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善蒙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21世纪儒学研究

作为思想建构意义的《朱子晚年定论》

何善蒙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思想日趋成熟，实现了和朱子之学的分道扬镳。但是，从当时的处境来说，阳明面临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即朱子与朱子学的强大的影响力。从元代开始，朱子学被定为官学；在王阳明的那个时代，这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朱子学是最普遍的思想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时的真理。阳明学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赢得自己生存的空间？《朱子晚年定论》即用以调和与朱子学之间存在的冲突情形。因此，从思想史层面探讨阳明之编《朱子晚年定论》，有助于凸显其对阳明学发展的特殊意义。

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尊朱辟朱；思想建构

一、《朱子晚年定论》的编定及其风波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至此可以认为，从学理上说，阳明学实现了和朱子学的分道扬镳。但是，从当时的处境来说，王阳明面临着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朱子与朱子学的强大的影响力。从元代开始，朱子学被定为官学；在王阳明那个时代，它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朱子学是最普遍的思想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时人们的真理。阳明学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赢得自己生存的空间？从道理上来说，王阳明必定对自己的所悟非常自信。但是，从事实上来说，如果直接面临和整个社会认识的冲突，他所面对的思想形态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阳明学要传播，必须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王阳明留居南京期间(约1510-1514)发生于其离开贵阳之后，这是阳明心学传播的重要时期。因为与朱子学之间的强烈的冲突，阳明“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因此细读朱子之书，发现朱子晚年改变其说，与己说没有冲突，因此从朱子书中摘取34篇，于正德十年编定《朱子晚年定论》。正德十三年(1518)首刻《朱子晚年定论》，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刻《阳明全书》，将之附于卷三《传习录》之后，前有门人钱德洪引言，后有门人袁庆麟跋。关于《朱子晚年定论》之编定，阳明在其序言中交待得非常清楚：

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自后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吾尝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薾，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间尝以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虽每痛反探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窃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1](PP.421-422)

在这段序言中，阳明除了交代自己对儒学道统的认识以及自己悟道的过程，直接把自己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了：自己所讲的和朱子不一样，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所以阳明说，这件事情使自己感到非常痛苦，就是和朱子讲的东西不一样，像朱子这样贤能的人，怎么会不认识圣人之道呢？怎么和我讲的不一样呢？因为很清楚，按照阳明的看法，他经过龙场悟道，所得的就是圣人之道。但是，朱子怎么可能没有认识到圣人之道呢？以朱子的贤明，肯定也认识到了圣人之道。那么，问题在哪里？这样一来，阳明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证明朱子和自己讲的是一致的，因为都是悟道的；二是要针对朱子和自己明显的不一致做出合理的说明。对于阳明来说，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单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问题。这就是说，面对非议他的人，王阳明需要解决自己的看法和朱子学之间的大冲突。怎么办？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天下的人都讲朱子学。如果阳明和朱子讲的不一样，那就是异端。对第一个问题，阳明的回答是，朱子晚年讲的和自己是一样的，朱子思想有中年未定之说和晚年定论之间的差别。这样一来，第二个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朱子讲的那些和我不一样，要么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要么是朱子后学的主观看法，并非朱子本人的意思。所以，阳明很开心地宣布：“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因此，自己不是在标新立异，而是承传圣人之道。

