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亦炜，陈 旸

(1.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社科处，浙江 湖州 313000；2.湖州市台办，浙江 湖州 313000)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转型*

姜亦炜1，陈 旸2

(1.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社科处，浙江 湖州 313000；2.湖州市台办，浙江 湖州 313000)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历经95年风雨，其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的品格，给人印象深刻。从五四以来各类思潮的涌入到中国人最终的选择，中共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汤武革命”的远古想象，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中共又迅速从革命党转型为统治党，克服了社会低组织化状态和国家权力分散化的状态，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权威基础。改革开放后，面对时代与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共再一次转型，从统治党向执政党转变，回答了国家建设中的合法性问题，并厘清了“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为新时期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政治发展理论支撑。

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 伟大转变

时光荏苒，至2016年，中共已然走过95年征程，从一大时全国57名党员，发展到现如今8779万人的巨型政党，[1]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历史悠悠，经历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今再来讨论这个“何以得天下易，而坐天下难”的话题，更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从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讲话中，第一次用了“共产党执政规律”[2](P1)这一概念以来，近十几年间关于“执政党”“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的研究，成为当今政治发展理论的热点之一。那么如何在新时期吸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谈“革命”与“执政”？就成了本文的主要探讨话题。

一、革命党成立：五四以来各类思潮的涌入与中国人的选择

中共一大总共有13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了全国57名中共党员，其职业分布有教师、杂志主编、新闻记者、律师等等，但是没有一个工人或者农民，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政党，也是中国传统书生政治的鲜活体现。这个平均年龄28岁的政党*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3/3132617.shtml.，虽未处政治主流，但是充满热血，他们大多有留洋背景，善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有伟大的理想，决心救苦难的中国于水火。但是放眼到那个大时代，像这样的政派有一百多个，思潮有四百多种，比较知名的如胡适的实用主义，梁漱溟的联省自治思潮，王庞惠的“好政府主义”，黎元洪等人的“废督裁兵”“化兵为工”改良主义思潮。仅社会主义思潮内部又有张东荪的伪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之分。*参见：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中所存续的各类政治派别及其思想[M].详见:陈旭麓.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色，1987.诚如瞿秋白事后叙述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趣。然后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的。”*顾卫民等：百年激荡[J].历史教学问题,1991(3).转引自瞿秋白.饿乡纪程[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59:P429.

但是最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来自于规范的考察，而是来自于经验的检验。是早期革命者通过不断的试错，总结，最终的选择。当年成立于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在知识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团聚于其中的人们，有志于“平和的经济革命”，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他们的工读实践曾经激起过许多热血青年的希望和憧憬。但是成立之后的第二年秋天，这种和平改造社会的试验就在内外交困中一步一步溃散了：“团体发展一步，经济紧急一步；团体存在一天，经济困难一天。由经济紧急而经济困难，由经济困难而经济穷绝，以至于团体不得不解散。”[3](P400)最终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在痛苦的幻灭中总结“欲求社会之改造，必从整体谋全局，枝叶之改造无关社会之大局，而终将被社会湮灭。”[3](P400)

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决定了与所有旧的统治和传统斩断联系，共产党人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中共一大政治纲领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3/04/content_695953.htm.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一出现就是个体制外的政党，它的纲领与学说不被体制所容忍，旧宪法和法律不支持它进入国家，所以唯有“革命”一途重建国家。[4](P226-261)如果再细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改良组织，亦或者在体制内的竞选政党，我们可以总结以下三条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没有扭转自晚清以来中国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衰落的颓势，反而加深了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衰败与解体。[4](P226-261)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黑暗之间形成一种巨大落差，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出现，可以视之为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批判性回应。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一开始就规定了它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5](P469)这个党存在与发展的依据就在于批判和否定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列宁进一步指出要保证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领袖的政党来领导。毛泽东则从反面论证了革命党出现的必要性，他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6](P769)

第三,中国社会总危机的产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革命党的形式出现，是对于中国总体危机的一种回应。总体危机意味着，把一切事情都推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境地，而从政治入手寻求一整套总体的解决方案，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择。*关于总体危机的论述参见斯考切特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两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理解毛泽东一直强调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7](P597)

二、第一次转型：革命党到统治党

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主要政党，虽然蒋介石依然称之为“共匪”，妄图消弭中共合法性基础，但是还是无法阻挡其七大的召开，1945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同期召开了其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的七大和国民党的六大，预示了两个中国命运的决战。

在这场决战中美国选择了国民党，但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而人民的选择总是体现了历史的选择。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后来说：中华民国政府的失败，“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并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的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8](P47-52)“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9](P259-260)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沾沾自喜，毛泽东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马上治天下”。 甚至在七大前夕，毛泽东就要求全党认真学习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学闯王李自成，并在后来走出西柏坡时称这是“进京赶考”。因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到统治党的转型。

何谓统治党？即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后实行以党治国方略的一种政党类型的概括。[10](P58-64)虽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大家一般不用统治党一说，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曾从多种角度论述了无产阶级统治的重要性。因为在阶级社会，统治和被统治是必然的归宿，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走到了人类政治史的最后一步，无产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

