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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

2017-03-10方红姣孙国洋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唐君毅王船山牟宗三

方红姣,孙国洋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

方红姣,孙国洋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现代新儒家很重视对船山思想的研究,从第一代的熊十力、张君劢、贺麟、钱穆到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再到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曾昭旭、林安梧等,几代现代新儒家学者对船山学都表现出了普遍的关注和重视。文章以主要人物为重点,对三代新儒家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一个梳理。

现代新儒家;船山学;述要

一、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

1921年,当世人都在猛烈反孔反儒之时,28岁的粱漱溟出版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儒家文化振臂呐喊,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的精神方向。

熊十力从青年时代起便开始关注、研究船山学,他提出船山思想有宝贵的四大观念,并对船山思想的路数和特点有一个精到的阐述。他说:“晚明有王船山,作《易内外传》,宗主横渠,而和会于濂溪、伊川、朱子之间,独不满于邵氏。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论益恢宏,浸与西洋思想接近矣。”[1]140又说:“船山足为近代思想开一路向”。[2]480

王船山对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并且直接开启近代思想,其卓绝处体现在哪里?熊十力以四个词来概括,即“尊生”“明有”“主动”和“率性”。先看尊生,“生”的观念来自《周易》《易传》中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船山一生重视易学研究,著有《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善于从易道来阐发其哲学观念。因此,如熊十力所说:“其学,尊生,以箴寂灭。(《易》为五经之源。汉人已言之。而易学,不妨名之为生命哲学。特其义旨广远深微,包罗万有。非西洋谈生命者所可比拟。)”[2]481整个宇宙、人生都是生生不已的过程,以此反对佛家的寂灭。在熊十力看来,船山这一思想特点可与西方哲学中的生命哲学相对照。

其次“明有”。熊十力说:“明者,以反空无。”[2]481王船山宗主横渠,以气为本。他在横渠的基础上,对气做了“诚”“实有”的规定,气是实有,不是空,也不是无。而宇宙天地都是气,“太虚一气”“太虚一实”,因此,宇宙都是“有”,都是“实”,不存在“空”和“无”。从思想渊源上看,这是横渠和船山继承《周易》的说法,《周易》言幽明,不言有无。幽明即隐显,隐而不可之谓幽,显而可见谓明。所以,“明有”是对“空”“无”的反对。

熊十力认为,“主动”是对“颓废”的反动。船山认为,宇宙、生命无时不处在自我运动之中,绝不存在所谓的“废然之静”,他说:“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3]1033在船山“动静皆动”这一点上,熊氏将王船山与颜习斋做比较,在熊十力看来,王、颜二者此说的目的相同,都是为纠正宋明儒末流的疏空之病。但相比之下,王船山比颜习斋要深刻得多。

何为“率性”?“率性”乃是要统一情欲,要正情。王船山在人之性、情、欲、才等问题以及相互关系上,有自己见解。他肯定人性的日生日成,后天的习得;肯定人合理的感性欲求,“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批评佛老“去情”的思想,肯定“情”在为善、尽才、尽性中的积极作用。情、才出于性并且彰显性。情欲与性为一。

前三点都是船山坚持即气言体,强调气的实有和流行不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佛老空无寂灭的有力反击。在熊十力看来,这第二、三点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力图纠正宋明儒学末流的弊病。熊十力所总结的第四点,是船山的理欲观,但是熊氏认为船山此说在根本主旨上与程朱相同。这实为熊十力没有看到船山在这点上对程朱的超越。

对以上四大基本观念,熊十力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他说:“若夫生与有等,四大基本观念,余与船山,未尝异也。”[2]481但他对船山的乾坤并建说评价不高,并自言写作《新唯识论》的目的就是要补救其过失。他说:“言乾坤并建,因未达体用不二之旨,遂有此失。……船山未见本体,其反对阳明,不悟心即是性。船山将性,与天命道等妄分层级,又以理为气之理,不即是心,几成唯物论”[2]483熊十力认为,船山的“乾坤并建”说是一个失误,造成这一过失的原因是他没有领会体用一元之理,是属于本原上的失误。在熊十力看来,船山主张以气为本,一切从气上说,即气言理,即气言性,因此不能识得“心”这个本体,有唯物论之嫌。

