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流

（淮北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安徽 淮北，235000）

也谈“语文”的含义和性质

杜道流

（淮北师范大学 语言研究所,安徽 淮北，235000）

关于“语文”的含义，学界理解不一。应该从语文教育的阶段性角度来理解其内涵：小学阶段理解成“语言文字”，初中阶段理解成“语言文章”，高中阶段理解成“语言文学”，大学阶段则应该理解成“语言文化”。关于语文的性质，语文学科和其它学科的根本区别在于：语文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母语素养，这是人们通过其它课程学习所获得的素养无法相比的。因此，语文教育本身就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素养性”应该是语文的最基本的属性。

语文；含义；性质

教育部公布的2017版高考改革方案，将语文的高考分数提高到180分，并将逐步在各省区市实行。于是，语文这门学科又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成为近期学界的热点话题。本文将与“语文”有关的旧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

一

在目前中小学所开设的课程中，语文应该属于最古老的学科。单从科举时代看起，那时的基础教育教学活动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可以归入“语文”范畴。但“语文”作为一门学科名称，却是所有学科名称中最年轻的。我国的现代教育可以说是从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堂开始的，当时本课程被命名“国文”，主要传授历代古文。五四运动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国文课受到了冲击，于是将小学的教学内容改为白话，这一阶段的课程被称作“国语”。“语文”作为一个术语，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两位先生提出来的，他们主张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不过，“语文”正式成为学科名称是在1950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及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令》正式公布。

由于产生的历史不长，人们对“语文”的理解还难以形成共识。尽管从来源看，它应该是“国语”和“国文”的合称，但学界普遍认为应该对这个术语重新解释以增强其对教学实践的引导意义。然而，在具体理解时却出现了较多的分歧：有的解释为“语言文字”，有的解释为“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等等。后来叶圣陶自己解释：“书面为文、口头为语”[1]138，平息了争论。但这个解释并不完美，主要问题是太笼统。同时，从长期以来的教学实践看，人们对叶老的这个解释贯彻得并不彻底，语文教学活动中重“书面”轻“口头”的现象普遍存在。尽管近年发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把“口语交际”规定为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2]6，但来自教学一线的调查表明，这一规定目前并没有得到充分或有效执行。这种情况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线教师在理解或认识上存在偏差，也不能归咎于应试教育，而实际上应该与语文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有较大关系。

2016年，陆俭明先生提出，要“按照学习书面语的规律教语文”，“必须明了，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语文，不是要孩子学习口语，而是要学习书面语”，“语文素质下滑并不是指老百姓不会说话了，而是书面语能力大大降低了”[3]。陆先生是一位长期关注和研究语文教育的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规律有着深入的探讨和深刻的思考，因此他的看法具有权威性。这使我们觉得有重新解读“语文”一词含义的必要。事实上，以往人们对语文含义的各种解释并不是错的，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问题在于人们希望以一种说法来概括语文的全部内涵，忽视了语文教育的阶段性。

目前，我国语文课程设置大致分四个阶段：义务教育时期的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大学阶段。从学生语文水平和语文能力发展的渐进性来看，小学是入门阶段，从字、词、句开始，逐渐成篇，进行基础训练，因此，这个阶段的“语文”不妨理解成“语言文字”；到初中阶段，要求学生不仅能阅读和写作成篇的文字，还要能区分各种用母语写成的文章的体裁和格式，并熟练掌握和运用，形成相应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把“语文”理解成“语言文章”；现阶段正在使用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提出“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生情感的丰富和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4]1不难看出，高中语文教育显然要突出其文学性的特点，这个阶段的“语文”当然可以理解成“语言文学”；至于大学阶段，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教学任务和目标要求，但“大学语文”本身就是作为文化素养课开设的，母语书面语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使得学生达到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理解、赏识和认同，应该是这个阶段语文教育的重要使命，所以，这个阶段的“语文”完全可以理解成“语言文化”。当然，以上的区分只是一种倾向性，并不是说小学就不能讲文化，大学不能谈文章体裁，而是说明教学的主要任务或侧重点的不同。

二

关于语文的性质，学界一直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工具性”这个说法的理论来源是语言学上对“语言”的定性：“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15。这句被国内语言学界奉为经典的名言是列宁1914年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首先提出的。由于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母语，所以，语言学界对语言的认识自然会影响到人们对语文的认识。但语文学界对这个“工具”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到位。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理解为“表情达意的工具”[6]11，1956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小学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工具。”[6]231929年的理解显得简单化；1956年的提法则过于政治化了，以至于文革时期把这个提法推向了极端，严重影响了语文学科的正常教学。于是1978年3月，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强调“语文是工具，语文水平低，影响别的学科的学习”[7]。但由于对吕先生的用意和“工具”这个术语的含义产生误解引起了“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吕先生的用意有二：一是反对将语文政治化，二是强调语文在各门基础学科中的地位，但却被解读为要重视语文的“科学性”，要重视“语文”这个“工具”的自身的“科学体系”——汉语知识体系，实际上混淆了“语言学”和“语文学”的界线。同时，作为语言学家，吕先生对“工具”是有较为深刻的专业性的理解的。被语言学界奉为经典的另一句名言是索绪尔说的“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8]15。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语言这个“工具”和普通工具是不同的。普通工具以物质结构的形式独立存在，语言则不然，其物质形式必须与其承载的意义共存，即语言不仅仅是“符号系统”，它还“表达观念”。