有意思的是，这是从阳明的角度给朱子所做的一个定论，而且是晚年带有盖棺定论的意思。这个所谓《朱子晚年定论》的意图极为明显。它不是一种历史性的描述，反映的不尽然是朱子晚年的观念。它完全是王阳明出于自己的想法而给朱子做的一个晚年定论。既是晚年、又是定论，阳明的意图和努力非常明显。我们可以说，这是阳明出于自己意图的一种编造。这样的编造，自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1518年，《朱子晚年定论》公开刊印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朱子学大家罗钦顺1520年首先致书王阳明，在可靠的证据基础上，指出阳明《定论》摘取的朱子书信的年代存在问题、对朱子的书信内容摘取也存在任意改动的行为，“不过姑取于证成高论”而已。此后，顾东桥、陈建、冯柯、孙承泽、顾炎武、陆陇其、阮元等纷纷攻击阳明编定《朱子晚年定论》的行为。此外，刘宗周、李绂两人曾经为此事做过一些有利于阳明先生的论辩，因为他们都是“心学”的传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阳明编定《朱子晚年定论》引起巨大风波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种太明显的“造假”。当然，根据陈荣捷的考证，在该书34篇中，“决为早中年者五，决为晚年者十，似为晚年者八，无史实可据者十一。以多数论，仍属阳明”。[1](PP.444-445)也就是说，从阳明所选取的34篇通信来看，陈荣捷认为从数量上来说，还是晚年的占多数。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个选择具有说服力，可以真的成为朱子晚年的定论。“所取三十四书，实只代表二十三人。朱子与通讯者，所知者约四百三十人。今所取不及二十分之一。即此可见其所谓晚年定论，毫无代表性。朱子致书所存者约一千六百余通。以朱子思想之渊博，若谓选三数十书便可断其定论，则任何言说，均可谓定论矣。”[1](P.445)朱子和这么多人有过通信，只选择23人怎么能有代表性？朱子思想极其庞杂，如果凭借这几封可以定论，那么任何结论都可以成为定论。可是，在阳明那里，当时迫切需要《朱子晚年定论》的出现。所以，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朱子晚年定论》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编定《朱子晚年定论》，并非说它确实是有关朱子晚年的定论。它完全是出于阳明自己的需要而做的。所以，归结到底，阳明需要这样的一个定论。

二、朱子晚年真的改变了吗

当然，我们可以同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阳明一定要言之凿凿地说朱子晚年思想发生了变化，且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早年错误的观念并欲痛改前非，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朱子晚年思想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

关于这一点，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编的《宋元学案》，在写到朱陆之争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2](P.1888)

在《象山学案》的案语中，黄宗羲试图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虽然陆九渊和朱熹之间存在着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是根本性的，无非是教人入门的方法不同而已，与圣人之道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所以朱陆后学所夸大的那种水火不相容的差别，实在不应该。而且黄宗羲特别强调说，朱熹和陆九渊在晚年都有了改变，于是乎两者在晚年实际上是志同道合了。为了说明这一点，黄宗羲特别引用了陆九渊和朱熹晚年的言论来说明：

稽先生之祭东莱文，有曰：“比年以来，观省加细。追维曩者，粗心浮气，徒致参辰，岂足酬义！”盖自述其过于鹅湖之会也。《与诸弟子书》尝云：“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而紫阳之亲与先生书则自云：“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其别《与吕子约书》云：“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养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我事邪！”《与何叔京书》云：“但因其良心发见之微，猛省提撕，使此心不昧，则是做工夫底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见于良心发见处，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又谓：“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与吴伯丰书》自谓：“欠却涵养本原工夫。”《与周叔谨书》：“某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此心为要。”又《答吕子约》云：“觉得此心存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若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谓之学！”又书“年来觉得日前为学不得要领，自身做主不起，反为文字夺却精神，不为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惧，且为朋友忧之。若只如此支离，漫无统纪，展转迷惑，无出头处”。观此可见二先生之虚怀从善，始虽有意见之参差，终归于一致而无间，更何烦有余论之纷纷乎？[2](PP.1886-1887)

黄宗羲的说法是，朱熹和陆九渊都是极具包容精神之人，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那种水火不容的状况。然后，黄宗羲又引了他父亲——东林名士黄尊素给友人的一封信，

昔先子尝与一友人书：子自负能助朱子排陆子与？亦曾知朱子之学何如，陆子之学何如也？假令当日鹅湖之会，朱、陆辩难之时，忽有苍头仆子历阶升堂，捽陆子而殴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将谓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挞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无类是？[2](PP.1887-1888)

从黄宗羲的论述中可见，事实上他希望在朱学和陆学之间进行调停，找到一种折衷的方式。他有关朱、陆晚年志同道合之说，尤为有趣。其有趣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同阳明说《朱子晚年定论》一样，黄氏强调的也是朱陆晚年“志同道合”；第二，黄宗羲所认为的朱熹晚年变化的例证，几乎都是当年王阳明引用的用来证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文字。这两个有趣的现象实在耐人寻味。是不是这是“王学”的必然性的无奈之举呢？黄宗羲调和朱陆的用心与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从历史事实来看，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并没有因为这种理论上的论争而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淳熙八年(1181)，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了《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据说当时听的人都十分感动，甚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3](PP.492-493)从这一事件来看，朱子对陆九渊是极其推崇的。当年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的是什么呢？陆九渊说：

