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晗

邓小平在其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先后来到过贵州3次，其中1958年、1965年两次到贵州均是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曾对贵州省的各项工作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一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轉战黔北。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中实施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论，与会人员多数同意他们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参加会议人员共有18人，列席2人，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正式参加会议的人员之一，并担任会议记录。在会议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为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作出了积极的作用。

二

1949年10月23日，二野五兵团和中共贵州省委在湖南邵阳联合召开了师以上和地区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进军贵州作战及战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铺摊子、搭架子、建立政权、恢复生产等诸多问题。会后，杨勇、苏振华、徐运北联名向二野前委作了《关于贵州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二野前委书记、政治委员邓小平收到报告后，认为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件，报告提出了贵州以及整个西南地区解放后的相关政策和策略，但有的想法是不妥当的。邓小平认真思考后，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杨勇、苏振华和徐运北。

邓小平在电报中说：你们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这是很对的。但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藉以分化反动堡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所以，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级干部，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阵营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应明白宣布，凡愿意悔过者，均予以自新之路。

邓小平在电报中，还提出对杂色武装，要根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于接收的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官员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邓小平的这些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正确执行党中央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党性原则。

中共中央在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认为很好，值得各地注意，转发全国各中央局。杨勇、苏振华、徐运北收到电报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及时修订了工作方针。事后，徐运北同志说：“小平同志的指示，给我们敲了警钟，当时我们思想上也认识到在新区工作必须团结多数孤立少数，但由于长时期和国民党斗争中形成的对中央军的仇恨，到新区后思想上一时还转不过来，用感情代替政策。邓小平的指示，使我们思想上提高了一步，才及时转变对国民党中央军的策略。”

解放初期，贵州省在取得以完成“五大任务”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以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在新解放的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的指示和精神，吸取老区经验，结合贵州省实际，分期分批地在贵州农村进行土地改革。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非常重视贵州省的少数民族问题，他说：贵州少数民族多住在山上，最贫困，如果我们能给他们解决盐的问题，那就很了不起，解决了这一问题，一定得到拥护。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愿望，注意策略和方法。

中共中央西南局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必须从各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在民族干部培养、民族群众认识提高等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再进行社会改革。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调整好民族关系，力戒搬套汉族地区工作经验、口号和命令方式的作法。在真正条件成熟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稳步的开始社会变革。在领导少数民族减租时，应尽量推动少数民族地主自动减租，并尽可能通过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直接去领导进行。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反霸、退押。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和部署，贵州省的土地改革分为四期进行。根据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在土改中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和具体指导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遵循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进展比较顺利。到1952年年底，第四期土地改革顺利结束，全省共有400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顺利完成了土改。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无地少地的少数民族群众获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民族团结进一步增强，为发展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1951年夏，贵州军区大礼堂在贵阳市南厂建成，应贵州军区负责同志之请，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之题名：“贵州军区大礼堂；邓小平敬题”。该题名至今仍镌刻在贵州省军区大礼堂门额上。

三

1958年11月2日至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人到贵州视察工作。

当时我国正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上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地方工业建设摊子大，战线长，投资规模膨胀，大大超过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承受能力，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得不进行调整。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到贵州视察工作的。

当时，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针对这一点，邓小平说：“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铜县、铝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农业还要规划种多少麻、烟等经济作物。”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小平同志特别注意到交通和能源。他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修公路。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主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的生活出现了单调和千篇一律的倾向。有鉴于此，邓小平在视察时说：“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一样，有的愿意穿皮鞋，有的愿意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是不是统一发一样的好？”

这些话，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邓小平在贵州期间，深入工厂、农村和城市街道调查研究，与工人、农民、干部亲切交谈，还就发展特色经济、交通和能源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建房、公共食堂等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对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浮夸风和歪曲理解共产主义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和纠正错误的意见，为我们党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

1965年11月21日至25日，时值贵州大规模“三线建设”序幕拉开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偕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总理薄一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井泉以及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到贵州视察工作。

早在196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根据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而作出的估计，决定实行生产力布局的大转移，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1965年，随着东部及沿海地区一部分企业的内迁和一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在省内上马，贵州省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重要时刻再一次来到贵州视察。

邓小平一行视察了贵阳、六盘水等地，并分别听取了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的工作汇报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关于黔北基地建设情况、第三机械工业部关于该部贵州地区企业建设情况的汇报。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并视察了滇黔铁路六枝段的修筑情况。邓小平為贵（阳）昆（明）铁路上的“关寨车站”题写了站名。邓小平同志在调查情况的基础上，针对贵州实际，分别就培养提拔年轻干部、农村重点“四清”、农村建党和党员分布、面上“社教”、农业生产、物资供应以及汞矿、煤矿、铁路、钢铁、电力等工作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邓小平深谋远虑，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重要指示，给当时贵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发展方面，小平同志根据贵州山区自然资源的特色及经济发展规律，还提出：省委重点抓农业，粮食要自给。山上要多种树，发展林牧业，山下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做到能源、交通开路，形成贵州独具特色的的能源工业与原材料工业优势，搞好矿产深加工，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实践证明，这一适合贵州特色的经济发展整体战略，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贵州的经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贵州省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看，可以说是已经把邓小平的战略设想基本变成现实。

重温邓小平视察贵州时的讲话，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模范实践实事求是的典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各项政策要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同时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体恤民情，是忠实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代表。

邓小平两次视察贵州的重要讲话，和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将永远指引和激励着贵州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