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璐

先前的患者走了，新一波的患者又会住进来。等到下一次化疗或复查，离开的患者又会回到这里。就这样循环往复55岁的旅馆老板娘何淑静来说，只要医院不倒，一直有患者，她的生意就在。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距她的旅馆不足500米。何淑静通过手机来电识别房客的来处，每个房间住着几个人，谁得了什么病，她一清二楚一一比如，10号屋以前住着一个双眼皮大眼睛长头发的河南姑娘，“特漂亮，得了白血病。”化疗时，姑娘的头发直往下掉，何淑静劝她把头发剪了。后来，姑娘剃成了光头；还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女教师，得了乳腺癌，在旅馆的监控视频里不时能看到她在打扫，她不喜欢别人把她当病人。

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脾气暴躁的，不听医生嘱咐的，离开后再也没回来的……但这些房客差不多可以全部归为一类——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在这里等待，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

最便宜

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出发，步行5分钟左右的时间，穿过公园，铁门，小区，拐几个弯就到了这片家庭旅馆。

清一色的自建平房，刷得灰白的墙壁，或是红色的砖墙裸露在外，如果夜晚从北京西三环的上空往下看，它一定是被灯火通明包围的暗部，也是高楼林立中的洼地。

胡强脱掉鞋，盘腿坐在旅馆的床上，抬头看了眼窗外，天气阴沉沉的。

房间里，除了床，还配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和一个电饭煲。电视旁边的黄色铁碗里，盛了半碗白米粥。“哪便宜哪去呗，有做饭的地方不更省点嘛。”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眼神黯淡。

胡强发了一会儿呆，便开始算账：路费来回600元，这里住3晚240元，加吃饭要1000多元，打了两支药又是200多元，“这一个月得好几千块钱”。

算了一遍，他沉默不语。生病的一年多里，他很少和家人说话，也不喜欢和旅馆里的其他人交流。

2015年9月末，59岁的胡强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河北承德老家县里的医院治不了，女儿胡梅带着他到北京看病。“这边的医院才有法儿。”他看上去很疲累，吐出的每个字都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声。

北京聚集了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显示，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

从胡强的老家承德到北京，车程大约三个小时。肿瘤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有人手里拿着一摞卡片在发，一个中年妇女走到胡梅面前，塞给她一张名片：“家庭旅馆”。一个人一晚上30至40元，可以做饭，“是这附近最便宜的了。”她毫不犹豫带着父亲奔向这里。

此前的每个周四，胡强都要到北京肿瘤医院做一次化疗，注射18000元一支的临床试验药物。如果顺利，他将在未来两年里持续注射这种药物。

来化疗六次，胡强就在这家旅馆住了六次。在这里，每个房间用一个数字代表，每扇房门后是一户人家。

等，只有等

旅馆走廊里光线阴暗，站在这一头，能看到另一头出口处的光，不时有人提着看病的片子来来往往。

阎鹏站在那个出口，倚靠在墙角。

去年9月30日，他和妻子收拾好东西，拎着两个大编织袋，带着所有积蓄，来到了北京。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北京。他们先去了潘家园附近的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等了几天，没排上号，又辗转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最后，阎鹏夫妇住进了在新闻里看到过的“肿瘤旅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闫鹏和岳父挤在一起，谢妙睡在另一张床上。

住进旅馆的当天下午，谢妙去见了主治医生，医生先问了她的家庭情况，“没钱，他就考虑没钱的方案。”

医院已经没有多余的病床，他们办理了预约住院，这意味着最少需要等待一周时间，多则要两个月。阎鹏和谢妙只能闷在屋子里等医院的电话，“等，只有等了。”

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或躺坐在房间的床上，或立靠在过道的出口。即使在走廊遇上了，多数时候也各走各的路，没什么言语交流。

有一次，夫妻俩出门剪头发，走到旅馆南边街口的一家理发店，一问剪头发要40元，他们又折回到另一个街口，找了几家，直到找到一家最便宜的理发店。

躺在旅馆的床上，30多岁的谢妙无法平静。她双手举着手机，在搜索框里输入“抗癌成功例子”，在网上看到有人得癌症后活五年、十年的，自己就没那么害怕了，但翻过身去，她又想：应该都是有钱人吧。

谢妙想吃红薯，闫鹏出去一问，烤熟的红薯要十元钱一个，他干脆买了几个生红薯，回到旅馆，自己烤好了拿给谢妙吃。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他们才有可能去对付癌细胞。

