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欢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论北宋地方政府对广西主要州府的治理

张远欢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广西在古代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唐以降经济重心南移，五代十国以及两宋政府加大对广西的治理力度，才使广西迈入新的开发阶段。与唐代治理广西的重视程度相比，北宋出于稳定边防的考虑，更加重视广西的治理。北宋时期广西政府官员改善了当地的生存条件，破除广西地区落后的巫术迷信，带去先进的中原文化、医药以及农耕技术。地方官员在教化民众、发展生产以及保境安民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北宋；广西；地方政府；治理

广西在宋代称为广南西路，广西之名由此得来，其辖域包括今天广西全境、雷州半岛以及海南全岛，有25个州，3个军府以及44个羁縻州，北宋时期路治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唐末五代时尽管藩镇割据严重，但地处偏远的广西受到战乱的影响比较少，中原地区的民众大批迁移到广西避乱。所以到了宋初，广西人口增多，经济、文化都比唐代有了很大发展。出于稳定边防，安定岭南的考虑，北宋中央政府设立了广南西路，自此广西的战略地位得到很大提升，而治理好广西也是北宋的重要举措。到广西任职的地方官员对广西的治理主要是从几方面入手：一是致力于改善广西的生存环境，带去先进的医药，使原住民以及迁入广西的民众有更好的生存条件；二是传播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发展广西经济；三是教授中原文化，发展教育，破除广西的各种陋习。

在涉及宋代官员治理广西这一方面的研究中，莫家仁对广西经济以及民族关系做了论述[1]；蓝武论述宋代广西文化教育，特别是科举考试发展的原因，并指出这与宋朝重文抑武以及众多文人到广西宣教是分不开的[2][3]；王雪英、吴小凤、衣保中、朱正西主要对宋代广西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进行细致考论[4][5][6]。这些论文虽然是从两宋的视角论述，但是侧重点还是集中在北宋时期。它们虽然都涉及宋代官员在广西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开发中所起的作用，但并没有重点论述，也没有对广西地方政府的治理情况进行系统的研究，仅仅点到而已。本文则焦聚于地方官员如何治理广西这一问题，以期增进人们对相关史实的了解。

一、改善环境，传授医药

(一)广西恶劣的生存环境

自古以来广西就被称为烟瘴之地，外来者死于此地者众多，说明当时广西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宋真宗时期的杨亿曾在其笔记里记载“岭南诸州多瘴毒，岁闰尤甚。近年多选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选授三班使臣，生还者十无二三。虽幸而免死，亦多中岚气，容气变黑，数岁发作，其难治疗。”[7]806选派到两广地区任职的官员多因受到当地烟瘴的侵袭而死亡，即使生还也很难治愈。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陈尧叟被任命为广西转运使，他离京赴广西上任时，同事宋湜曾给他作一首送别诗《送陈尧叟赴广西漕》：“怜君将命拜新恩，送别都门亦断魂。雨歇佳林秋更暖，瘴连梅岭日多昏。”[8]595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广西恶劣的环境相当恐惧，仿佛去广西就意味着离死亡不远了。

不只是官员惧怕广西恶劣的生存环境，从中原来到广西的士兵也深受广西瘴气之害。庆历年间(1041-1048)，陶弼就任邕州知州(今广西南宁)，他和大多数戍守广西的士兵一样都受到瘴气的侵害：

(顺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雾，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莫劳军，视其良苦，意气激扬，士莫不感泣，强奋起为用[9]10736。

驻守在顺州(今越南高平省)的士兵不适应那里的环境，受到瘴雾的侵袭，十之七八的士兵因此死去，连知州陶弼也受到烟瘴的侵扰而染上严重的疾病。宋仁宗时期，张田知桂州，“京师禁兵来戍，不习风土，往往病于瘴疠，田以兵法训峒丁而奏罢戍。”[9]10706来自开封的禁兵不适应广西的气候环境，常常因为闷热、湿气重而生病，所以张田向朝廷奏用兵法训练当地峒丁而取消禁兵更戍。元丰七年(1084)，提点广西路刑狱彭次云向朝廷建议：“邕苦瘴疠，请量留兵更戍，余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给禁军钱粮。”[9]4748苦于广西邕州地区的烟瘴，彭次云向朝廷请求留部分中原禁军戍守，其余则用当地少数民族士兵代替。王祖道知桂州4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诸夷，建城邑，调兵镇戍，辇输内地钱布、盐粟，无复齐限。地瘴疠，戍者岁亡什五六，实无尺地一民益于县官。”[9]11042宋徽宗时期，依然有半数驻守广西的中原士兵不能适应气候而死亡，广西生存环境的恶劣，以至于有走向广西就等同于走向死亡之路的说法。

