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跳离民族主义的“单线历史”叙事
——解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田夏萌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杜赞奇的代表作品，该书对民族国家对于历史叙述方式的单线性塑造进行了剖析与反思。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叙述模式转变的分析，杜赞奇向读者展现了民族国家是如何借由“单线历史”来构建民族的真实性过程。杜赞奇认为可以借由“复线历史”来认清“单线历史”的本质，从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杜赞奇；民族国家；单线历史；复线历史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是著名海外汉学家杜赞奇的一部对历史书写方式进行反思的佳作。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作为汉学研究权威的杜赞奇探讨了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是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记叙以及认识。他指出民族主义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塑造给原本可能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民族身份构建出了一种虚假的统一性，而他写作《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也就是要唤起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注意，从而能“揭示民族历史的强迫性目的论，从历史中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产生意义的方式”。[1]16

一、新民族主义与“单线的历史”

本书分为理论探讨和以近现代时期的历史文献为基础的案例分析两大部分。在理论探讨中杜赞奇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叙述话语方式的理解。在他看来，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历史实为一种线性的历史。所谓线性历史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将民族国家确定为一个固定的种群和地域，并忽略了民族的多样性、多变性以及偶然性。由此，其叙述的主体自然也就被局限于种族或者其他单一性的因素上来，从而出现“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时间与永恒时间之间的脱节”[1]29。因此，当这种单线性历史书写模式在面对更为宏大的历史架构时往往会让整个历史变得简单且丧失了准确性。

在中国近现代所盛行的“重写史学”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单线性历史的构造运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中国的历史书写主体转变为以民族国家，并最终让中国实现民族国家化。在书中，杜赞奇详细分析了一些民国学者的思想轨迹：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的“保皇党”梁启超迅速的转向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书也曾极力倡导纯化汉族血统，因为他认为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全球更具有竞争；在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中，“驱除鞑虏”更成为“振兴中华”一先决条件。民国时很多知识分子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而这“不仅使他们对民族的想象合法化，而且对其世界观起了结构性的作用。”[1]226如此一来，原有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被废弃，新潮且“进步”的线性的进化的历史书写方式就此成为潮流。

二、“复线的历史”——从民族主义中拯救历史的“武器”

杜赞奇指出，“复线的历史”就是一种可以摆脱单线历史的书写方式，因为其“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1]226

在杜赞奇看来，采用复线历史书写方式的意义首先在于避免了线性历史书写对历史的因果性、线性处理方式，复线的历史将历史书写视为一种交易的结果：“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2]54。通过复线化的书写，历史本身就成为了一种不同话语相互进行对话的平台，从而通过改变叙述结构来完整的呈现出文化与群体的意义。由此学者在研究中国“启蒙时期”历史叙述结构的塑造过程时能够更加清醒的看到这样中国的“启蒙时期”下构建的线性书写方式的本质。

从“复线历史”这一概念中，可以一窥杜赞奇的理论雄心，他希望以复线的历史来让人们能够得到一种充足的“距离感”，从而可以超越之前学术界或历史人物的话语和叙述结构，并让研究者能更好的做到破除在民族国家影响下被认为是具有原初性、连贯性的身份认同给历史所带来的重重迷雾。所以复线的历史观更为重视那种不同话语之间的包容性以及其相互依赖的状态，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复线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中不同的叙述方式以及话语，从而能够清醒的看出原有的那些散乱的意义又是如何组织起来构建出一套线性历史来的。

三、“复线历史”下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第二部分，杜赞奇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文献的梳理展示了“复线历史”理念。从根本上来说，复线的历史书写需要做到对同一历史时期不同话语的竞争做出一个如实的反映。杜赞奇在每一个篇章里都试图从不同历史主体的视角中去看待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讲述自中国最草根阶层的农民宗教团体还是讨论由革命精英所组成的同盟会在不同时期革命话语的变迁过程，亦或是中国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在当时的碰撞，杜赞奇研究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系列时代人物的行为与思想，最终目的都在于贯彻他复线历史的史学思想。而通过这些不同历史话语的研究与探讨，杜赞奇以及他的读者们也逐步认识到中国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是如何接受了民族主义，而随着变法、革命等事件不断发生，进而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同国家形式结合起来，使原先边界模糊的“中国”完成了边界明晰的民族国家中国转变的历程。

“民族”这一概念并非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拥有，它的产生所反映的是这样一种将原本模糊的族群边界明确，从而达到整合群体的基础上完成自身的政治目标，而这也是保护资本主义市场与生产机制所必须的条件。

杜赞奇所希望的就是通过使用 “复线历史”来将各种话语与叙事结构放在同一历史环境中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了解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过程。在民族主义确立之前，中国已有一套处理族群关系的话语体系：其以中原皇权为正统，向周围“蛮夷”施以教化。在遭到殖民运动之后，传统的处理族群关系的话语体系已无法适用，知识分子也别无选择，只有向民族主义转化，并期望以此能摆脱当时的困局。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体现。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中把白话文树立为现代中文，并将秘密会党所秉持的理念视为真正的中国价值观念宝库，以取代正统的儒家地位。与之同时，通过强调自我与他者的迥异之处，知识分子把本民族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对立起来，五四运动便是这样一种手段的重要表现，而在当时的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正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四、小结

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更是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过，对杜赞奇有关复线历史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些质疑者指出，即便是秉持复线历史的研究思路，其所反映的多种历史话语也难以完全代表当时的历史情境。在笔者看来，民族国家的形成无疑是产生单线历史叙述方式的基础，而杜赞奇所想做的是通过“复线的历史”跳出民族国家视野。但仅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所载的案例分析而言，杜赞奇的复线历史也就是多个不同历史主体的单线历史的复合，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种写作方法所形成的所谓“复线的历史”究竟能否真正反而反映出社会的每一方面，毕竟任何史料的来源基本都是由社会精英所写成，因此即便是一部复线的历史作品，其本质上还是一部精英的书写历史，因此保证复线历史是否其实在本质上很有可能仍是几种单线历史的简单相加而已。

[1]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M].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李敏霞.民族主义话语研究的转向：谈杜赞奇的民族主义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王建刚.民族国家”时代多变的“话语”：解读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J].世界民族，2007(3).

责任编辑：仲耀黎

2016-12-12

田夏萌(1984—)，女，苗族，湖南湘西苗族土家族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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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8275(2017)01-0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