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杨波， 林 丽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试析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的民俗文化内涵
——以特堆故事为对象

韦杨波， 林 丽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特堆故事是壮族民间生活故事中有代表性的机智人物故事，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对其部分民俗文化内涵予以揭示，尝试弥补近30年来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研究角度、方法单一，且成果少的缺憾。

壮族机智人物故事；民俗文化内涵；特堆

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机智人物故事常被视为写实性较强的生活故事的一个类别。所谓机智人物故事，是“指那些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所编织的系列故事”[1]55。纵观中国民间故事发展史，机智人物故事中的机智人物形象在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早有呈现，其“常常表现为及其矛盾的对立面，既聪明又愚钝。他们既是严肃的文化英雄，又是戏剧表演家、无赖。这一群体常以形象的异类、行为的不合规矩，显得离经叛道。他们有时亦以赤裸裸的厚颜无耻的本我形象出现。有时又表现为超越自我的人类拯救者，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无助者、弱者讨回了公道，伸张了人类的正义。”[2]机智人物故事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中间广泛流传，各民族都有自己喜闻乐见的机智人物故事。作为中国第一大少数民族的壮族，其机智人物故事之多不遑多让，最公、老登、汪头三、佬巧、甘罗、公颇、老更、波荷、卜伙、特堆，等等，都是壮族各地广为流传的机智人物故事。遗憾的是，壮族机智人物的研究与汉族的徐文长、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蒙古族的巴拉根仓、藏族的阿古登巴等机智人物故事研究相比显得单薄，成果更少。总体而言，与其他民族机智人物故事研究的传统旨趣类似，多年以来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未脱离以社会批评、阶级斗争视角审视其斗争艺术的传统路数。在这一旨趣导向下，机智人物故事的主角往往被研究者视为民众智慧的精英和民间文化英雄而加以肯定。这种角度单一的民间文学论证模式早在1984年时已被日本学者铃木健之指出弊病：“中国的评论家们的看法未免太现实主义了。……他们具有一种简单化、概念化的倾向。他们把故事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固定起来。”[3]而几乎与此同时，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出，民间文艺的研究角度应该是多方面的，可以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史等角度去研究[4]。进入21世纪，有学者观察到，受民间文学研究大气候影响，专门针对机智人物故事开展的研究已经大为减少，而只是在近年出版的民间文学通论、概论等论著中对机智人物故事进行整体性、概括性的评述；受西方叙事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机智人物故事研究重点从叙事文本转移到叙事语境，将机智人物故事放到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2]7。

如前所述，近年来西方叙事学的引入，为国内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方法，为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这就再次提醒我们，要打破机智人物故事研究的沉寂局面，多元视角、方法的引用和借鉴很有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对特堆故事的考察，拟采用以往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研究中少有涉及的人类学、民俗学视角，挖掘故事中可能蕴含的多元文化信息，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的认知。

特堆故事中主人公的特堆*因各地壮语发音有异，不同的故事搜集、整理者在汉译的结果也不一致，各地的民间故事集成中，有称“特堆”的，也有称“勒堆”“达短”等的。本文统一采用“特堆”这一汉译。，在壮语中的意思是“一个名字叫做堆的青年男子”。经过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红水河民间故事、传说及歌谣》《广西宜山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故事广西分卷·柳城民间故事》《壮族机智人物故事集》等民间文学资料集的梳理，找到特堆故事36则，另有研究者近年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收录的特堆故事8则*参见钟健的《广西宜州市做牙禁与山歌研究》(附录二，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口述人为广西宜州市刘三姐镇洛漏村沙口屯村民莫仁禄(68岁)、吴荣汉(62岁)，记录人钟健，记录时间为2008年2月27日。。依据故事讲述人的属地特征，可知特堆故事的核心流传地为广西中部的合山、忻城、忻城、上林、鹿寨、宜州等县市，基本涵盖了红水河流域中部区域。从44则故事的叙事内容上看，有惩罚地主、祝寿、卖回生棒、戏耍姑爷、设计骗岳父的银子、设计骗吃岳母的馍或米饭、特堆被抓到月亮上等多种情节类型，这些情节各异的故事附会到特堆身上，已使特堆成为壮族民间叙事中的箭垛式人物形象。特堆故事的空间播布、情节特征和迄今仍然在乡土世界展演的事实表明，特堆故事作为壮族的机智人物故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将其作为挖掘壮族机智人物故事民俗文化内涵的分析对象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具体而言，本文主要考察的是特堆故事的“狂欢”文化属性以及特堆故事与民间信仰的关联。

一、特堆故事中的恣意“狂欢”