(二)改善生存条件

广西在夏季有“地气蒸暑”的现象，也就是在夏季烈日酷暑的时候，太阳照射地表蒸发出热气，人置身其中很容易中暑。广西虽然雨水充沛，但在北宋还是有很多贫苦百姓喝不上干净的饮用水，甚至不知道掘井取水。陈尧叟任广西转运使后看到这种情况，就想为当地民众解决饮水问题，“为植树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饮器，人免喝死。”[9]9584陈尧叟命人植树挖井，为了减轻百姓劳作、行走之苦，在路旁每隔二三十里建一座凉亭供行路人避雨、休息。夏天，亭里还设有盛茶水的缸和饮水用的碗勺，供劳作的农民或乘凉避暑的过路人解渴。这样就改善了当地的生存环境，减少了暑热瘴气的困扰。

北宋时期，广西大多数人还不会用砖头陶瓦来建房子，多数房屋都是用茅草来做屋顶。夏天茅草极容易被台风卷走，秋冬季节也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广西地方政府开始改造茅草屋为坚固的砖瓦房。景德年间(1004-1007)，广西抚水蛮反叛，进攻邕州，朝廷派曹克明任邕州知州以镇压叛乱。他在邕州见到“州人覆茅为屋，岁多火”，即“选北军教以陶瓦”[9]9318，派遣士兵教授州人烧制陶制瓦以用来建造房屋。元丰二年(1079)，管勾广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也因为茅草屋易燃的原因，向朝廷报告说：“邕州官舍民居，悉以茅覆，兼兵火之后，边城楼橹未备，乞集陶匠烧瓦，运宜州木板，置溪洞竹，盖公私屋宇，庶绝火患。”邕州城的官舍民居在经过战火之后，大多损毁，刘谊向朝廷请烧瓦制陶，并运宜州的木材建房，以此杜绝火患。朝廷就此“诏谊经画施行，转运司协力应副。”[10]7223让刘谊去置办此事，并让转运司协助。

(三)传授医药

北宋时期，广西风气尚未开化，迷信风俗还非常浓厚，加上严重缺少医药，因此巫医盛行，人们往往把治病避难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多去求神问卜，而不是用药物治疗。太祖时期宰相范质的儿子范旻以父亲恩荫补官，于开宝四年(970)知邕州，当时“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信任治疗，但益杀鸡豚，徼福于淫昏之鬼”。人们相信巫师，生病不敢用药治疗，而是杀鸡宰猪求诸鬼神。其便“下令禁止，出俸钱市药物，亲为和合，民有言病者给之。获痊愈者千计，乃以方书刻石龛置厅壁，部内化之。”[10]271范旻下令禁止这种重鬼神轻医药的风俗，用自己的俸禄买药给民众治病，并亲自调制，只要民众说有病的就给予治疗，治好的有千余人。此外，他还把医术药方刻在石龛上并置于厅壁以为宣传，方便人民照此医治。

陈尧叟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期间，也因为“岭南风俗，病者祷神不服药”，多方收集中药验方，责人编成《集验方》，请匠人刻碑立于交通要道，方便百姓抄录推广“尧叟有《集验方》，刻石桂州驿”[9]9584。经过对医药治病的益处大力宣传和对巫术迷信的反对，百姓提高了对医药的认知水平，知道有病要用药物疗疾，不能相信巫神。陈尧叟把中医带进了广西，同科进士杨侃给他写了《送陈尧叟》一诗，赞美他造福广西这一善举：“马困炎天蛮岭路，棹冲秋雾瘴江流。辛勤为国亲求病，百越中无不治州。”[11]1116在炎热荒蛮多瘴气的岭南，由于陈尧叟多方搜求医药，烟瘴之毒不能被治疗的困境得到了改善。