应该说,熊十力的这个看法充分体现了熊十力以阳明为儒学正统的心学立场。船山的乾坤并建之说,其实正是他道论思想的独特之处,并非如熊十力所说“未达体用不二之旨”,而恰恰是真正贯通了体用不二之旨。因为熊十力所强调的体是心体,过于向内追求心性之体,反而容易忽略外王之用的一面,阳明末流之空谈误国即是明证。

贺麟对船山学研究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看重船山的历史哲学思想,并善于从中西比较的视域来考察,将黑格尔与王船山做比较,挖掘二者的共通之处:辩证的历史观。贺麟对船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探讨集中在船山历史哲学的方法、历史哲学的哲学根据以及历史哲学的特点三个方面。船山历史哲学的方法有三点,即有自己的哲学原则、现象学的方法以及体验的方法。方法中的第一点实质上也就是船山历史哲学的哲学根据,贺麟称之为“合一论”,船山的历史哲学即是此合一论的应用和发挥。贺麟认为,船山历史哲学的最大特色在于其丰富的辩证思想。船山善于从天道之表现于历史的发展中发现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原则,这一辩证的历史观是船山在历史哲学上的独特贡献。在这一点上,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可与黑格尔媲美,他说:“船山的历史哲学之富于辩证思想,最新颖独创且令我们惊奇的,就是他早已先黑格尔而提出‘理性的机巧’(the cunning of reason)”。[4]267黑格尔哲学中最具创新意义的“理性的机巧”之说,王船山早在约一百五十年前就已预见到,在贺麟看来,这是很不简单的。

此外,贺麟对船山的知行观也颇为重视。他有题为《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一文,文中对王船山的知行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王阳明之后,对知行问题有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要推王船山”。[5]205贺麟从“知可诡而行不可诡”“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两方面说明船山知行观是“唯物的或重行的知行合一说”。因此,在贺麟看来,船山的知行观在某种意义上补救了朱子和阳明的偏弊,包含有较多的唯物辩证成分,并认为毛泽东早年组织的“船山学社”,这些都是对王船山的肯定。贺麟看到了船山知行观超出于朱子和阳明之处,“重行的知行合一说”的评价也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贺麟这里有个小失误。“船山学社”是刘人熙于1914年创立,为的是纪念王船山,弘扬船山思想。毛泽东并非船山学社的组织者。但毛泽东与船山学社也颇有渊源。早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经常去船山学社听课。1921年,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内创立湖南自修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所培养党员干部的培训学校。

张君劢自称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是现代新儒家中的一个特别人物。他对船山学的定位是“儒家实在论”,这一个结论是他在对船山与朱子理学、陆王心学做比较之后得出的。在张君劢看来,朱子之学可称为“道问学派”,陆王心学是“尊德性派”,船山与这两派都不同,是与之相对抗的“儒家实在论”。船山学为什么是“实在论”呢?张君劢详细阐述了船山思想中的“有”“生”“体”“用”等概念,并对船山的人生论和知识论做具体分析,他认为船山在这些问题上都体现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基本观点:对外在世界的存在的认识是第一前提,一切都要从这个前提出发。

张君劢在论船山思想时,还善于将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代表柏格森与船山对比,柏格森有“绵延”说,在张君劢看来,船山则有“反省说”,并认为二者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船山的“反省说”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柏格森的意义。而之所以如此,张君劢认为,这是因船山深受《易经》的影响,“王夫之受《易经》的感染,论调有时像是一个生于十七世纪的柏格森主义者”。[6]459

钱穆是现代新儒学在史学界的代表。他晚年曾将自己一生的学问概括为三个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亦即是民族性,三是历史实证”。[7]第一个原则和第二个原则都是指的坚守以儒家文化精神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它具有强烈的民族观念和历史文化意识。第三个原则当然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即重视实证和考据的工夫。对于具有强烈民族观念和历史文化意识的船山,钱穆的评价相当高。他说:“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8]106不过二者相比较,黄梨洲的贡献主要在学案,学术创造性并不大,而船山则更高一筹。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集中了钱穆对王船山思想的研究文字。他对船山思想中的重要范畴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如“惟器论”“惟用论”“日生日成论”“继善成性论”“有无”“动静”“内外”“知行”“能”“习”“天理人欲”“法贵因时”“泥古非今之害”“宋学与申韩”等等,这些范畴涉及道器、人性、知行、历史、政治等,在钱穆看来,船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体现了他“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宏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8]106钱穆对船山思想的研究,哲学分析的内容少,而偏重于爬梳,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实证的工夫和严谨的态度。