在民间叙事中，民间故事的世俗性最为明显，相较于神话、传说的庄严，民间故事尤其是生活故事叙事风格因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而常被视为民间诙谐文化的一部分。民间诙谐文化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文化传统，俄国文艺理论家、民俗学家巴赫金指出：“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双重角度，在文化发展的最早阶段就已经有过。在原始民族的创作中，同严肃的(从组织方式和气氛来说)祭祀活动一起，就有嘲笑和亵渎神灵的诙谐祭祀活动(仪式旅游)；同严肃的神话一起，就有戏谑和辱骂性的神话；同英雄们在一起，就有戏仿英雄的英雄替身。”[5]344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中国诙谐文化的研究启发颇多。刘守华认为，尽管中国的狂欢节广场文化不发达，但民间诙谐文化仍然有深厚的积累，戏曲中的插科打诨的丑角、古今贯通的笑话。就是这方面的辉煌成果。近现代生活故事和笑话特别是机智人物故事盛传于世，可以从这一民间文化传统来寻找它的根源。这些故事以民间下层人物为主角以揭示旧时代官吏、富翁、僧侣、家长等权威人物假丑恶面貌来激发人们的笑声，构成戏剧性，这同世界的诙谐文化是一致的[1]6。“长工和地主”型故事在国内各民族中间流传广泛，在生活故事中占有重要地位。44则特堆故事中“长工和地主”型故事合计有13则，典型如1962年在鹿寨县采录的一则《特堆学斯文》*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广西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1年，第819页。：

财主备好贵重的礼品，要上县城去讨好新上任的县太爷。财主对特堆说：“你挑上礼品，跟我走。见了县太爷，凡事都得斯文一点，莫让县太爷笑你这个壮古佬粗鲁。”特堆问：“哪样做才算斯文呢？”财主说：“你跟我学就是了，我怎样做你就照着怎样做。”离县城不远的小河上，有一座高高的石拱桥，特堆挑着礼品担子，跟着财主来到桥上。这时，正是春雨过后，小河两岸，竹木青翠。财主赏玩春景，摇头晃脑，正要吟诗，谁知踩着淤泥，仰天摔了一跤，特堆见了，也不上前相扶，跟着一跤跌在桥上，那礼品早摔到了河里。“该死的特堆！”财主捶胸顿足，叫道：“礼品！礼品！我的礼品全完啦 ！”特堆说：“哎呀呀，我以为你一跤跌出个‘斯文’来了呢！你说过的，你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哪能不跟你学呢？”财主丢了礼品，不好空手拜会县太爷，只得垂头丧气地转回家去了。

故事通过特堆对财主摔跤行为的刻意模仿，嘲弄了地主的虚伪和自以为是，也实现了对上流社会所谓“斯文”一类严肃文化价值的挑战，表现的是中国机智人物故事中最为常见主题之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特堆故事中，我们发现了有性暗示或性叙述的故事类型，试看如下3则*此为研究者在宜州采录的8则特堆故事中的3则。见钟健的《广西宜州市做牙禁与山歌研究》(附录二，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口述人为广西宜州市刘三姐镇洛漏村沙口屯村民莫仁禄(68岁)、吴荣汉(62岁)，记录人钟健，记录时间为2008年2月27日。：

骗外婆的鹅

外婆的东西都让特堆给骗走了，就剩下一只鹅了。外婆就说，堆啊，我还有一只鹅你想要吗，你能拿去我就算你狠。

晚上，外婆睡的时候就用手握着鹅颈。等外婆睡着了，特堆就拿外婆的手放到外公的卵上，然后把鹅拿走了。

第二天早上，外公醒来问道“老太婆，鹅呢？”

外婆说，“鹅我不要吃啊？”

外公怒道：“你吃个啥，这是我的卵。”

强暴小姨子

岳父岳母杀鸡过节，吃完了说要把鸡腿留下要带回去留给(特堆家)小孩。但是回去的时候忘记拿鸡腿了，就让特堆回去拿。

特堆回到岳母家，(没有去要鸡腿，反而)开始调戏小姨子，小姨子反抗。

特堆就朝岳母娘大声喊道：“母，小姨子她不给我”。

岳母娘(以为是要鸡腿)就说：“你给他吧，难道你还想留到臭啊？”

于是，特堆就把小姨子给强暴了。

强暴岳母

特堆跟岳母一起外出。过河的时候，特堆就故意把船弄得团团转。岳母慌了，说怎么不走了。特堆说，“把岳母您给睡了船就走了”

外婆说，“哎呀，我的儿啊，怎么能睡岳母呢？”

