书评、出版物节选、杂记、宗教消息、文艺通告、时事报道等6个基本栏目，开辟“广州介绍”“广东地志”“漫步广州”“上海风土人情录”“中国风土人情录”“中国介绍”等专栏，向国外译介中国风土人情。《中国丛报》发行地主要是广州，曾转移至澳门和香港发行，而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与外交的窗口，其中关于岭南风土人情的报道所占比重最大，也是最为完整和详实的。

一、《中国丛报》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及其研究

《中国丛报》译介广州和岭南风土人情的专栏有“广州介绍”“广东地志”“漫步广州”等，其他报道分散于基本栏目和独立篇章中。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广州城的风土人情，涉及经济、历史、教育、宗教、街道、建筑、风俗等。

现当代著述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丛报》有关广州与岭南的报道。方汉奇概略地论述了《中国丛报》创办过程；[2]48-49邹朝春《〈中国丛报〉的创刊及其动机初探》等文章重在论述该报的创办情况；[3]234何绍斌《越界与想象：晚清传教士译介史论》从译介学角度论述了《中国丛报》创办过程及其向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情况；[4]47-48赖文斌分析了《中国丛报》有关中国典籍的译介情况，总结了其译介内容、目的、策略以及影响等；[5]87-88刘丽霞、刘同赛分析了《中国丛报》中有关《三国演义》的译介特点及其意义；[6]7-10王海、王乐剖析了《中国丛报》“《京报》摘译”栏目的跨文化编译策略和技巧；[7]62-81吴义雄《〈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等个别文章涉及《中国丛报》及其中国社会风习对外译介的研究。[8]108。

这些著述为系统研究清末在华外国人向外输出中国文化及其图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截至目前学界缺乏关于岭南风土人情译介文本的语用学层面的系统分析。从语用学层面来研究《中国丛报》关于广州和岭南文化译介活动及其文本特征，探寻其语用译介规律，有助于岭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中国丛报》岭南风土人情译本的语用特征

《中国丛报》撰稿人是当时在华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官和军官及皈依基督的个别中国本土译者，如马礼逊、伯驾、裨治文、卫三畏、裨雅各等，他们收集、撰写和译介西关大屋、广州八景、广州宝塔、十三行街、河南茶树等西方人感兴趣而反映广州与岭南独特风俗民情的题材，迎合和满足了西方读者对“神秘”中国的好奇心，为外国人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9]33在华外国人有关《中国丛报》岭南风土人情的译介文本形成了其独特的语用特征。

(一) 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特征

指示语反映的是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在语用学中一般叫“语用指示”，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才能确定。用于完成指示功能的语言形式就称为“指示语”，[10]32，可分为五类：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话语指示以及社交指示。而在语言学中，一些词语本身就有所指示，这诗意般的词语，属于语义指示。[1]287-288。

作为一份晚清时期的月刊，《中国丛报》有关广州风土人情报道的实效性并不强，多为说明、描写、议论性文字，大多数段落较长，旨在向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外国读者介绍遥远的东方城市广州。其作者和编辑在写作上花费了一些功夫，除了报刊内部作者的介绍性文章外，还有从私人游记中摘录的关于广州的记载。“广州介绍”刊登的是说明性、介绍性的文章，用好指示语有助于对传播效果的提升。

在《中国丛报》关于岭南的游记报道中，编辑或撰稿人往往采取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来叙事，以讲故事或日记的报道手法来译介其见闻，让人觉得身临其境；同时，“I”“We”“You”这些人称指示词说明在语境中说话人是确定的，这种来自在华外国人的第一手资料且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来讲述故事的报道手法增加了西方读者对译介文本的可信度。

