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测度、影响因素与对策

2017-03-09杨贤传花中东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期

杨贤传+花中东

摘要：以实现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深入快速发展为研究出发点，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遵循多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适合区情，并能科学评价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主成分分析法对皖北六市与安徽省其他地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静态横向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整体落后，接着采用聚类分析法对皖北六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归类和对比，也验证了主成分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几条推进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皖北；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713.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5001609

一、文献回顾

城乡一体化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给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已经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为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已将其定位为国家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繁荣。面对发展新形势，安徽省各级政府采取多项举措，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诸多难题，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难题就是其中之一。传统意义上的皖北地区指淮河以北地区，包含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和淮南六个地市，该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是安徽强省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众多原因导致其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较为落后，与省会和沿江发达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一体化战略推进困难重重。截止到2015年，国土面积占全省28%的皖北六市，总人口占全省的42.90%，GDP占全省的比重为28.36%，地方财政收入占全省比重为21.94%，人均GDP为22 658.85元，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5.82%。同期，沿江的马鞍山、芜湖和铜陵三市国土面积占全省的7.98%，总人口占比为10.81%，GDP占比为20.91%，财政收入占比为18.97%，人均GDP为66 205.65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92倍，可见，皖北六市经济发展相当滞后。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严重制约了当地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也影响到“强省战略”这一大局。因此，对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进行透析就显得十分必要。

目前，城乡一体化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权威定义，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众多释义。此处博众家之长，认为城乡一体化就是指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协作，合理分工，使城乡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优化城乡环境，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社会形态差异，增加城乡双重经济效益。城乡一体化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外对城乡一体化问题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资本主义城市理论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运用哲学理论视角预测了未来城乡发展的趋势和蓝图。西方城市理论学派也对城乡一体化进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世纪末，霍华德（Ebenezer Howard）针对当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造成城市膨胀和生活条件恶化问题，提出了“田园城市”方案，希望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为此，他还设计了“三磁铁图”来陈述自己的观点。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从保护人居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出发提出了“城乡结合说”，认为：城乡同等重要，不应截然分开，应该统一发展，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为重要，可以建立多个分散的“新城市中心”，实现区域整体平衡发展。麦吉（T.G.McGee）对亚洲一些国家进行长期调查，并开展实证研究后提出了“Desakota”概念，即在同一地理区域上同时存在城市和农村两种形态，并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类型，这创新了城乡一体化问题的研究视角。总之，经过西方城市理论学派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形成了完整的相关理论体系，但是忽视城乡关系研究是其理论体系的重大缺陷。虽然斯卡利特·爱泼斯坦（T Scarlett Epstein）、戴维·杰泽夫（ David Jezeph）、毕雪纳·南达·巴拉查亚（Bhishna Nanda Bajracharya）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一些城乡共存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是零散的，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1]。

与发达国家发展进程相似，现阶段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问题已成为一道必须破解的难题，为此，国内学者展开了深入研究。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是学者们一直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刘毅、郎玉屏、郑洲（2013）以成都市为例，通过统计分析表明，城乡一体化对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差距效果显著，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方面没有显著效果[2]。蒲明、冯瑛、陈建东（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乡一体化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较强的弥合功能，指出了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才是导致全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因[3]。解决“三农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课题，金伟栋（2014）以苏州为例对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展开研究，在分析苏州农业现代化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源等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障[4]。宋志军、朱战强（2013）对北京城郊农业区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演变、运行机制和空间表现进行了研究，并對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评价[5][6]。陈浩然（2012）以湖北省鄂州市峒山村为例，研究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并介绍了峒山村个案的价值与经验启示[7]。为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科学评价，学者们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展开了深入研究。曹明霞、包宗顺（2010）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苏州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评价[8]。杨建涛、王艳华、高建华（2016）运用ANP-TOPSIS方法对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9]。张国平、籍艳丽、马军伟（2015）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比较评价[10]。综合已有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对城乡一体化水平测度仍然缺乏一套权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与时代发展特征和新要求不无关系，加上中国地域广袤，评价体系本身也带有一定地域性。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少。同时，现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对发展现状进行评价，缺乏对影响城乡一体化因素的深入提炼与解析。