10月26日下午，等了一个多月后，谢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她终于等到了住院的床位，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四点，谢妙穿上红色的外套，阎鹏拉着她的手，走出旅馆的房间，穿过公园的小路，越过那道铁门，往肿瘤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一次，如果治疗方案失效，她仍要返回旅馆，等下一个方案。

病人有需要，旅馆就在

这片自建房共有六七家私人旅馆，住客多数是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外来者很难在这听到笑声，相反，傳出来的有时是呜呜的哭声，有时是争吵声，还有病痛发作时的呻吟声。

旅馆老板娘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江苏人何淑静24岁初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那时她在北京安贞医院里打扫卫生，“我啥都做过，只要是不违法的能养活孩子的事，”何淑静说话嗓门大，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一头卷曲的短发，脖子上挂着一个方型的小包，里面是她收来的房费和各种收据。

她是“二房东”，每个月要给房主交4万元的承包费。她并不是这儿最早开旅馆做生意的人——在中国最有名的肿瘤医院旁，这片房子却没有名也没有街道号，一群不愿拆迁的居民把这里出租出去，有一家人开起了旅馆，其他几家陆续也做起来了，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制定了生意规则，井水不犯河水，“病人有需要，我也能糊口，”

“我们这没有手续，要有手续你去住宾馆，这一片都是这样，给附近的病人和家属住的。”何淑静说，家庭旅馆并没有办理过经营手续。

到这儿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直接交钱就能选择50元至120元价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间。小间50元一天，双人间70至80元一天，三人间80至90元一天，四人间100至120元一天。

附近公园里的树长得很高，在树的掩映下，这片平房显得萧索。外面堆着生活垃圾，就这样堆着无人清理。

尽管没有经营手续，可能有卫生、消防、治安等隐患，但因住宿费用比外边的酒店便宜的多，又邻近医院，客人源源不断，对他们来说，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錢治疗：“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人甚至不希望“癌症旅馆”被关注——担心被报道后，这些旅馆被取缔，“到时让我们去哪？”

在观察人士看来，求诊癌症患者的临时住所是刚需，政府和社会救助力量应该介入，提供正规经营、价格适中的住所；而在取代“癌症旅馆”的住所出现前，对“癌症旅馆”不能一关了之，可以考虑纳入合法经营范围，并加强监管。

离开了还得回来

冬日的傍晚，旅馆的过道里安静极了。不时有人跑到旅馆外的公园里透气，公园不大，被涂满绿色油漆的铁栅栏包围住，偶有乌鸦穿过树林，在人头顶发出几声哑叫，很快又恢复寂静。

癌症患者需要到医院复查，离开旅馆之后，他们依然会不定期地回来。“既然得了这种病，那就甭想逃出这个地方。”谢妙一边说着，几度哽咽。

10月20日那天，去医院化疗之前，胡强以为自己第二天就可以离开这家旅馆。但根据医院前一天的评估结果，他腹股沟的淋巴细胞结节范围扩大，第一个临床试验方案已经失效，需要重新更换治疗方案。

知道治疗方案失效的当天，和往常一样，胡强盘腿坐在床上，脱下黑色的呢子外套，一言不发，垂着头，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他的呼吸声。

夜里，冷空气从窗户缝隙里渗进来，胡强懒得找老板拿被子，体内的癌细胞让他疼痛难忍，黑暗中，他一直睁着眼，瞪着天花板，四下安静，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这是胡强第七次住进这家旅馆。准备化疗前，他去医院找专家做了身体评估。下午，胡梅从旅馆的床上爬起来，出发去医院取评估结果。“结果你给我打印一份。”胡强特意叮嘱她。

屋子里闷得慌，胡强披上棉衣外套走出门去，在过道里徘徊。偶尔，狭窄的过道里，胡强立在那里和谢妙聊天。“我现在脖子肚子腹部哪儿都是（癌细胞）了。”谢妙静静地听着。

最后，他劝谢妙想开点，劝完，他自己哭了起来。“能治就治两天，不能治……”他声音发颤，突然停住，再不说下去。

谢妙看到胡强离开旅馆时的背影，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

永远离开旅馆的有两种情况：患者没钱治疗了，或者医院再没有治疗方案了。

先前的患者走了，新一波的患者又会住进来。等到下一次化疗或复查，离开的患者又会回到这里。就这样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