为减轻中原民众在广西受瘴气侵袭的痛苦，宣和四年(1122)，提举广南西路常平等事吕渭把一副可以抵御瘴气的养气汤方刻在桂州南溪山刘仙岩摩崖石上。吕渭是从一位曾经在岭南居住数年、并靠此方抵御瘴气而得以长寿的老人身上拿到这药方的，他把药方刻在桂林摩崖石上的目的，就是让从中原而来的人都能够用这药方来抵御瘴气的侵害。此药方在广南广为流传，后世为其取名“不老汤”。

二、改善交通、发展农业

(一)改善交通

因为地处偏远，广西的交通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运基本上处于荒废状态。如“桂州灵渠故通漕，岁久石窒舟滞，师中即焚石，凿而通之。”[9]10677秦代开通的运河灵渠因为年久失修，有很多石头阻塞住了舟船的航行。庆历年间(1041-1048)李师中提点广西刑狱，派人疏通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使中原地区的货物能更快进入广西。

政和七年(1117)夏季，因为暴雨，桂林市区的龙隐二桥被洪水冲毁，人们过河往来很不方便。广南西路兵马钤辖知邕州兼安抚都监李坦主持重修了龙隐二桥。至今在桂林市区的龙隐岩内依然留有记录宋代李坦修桥事迹的石刻《龙隐二桥法会记》：

龙隐二桥东浮而西植，阅日滋久，材愈弗堪。政和七年夏一昔荡于惊湍，往来者病之。余时詣阙，解鞍訾洲，不忍其无渡也，乃剖行橐，维新是图。告成于明年三月之吉，爰即梵宇水陆道场以度一切。八年二月二十日[12]234。

从碑文可以看出，龙隐二桥因为年久失修，本来就岌岌可危，经洪水冲刷不能再用，习惯走龙隐桥的人们往来不方便。所以当时住在桂林訾洲岛的李坦不忍心人们过河无桥，自己出资重新修缮龙隐二桥，并做水陆道场的法事以求平安。

(二)发展农业

广西地区虽然水土肥沃，但在北宋毕竟是荒蛮之地，生产种植还处于很原始的阶段，很多地方都没有开发。开宝八年(975)，琼州(今海南海口)知州李易向朝廷上奏说：“州南五里有度灵塘，开修渠堰，溉水田三百余顷，居民赖之。”[9]2379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后，李易在北宋的最南边最荒凉落后的地区主持修建渠堰，开发耕地，使当地民众有地可耕，有水可浇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颇得民心的举措。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琼州很少参与到周边少数民族的叛乱中，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陈尧叟：

咸平初，诏诸路课民种桑、枣，尧叟上言曰：“臣所部诸州，土风本异，田多山石，地少桑蚕。昔云入蚕之绵，谅非五岭之俗，度其所产，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尔。麻苎所种，与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干，俟枝叶才茂则刈获之，周岁之间三收其苎。复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离田畴，即可纺绩。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臣以国家军需所急，布帛为先，因劝谕部民广植麻苎，以钱盐折变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万余匹。自朝廷克平交、广，布帛之供，岁止及万，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树艺之民，相率竞劝；杼轴之功，日以滋广。欲望自今许以所种麻苎顷亩，折桑枣之数，诸县令佐依例书历为课，民以布赴官卖者，免其算税。如此则布帛上供，泉货下流，公私交济，其利甚博[9]9585。

宋真宗咸平初，朝廷诏令各路州郡督促农民种植桑枣。陈尧叟根据广西田地多为山石的自然条件，鼓励农民多种植麻苎。麻苎可以一年三收，收割后就可纺纱织布。过去布帛售价很低，因此老百姓织的多，卖的少，经济也很困难。考虑到布帛是国家紧缺的军需物资，应倡导农民大量种植麻苎并纺织，政府再用钱、盐交换。因此他希望朝廷准许当地百姓以所种麻苎，抵折桑枣之数，这样布帛得以上供，钱币货物可以流向民间，无论公私，都可以得到较大利益。宋真宗同意了陈尧叟的意见，使本来产于北方的麻苎，开始在南方推广开来。