二、皖北城乡一体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是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全面、定量反映出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同时，还需要体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同步等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为此，评价指标选取上将遵循以下原则：（1）全面性和可衡量性；（2）科学性和系统性；（3）代表性和可比性；（4）导向性和稳定性。根据以上原则选取的指标集合起来可以对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科学评价，捕捉到城乡系统内部的主要信息，发现影响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主要因素，为宏观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经验证据，提高政策有效性。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结构

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原则，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采用频度统计法、专家意见法和理论分析法对初选的众多指标进行筛选，最终构建出由5各子系统、25项二级指标构成的城乡一体化综合评价系统。

三、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选取

面对众多评价指标，会给评价研究带来混乱和错觉，不利于找出影响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加上这些指标本身也具有一定相关性，进行降维处理十分必要。为此，这里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对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价，将原来具有相关关系的众多变量浓缩为几个相互独立、新的综合指标，以最少信息丢失解决信息重叠问题。

（二）主成分分析的具体步骤

（1）进行原始数据标准化，消除量纲差异影响；（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3）求出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4）得到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遵循λi≥1，累计方差贡献率≥85%原则；（5）进行主成分命名、解释，写出主成分表达式；（6）计算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

（三）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解读

文中数据主要来自2015年《安徽省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自2015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共搜集了16个地市数据，与皖北地区进行对比研究[11]。针对部分逆向指标问题，采用直接取倒数或负值等方法进行正向化处理；而原始数据Z-score 标准化处理会在SPSS统计过程中自动实现。最后，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标准化数据进行处理会输出下列分析结果。从相关系数矩阵R可以看出，原始指标之间有较强相关性，信息存在重叠现象；公因子方差基本都在0.85左右，主成分从原始变量提取的信息量较大，表明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表2可以看出，本次统计共提取出7个主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6.690%，符合主成分提取原则，说明7个主成分对原始变量解释程度达到86.690%。

五、城乡一体化水平的聚类分析

为了对皖北六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做出对比分类研究，并进一步检验主成分分析的有效性，这里采用聚类分析法做探索性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大值标准化处理，选取欧式距离，采用Ward法（离差平方和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具体结果如图1的聚类树状图。

通过树状图可以直观反映出皖北六市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安徽省16个地市所处的位置，除了淮南市情况较好外，其余地市在安徽省位次情况不容乐观，其中亳州、阜阳和宿州市处于最低发展层次，需要针对主要影响因素，深挖潜力，加快发展，摆脱落后面貌。另外，将聚类分析结果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后可知，聚类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主成分分析的正确性，虽然个别地市名次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一致[13]。表5安徽省16个地市社会发展水平分布

城乡一体化发展类别地市分布聚类分析结果主成分分析结果一类地区铜陵市、芜湖市、合肥市铜陵市、马鞍山市、芜湖市二类地区马鞍山市、淮南市合肥市、淮南市三类地区黄山市、宣城市、池州市黄山市、淮北市、宣城市四类地区淮北市、安庆市、蚌埠市、滁州市池州市、安庆市、六安市、蚌埠市五类地区六安市、宿州市、亳州市、阜阳市滁州市、宿州市、亳州市、阜阳市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影响城乡一体化因素的计量分析，并与同时期安徽省其他地市进行对比，找出了与发达地市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16个地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排名，再运用聚类分析法对各地市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分类，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以相互印证。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科学性和代表性。通过对研究结论进行解读可以发现，皖北六市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除淮南处于二类发展地区、淮北介于三类和四类之间外，其余4市排名倒数。造成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和人口一体化等四个子系统全面落后，其中核心是经济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水平低，造成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指标十分落后，直接影响其他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为此，提出如下几条建议，以期推进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