二、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

唐君毅关于船山研究的专论在第二代现代新儒家中是最多的。他特别重视对船山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他把船山哲学思想分成五大层面:天道、天道性命、人性、人道、人文化成。唐君毅认为,“船山之学,归在论史”[9]494,但这里面有一个由天道到人道的下贯过程,以及由人道到天道的上通过程。所以,唐君毅在论了“天道”之后,就要讲“天道性命关系论”,然后接着论“人性”“人道”,最后下贯到人文历史世界。在唐君毅看来,船山之天道是“乾坤并建、氤氲化生”的自然观,因人性继天道而日生日成,故而可挺立人道之尊,最后通过人文历史的重视以期达到传承儒家文化的目的,“而其归宗则在存中华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统绪”[10]621,正所谓船山之所以如此重视历史文化,是因为他承继横渠之学,尤为重气的缘故,这也是船山与朱子阳明相比的高明之处。牟宗三对唐君毅的船山思想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唐君毅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细致梳理有助于大家对船山的了解。船山重气的哲学思想对唐君毅的文化哲学的构建起了很大的作用。以文化哲学著称的唐君毅,在构建他的文化哲学时继承了船山重气的精神。他说:“我今之论文化,即直承船山之重气精神之表现之义而发展。”[11]8

牟宗三对船山思想的兴趣主要集中船山的历史哲学上。一方面,船山的两部史论《读通鉴论》和《宋论》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三大史料来源之一。在《历史哲学》第二部第三章《秦之发展与申韩》、第三部第三章《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之历史文化的意义》中,牟宗三着重讨论了船山历史哲学思想,此外,这本书中的其他章节也有关于王船山的零散论述。《政道与治道》是牟宗三的另一本重要著作,里面也有不少篇章涉及船山思想,如第九章《社会世界实体性的律则与政治世界规约性的律则》的第六节“黄书”里面包含两篇:“原极”篇和“古仪”篇。第七节“日知录”中有一篇:“藩镇”篇,第节九有“明末顾、黄、王诸大儒理想之歪曲与延续”篇以及序论。牟宗三的另一本著作《生命的学问》一书中也有题为“黑格尔与王船山”的专篇。

同时,牟宗三还是现代新儒家中除贺麟外又一位乐于将船山与黑格尔相提并论的人。他将黑格尔与船山之历史哲学作比较,分析了船山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在牟宗三看来,船山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他说:“这两位(指黑格尔和王船山,自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大思想家,依照传统的标准说,都不算是好的哲学家,而却都是好的历史哲学家”。[12]170原因何在?在牟宗三看来,船山和黑格尔之所以能成为伟大历史哲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两个都拥有“具体解悟力”。他说,“王船山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也是具体解悟力特别强的人。他虽然没有像黑格尔表现为‘辩证的综合’那种系统性,但他比黑格尔更为纯正。他的传统是孔孟以及宋明儒者的传统,所以他在基本原理与立场上,纯然是儒者德性之学的立场……其具体解悟力特别强,故其论历史,亦古今无两”。[12]177-178这个“具体解悟力”是真正契会文化与历史不可缺少的能力,在牟宗三的话语中,它与抽象解悟力是相对的。牟宗三认为,与黑格尔一样,船山有极强的具体解悟力,同时他又有儒家德性之学的立场,这是船山高于黑格尔之处,因此其史论颇为精彩,古今无两。