在“广州介绍”专栏中，作者往往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we”来指代不同对象。在“我们并不是要去揣测或者用欧洲人的品位和功用标准去评判他们”(In giving a description of this people, therefore, or of anything that belongs to them, we are not to estimate either it or them by the criterion of European taste and usage.)[1]194的语境中，“we”指代的是文章作者，亦或是报刊的一种观点或立场；在“我们现在转而关注一下广东政府”(We pass now to notice the government of Canton.)[11]200的语境中，“we”指示词不自觉地将读者带入文本中，引领读者继续阅读，拉近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同时这个指示词使得文章叙事承接转合而自然流畅。

“漫步广州”译介文章中大都使用了第二人称代词“you”来指读者，出现在介绍广州街道、景色、游历路线的文本中。“下船后，你不用改变方向继续往前走……你很快就到达外国商行”(From this place, after quitting your ship, you continue on without changing your course, and leaving the city close on your right, you soon reach the foreign factories.) ；[11]145“在广州城的北边和东北方向是丘陵地带，你所面临的其他方向都是开阔地”(On the north and northeast of the city, the country is hilly and mountainous. In every other direction a wide prospect opens before you.)；[11]146“确实，当你在狭窄的街道行走时……”等。[11]198

虽然作者并没有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多数读者或许并未到过广州，当读到“you”这样的人称代词时，仿佛有一种代入感的产生，自己正在被作者引导着行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田野乡间。在言语交际中，第一方与第二方直接交际，第三方为次要交际者，第一方与第二方是直接关系，与第三方是间接关系，在心理距离上有所疏离。[12]307说话者与听话人并不处在同一时空，但第二人称指代词的在文本中的应用是一种作者与读者“平等交流”的状态，阅读起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读者在阅读时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如果选用“the one”、“the person”等第三人称指示语，则会让读者觉得自己“并不在场”，相反拉大了读者与作者描述场景之间的距离。

(二)模糊语义

在《中国丛报》文本中出现了大量“模糊语义”的语用现象。言语交际中语用含糊的研究包括那些看似是词汇，实际上是话语的“模糊限制语”，以及其他以为只是“语义模糊”而实际上是语用含糊的现象。[10]279其实，除了在言语交际中会出现语用含糊现象或者“模糊”现象，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也有此现象，有时称之为“语用模糊”。分为词义模糊和句义模糊，在没有具体语境的环境下，这样的形容词在没有明确界限的情况下便可以理解为词义模糊；从每个词看，意义是明确的，但从整个句子看，语义是模糊的则是句义模糊[12]321。在语言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模糊并非话语意思表达不清，恰当使用“模糊语义”可以使话语在文本中更加适合、得体。

大量形容词的使用。“在1300年，‘大量船舶来到广东，’在这之后不久，浙江和福建也对外国船只开放了(In 1300, an “abundance of vessels came to Canton;” and not long afterwards the ports of the provinces of Cheke?ng and Fuhke?n were also opened for the reception of foreign ships.)”。[11]151此句中“大量的”“不久”就是词义模糊，此段介绍的是广州历史，作为一份面向欧美大众的报刊，没有必要将历史上的事情讲得十分精确，文章旨在让读者对广州的历史有个大概了解，这些形容词的使用已经足够作者达到写作目的，缩小模糊的范围，使语义较明晰、具体；在一篇长文中，出现过多的数据对文章的可读性或许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同一篇文章中，“据说，在老城里，目前只有一栋房子是在掠夺城市后还一直屹立着的(It is said， that in the old city only one house, built before the sacking of the city, is standing at the present time.)”。[11]153-154以及“根据一些外国和当地书籍，‘城市北部是由三个镇组成的……’(According to some foreign, as well as native books, the northern part was once “composed, as it were, of three different towns……”)”。[11]155在这里，文章没有给出准确的来源，而是用了“据说”、“根据一些外国和当地书籍”，也没有指明是什么书籍，甚至作者也没有给出一些事实性陈述的出处。虽然模糊语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降低文章的可信度，让读者产生疑惑；而提高模糊度，可以使得表意具有包容性与灵活性，作者不必纠结于细节出处的考证也能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或者将自己的观点暗藏其中。同时，这可能是作者的行文风格，也可能是写作时文献查阅不便等原因所致。