特堆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用鱼蒙叶挡起来就好了。

时至今日，带有性暗示或性叙述的机智人物故事在民间尚有演述，但在全国各地、各民族业已完成编撰的各类民间故事集、民间故事集成等“第一手资料”里较为罕见，这或是民间故事的辑录部分地受到时代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展的全国性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过程中，虽然地方的辑录工作者宣称以“科学性、代表性、全面性”的原则为筛选作品的尺码，但就今天看来，仍然存在这许多不遵守原则、非科学性的删减行为。这就不难理解一些带有“荤”味的，但很可能更接近其真实样貌的机智人物故事何以在各类民间故事集、民间故事集成里罕见了。

我们看到，在带有性暗示或性叙述的特堆故事中，阶层对抗的意味并不明显，因此故事主角身上表现出来的狡黠、无赖、下作乃至反伦理与“长工和地主”型故事中机智诙谐的正面形象形成了反差。不过，在巴赫金看来，性是民众狂欢时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中蕴含了民众表达原始的生命本能冲动的需求。吉哈德也谈到：“如果人类的生物本能不能达到所需要的目标，像暴力一样，性欲就会以如同生物品质‘代理’的转换形式出现。同暴力一样，人类的性欲存在着一个不断的能量积累过程，它迟早要爆发。”[6]270当然，在狂欢的过程中，性并不以赤裸的方式呈现，而是经过了怪诞躯体与广场话语的修饰性包装。怪诞躯体通过变形、夸张、戏仿的形式把禁欲降格为“物质——肉体下部形象”[7]439部分特堆故事对性器和性行为的肆无忌惮呈现，无疑满足了故事演述者和听众释放受压抑的性欲望的需求。总体而言，中国的机智人物故事这样的民间诙谐文化“常以儒学异端的形式出现”[1]62但与主要流传于汉族地区的机智人物故事譬如徐文长故事不同，壮族地区的特堆、老登、卜伙等机智人物故事中，表达民众性本能欲望诉求的文本要常见得多。究其因，或与两者流播地域文化传统存在差异有关。机智人物故事表达对世俗秩序的颠覆企图的同时，也蕴藏着对世俗秩序的顺从实质[2]127-137。徐文长故事的主要流传地是明清以降官方儒学传统极为深厚的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即使是在普通民众群体意识表述相对自由的领域——民间叙事中，性的表达与宣泄也是显得相当的隐晦和克制。特堆故事流传的岭南一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央王朝治下的化外之地，世居的壮、侗、仫佬、毛南等土著族群与南迁的汉族素有往来，但这些土著族群在吸收汉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两性关系是婚姻的基础，历史上岭南诸土著族群婚俗的演进较为滞后，两性关系因而较为自由。正如清代学人赵翼编撰的《檐曝杂记》之“边郡风俗”篇载：“粤西土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唯男女之事不甚有别”。《庆远府风俗考》则载“当地民族‘婚不避姓，时节男女答歌苟合’”。随着社会的演进，自由的两性关系受规范、制约的程度越来越高，两性自由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延留下来，歌圩中的男女对歌，充斥性符号和性行为描述的民间故事演述成了”纪念往古之两性的自由时期”[8]12-16。由此观之，“特堆强暴岳母”“特堆强暴小姨子”等故事的演述，当是对壮族古代原始杂婚、同辈血缘婚的一种历史追忆。

二、特堆故事中的民间信仰

中国民间信仰作为“具有‘宗教性’又有‘民俗性’双重维度的信仰形态”[9]41，与同为民间文化范畴的中国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一直有着纠缠不清的关联。刘守华的《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而全面论述道教与民间文学关系的专著。谈到道教与中国民间叙事的关系时，刘守华认为道教构筑了一个完整而生动的神秘幻想世界，给民间叙事艺术以巨大影响，赋予中国民间叙事世俗性与宗教性融合的特点[10]314-316。至于壮族民间文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我们认为，道教作为一种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宗教信仰，自东汉传入岭南壮族地区后，对壮族民间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过在道教传入前，壮族地区除了有原始的越巫信仰，还有在原始越巫信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麽教。而师公教，“则可能源于中原文化，是巫、道、佛混合再生型外来民间宗教”[11]255-279。外来的道教进入壮族地区后，受地方宗教的影响开始了漫长的壮化过程，如在神灵体系中增加壮族神祇，按照壮族人生活实际重新改编、承载各种道德信仰的劝善书，在各种“驱瘟疫保平安”的仪式中采借壮族民间巫术等等[12]475-480。确切地说，具有“宗教性”又有“民俗性”的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才是在岭南壮族地区最为普遍的信仰形态，也是壮族民间叙事普遍表现的对象。