语言之所以能交流思想,是因为它是思维的载体,能载负思维的成果。语言不只是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思维和认知成果的总体反馈。语言的工具作用和意义内容，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无法分开。关于这一点，1963年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在语文教学中，教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和掌握文章的语言文字，是不可分割的。”[6]56理解是较为准确的。

既然语言是个有意义内容的工具，那么这个意义内容就可能不仅包含“人文”，也必然包含“价值观”和“思想”。尽管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中动辄分析“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的做法一直受到诟病，其实这种做法的大方向是不错的，因为不可能存在没有思想的语文作品。可是既然要提语文的“人文性”，为什么不提语文的“思想性”？因为不敢提，怕回到文革时期“政治思想挂帅”的老路上去。其实，在我们看来，把语言这个“工具”形式和内容区分开来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非要认为“工具”只是形式，要强调一下内容，那只能提“工具性和人文性、思想性”的统一。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的“语文课程标准”里都提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和谐”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争议；没有提“思想性”，而是以“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义荣辱观，培养良好思想道德风尚”[4]3这样话语来表述，既表明“标准”制定者认识上的到位，也体现了他们的苦衷和遣词造句上的良苦用心。不过，我们认为，“工具性”“人文性”“思想性”等等的讨论并没有深入到语文学科最核心的性质，其实，语文学科和其它学科的根本区别在于，语文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母语素养（或者叫“语文素养”）。因此，如果非要给语文课程定性，则必需要与语文素养在构成人整体素质的各项要素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语文教育在青少年各项品质和智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首先，语文教育对学生综合思维能力的锻炼和培养是其它学科无法替代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体的思维发展“都必然经历着动作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阶段”[9]103。一般认为，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育承担动作思维的训练任务，形象思维的训练大多依托文艺类科目，抽象思维的训练主要依靠自然科学类科目来完成的。事实上，就思维训练而言，和其它学科相对单一的训练模式相比，语文教育进行的是综合思维训练。以文学作品为主要阅读对象的语文课文大多是以形象塑造见长的，因此语文教育是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极佳途径。另外，从抽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其主要过程为“概念→判断→推理”，而维系这个过程的最重要的纽带就是进行思维活动主体所使用的母语，母语是思维的主要媒介和载体。除非是进行过专门的专业训练，通常情况下人们都是使用母语进行思维活动的，而语文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母语，因此，语文教育具有可以将形象思维活动和抽象思维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训练的优势，而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发展的水准则往往又被看成是人的智力水准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文教育在学生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养也是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语文教育不单是语言要素和语言规律的教育，而是把母语教育融汇到经典的课文之中。通常情况下，入选为课文的作品当是能代表母语文化成就的精品，从整体上反映本民族精神、价值和情感的精髓。同时绝大多数课文本身也是具有极高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为学生打开一个认识世界、体验生活、感悟人生的一个精美的窗口，学生在对课文的赏析和学习过程中，在潜移默化的状态下会丰富自己的情感、养成一定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感，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促使他们形成具有本民族思想文化特征的个人性格，产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丰富并发展在民族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非智力因素是构成人的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综合素质极其重要的方面。语文教育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价值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从根本上来看，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生物，因此，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其实现社会化并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在于人的社会性，个人品质和能力必须通过社会的接纳和肯定才能得以实现，而实现的最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个人的语言表达来完成的，语文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个人表达的充分性和艺术性，有时会直接影响到个人和其他社会成员沟通或交流的效果，从而影响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成员对其认可的程度；另外，个人语文水平的高低还会影响到其本人通过其它学科的学习而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在社会中运用和实现的程度。这些情况势必会影响到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可见，语文素养往往决定个体的社会活动能力、影响力和社会接受程度，甚至会影响个人成功指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素养是一个人必备的基本素养。

上述通过语文学习所获得的素养是人的基本素质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这是人们通过其它课程学习所获得的素养无法相比的。语文教育本身就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素养性”应该是语文的最基本的属性之一。

[1]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2]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李节.陆俭明.按照学习书面语的规律教语文[J].语文学习,2016(3):2.

[4]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列宁.论民族自决权[M].北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

[6]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7]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J].人民日报,1978-03-16.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9]张焕庭.心理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8.

G633.3

A

2095-0683（2017）05-0123-03

2017-03-28

杜道流(1966-)，男，安徽含山人，淮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

责任编校 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