(三)合作原则

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达到传播双方的相互理解、相互配合，20世纪7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了会话的合作原则，认为会话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准则：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作为当时一份权威的报纸，《中国丛报》自然不能违反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否则就失去了其可信度和价值。

质的方面，说话者不能说假话与证据不充分的话。在介绍广州的文章中，有些地方出现所说的话语出处模糊的情况，这或许可以理解为缺乏足够的证据，可能是当时新闻写作风格不像现代一样要求说明说话者，或受访者主动要求匿名，这很可能是作者写作规范与今日不同所致；此外，文章描述的广州在事实方面也没有出现虚假的话，而那些夹杂着评论态度的话语便需要读者自己体味了，在“广州漫步”栏目中，作者是以游记的方式来写的，因此所写即所见，与外国人在中国大街小巷中见到的广州景象并无太大差异。

关系准则体现在报纸每部分内容都围绕某一中心撰写，井井有条，主题突出。在“漫步广州”中，即使只有七八行文字的简短文字也是围绕所涉主题而写。

方式准则方面，要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要简练(避免罗嗦)，要井井有条。[10]82-831833年9月第五期就对广东的官职从上至下循序渐进地一一作了介绍，最先介绍的是满洲统治者——天子，之后到管理广东和广西的两广总督，接下来又介绍了将军、布政司官员、按察司官员、盐运司官员等职位。一般介绍内容为官员所属部门、管理权限等，前面几个较为重要的官位介绍篇幅较多，有些职位还有当时官员的个人介绍，有关于官员的籍贯、为官理念方面，而其他一些较低官职的介绍篇幅就较为简短。这种写作方式详略得当，从官位高低来排列显得顺序井然。

量的准则掌握在编辑和作者手中，在《中国丛报》1833年8月至10月第2卷第4期至第6期关于广州介绍的文章中，编辑使用近80页的篇幅，从地理、景观、历史沿革、政府官员、寺庙、塔等方面加以译介。其中作者或编辑在有些方面提供了多余的信息，有些方面缺失了所需要的信息，这种做法违反了量的准则，但是为读者提供了推导的空间。

1837年8月《中国丛报》对广州八景的译介文章中，编者遵循了质的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仔细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整篇文章大概只有1/3的篇幅是对八个景点的介绍。前面用了1/2的篇幅对于中国人的风水观进行了批判，并且引用了某外籍人士Davis对于中国风水批判的原文。他们认为风水就是一种迷信。在编者的这篇违背量的准则的译介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编者由于价值观的不一样或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够全面的了解，所以文本中有失偏颇。

(四)预设

当我们说出一句话时,这句话往往隐含有某种前提条件,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客观存在已被我们预先假定了,这种自明的前提没有被说出,而且无须说出,却已经为谈话双方所知晓并且承认,这就是预设。在语篇里，预设并不会明显地出现，文本作者在传递信息时就可以将自己的预设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给读者，让读者默认前提、立场的存在。

丛报喜欢用议论开头，先从西方文明发展之因素、一些方面的评判标准开始讲起，然后切入正题。1833年9月第五期正是一例，文中的大致意思说因为需求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进步，例如古埃及和古希腊，中国也应该如此，“但是他们却很少冒险或超越他们遥远时候祖先限定的范围，他们也同样缓慢而不情愿地去适应或模仿‘遥远外国人’的功用以及进步之处。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著性格，同时他们也引以为豪(but seldom have they ventured or desired to step beyond the limits which circumscribed the efforts of their remote ancestors; and they have been equally slow and unwilling to adopt or imitate the usages and improvements of “distant foreigners.” This is a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and one too in which they glory.)”。开篇就奠定了对中国人的评价：中国人循规蹈矩、故步自封，不愿意学习先进事物，没有谦虚的心态。或许会导致读者在阅读了剩下的文章后对中国人的评价很会有什么提升。在后半部分文章中作者介绍了中国的房屋设计，认为“可以确认中国建筑在设计上没有美感与实用性，缺乏可居住性，在外观上不够大气，建筑工艺也很粗糙。(affirmed that all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 are “without elegance or convenience of design, and without any settled proportion, mean in their appearance, and clumsy in their workmanship.”)”[11]194结合前文，此处蕴含着的预设是作者判定西方的建筑水平高于中国，西方建筑更适宜人居，语气中对中国建筑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总体来说，虽然有时也有一些赞许之词，但负面之词为数不少，或许读者在之后的阅读中，带着语句预设的观点，他们对中国人也许已经没有了什么好印象。