嘉祐三年(1058)，李师中提点广西刑狱，广西当时的自然环境恶劣，生产落后，加上少数民族骚乱频繁，人心惶惶，农民根本无法安心从事农耕。在这种局势下，李师中到任后致力于发展农业以改变广西治安混乱，贫困落后的面貌。他在嘉祐六年(1061)写下劝农事文，并命人在桂州龙隐岩释加寺传天台祖教沙门口上刻碑宣传，其碑文为：

提刑、屯田员外郎李付，每因读刑禁旬状，见人民多因小事争斗，致有杀伤。虽骨肉至亲，不相容忍，此深可哀悯。盖劝农亲民官不本教化所致。今后令佐须晓谕乡老，令劝率子弟勤于田农，孝养父母，内外和顺，不相欺凌。民无灾争则无横死，自然天道与人事相应，无水旱凶灾。令佐不得轻远方以为不可教诲，况此人民晓事，教诲必听，切在遵禀。大宋嘉祐六年(1061年)辛丑六月一日龙隐岩释迦寺传天台祖教沙门□修上石[12]50。

当时地处边远的桂州一带，人们赋税还很重，致使边事不断，社会治安混乱。“人民多因小事争斗，致有杀伤。盖劝农亲民官不本教化所致”，李师中认为一些地方官没有尽到教育、引导百姓的职责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于是督令地方官员“须晓谕乡老，令劝率子弟勤于田农，孝养父母，内外和顺，不相欺凌”。也让地方官员“不得轻远方以为不可教诲”，他认为南方边民可以教诲：“此人民晓事，教诲必听”。除了写劝农诗外，李师中还实施一些利于农耕的措施，“募民垦田，县置籍，期永无税，以种及三十顷为田正，免科摇。于是地稍开辟，瘴毒减息。”[10]4768他组织人们垦荒，免徭役、赋税，并使烟瘴弥漫的环境有所改善。

熙宁年间(1068- 1077)，刘彝知桂州，在熟悉并了解广西的种植情况下，准备在广西实行屯田法以开发土地种植。“知桂州刘彝乞募人耕旷土，中书户房言：‘开封府界方召人开种稻田，及新置沅州，有屯田之法，与广西事体相类。欲各录其事付彝，令更参详立法以闻。’从之。”[10]6247刘彝向朝廷请求招募人手耕种广西的旷土，中书户房说开封府的稻田屯种之法已经成熟，而且广西的情况与此类似，让广西效仿此法，并令刘彝熟悉其事宜。

三、教授中原文化

随着科举制在宋代的盛行，广西的文化教育在宋代也比唐代进步了不少，据《广西通志·教育志》统计：“宋代广西共设置府州学20所，县学21所，其中12所为隋唐时期创办，在宋代得到复兴；18所是宋代创办，另外11所创建时间不详。”[13]12经过宋代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大力推行，广西州县学的数量比唐代多了1倍以上。

北宋不少主政广西的官员大多是进士出身，因而他们比较重视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孙抗是其中一位重视广西教育并亲自教授的官员。“浔当是时，人未趣学，乃改作庙学，召吏民子弟之秀者，亲为据案讲说，诱劝以文艺。居未几，旁州士皆来学，学者由此遂多。”[14]916因为人们很少关心教育，孙抗在当地建立书院，选召官吏或民众当中聪颖的子弟入学，并亲自讲学，没过多久，附近州县的士人也慕名过来学习。孙抗为宋代广西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徽宗初年，王祖道知桂州，看到广西“风教未敷，就大力发展桂州的教育。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张仲宇将此事连同昌化军(今海南儋州)知府黄公齐的事迹一并写下并刻于桂州中隐山的碑上。

崇宁间，尚书王公祖道来帅是邦，念群庠湫隘，风教末敷，乃辟而广之，诱进学者。又採堪舆家之说，洫子癸之流以注辛戌，环城有水，如血脉之荣一身。遂闻之朝……距今应举之士，十倍前日。乡贡旧额，八人而已。秋围，校艺主文者每有遗才之叹。绍兴二十六年，知昌化军事黄公齐，邦之先达也，入觐观戾，首言静江属兴王开府，圣泽所渝，士才日茂，而取士不及下郡之半，乞稍优之。上可其奏，增解贰名……[12]184