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3](P.275)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陆九渊主要讲的是立志的问题。按照陆九渊的看法，义利的差别就在于人之“志”如何；由此，小人和君子之别亦产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熹对陆九渊的认可，主要是在儒家的基本价值上，或者说是对儒家基本价值的弘扬上。陆九渊的思想之中，有很多朱熹非常推崇的东西，比如说他对象山的易简工夫事实上也非常认可，且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综合的倾向，想找到一种完善的结合之道，希望取长补短。当然，这一点被陆九渊否定了。朱子的思想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系统，其融合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不能因为这种融合性而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朱子思想的根本特性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坚持理本体，且在晚年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三、在辟朱和尊朱的夹缝中

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差异，自不待言。阳明正是在批判朱子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朱子学的超越。如前所言，在龙场悟道的时候，正是因为截断众流(既斩断了与过往事实生活的联系，也斩断了和朱子学的联系)，所以他才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对王阳明来说，他实现了自身的思想突破。但是对整个思想界来说，依旧是朱子学占居主导地位。所以，对阳明而言，实现自我突破是重要的，实现阳明学的有效传播同样是重要的。阳明学要获得传播，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在朱子学的笼罩中获得生存空间的问题。

因此，就阳明学的基本立场来说，辟朱是必然的倾向，对朱子学的批判是阳明学的基本立场。但是如何辟朱，在当时的氛围中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且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在回应朱子学大家罗钦顺1520年提出的对《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中，阳明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诚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犹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1](PP.252-253)

在这封回应罗钦顺批评的信件中，阳明明确地承认，自己编定《朱子晚年定论》是迫于形势之举，是“不得已而然”、“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说不得已、有苦衷，表明王阳明对罗钦顺的批评是接受的。但是，对阳明来说，这是必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即便罗钦顺有千万个批评的理由，阳明也必须捍卫《朱子晚年定论》的价值。在这里，阳明主要谈了三层意思。首先，阳明明显是在批评朱子学，但是阳明为自己的批评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即“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也就是说，阳明明确地认为，自己所做的对朱子学的批评都是从“天下之公道”、“天下之公学”的立场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不合乎公道、公学的要求，都是必须加以批评的，不管是出自孔子或朱子。由此，一个“公”字有力彰显了阳明基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来的理论自信。在这个基础上，阳明视朱子学为洪水猛兽。阳明将朱子学与杨墨之学、佛老之学并提。他批评朱子学就像孟子批评杨墨之学那样、韩愈排佛老那样，认为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对朱子学的批判，在阳明那里是在所难免的。即便如此，在批判朱子学的过程中，他面临极大的压力，仿佛是一个人和整个社会进行决裂。所以阳明说自己是“病狂丧心”。这是一种非常悲壮的行为，他要和整个现实决裂，这种悲壮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虽然他找到的支撑点是公道、公学，但是他还是不能和朱子决裂。或者说，他不能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朱子。因为，自元代以来，朱子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朱子的地位极为崇高。所以，阳明也说，自己视朱子为神明。那么，批判该如何展开？阳明把朱子和朱子后学做了区分，然后他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朱子后学而非朱子。这样即可避免与成为神明的朱子的决裂而面临更大的、不可把握的麻烦。如何把朱子和朱子后学撇清？他说，你们都不知道，事实上有个《朱子晚年定论》；它表明，朱子在晚年和我的想法事实上是一样的。因此，我不是向朱子开战，而是向朱子后学开战，这就是所谓的“不得已而为之”。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朱子晚年定论》所言并不是朱子晚年确实体现的特征，仅仅是阳明自己做出的判言。阳明需要从朱子这个现实的权威中找到自己的依据，并以此作为其立足的根基，以尽量避免和朱子决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样的思考是非常审慎的，因为如果没有《朱子晚年定论》，不和朱子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阳明学的生存处境则更为艰难。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阳明必须在尊朱子的前提下批判朱子。可以说，这是阳明为自己的学说在辟朱和尊朱的夹缝中找到的一条生存之路。

