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民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论《水浒传》中的太尉
——以洪信、高俅、宿元景为主

宋金民

（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水浒传》虽所写及十几名太尉，但从写作内容所占的比重及安排上，作者重点还是刻画洪信、高俅、宿元景三人。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构造，作者在总体构思及逻辑或抽象意义的表达上，也实倚重此三太尉。三太尉在《水浒传》所写太尉中明显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创作意图都有着重要的价值。三太尉形象塑造成功，视角新颖，丰富了《水浒传》的美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水浒传；太尉；洪信；高俅；宿元景

《水浒传》中的太尉，最为人知者非高俅莫属，所谓殿帅府高太尉是也，作为梁山英雄的对立面，小说以高俅为太尉而不齿。除高俅外，尚有洪信、王晋卿、宿元景等十二三人为太尉，不仅数量上可观，有几位太尉形象塑造的也较成功。太尉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展现，不但视角新颖，更丰富了《水浒传》的美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一、《水浒传》中的太尉——以《宋史》为参照

据《宋史·职官志》载：“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为宰相，亲王史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预政事，皆赴上于尚书省。”[1]3771宋徽宗时定武官为五十二阶，太尉为“武阶之首”[1]4054。太尉居三公之首，武官的最高一级，但从小说的写作实际来看，《水浒传》中的太尉乃是对武将和统兵文官的统称。

《水浒传》中第一位出场的太尉是殿前太尉洪信。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宋仁宗“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2]6，洪信为殿前太尉。在《水浒传》中，同为殿前太尉的还有陈宗善、郑彪。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李逵寿张乔坐衙”，天子“差殿前太尉陈宗善为使，赍擎丹诏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数”；第九十六回“睦州城箭射邓元觉，乌龙岭神助宋公明”，“方腊听了大惊。急宣殿前太尉郑彪，点与一万五千御林军马，星夜去救睦州”。宋代在首都设殿前司，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1]3927，殿前太尉应该就是殿前司的太尉。第五十九回“吴用赚金铃吊挂，宋江闹西狱华山”:“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从黄河入渭河而来。”来西岳降香的宿元景为殿司太尉，在宋代宫廷警卫中，并没有殿司，与之相近的只有殿前司，因此，殿司太尉与殿前太尉，都应该是指殿前司太尉。

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宋徽宗“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且说高俅得做了殿帅府太尉，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实际上，宋代并无殿帅这一建制，当然也不存在殿帅府太尉一职。不过，殿前都指挥使司的长官称作殿帅，“殿前司设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修各一人”[1]3927，由此可见小说之言殿帅府，应为“殿帅”办公的地方，也就是“殿前都指挥使办公的地方”。《宋史》载：“七年春正月丁酉，于阗入贡，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1]397高俅确也任过都指挥使一官，“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也就是“殿帅高俅”，《宋史》中也称“殿帅则有高俅”[1]3947。高俅是“殿帅府太尉”，自然也属殿前司的太尉。

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北京城，关胜议取梁山泊”，“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请枢密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不移时，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宋代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合称三衙。“三衙太尉”应该是指殿前司的太尉、侍卫亲军马军司的太尉、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太尉，所以小说用了“都”字，意思是不止一人。而随后“只见那步司太尉背后，转出一人，乃是衙门防御使保义使，姓宣名赞，掌管兵马”、“随即唤枢密院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教郝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合后，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所谓“步司太尉”、“步军太尉”应该指的是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太尉。而前文所言殿前司的太尉洪信、陈宗善、郑彪、高俅等人自然也属于“三衙”的太尉。

第二回不仅写了高太尉，还提及一位“小王都太尉”：“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王晋卿即王诜，“小王都太尉”中的“王”是“王晋卿”的姓，而“都太尉”应该是“驸马都尉”的别称。西汉武帝时置“驸马都尉”，为皇帝近侍之官，《宋史》载：“纯礼沉毅刚正，曾布惮之，激驸马都尉王诜。”[1]10279可以看出，“都太尉”就是指“驸马都尉”。

另外，第五十六回写到“花儿王太尉”，概是别称。第七十四回，写及泰山诸神之一“杜太尉”，与第七十二、七十六回所写“杨太尉”类似，只是提及太尉的姓氏。

二、《水浒传》中的三太尉——洪信、高俅、宿元景

《水浒传》虽然写及多名太尉，但从写作内容所占的比重及安排上，作者重点还是刻画三太尉，也就是洪信、高俅、宿元景三人。

洪太尉奉旨去龙虎山请张天师祈禳瘟疫。上山之前，监宫真人反复告诫，上山须志诚，“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而洪信到了半山腰，“心中想道：‘……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心中有怨言，于是遇到老虎，被吓倒在地。怨言不止，走了没多远，随即又遇到了蛇，被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下山后，当洪太尉告诉监宫真人自己的经历时，真人回道：“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说明洪太尉恰恰缺乏“救万民”的“志诚心”。洪太尉不仅缺乏“志诚心”，还眼拙，求见天师，遇而不见，反说天师样貌“猥獕”。金圣叹不失时机评云：“此一句，直兜至第七十回皇甫端相马之后，见一部所列一百八人，皆朝廷贵官嫌其猥獕，而失之于牝牡骊黄之外者也。”[3]38意味着朝廷蔽塞，不能识英雄于草莽，“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4]171，盖即此理也。