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

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都有留学美国并曾经或者正在美大学任教的学术背景,由于很好的西学素养,他们在对待儒学的现代困境问题上,更有平和、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无论是最初研究宋明新儒家思想的杜维明,还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刘述先,亦或是一直在史学领域耕耘的余英时,他们学术思考的重心最后都落到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上。三位学者都没有研究船山的专文专著,但是他们的相关著作中有不少论及船山的文字。比如,余英时的《文史传统和文化重建》,他在这本书的“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一章中谈到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杜维明就现代新儒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在这中间他对船山的忧患意识非常推重,并为这种民族忧患意识正名,船山的民族忧患意识绝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王夫之所体现的强烈的危机感和顾炎武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代表的不可能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情绪,而应该是忧患意识”[13]159;刘述先也论述过船山的气学思想,这个内容主要是在他的《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里。

曾昭旭是继唐君毅之后第二位对船山思想做整体梳理的现代新儒家,他的船山研究开始较早,从步入学术道路之初起,就一直作船山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昭旭先后发表十几篇有关船山的文章,其研究成果最后集中表现在专著《王船山哲学》一书中。

曾昭旭从船山的生平、船山学术析论、船山思想综论三大部分论述,即为三编,编下有章,如第二编船山学术析论,以船山各著作为中心线索,就船山的“经学”“诸子学”“史学及其他”等三章来分述。第三编则跳出具体的各本著作,从整体上梳理把握船山思想,展现其义理体系,依次从船山“义理的根本方向”“即气言体”“天化论”“人道论”以及“人文化成论”五个方面分章论述。曾昭旭使用的范畴,如“人道论”“人文化成论”,明显地带有唐君毅船山学的痕迹。对后辈年轻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唐君毅、曾昭旭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安梧是现今活跃在台港地区的一位更年轻的船山学者。围绕船山学研究,林安梧主要出了三本著作,分别是1987年出版的《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1995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和1998年出版的《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

《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是船山思想研究专著,这本书体现了前辈唐君毅和曾昭旭的船山学对林安梧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整本书的观念架构上。林安梧提出,船山哲学是“人性史哲学”,依次从人性史哲学的“建立”“人性概念”“方法论”和“核心问题”来具体诠释,建构其具有林安梧特点的船山学。这一独特的船山学体系在他的另一本书《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中得到继续深入的阐发。

《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中的第二章题为“正统论”的瓦解与重建——以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是在《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一书的附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第三章题为“王船山的历史诠释学”,同样是在《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一书的谈方法论那一章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第一章的第三节“顾、黄、王的哲学思想及其启蒙意义”一文则从思想启蒙的角度谈船山哲学,并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论。

林安梧对现代新儒学发展前景的思考始终是以船山学为思考核心,透过对船山学的研究,对熊十力哲学的吸取以及对牟宗三哲学的反省,林安梧提出,由牟宗三返回熊十力,再由熊十力“回到船山”的后新儒学的发展路向。所以,林安梧的眼光始终是宽广而又充满了对现代新儒学的关切之情,他的船山学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船山思想,在建立起船山人性史哲学之后,以一种哲学人类学式的诠释方式,从历史主义切入、思考和谋求现代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并由此为后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发展向度。

[1] 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一[M]//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2] 熊十力.读经示要[M].台北:明文书局,1984.

[3]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M]//船山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

[4] 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 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M]//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张君劢卷.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7] 钱穆.丙寅新春看时局[J].联合月刊,1986(3).

[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M]//唐君毅全集:卷十五.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10]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唐君毅全集:卷十九.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11] 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

[12]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台北:三民书局,1970.

[13]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编校 邓胤龙)

Brief Introduction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Study on Chuan-shan's Thoughts

FANGHong-jiao,SUNGuo-yang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Hunan 411105,China)

The modern Neo-Confucianism has shown great concern for the study of Chuan-shan's thoughts.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 like Xiong Shi-li,Zhang Jun-mai,He Lin,Qian Mu to second generation like Tang Jun-yi,Mou Zong-san up to the third generation like Du Wei-ming,Liu Shu-xian,Xu Yin-shi,Zen Zhao-xu,Lin An-wu,they all have showed concern and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Chang-shan studies. The paper took the main character as the keystone to comb the Chuan-shan studies of the scholars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modern neo-Confucianism; Chuan-shan study; summary

2016-11-26

湖南省船山研究基地项目: “现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

方红姣(1978—),女,湖南武冈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船山学、宋明理学研究。

B249.2

A

1673-0313(2017)01-0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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