《朱子晚年定论》的公开刊印，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行为。前面是钱德洪的引言。在引言中，钱德洪明确表示，这个晚年定论确实是朱子自己所做的定论：

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薮。乃大悔中年著述，误己误人，遍告同志。师阅之，喜己学与晦翁同，手录一卷，门人刻行之。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1](P.421)

按照钱德洪的说法，这个《晚年定论》确实是朱子晚年的悔悟之语。这事实上和阳明所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是阳明深思熟虑后确定的策略——以朱子晚年定论来为己说作证，从而找到其学说存在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钱文提到“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也就是说，自从该书问世之后，阳明学确实在尊朱和辟朱的夹缝中找到了生存的路径，其效果良好。对于这种效果，从朱子学的一个信徒改投阳明门下的述说中，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人就是袁庆麟，一个具有三十年朱子学经历，后来投于阳明门下。《朱子晚年定论》的跋语就是他写的：

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来学，凡一言一字，皆所当守。而独表章是、尊崇乎此者，盖以为朱子之定见也。今学者不求诸此，而犹踵其所悔，是蹈舛也。岂善学朱子者哉？麟无似，从事于朱子之训余三十年。非不专且笃，而竟亦未有居安资深之地，则犹以为知之未详，而览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论若干卷，来见先生。闻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见。象五谷之艺地，种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简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则又不免迟疑于其间，及读是编始释然。尽投其所业，假馆而受学，盖三月而若将有闻焉。然后知向之所学，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论，是故三十年而无获。今赖天之灵，始克从事于其所谓定见者，故能三月而若将有闻也。[1](P.435)

作为一个从事朱子学研究三十年的人，袁庆麟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他来弥合朱子与阳明之间的鸿沟，确认《朱子晚年定论》的意义，是最恰当不过的人证了。在袁庆麟的论说中，尊朱子和辟朱子获得了非常好的现身说法的效果。借袁庆麟之口，阳明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晰地得以表达出来。

因此，出于尊朱和辟朱这个双重目的，为阳明学的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是必然的选择。这不仅是阳明自己的需要，同样是整个阳明学派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所以，对整个《朱子晚年定论》的编定，包括书信的摘选以及门人的引言、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朱子晚年定论》并不是一种再现历史的作品，而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建构成果。其最终目的是借朱子之口证明阳明思想，陈述阳明学说的存在合理性，同时借朱子之口来否定和批判朱子学。只有这样，阳明学才能应对当时社会的高压状况，在尊朱和辟朱的双重路径中获得发展。

四、结语

如前所论，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并不存在朱子晚年定论的问题。从思想史的流变过程来说，朱陆之间的调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按照冈田武彦的说法，事实上在元代的朱子后学中，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朱陆调和的倾向，而且这种调和是以朱学向陆学的转变为取向的：

然而，陆王尊崇灵活之心的目的是为了求理之实。由此看来，在陆王那里也同样有提倡全体大用思想的理论前提。如此一来，则陆(王)学也就接近于朱子学了。或者说，朱子的全体大用论也重视心之全体(即心的层面)的话，那也就接近陆(王)学了。在这里，实际上也就存在着朱陆异同(朱陆同旨论)发生的思想根源。[4](P.19)

按照冈田武彦对元代朱子学的考察，他认为事实上在元代朱子后学已经有了明显的向陆学转变的倾向；这种倾向早在朱子那里其实就有了，那就是朱子的“全体大用”的思想。他认为，事实上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中包含了与陆学调和的可能性；其后学对全体大用问题的继承和阐发，最终导致了朱陆同旨论的广泛影响。这种影响，对阳明心学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是，我们需要弄清的问题是，即便如冈田武彦所言(在朱子的全体大用中包含了向陆学调和的可能)，它是不是构成了对朱子思想晚年转变的影响？或者说，朱子晚年的思想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朝向陆学的转变？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5](PP.6-7)