从碑文可以得知，王祖道不仅大力发展教育，还引水通城，施惠于民。到南宋初年，桂州的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应举之士10倍于前，但乡贡旧额却只有8个名额，有很多有才识的士人没有被选上。知昌化军(今海南儋州)黄公齐知道这一事，在入朝觐见宋高宗的时候，向其奏明此事，希望能增加桂州的贡额。

北宋广西地方官员对广西教育发展所做的努力，使广西地区从宋代开始，文化教育的发展相比于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广西的科举也在北宋进入了转折性的发展时期。其中，“宋状元王公世则桂之永福人也，大平兴国八年，乡荐之礼部，试大廷时，得二百三十有九人，公裒然首魁天下。”[15]217桂林永福人王世则取得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的状元。除此之外，广西还有一位连中三元的皇祐元年(1049)的状元冯京——“冯京字当世，宜州人，少隽迈不群，举进士，自乡举礼部以至廷试皆第一。”[9]

四、结语

唐代岭南道只不过是开元十五道中无关紧要的一道而已，而广西地区也只不过是岭南道的一部分，因而从政治以及战略重要性上讲，广西地区在唐代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更遑论经济和文化了。也因为荒蛮与恶劣的烟瘴气候，广西成为唐代流放贬臣的绝佳之地，即使在北宋也依然如此。北宋时期，北方有契丹的威胁，西北受西夏的骚扰，南方要镇压广西少数民族叛乱以及防止交趾入侵，此时广西的战略地位骤然提升。作为北宋最南的边境，广西无疑是梓州路、夔州路、荆湖南路、广东等路的天然屏障，稳定广西的统治，则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富庶地区保持稳定，从而有利于宋朝的统治。所以北宋不得不重视广西的治理，为了稳定广西，减少叛乱，朝廷派遣一些大臣治理广西，这种情况下，广西的人口开始增多、经济的发展和战略地位都得到进一步提升。广西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开始频繁，大中祥符二年(1009)邕州设立横山寨博易场，熙宁初年又设立了太平寨博易场，元丰二年(1079)又设立了钦州博易场。因为经济繁荣，广西的钱币流通加快，导致广西缺钱，所以在徽宗年间，先后在梧州、贺州设置钱监以解决广西少钱的问题。正因为地方政府重视对广西的治理，北宋时期，广西在经济、文化方面比其他地方的发展速度都要快，比唐朝时的发展则更为明显。

[1]莫家仁.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与开发——兼论宋代广西民族关系[J].广西民族研究,1990(1)：51-58.

[2]蓝武.宋代广西的考试选官述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30-133.

[3]蓝武.宋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述论——以科举、官学与书院教育为中心[J].广西右江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4):54-57.

[4]王雪英.试论宋代广西的开发[J].广西民族研究,1994(2):52-58.

[5]吴小凤.试论宋代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4):53-64.

[6]衣保中,朱正西.宋代广西地区移民与农业发展研究[J].中国农史,2016(3):22-32.

[7]江少虞.风俗杂志·仕官岭南：卷六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1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2]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3]李德韩,蒙荫昭.广西通志·教育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14]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八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项目课题研究组.嘉靖广西通志·山川志：卷六十[Z].林富,修.黄佐，纂.2009.

[责任编辑 韦志巧]

The Local Governance of Guangx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Yuan h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Henan 475001,China )

Guangxi used to be a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region in the ancient times.As the economic center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southin the Tang and Tong dynasties, the song dynasties an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all intensified the management of Guangxi, leadingto the furtherdevelopment of this region. Compared with the Tang dynasty, the Song dynastypaid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Guangxi out ofthe stabilized frontier defense.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Guangxi government succeeded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local residents, banishthe blind faith of superstitions, and broughtthe advanced central plainculture, medicine and agriculture technology. Local official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educating people,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providing security to the native.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Guangxi; local government; governance

K291

A

1672-9021(2017)01-0104-06

张远欢(1991-)，男，广西玉林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历史。

2016-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