《水浒传》中，“不肖处上”是一不争的事实，而最大的“不肖”就是高俅。高俅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因踢得一脚好球，京师人都叫他“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对于这样的人，父亲不容他、开封府尹不容他、东京城里人民不容他、董将士不容他、小苏学士不容他。但“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容他，在其家“一住三年”；小王都太尉容他，“一见小苏学士差人驰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端王容他，“每日跟着，寸步不离”。而且，当端王成为皇帝，“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这样的人一旦掌权，便胡作非为，为报私仇逼走王进，为私利逼反林冲……。置梁山英雄“尽忠竭力报国”、“与国家出力”的初衷于不顾，勾结奸佞，沆瀣一气，围剿梁山，破坏朝廷招安。第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高俅得知朝廷下诏，命陈宗善前去梁山招安，高俅不仅表示不满，还把心腹安排到招安队伍中，伺机加以破坏。张叔夜见到蔡京、高俅的心腹之后，便断定此次招安“恐怕劳而无功”，高俅的目的昭然若揭。事实上，正如张叔夜所料，正是高俅的心腹等人的狂妄、目中无人激怒了梁山英雄，致使第一次招安失败。

高俅阻挠梁山好汉回到朝廷，为国家建功立业，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外敌入侵，“各处州县，申达表文，奏请朝廷求救”，太尉高俅、杨戬“纳下表章不奏”，隐瞒不报。在梁山英雄对敌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之时，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人俱各受了辽国贿赂，“于天子前极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罢战。诏回军马，守备京师”，致使对辽作战功亏一篑，拿国家之权利，满足自己之私欲。

与高俅相反，太尉宿元景则被塑造成了朝廷的贤臣，梁山英雄的福星。梁山英雄初识宿元景，便借其力救出了被关押在华州的史进、鲁智深。朝廷第一次招安，高俅派心腹捣乱。第二次招安，“高太尉要用诈术”，独不赦免宋江，致使两次招安失败。而只有宿元景把前后两次招安始末及“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的事实奏于圣上，并亲自出马，这才促成了招安。招安成功后，高俅等人不仅阻挠对宋江等人“加官爵”，又要把梁山英雄“分遣调开”，“将宋江等众要行陷害”，又是宿元景出面阻止，并为宋江等人争取了对辽、方腊作战的机会，“立功立业，以为忠臣”。正如宋江所言：“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勾天子重用，声名冠世。”宋江被害之后，又是宿太尉“备将此事面奏天子”，宋徽宗“具宿太尉所奏，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

在《水浒传》中，与三太尉相关的内容占了小说绝大部分的比重，并紧密勾连以贯穿小说的始终，且两两之间相应、相对，环环相扣。可见，《水浒传》重点塑造此三太尉。

三、《水浒传》中三太尉的地位与作用

《水浒传》虽然写了十几名太尉，由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构造，作者在小说的总体构思及逻辑或抽象意义的表达上，实倚重此三太尉。因此，此三太尉在《水浒传》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作用无可替代，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太尉是天意的代表。中国古代是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处处受制于天，古人进而以为是天掌握着人的吉凶祸福，一切人世的安排皆为天命、天数、天道。宋仁宗皇帝时，“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尽管有文曲星、武曲星的辅佐，天下也曾“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可“三登之世”后，便发生了大瘟疫。“物久自有弊坏”[5]3208，这本是常理常情，可宋神宗偏偏选定缺乏志诚心的洪太尉前去龙虎山请张天师祈禳瘟疫，这才导致了一百零八位魔星下界。作者评论道:“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天罡地煞的出世是“天数”，而“天数”直接体现者就是洪太尉，所以伏魔殿的石碣背面凿着“遇洪而开”四个大字，洪太尉正是这一“天数”的代表。

宋神宗重用洪太尉，自然无法救万民于水火，张天师灭了汴京的瘟疫，洪太尉却播下了另一场瘟疫的种子。正如浦安迪所言:“放出一批灾星，预示一百零八个好汉将成为人间或至少是腐败皇朝的祸患，作为某种天诛的匿迹使者。”[6]183天罡、地煞并没有出世后随即就给人间带来灾祸，而是经历了三朝皇帝，到了徽宗这一朝，这才“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这是因为“天罡星合当聚会，自然生出机会”，自然又是天意，而促成这一“机会”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就是高俅。董仲舒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责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7]259等到宋徽宗当了皇帝，天子不明，重用高俅，这才导致“奸党弄权，谗佞侥幸，嫉贤妒能，赏罚不明”，天罡地煞才开始在人间相聚，祸乱社会。对天下苍生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场天降的瘟疫，而高俅正是这一天意的直接体现者。