这种对读者强调自己的价值标准的行为在新闻写作中似乎是不可接受的，但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文章建向读者灌输了一种在潜移默化受到影响的观点态度。即使受众可能已经意识到某一篇新闻报道的观点会有失偏颇，但只要他们去评判这则消息的真假，他们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它通过预设传递的信息[13]100。

结 语

《中国丛报》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活动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在华外国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对岭南文化与中西文化差异的认知。文章通过分析和归纳其译介文本语用特征了解其跨文化传播策略，为正确认识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智据和视角，厘清在华外国人对岭南风土人情和中华文化误读细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与岭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由于中西跨文化传播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二者必然有着较大差异，想要使文化得到传播，首先需要对该文化持客观态度深入了解，在撰写相关文字或其它相关内容时充分考虑读者阅读感受，使用恰当的方式传达作者的观点意图，应该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模式而有效地传播到目的语受众群体中，尽量减小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可能会产生的文化损耗，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差异之误读。

正如在华外国人在《中国丛报》岭南风土人情译介活动中的做法，在当下中国实施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应该充分发挥海外媒体与海外华人和侨民群体来译介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发挥祖籍岭南的海外华人、移民、侨民的优势，打通国内外的传播渠道并利用当今便捷的新媒介技术，使得岭南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效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1] 卫三畏. 中国总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方汉奇. 中国新闻传播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 邹朝春. 《中国丛报》的创刊及其动机初探[J]. 宗教学研究,2014(4).

[4] 何绍斌. 越界与想象：晚清传教士译介史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5] 赖文斌. 从《中国丛报》看晚清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译介[J]. 兰台世界，2015, (8).

[6] 刘丽霞, 刘同赛. 近年来在华传教士对《三国演义》的译介——以《中国丛报》为例[J]. 济南大学学报， 2014 (3).

[7] 王海, 王乐.《京报》英译活动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技巧——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J]. 国际新闻界，2014 (10).

[8] 吴义雄. 《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J]. 学术研究, 2009(9).

[9] 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0] 何自然，冉永平. 语用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11] Chinese Repository from vol. Ⅰ, May, 1832 to vol. XX, December, 1851.

[12] 赵宏. 新闻语用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3] 黄敏，李昇兰. 网络新闻的语用学分析——以中、美官方网站有关中东和会的新闻报道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03(4).

(编校 吴 戬)

On Pragmatic Features of Lingnan Customs Translation——Taking Texts from Chinese Repository as a Case Study

YINJing,OUYANGMing-si,WANGHai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Chi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China)

The columns on Lingnan customs in 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 have adopted several pragmatic strategies, including fuzzy semantics, cooperation principle, presupposition and etc.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its pragmatic features and strategies helps people to learn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foreigners in China hav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Lingnan customs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Additionally, those features and strategies can serve for the sprea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Lingnan customs; translation; pragmatic features; Chinese Repository

2016-06-28

《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立项课题及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项目“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策略研究——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2016GZY1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基地招标项目“岭南风土人情对外译介的语用特征——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CTS2015-04); “攀登计划”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中国风土人情对外译介的语用规律——以《中国丛报》文本为例”(pdjh2016b0171)。

尹静(1983—)，女，湖南衡东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学、语用学研究。

K250.6

A

1673-0313(2017)01-01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