一般而言，神话是“人类童年”原始思维的产物，是原始初民“关于神的行为的故事”，因而具有强烈的原始宗教信仰色彩，甚至就是信仰本身。而传说与神话关系极为密切，传说叙事延续了神话叙事，“民间传说的创作演绎了古老神话的碎片，神话实为后世传说滋生的土壤，他们相互间体现为源与流的关系。”[13]170神话和传说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相较于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则是一种“娱乐的叙事”，除了其中的幻想故事因多围绕神仙、宝物、魔法等神秘力量叙事而明显体现自然崇拜、巫术信仰等民间神秘文化传统，数量巨大民间生活故事则是对无限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叙述，其内容反映了民众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思考。因此，生活故事这一类民间故事较少承载和反映民间信仰。至于机智人物故事著名如阿凡提故事、徐文长故事，就目前能看到的故事文本，更是少有反映民间信仰内容的篇目。与阿凡提、徐文长等机智人物故事相较，特堆的故事特殊就在于其不少篇目具有明显的民间信仰烙印。

《特堆送重礼》*《特堆送重礼》和《特堆月里织草鞋》两则故事，来自广西柳城县三套集成编委会1987年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广西分卷·柳城民间故事》。口述人杨钦华声称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听母亲讲的故事的回忆。叙述地主的穷姑爷特堆给地主巧送寿礼的事。故事开头提到，地主夫妇年过70无子嗣，于是偷偷抱养了一小女娃，取名“引花”，引花灵验，不久地主婆就生了两个妹妹。这里,“引花”“求花”观念及行为的实质是华南的壮族、毛南族、布依族、侗族等壮侗语族生殖崇拜观念的反映。壮族民间俗信认为，人的生与死是由一个叫花婆的女神掌控，花婆掌管着花山，她送花给谁谁家就生小孩，得送红花者生女孩，白花为男孩。人去世时，其魂回归花山还原为花[14]172。添丁进口是和家庭和家族繁衍的内在需求，然而在现实中总有不如意者，于是需要自行引花或求助巫婆、师公、麽公等民间宗教职能者施行求花、引花仪式以达成愿望。

接下来我们考察《特堆月里织草鞋》，这则故事的情节梗概是：“报应”姑爷特堆通过耍滑的方式卖给外公佬(岳父)一根还阳宝棒。外公佬拿着宝棒去收债，有个欠债人还不起钱被外公佬用还阳棒打得晕死过去。欠债人的儿子答应还钱，条件是让外公佬用还阳宝棒把他父亲打“生”过来。外公佬拿出宝棒照着欠债人的背上又是一棒，结果欠债人不但没有醒来反而四脚伸直死掉了。欠债人的儿子既伤心又愤恨，于是抢过还阳宝棒将外公佬打死。后来外公佬的冤魂到阎罗王那里告特堆的状，等判官查过生死簿才知道特堆是天上织草鞋的童子，他的老婆则是天上的织锦仙姑。玉帝知道这个情况后派天差把特堆和他老婆一起抓到天庭。玉帝原本是要把特堆贬到日头去烧水，特堆知道在日头做烧火工很辛苦，假装高兴并编一通自己最害怕去月亮的谎话，玉帝不知是计，改变主意把特堆贬到月亮里去织草鞋。“特堆被抓到月亮上”的异文篇目还有流传于宜山县(今宜州)的《达短》*见宜山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小组1987年编印的《广西宜山县民间故事集》，第169-172页。《特堆被收到月亮上》*此一则为钟健于2008年在宜州洛漏村沙口屯搜录而得，具体见钟健的《广西宜州市做牙禁与山歌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再看《达短》，其故事梗概为：达短得了一个可以猜出一切秘密的宝贝。县令的印章被盗后迟迟破不了案，于是差人请来达短帮忙。达短设计让偷印章的人现形后受县令赏识被留在手下当差。后来达短因聪明过头得罪人遭诬陷入狱，县令欲将达短烧死，达短说自己不怕放炉火里烧，怕的是被放进月亮里。县令信以为真，请来法师，摆下放置了“仙水”、香炉、蜡烛的八仙桌，法师左手拿“仙水”右手拿“神木”，口中念念有词，不时用神木敲打达短脑袋，边打边念，念了九九八十一声，敲了九九八十一下后，把仙水往达短头上泼，右手一扬，喝声“上”，“神木”脱手飞向空中，只见达短变成一只花花红红的斑鸟，在空中衔住神木飞上月亮。

