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刚

(贵州商学院 “贵商文化”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14）

【经济学研究】

国家建设与企业责任
——以“元明巨贾——沈万三”为例

秦 刚

(贵州商学院 “贵商文化”研究所，贵州 贵阳 550014）

国家建设包含权力建设和社会建设。国家在权力建设和社会建设时，企业应当有主体责任意识，将国家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积极资助参与国家建设系统工程，体现企业责任，并构筑国家、社会、企业合体的企业文化体系。本文以沈万三为例，兹对国家建设中的企业责任做探讨。

国家建设；企业责任；沈万三；企业文化

国家建设包含权力建设和社会建设，二者相辅相佐。权力建设涉及组织、军队、法庭、警察、监狱、国防等强力国家机器和文化、教育、传播等领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建设；社会建设则涵盖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进行的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国家建设的宗旨是维护国家权力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在权力建设和社会建设时因国家的财税制度时有资金上的困难，企业应当积极参与和支持国家建设系统工程，为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做贡献，体现企业主体责任，并让企业在稳定的国家环境中健康发展；企业也藉此构筑国家、社会、企业合体的企业文化体系。本文将以“元明巨贾”沈万三为例，旨就国家建设与企业责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抛砖引玉，赐教于方家。

一

在农耕为生产主体的元朝，沈万三能从“垦殖”发迹成为“巨赀万万，富可敌国”的“鸿商巨贾”，离不开沈万三自己不寻常的商业智慧，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

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注重农业生产，鼓励开垦荒地，禁止将民田改牧地，还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生产水平和生产总量；生产技术的改进，使江南等富庶地区溢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此产生大量的手工生产作坊，使江南地区成为原材料和商品生产、加工的重要基地；游牧民族的开疆拓土，不仅开辟了国家广阔的疆域，也开启了宽广的国门，人们眼界大开，沿江沿边等交通便利区域便成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和通商口岸；元朝政权还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发展商贸；特设商业保护条款，减轻商税，救济商贾等措施。如此，“在南方层出不穷地出现如沈万三一样众多的富豪”。[1]P105

在元代，发展商业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从事商业则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是时，国家矢志开疆辟域，戍边驻军，亟需大量的军用物资及粮草；南北融合使黄淮以北的广大区域需要大量的民用物资方能保持社会安定；元朝都城由上都南迁大都，需要大量的建设经费，安置大量随迁人员及解决相应的生活物资，国家需要将江南地区的物质生活资料运抵北方，方能维护新国家政权的稳定。沈万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组建船队，通过漕运、海运将江南地区的粮食、布帛、丝绸、瓷器等军需民用物资和商品运抵北方，保证了大都的物资供给和商业繁荣，有效地支持了元朝政权的稳定。可以说，元代能成为“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幅员辽阔的大国，大都也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商业中心，正是得益于沈万三们根据国家需要作出的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响应。马可·波罗曾说：“应知汗八里称，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往来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此汗八里大城之周围，有城市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2]P235-237大都商业发达，市集繁华，商铺林立，商贾云集，商品齐全，琳琅满目，所及之处，人声鼎沸，川流不息。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这是国家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标志。

在响应国家发展商贸，维护国家政权稳定时，沈万三也借机扩展海内贸易，并实现了“通番”，“乃变为海贾，走徽、池、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至金数百万，因以显富”[3]。他将江南商品通过漕运、海运销往各地，商号遍布全国，实现了商业帝国创建的梦想。

元末，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张士诚率部建立大周政权，定都平江（今苏州）后，为巩固攫取的权力稳定，需要得到江南富户的支持，便沿袭了元代对富户有利的农业、商业政策。沈万三等江南望族便借机大肆购买土地，发展农业、手工业，扩大海内外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沈万三们则积极支持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建设作为回馈，给张士诚政权捐献粮草和物资，建造坚固的防城工事，以致后来朱元璋率军攻打苏州城却久攻不下便定罪沈万三戍边云南的罪证之一。此外，沈万三还资助建设“苏州街”，恢复了苏州因战乱而导致的破败景象，使苏州一举成为全国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一。沈万三也从对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支持中，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商业版图继续扩大，海外贸易持续扩张，财富急遽增长。为表达对张士诚政权的肯定、支持和答谢，沈万三还在苏州城北寺塔为张士诚修筑纪功碑，资犒军部，支持强力国家机器的建设工作，希望实现国家政权稳定的目的。

朱元璋夺取政权定都南京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国库空虚，为支持新国家政权，沈万三即刻带领江南富户向国家捐献粮食一万石，献白金五千两，缓解了新国家政权的物资困扰，为社会步入良序格局奠定了基础。

