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

罗素在《中国问题》里讨论我们民族的性格，指出三个弱点：贪污、怯懦和残忍。

他把残忍放在第一位，所说的话最足令人深省：“中国人的残忍不免打动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人道的动机使我们尽一份力量来减除九十九份力量所做的过恶，这是他们所没有的。……我在中国时，成千成万的人在饥荒中待毙，人民为着几块钱出卖儿女，卖不出就弄死。白种人很尽了些力去赈荒，而中国人自己出的力却很少，连那很少的还是被贪污吞没。……如果一只狗被汽车压倒致重伤，过路人十个就有九个站下来笑那可怜的畜牲的哀号。一个普通中国人不会对受苦受难起同情的悲痛，实在他还象觉得它是一个颇愉快的景象。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辛亥革命前的刑律可见出他们免不掉故意虐害的冲动。”

我第一次看《中国问题》还在十几年以前，那时看到这段话心里甚不舒服；现在为大学生选英文读品，把这段话再看了一遍，心里仍是甚不舒服。我虽不是狭义的国家主义者，也觉得心里一点民族自尊心遭受打击，尤其使我怀惭的是没有办法来辩驳这段话。我们固然可以反诘罗素说：“他们西方人究竟好得几多呢？”

可是他似乎预料到这一着，在上一段话终结时，他补充了一句：“话须得说清楚，故意虐害得事情各大国都在所不免，只是它到了什么程度被我们的伪善隐瞒起来了。”他言下似有怪我们竟明目张胆地施行虐害得意味。

罗素的这番话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由中国民族性的弱点想到普遍人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