在《特堆月里织草鞋》《达短》里，我们看到了多种信仰形态杂糅共显的情况，阎罗、玉帝、织女作为佛、道神祇，亦是民间信仰中的神圣偶像，历来为广大民众所崇信。而咒语、法术、羽化、“神鸟衔木”等民间神秘文化观念也在民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类意象均为壮族民间信仰观念的表征。在“特堆被抓到月亮上”型故事中，核心情节是特堆上月亮，这或与壮族的月亮崇拜传统有关。集中体现这种传统的是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各地壮族举行的拜月仪式。如在桂西右江流域的靖西、德保、那坡、大新等地，八月十五这一天举行的“请神”活动，壮语称“请囊亥”,意为请月姑下凡。祭月活动主要由妇女主持举行,活动时间一般从八月初十开始至二十日结束,整个活动过程分为请月神、神人对歌、神算、送月神等四个阶段.当地人认为,月姑(神)具有超凡的智慧,能替人卜算吉凶、消灾解难，还能谙知卜者的过去,预测其未来，能给人以灵性,所以得到民众的虔诚崇拜[15]。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月亮女神的智慧与特堆的机智属性相同，这是民众艺术化地将两者扯到一起叙事的逻辑所在。此外，有研究者在桂中宜州等地调查发现，特堆是该地巫信仰里诸多神灵中的一个。据称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后，特堆会在“娅禁”主持的拜月仪式中现身。娅禁被从月亮上请下来的特堆附体后，会有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如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不时讲一些粗俗的“荤话”，拿男性生殖器开玩笑，有时还会突然跳起来追逐在场的女孩，场面令人哭笑不得。虽然娅禁们宣称不想招来特堆，但总会有人在娅禁的凳子下面放一个竹篾、树枝或其他物品编织的圆环以引来特堆。这里，圆环作为特堆的吸引物，象征月亮与女性，而女性具有天然的生育属性，特堆的降临本身或有两性交媾的意味[16]30-39。由是观之，特堆这一意象与壮族的崇月习俗有关，其深层意蕴或为原始的生殖崇拜。特堆既是壮族民间叙事的机智人物形象，又是民间宗教规仪中的神灵，民间叙事中的特堆和民间宗教规仪中的特堆形态不同但形成互释关系，两者相互依存，构筑特堆故事久远流传的坚实基础。

余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国家当下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建设和谐社会是建设和谐文化、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社会和谐包括文化和谐，文化和谐则是社会高度和谐的标志，在此进程中，“民间诙谐文化”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精神，渗透着人民大众对追求现世幸福、自由的肯定[2]16-17。包括民间机智人物故事在内的民间诙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作用的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这种文化之认知的广度和深度。就当前的研究态势而言，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显然还有不少拓展空间。受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文学学科发展水平，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大潮中积累的机智人物故事文本，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研究需要。口传心授是民间文学生存和展现的基本方式，口传心授即面对面的交流，它建构了一种彼此互动的具体情景。立足于故事演述具体情景的捕捉与描述基础上的壮族机智人物故事研究或将大有可为。

[1]刘守华，林继富，江帆，等.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周晓霞.颠覆与顺从——读中国机智人物故事[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3]铃木健之.“机智人物故事”笔记——试论其欺骗性[J].民间文学论坛，1984(4):60-69.

[4]钟敬文.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M]// 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5]巴赫金.小说的事件形式和空间体形式[M]// 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8.

[6]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 沙尔·费勒克.家族进化论[M].许楚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9]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以大陆地区为中心[M]//路遥，陈进国，范纯武，等.中国民间信仰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0]刘守华.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8.

[11]黄桂秋.壮族麽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2]梁庭望，杨树喆，蓝柯，等.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调查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13]万建中.民间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过伟.中国女神[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

[15]凌树东. 壮族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冲突——靖西“拜月请神”活动反思[J].广西民族研究，1989(3):129-137.

[16]韦杨波.广西宜州市壮族巫教的调查与研究[D].温州：温州大学，2014.

[责任编辑 韦志巧]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Zhuang Wit Folk Stories——Taking Te Dui as the Object

WEI Yang bo, LIN Li

(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Hechi University，Yizhou，Guangxi 546300，China)

Te Dui is representative wit stories of Zhuang folk tales. The paper aims to open doors to reveal the folk culture conno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lklore and anthropology, as well as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y of the research of Zhuang tales in recent 30 years.

stories of Zhuang wit；connotation of folk culture; Te Dui

I27

A

1672-9021(2017)01-0042-06

韦杨波(1976-)，男(壮族)，广西都安人，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俗学(含民间文学)。

2014年度河池学院青年课题“广西宜州壮族巫辞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2016-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