国家政权的稳定是社会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当新的国家建立时，国家政权稳定的首要基础是军队、国防等强制性国家权力机关的建设和稳定，在冷兵器时代，国防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都城防城墙的修筑和建造，这是维护国家权力和最高领导人生命安全的物质性保障。朱元璋开国南京后，为巩固政权稳定，便积极筹措资金，组织进行军队、国防建设，但困于连年征战，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国库尚且虚空，强化国防，“改筑应天城”等国家建设工程又迫不及待，沈万三便斥巨资建设“自洪武门至水西门”段城垣、城堡工事，为整个城垣建筑工事的三分之一，“聚宝门”（今中华门）至今仍保存完好，整个工事是中国古代城垣建筑和战争建筑史上的最重要杰作之一。另外沈万三还斥巨资对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并使工程如期完成的将士们做犒赏。

沈万三作为商人，不参与政治的纷争和械斗，在国家政权建立或更替时，都秉持国家政权能稳定，社会能安定祥和的意愿，对新政权都采取积极拥护的策略，与国家政权展开合作，配合国家政权建设，不吝资参与国家工事，巩固国防，体现了沈万三的国家理想和社会情怀。

二

国家建设除了权力建设，还包含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是维护国家权力稳定和社会良性发展的保障，也是国家实现长久治安的基础工程。

在元代，国家还无暇无力全面建设社会时，沈万三为了发展商贸需要，便出资疏浚河道，开通白砚江航道，发展内陆航运，遂使江南地区成为河网密布、交通便利、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地区、为江南地区特色商品对外销售提供了便捷通道，降低了运输成本，为江南地区在明代成为贸易中心区域奠定了交通基础。这也是元明时期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得以在江南地区萌芽的原因之一。

商贸的发展意味着大宗商品的运输，为了把江南地区已初步产业化的丝绸、布帛、瓷器等商品销往海内外，沈万三在家乡周庄、浏家港等地建造港口、开埠，是为江南地区商品集散地的基础性工程。浏家港乃成为江南地区海运的第一大港和海运的开洋港口①潘锦全在《元代海运综述》（《娄底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元代的海运航线主要有三条，每一条开辟的时间尽管先后不同，“刘家港”则是所有三条航线中的起始港口（引者注：海运的三条航线应当为江浙地区有关“京师之运”的航线）。。同时，沈万三还在港口区域建造和制造船坞，利用先进技术完成大型船舶的设计与制造，为中国的海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郑和下西洋”展示中国形象开启了历史性序幕。

本来，疏浚河道、建造港口、修建船坞、修路筑桥等基础性工程，是国家政治建设、公共建设和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但在国家无暇顾及、财力不济时，沈万三不惜耗资建设国家基础工程，改善交通体系，促进了地区生产业、制造业、商业的全面发展，为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了迅捷通道。元朝政权能够维持近乎百年的时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打通了“京杭运河”这一漕运通道和海运系统，将南方的粮食、丝织品以及手工艺品运抵北方做充分补给的缘故，沈万三则为此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沈万三通过商运商贸促进了北方商业的繁荣。在当时的大都，不仅有铁市、米市、皮毛市、牛马市等，商品种类齐全，可谓“民物繁伙，若非商旅懋迁，无以为日月之资。”[4]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贡品鲜艳夺目。商业的繁荣致使税收剧增，当时的大都商税就达到十万三千余锭，仅次于江浙、河南行省。[5]大都的交通，已是“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宝货毕来”[6]南来北王，四通八达，各类车船货物进入大都皆是畅通无阻。上都亦是“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账房乱如云”[7]；“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至欺诋，……谈笑合胶膝”[8]，市井繁华，商贸发达，人们生活幸福，喜笑颜开。这都与沈万三大力开河通衢，响应元朝政权号召，积极发展商贸分不开。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应天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必须在商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雄踞于首，冠绝天下，才配得上强大、安定、繁荣的国家气质。国家权力甫一稳定，朱元璋便下昭“改筑应天府”因战争导致的凋败景象，令其焕然一新，沈万三便积极筹资响应。《周庄镇志·文物胜迹〈十六篇〉》云：“沈万三秀有宅在周庄，富甲天下。……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成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钜万万计。”[9]P160“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规模宏大，空间开阔，亭台楼阁，一应俱全，鳞次栉比，层次迭起，气势恢宏，配得上“帝都”的盛名；“酒楼四座”标志着城市商业、服务业的发达，社会环境的稳定；“筑成甃阶”则标志着沈万三已将“应天府”建设成为花园城市，园林都市；“造铁桥、水关诸处”，则解决了城市水路、路陆交通的问题，人口集散有序。当今仍保存完好的南京会同馆、赛公桥（今三山门）、后湖（今玄武湖公园）、太平门（今和平门）等皆为沈万三独资修建，是城市基础性的公共设施，城市景象与皇城地位相应相衬，整个工程规模浩荡，建设费用则是，“费钜万万计”。 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繁，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10]，新建城市的街道宽阔，“虽九轨可容”，但因人口日渐稠密，仍然显得很逼仄，可以想见当时帝都繁华之一斑景象。