这是朱子对心之“全体大用”的描述，出现于后来聚讼颇多的《大学格物章补传》之中。就朱子《补传》这一事实来说，这样的补充自然体现了朱子思想的重要倾向。或者说，其对朱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然而，统观此文，朱子实际上是在心之认知意义上谈论“全体大用”；因此，“全体大用”的状态自然是格物之结果。换言之，它是人在经历了格物功夫之后所达致的境界，此时是“豁然贯通”、“表里精粗无不到”，自然是全体大用了，也就是将心的认知功能极致地呈现出来了。当然，此时之心自然具有万理之境态了。

可是，这种实现全体大用意义上的心是否与陆(王)学一致呢？笔者认为，这里依然有着根本的差别。因为在朱子那里，“心”的这种全体大用是格物功夫的结果，并不是心的本然状态。既然它是功夫的结果，那就意味着心只是功夫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自主、自足的本体存在(如同陆王一般)。也就是说，虽然“心”在朱子的全体大用之中极为重要，朱子是在全体大用的意义上重视“心”的，但是朱子的这种思想实是滞于“心”之功夫效用上，并未将之超拔为一个本体。“心”不是本体，从而划清了朱陆和朱王之间的界限。所以，重要的不是朱子是否在讨论“心”，而是朱子把“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来思考问题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并不认为朱子在谈论“全体大用”的时候表现了向陆学转变的倾向。朱子的思想系统虽然庞杂(或者说博杂，无所不涉)，但其基本的“理本”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说，在朱子晚年，事实上并未发生如阳明所言的思想转变的情形。所谓晚年定论云云，自然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描述。所以，把朱子晚年思想向陆(王)学转变当成一个历史事实来描述，乃是不恰当的。退而言之，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么当阳明在阐扬其心学立场的时候，自然不会产生和朱子学相违逆之感，也就不会产生做《朱子晚年定论》这样的冲动了。因此，《朱子晚年定论》不具备历史的真实意义，仅具有思想建构的真实意义。所谓历史的真实意义，是指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件。如前所言，历史上并没有发生朱子晚年向陆学转变这一行为事实。所以，我们不能将《朱子晚年定论》当作一种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而据此建立从朱学到王学的历史脉络。这种做法至少是不恰当的。所谓思想建构的真实意义，就是指对一种思想的发展来说，这样的事实是必须被确立的，它具有思想的真实性。如前所言，对于阳明“心学”的阐扬来说，虽然并无《朱子晚年定论》这一事实存在，但是在思想的逻辑和脉络中，阳明必须提出《朱子晚年定论》。由此，它对于建构并弘扬阳明心学思想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重要的不在于朱子晚年是否真的发生了思想转变，而在于对阳明来说，朱子的转变是必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朱子在晚年真的发生了思想改变，而是在阳明这里朱子必须发生思想转变。这仅仅是阳明出于其思想需要所做的一种建构，并不具备真实的历史意义。

[1]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

[2] 黄宗羲：《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58，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3] 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集》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4] 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吴光、钱明、屠承先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OntheSignificanceofZhuXi’sFinalVerdictinHisLaterYearsasIdeologicalConstruction

HE Shan-m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 China)

After Wang Yangming’s enlightenment in Longchang, Guiyang, he showed a different way from Zhuxi’s. However, he faced a very serious problem at the time, that is,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Zhuxi and Zhuxi’s School. From the Yuan Dynasty, Zhuism was appointed as an official school, and in the time of Wang Yangming, it wa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other words, Zhuxi’s teachings are the most common forms of the thoughts, in a sense, the truth at that time. How to acquire his own survival space is a big challenge and also important for the spread of teachings.ZhuXi’sFinalVerdictinHisLaterYears is used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 between Zhuxi and Yangming. Therefore, it is helpful to highlight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angming’s teac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ughts history and to discuss the compilation ofZhuXi’sFinalVerdictinHisLaterYearsby Wang Yangming.

Wang Yangming;ZhuXi’sFinalVerdictinHisLaterYears;“respecting and refuting Zhu Xi’s thoughts” (Zun Zhu Pi Zhu);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山 宁)

2017-08-08

何善蒙，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贵阳孔学堂入驻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宗教的教学与研究，著有《魏晋情论》《三一教研究》《传习录十讲》《荒野寒山》等。

B248.2

A

1674-2338(2017)06-0046-08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