（一）加快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落后是制约皖北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首要原因，为此，需要加快皖北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造成皖北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原因之间相互关联，其中工业基础薄弱是造成区域经济落后的直接原因。各市要深挖自身优勢，优化产业结构，夯实主导产业。阜阳、宿州和亳州要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作，增加企业数量，提高工业化水平。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地区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实现城乡经济快速发展。淮南淮北作为资源型城市，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强化工业基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做好资源型城市转型，实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蚌埠做为老工业城市，拥有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又具有优越的交通区位优势，可以充分发挥这些自身优势，培育新的主导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高经济外向度，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皖北六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缺乏区域中心城市，导致各地发展各自为政，缺乏协调[14][15]。因此，皖北地区亟待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形成区域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二）实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皖北地区面临加快工业化进程和供给側结构性改革的“双压”局面。其中做为华东能源基地的“两淮”地区可谓历史厚重，现实沉重，煤炭业急需从去产能阵痛中突围，去产能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通过调结构培育优质接续产业，实现添增量。曾经做为国务院重点工业发展城市的蚌埠，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日益落后于先发地区，亟待焕发老工业城市活力，加快工业化进程，充分发挥工业在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支撑和带动作用，这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意义重大。宿州、阜阳和亳州工业基础薄弱，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产业无序承接，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必将陷入困境。可见，皖北地区走“两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两淮”地区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煤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引导能源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尽可能将再就业人口“内部消化”，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领域，引导外资更多投向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做为非资源性老工业城市，蚌埠需要加快装备制造、零部件、玻璃深加工、精细化工等传统产业的高新化步伐，促进这些优势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物流等新兴产业，打造一批大企业集团，增强产业集中度，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带动力；支持一批具有专、精、特、新功能的中小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服务农村经济。宿州、阜阳、亳州等地区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时，需要正视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落后、城乡简单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不要盲目追求产业的高新化和资金技术密集化，而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强地方特色产业，遵循经济规律，做实实体经济，适时发展虚拟经济。皖北地区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坚持双轮驱动，高效发展。用工业化基础推进城镇化，用城镇化为工业化拓展承载空间，用城镇化进一步集聚农业资源，用城镇化理念发展农村，用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富裕农民，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三）加快区域城乡社会协调发展

皖北地区城乡社会一体化水平较低也是影响区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可以提高社会发展水平，但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也是经常出现的，皖北六市在大力发展经济同时，也要加快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结合新农村建设和“美好乡村建设”，平衡城乡公共服务投入，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城乡二元”逐步走向“城乡均衡”，形成“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新格局。汲取国内外部分城乡割裂发展教训，努力实现城乡社会融合发展。政府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重视农村地区和城市内部居民对教育、收入分配差距、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领域的诉求，重点解决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需矛盾[16]。皖北地区各级政府可以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做好城乡整体统筹规划，优化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空间布局，合理发展小城镇，增强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加速城市圈层向外扩展。逐步增强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的“自我造血”能力，产业支撑是关键，没有农村经济的繁荣，城乡社会一体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农村永远无法摆脱落后局面。为此，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地区情，鼓励相关企业向农村流动，实现农村工业化，引导企业对接乡村产业，实现农产品就地产业化，夯实农村经济基础，培育农村社会自我发展能力。

（四）强化人才战略对城乡一体化的支撑作用

人才资源是城乡一体化战略顺利推进的最重要保障，可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决定着城乡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质，有助于加强城乡空间联系，加快科技扩散和传播，促使产业布局分散化，改变农村传统的产业格局，为实现农村工业化创造条件。减少农业人口比重，关键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有序推进城镇化。为此，需要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做好农业技术创新工作，加强农业关键领域技术攻关，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农村信息服务人才队伍，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拓宽传播途径，加快传播速度，解决农村信息传输的“最后一公里”瓶颈。可见，城乡二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才的二元化，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劳动者素质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就显得十分必要。政府需要重新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鼓励城市人才向农村、农业流动[17]。切实做好新型农民业务培训工作，推广农业新技术，提高农民生产技能，培育一批技能型、科技型农民，为适应未来城市化做好准备，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效率，最终推动城乡一体化深入发展。参考文献：

[1]杨玲. 国内外城乡一体化理论探讨与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5（9）：23-26.

[2]刘毅，郎玉屏，郑洲.城乡一体化对居民贫富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成都市为例[J].财经科学，2013（8）：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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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建涛，王艳华，高建华.基于ANP-TOPSIS 的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测度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4）：451-454.

[10]张国平，籍艳丽，马军伟. 城乡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进程比较——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评价[J].经济问题，2015（8）：117-121.

[11]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省统计年鉴[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12]石智雷，朱明宝.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2）：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