《洪武京城图志·街市桥梁图》中，详细描绘了明朝初期南京城的部分街巷、桥梁、商市等的分布状况，这些街道巷陌分为官街、小街、巷道三个不同等级。官街为城市的主干道，宽阔又平坦，如洪武街、长安街等。图上清晰显示的街道有洪武街、崇礼街、长安街、中正街、存义街、时雍街、广艺街、和宁街、大市街、里仁街、大通街等，城市各功能区的道路相对独立，自成系统，但不同等级的道路又相互贯通，形成了多条横穿东西，纵贯南北的大街。这些道路把宫城区、商业区、居民区以及水陆集散码头串联了起来，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出入的城郊道路在明代建立前就有如小丹阳路、白马城路、江乘大道、新亭大路等，车马行人可以顺利行走，鱼贯而入。修筑“应天府”时，通往城郊的道路又增添了如江东大道、龙江口迎宾路、沿江营垒联接道等几条，从而形成了以南京为起点的八条“国道”，向八个不同的方向辐射、延伸，都城南京便形成了能抵达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体系。这些城市基础工程和设施的建造，沈万三都积极注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不惜耗尽家蓄，为帝都改容换貌，使帝都配得上它应有的地位。

在资助城市建设时，沈万三也将他的商业主业转移到南京，带动了帝都商业整体的繁荣。明代初年，南京便有了六畜场市、大市、内桥市、大中街市、长安市、来宾街市、三山街市、新桥市、新鞋夹、龙江市、江东市、上中下塌场[11]。这些街市功能明确，空间布局合理，因繁华的缘故，仍旧熙熙攘攘，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明人余光曾描绘说：“门通十二，列肆轰絣，直道长廊，通衢设楹。结角钩隅，周墉屯营。廊九市以开廛，经九轨以来。建宾馆于周坊，布闤？而近坊。会日中以计居，贸刀布而剂平。……岛民织文，海螺成贝，锦绮毂纹，越丝吴绚，荆江之栗如云，吴浙之杭如雾。艘胪载之，蔽江而赴；舸胪输之，溯流而聚。鲜集潮汐，互市迷渡”[12]。这便是明初南京商贸的繁荣的盛况：舟楫穿梭，商贾汇集，酒肆会馆众多，“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予贸易”。[13]

可见，无论朝代是否更替，沈万三都未有政治的偏见，始终站在国家、社会的立场，积极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不吝巨资参与国家建设。无论世事沉浮，政权如走马灯般更替，沈万三为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繁荣进步，都可谓殚精竭虑，倾心竭力，稳定了国家的政权，活跃了国家的商贸，带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竭尽所能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三

沈万三作为商人，矢志不渝地建设国家，虽未直接参与政治纷争，但威权政治对他的商业和国家建设事业仍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曾借口在张士诚建立大周政权时，因沈万三建设“苏州街”用了“茅心石”，遂定沈万三有“谋心”推翻其政权之意；还因在帝都建设时，沈万三对军士做过犒赏，等等，成为了朱元璋蓄意迫害沈万三建立自己专制政权的借口：“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马皇后谏言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14]沈万三在古稀之年“因富获罪”，家资被收没，被戍边云南，然而，他没有就此沉沦，在客居滇黔时，协助奢香夫人开辟滇黔之道，为国家治理边疆贡献着智慧，还积极发展地方商业，被视为“滇黔商业的鼻祖”，最后客死平越，仙葬福泉山麓。毕其一生，沈万三谋求通过商业的发展，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支持着国家建设的工程，为国家的安定团结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家的安定团结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基础。国家是企业的国家，企业的存在必然依托于国家的存在；任何企业都具有国家的特征，国家的形态决定着企业的形态，没有超越于国家的企业，更没有抽象的概念化的企业。撇开政治纷争本身的因素来看，国家的命运往往影响着企业的命运，企业的兴盛都必须依托稳定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环境，企业只有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才具备良好的经营秩序并得到良性发展，只有国家的强盛才能使企业强盛。亦即是说，国家的性质决定着企业的性质，任何企业都摆脱不了国家的特性，企业的命运决定于国家的命运。同样，国家的文化影响着着企业文化的构建，并形成具有国家特征的企业文化特性。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的经营理念、服务导向、商业道德等精神、技术、行为等有形与无形体系的综合呈现；反之，这些相关要素也构成企业的精神体系。精神体系是企业文化的中心，企业的发展必然依托于精神价值这一核心之源，指引着企业的发展和服务的方向。