天道循环，乱久必治，亟待有力者“替天行道”。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赐与宋江三卷天书，并告诫他：“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而宋江等人之所以能够“替天行道”、“辅国安民”，宿太尉功不可没。梁山英雄正是在宿太尉的帮助下，招安才能够成功，才能够北征大辽至幽州，南征方腊至睦州。宋江等人的所作所为全是按照玄女的指示而行，而九天玄女作为天帝的代言人，其赠与宋江的四句天言“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睦，两处见奇功”，直言宿太尉是宋江等人能够建功立业的关键人物，这又是天意的代表。

第二，规定天罡地煞的生命历程。《水浒传》的“引首”，点明当时天下由盛转衰，天降瘟疫，因此要“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但“本为禳灾却惹灾”，最直接的原因却是因洪太尉推倒石碣，放出了一百零八位“魔心未断、道行未满”的妖魔引起，所以，没有洪太尉，就没有妖魔的降临世间。

与“洪太尉误走妖魔”的虚幻不同，小说中第二个出场的太尉高俅则被完全安排在现实世界里。虽然其“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但就因踢得一脚好球，讨皇帝欢心，“没半年之间的，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高俅一上任，便滥施淫威，公报私仇，逼走王进。金圣叹评论道:“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4]227正是因为高俅等人的乱为，才会发生官逼民反，众英雄齐聚梁山。众英雄要替天行道，自然要与以高俅为代表的贼臣为敌，因此才有了一系列的梁山与朝廷的对抗行为。

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平虏保民安国”，而在中国古代必须通过政治权力实现这一理想的道的规定性，就决定了梁山始终处于体制之外的局面必须改变。于是在小说中，作者安排宿太尉出面帮忙，最终使梁山全伙招安为臣。同样在宿太尉的帮助下，梁山英雄才能够有机会征辽、灭方腊，才真正有机会“保国”、“安民”，死后才能够被敕封，年年享祭。

可见，无论是天罡地煞的出世与回归，无论是梁山好汉在人世的聚与离，三太尉都起到具体的指引、规定作用。

第三，通过三太尉结构全书。在古人看来，事物的发展多是一种循环运动。《周易·泰卦》言:“无往不复。”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最终要反本复初，构成一个循环。《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认为世间万物的生死变化采取的也是循环往复的形式，这是发展的规律，也是其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非破裂而重圆融，则成为中国叙事方式的精蕴所在”[8]270，古代小说结构多以圆形框架为主，就是这种认识的积淀。

《水浒传》开端概述五代北宋的历史，从“纷纷五代乱离间”的五代十国到“莺花无限日高眠”的大宋王朝，天降圣人，由乱到治。太祖武德皇帝，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宋仁宗也是神仙转世，并有文曲星和武曲星辅佐，五谷丰登，万民乐业。但嘉祐三年瘟疫蔓延，一百零八位天罡地煞降临人间。它向读者暗示，社会由治到乱，由乱到治，自然而然，一治一乱，天道循环，概是如此。当天道遭到阻遏，因洪太尉，“本为禳灾却惹灾”，妖魔来到人间。当宋徽宗重用以高太尉为代表的奸臣时，这些天罡地煞才真正在世间的得以相聚，祸害天下。庆幸的是天罡地煞坚持替天行道，慢慢在梁山聚齐，并天降石碣，天罡地煞得以回归。尤其是在宿太尉的帮助之下，他们平定外患，消灭内乱，为国家建功立业，朝纲得以恢复，天罡地煞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

天罡地煞从天界而来，在人间经历一番历练，又回归天界，这就是一个圆。开始即结束，结束又是新的开始，前后照应，回环往复，构成了圆形的框架。在关键的节点上，三太尉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正如孟祥荣所言：“也正是由于三大太尉，才把互不相识的人扭结在一起，把互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处，由一点到一线再到一大片，把108条好汉都勾连起来，形成小说浑圆一体的叙事结构。”[9]407