从中国共产党开国建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其意义就在于，实现了其从革命党向统治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战争与广泛的社会动员，对外有效地争取到了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同其它国家发展了平等、自主的关系；对内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各级政府制度)，使中央政府的政令通过遍布国内的党的组织网络贯彻到基层；在多民族国家条件下实行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安排，在体现中央统一领导与民族平等的前提下，形成了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促进了民族间的整体融合和边疆地区的稳定；以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政治参与的方式重组了中国社会，实现了底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平等，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入广泛的国民政治训练。

中国共产党的有效统治，克服了社会低组织化状态和国家权力分散化的状态，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权威基础，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民主集中的政党统治。作为统治党，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终结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政权“内卷化”趋势。*“内卷化”是杜赞奇用来分析中国国家建设遭遇困境的一个概念，指国家不是靠提高自身的效率来增强国家的财力，而是靠外延式的增长(增设机构、增加税种)来扩大国家能力，结果国家的扩张导致国家的削弱。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P53-P56.但是统治党是从革命党衍化而来，从政策、人脉、行事风格和精神气质看，统治党都是革命党生命历程的延伸，简言之，统治是革命的政治成果，革命则是统治的理由和发动机。[10]统治党就意味着，党控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从现有的经验事实中产生的，而是从其开展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所以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后，以统治党形式出现的治国方式产生诸多的不适应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66年5月至1967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这就不得不引出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当时代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改变。

三、第二次转型：统治党到执政党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它也同时带来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赖以支撑的社会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各自形成一套运行的逻辑和机制；公共领域的发生与成长；宪法至上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这一切都要求着中国共产党的转变，如果说按照现代国家建设理论，国家管辖领土、国民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即管控国家自身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必然来自于国家之外，在于公民授权。

执政党与统治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执政党是必须遵循宪法规则(公民授权)来行使国家权力的，而不仅是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执政党在执政中仍旧存在和社会的密切互动——宣传、组织、政治社会化；执政党体现了职业政治人的特点[10](P58-64)；确立了宪法实质上在国家中最高的地位，并最终使执政党走向法律化和制度化。

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治党阶段，其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建设中的有效性，那么要想转变成为执政党，那就和国家建设中的合法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了。政党、国家与社会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三个关键变量，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构成了主导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全局的基本关系，其中政党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和纽带，这也是党在国家体系中运作的内在逻辑。执政党意味着政党的权力不是国家的权力，政党要行使国家权力必须“进入”国家，提供政党“进入”的通道是宪法和法律。[4](P226-261)

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开始，到十五大宣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党的治国方略，到十七大明确要求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来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直到十八大再次重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11](P27-29)。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权和领导权如何合理安排与运用，对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合法有效地实现对国家政权掌握和对公民社会的领导的问题，已经有了清晰和完整的认识。

2014年十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12](P27-29)。这表明党的领导将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其内容包括党对国家立法的主导，对政府执法的监督，对公正独立司法的支持，对全民守法的示范。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党的领导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被动接受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对此描述的最大变化为：党在立法执法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被突显出来。如果认识到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性和规定性，对这些变化并不难理解，以党的权威来拓展改革空间，以党权的集中统一来打破利益分割，以党权的合法运用来支持法律秩序，可能就是现阶段“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

总之，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有巨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它能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不断给予反馈，做出调整，如同达尔文讲的，生存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壮，也非最聪明的，而是最能够适应改变的。

四、结 语

关于中国共产党转型的话题，关于其执政方式转变的探讨远没有终结，尤其是在理论转化为制度建构和行动实践的意义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邓小平说过：“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13](P264)而新时期党的关键问题是治国理念与治国方式的转变。总结9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路的转型发展，探索新时期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新方式，创造和积累党在新时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就成了本文的题中之义。

而真正的全面落实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目标，使包括党权力在内的组织政府、决策公共事物和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权力能够真正以宪法、法律为依据，且形成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政治生态，则其不仅可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实进展，甚至可以视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伟大转型的大体完成。

[1]中央组织部对外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14-06-30.

[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党治国家的形成与革新[J].复旦政治学评论,2002(1).

[5] 恩格斯.恩格斯致格·特利尔[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7]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8]郝宇青.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课题[J].探索,2007(9).

[9][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10]陈明明.革命党·统治党·执政党——关于政党及其革新的一项词语梳理[J].中大政治学评论,2005(5).

[11]刘学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J].前线,2014(11).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EB/OL].2014-10-28.heep://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8/C-1113015330.htm.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杨 敏]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to the Governing Par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 Yiwei1,CHEN Yang2

(1.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2.Huzhou Affairs Office, Huzhou 313000, 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1921, after 95 years its feature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constantly reform and innovation is impressive. From the influx of all kinds of thought to the ultimate choi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CCP has given the ancient imagination of the “Tang Wu Revolution”. With the victory of the liberation war in 1949, it gained the rapid transition from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to the ruling party, and it overcame the problem of the low stat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state power,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face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time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CCP once again transformed from the ruling party to the governing part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legitimacy in state construction and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d by law” and “led by CCP”, which provides a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support for the promotion of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in the new period.

revolutionary party; ruling party; governing party; great transformation

2016-09-21

2017年度浙江省哲社规划一般项目(17NDJC087YB)的阶段性成果；湖州师范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2016年度专项重点项目(2016XJXM39)的阶段性成果；湖州师范学院2016年度预研究青年项目(2016SKYY03)的阶段性成果。

姜亦炜，硕士，助理研究员，从事党史党建、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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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734(2017)03-00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