沈万三以毕生实践的事业说明，现代企业或企业家、商人都应当具备“国家情怀”，应当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视“国家”为企业发展的信仰，视国家的利益为企业的最高利益。国家的发展应被看做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只有在国家欣欣向荣的前提下，企业才具备最好的发展前景；企业只有依托国家的规范与指引，方能整合商业资源和社会资源，具备坚实发展的基础和轨道。因此，企业需要将国家整合在企业文化和发展目标中，构建国家——社会——企业的合体文化，将国家价值视作企业文化的最高价值，企业文化才不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堕入价值虚无的境地。企业要充分体现和贯彻国家意志，将国家精神和国家伦理纳入企业文化架构，保持企业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同步性，将国家的稳定和强大看做企业自身发展永不衰竭的精神资源。

如此，国家建设遇到困难时，企业应当体现出国家责任，积极提供建设资金，担负国家建设重任，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主动承担国家强力机关建设中诸如建筑设施、军用物资，甚至办公设备等方面的物质设备，使国家机器能有效运转，国家权力能顺利实施和贯彻，为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国家在实施社会建设遇到资金困难时，企业要在国家宏观发展规划下，积极筹措资金，参与社会建设，体现企业的国家意识和社会责任。其实，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比如，企业在参与社会建设诸如道路、桥梁、码头等基础设施时，一方面，会带动相关地区的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带动本地区商业的繁荣，企业便可将相关商业业务伺机深入相关地区，使企业业务深入社会，贯通基层，实现城市——乡村、中心——边缘的整体繁荣和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建设社会时，创新业务发展。谨以沈万三来说，疏浚河道、兴建船坞、建造船舶，相关建设的基础工作本应由国家组织、国家承担，但沈万三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采用自筹自建，自主创新，使企业的业务实现转型升级，为国家、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蜕变和华丽升级；再一方面，在国家力量不足以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对社会改造实现面面俱到时，企业应当从国家共同富裕角度，充分为国家减负，表现出国家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主体责任，主动深入国家在社会建设中的盲点地区和改革的深水区域，例如，国家当前正实施的“精准扶贫”，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参与国家这一攻坚战略和宏伟目标，扮演国家最好的助手，真正体现出国家建设中的企业责任。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企业最好的发展。国家的兴旺决定着企业的繁荣。企业不能拘囿在利益限阈，必须融入国家和社会，把国家的事业当成企业的事业，构建参与国家建设的企业文化体系，并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的系统工程中，这既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企业的责任。

[1]潘群:沈万三财富来源考[C]//《周庄走出沈万三》. 沈阳:白山出版社,2004.

[2]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孔迩.云焦馆纪谈[M].

[4]元典章·户部六·体察钞库停闭(卷二十)[M].

[5]元史·食货志二·商税(卷九四) [M].

[6]程钜夫.雪楼集·姚长者传(卷七)[M].

[7]永乐大典·至治集(卷7702)[M].

[8]袁桷.清容居士集·开平十咏(卷十六)[M].

[9]金菊林.沈万三史料辑存[C].//周庄走出沈万三C. 沈阳:白山出版社,2004.

[10]谢肇淛.五杂俎[M].

[11]洪武京城图志[M].

[12]余光.两京赋[C]//康熙.上元县志·艺文(卷15).

[13]顾起元.客座赘语[M].

[14]明史·高皇后传（卷一一三）[M].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A Case Study of Shen Wansan, the Great Businessman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QIN Gang
(Gui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Commercial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Guizhou, Guiyang, 550014, China)

National construction includes power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When nation was hav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and society, enterprises should be aware of subject responsibility. National construction should be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subsidizing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construction system projects, so that reflect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hereby construct the corporate culture system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enterprise. Taking Shen Wans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in national construction.

Nation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responsibility; Shen Wansan; Enterprise culture

F0

A

2095-3763(2017)04-0104-06

10.16729/j.cnki.jhnun.2017.04.016

2017-08-25

秦刚（1975- ），男，贵州沿河人，贵州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

责任编辑：宋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