四、《水浒传》写三太尉的意义

洪信、高俅、宿元景三太尉在《水浒传》所写太尉中明显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而也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揭示乱自上作的社会现实。天降瘟疫，皇帝要救万民，而承担重要使命的洪太尉不仅缺乏志诚心，遇天师而不见，还官大压人，推倒石碣，掀开石板，放出了一直遭镇压的妖魔。而高俅一上任，马上公报私仇，逼走王进，逼反林冲……。洪太尉不识天师，暗示朝廷蔽塞，不识英雄于草莽，而高俅则是不容英雄立于朝廷。于是，宋江尽管“自幼自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仁义礼智信具备”、“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其他兄弟同样也是贤才，各有所长，“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4]172，可谓汇集了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就因为高俅等奸臣当权，君心被蒙蔽，“天下岂少有用之人哉？待无用之者耳”[4]178，众英雄才被逼上梁山。而等到与洪太尉、高太尉不同的宿太尉出场，众英雄才有机会接受招安，发生从江湖到庙堂的转变。一旦回归到体制内部，众英雄又在宋江的带领下实现臣的本分，尽最大的能力协助朝廷，与内外的敌对势力斗争，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定。

梁山好汉的经历说明，“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是奸臣导致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在高俅逼走王进时，金圣叹就评道：“……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以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以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4]227而同一伙人，在宿太尉的帮助下，又变成了朝廷的栋梁之才，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第二，寄寓作者救世道路的探索。“儒家的最大关怀是人间秩序的整体，也就是‘天下有道’”[10]312，《水浒传》的作者作为传统的读书人，通过三位太尉的形象塑造，也意在表达治乱之志，扶大厦于已倾。

治天下最大的希望或者第一责任人就是皇帝，“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君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11]590。如果皇帝的心不正，或者出现偏差则有可能导致国家的混乱。宋徽宗“君之心”恰恰被奸臣蒙蔽，“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味”，社会才表现出末世的景象。因此，要治乱，“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11]165必须正本清源，消灭奸邪。于是，在《水浒传》中，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英雄与以高太尉为代表的奸臣才势不两立，才有了三败高太尉、两赢童贯等针锋相对的斗争。

格“君心之非”，必然要与奸臣作斗争，这就要求必须有贤臣，有贤才与之作斗争。“夫以海宇之广，亿兆之众，一人不可以独治，必赖辅弼之贤，然后能成天下之务，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求任贤为先者也。”[11]522《水浒传》中宿太尉是贤臣的代表。国家有难，瘟疫盛行，洪太尉去请张天师却缺乏志诚心；辽兵入侵，高太尉等奸臣是“纳下表章不奏”。与洪太尉、高太尉不同，国家有难，宿太尉及时奏明实情，并推荐梁山好汉征辽。因克减御赐酒肉事件，出征出现波折，又是宿太尉及时把真相奏明圣上，才不至于让不喜梁山好汉的省院官抓住把柄。征辽胜利后，又是宿太尉“并赵枢密中军人马入城，已将宋江等功劳奏闻天子”，宋江才得以“面君朝见”。宋江被害一事同样也是由宿太尉上奏，宋徽宗才得知实情。因此，朝廷有贤臣，君心才会不被奸佞蒙蔽，治理乱世才有希望。另外，梁山英雄都是贤才，而梁山英雄要实现护国、安民的理想，又是通过贤臣宿太尉的帮助，才能够重新回到朝廷，与宿太尉共同实现着拯时救世的重任。因此，通过三太尉的形象塑造，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救世之路的思考。

综上所论，尽管《水浒传》所写太尉有十几人，但作者重点刻画的还是洪信、高俅、宿元景三人。三太尉是天意的代表，是梁山人物、事业前途与命运的规定者，具有结构全书的作用。三太尉形象的成功塑造，视角新颖，丰富了《水浒传》的美学意义与文化价值，对于我们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创作意图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无特殊说明，本文引用《水浒传》原文，均出自此版.

[3]施耐庵著，刘一舟校点.水浒传[M].济南:齐鲁书社，1991.

[4]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5]黎清德著，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苏兴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8]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9]孟祥荣.石碣、太尉及其它——漫议《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与主旨[A].水浒争鸣（第十一辑）[C]，2009.

[10]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1]程颢，程颐著，王孝鱼校点.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On Military Officials Depicted in the Novel Water Margin

SONG Jin-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uaihua University，Huaihua，Hunan 418008）

Although more than a dozen Taiwei（title given to military officials）are depicted in the popular fiction Water Margin,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Hong Xin,Gao Qiu and Su Yuan-jing in the content of writ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arrangement.Moreover,due to the spec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ancient novels,the author also relied on the three images in the overall conception of the novel and the expression of logic or abstract meaning.It was obviously a unique existence for the three images in the novel.It is of important value for us to comprehend the author's creative thought and creation intention.The images of the three Taiwei were successful.They had new perspective and enriched the aesthetic meaning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Water Margin.

The Water Margin；Taiwei；Hong Xin；Gao Qiu；Su Yuan-jing

I207.41

A

1671－9743（2017）01－0089－04

2016-12-19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母题学视角下的水浒小说研究”（14C0904）。

宋金民，1978年生，男，山东新泰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