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诚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100089）

预防“包办代替”
——北京“四清”工作团调整队伍规模始末

王成诚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100089）

北京通县地区“四清”会战期间，彭真和北京市委为保护基层干部不被乱整，灵活运用中央精神抵制不符合本地情况的“左”的做法，传达了毛泽东“一个县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乡，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的指示，不顾部分工作队的抵触情绪，坚决缩小工作队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并就此提出防止“包办代替”，从而为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调。这种主动防“左”在当时中央主流精神未变之前是罕见的。

“包办代替”“四清”运动 工作队 北京

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批判，重提阶级斗争，并在次年凭借其领袖意志从上到下推行“四清”运动，使运动在全国铺展开来。至1966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基本被清理。在运动过程中很多试点地区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抵制甚至是反抗事件，如迎丰公社事件，高沟事件，江渭清顶撞刘少奇事件等等，不同层级的干部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抵抗策略。这种抵抗或隐或现，或明或暗，伴随着运动不断产生。在北京通县地区“四清”会战中，彭真和北京市委更多从本地利益出发，对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轻，要考虑运动后如何收拾摊子的问题，考虑基层干部的情绪，考虑生产问题，顾虑比较多，因此在力量部署上，传达了毛泽东“一个县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乡，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的指示，不顾部分工作队的抵触情绪，坚决缩小工作队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并就此提出防止“包办代替”，从而为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调，降低了运动的斗争烈度。

一、“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做法是刘少奇提出的。1964年8月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提出《关于集中力量进行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建议》。

“主席并中央：我经过湖北、湖南到广州，同湖北、湖南、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的同志们研究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问题。中南各省对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大体相同，即每一个县搞一个区（湖北、湖南）或一个相当于区的公社（广东），现在正在以县为单位训练工作队……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在讨论中，同志们认为实行这个办法有以下一些好处：（1）工作队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我建议中央各机关也要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其中，正副部长、正副司局长和处长、科长应当大体抽出三分之一，再加其他工作人员，可以有一万至几万人。”

毛泽东8月18日复信：

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1]1353

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1]1354。

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11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2]。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3]。

毛泽东出席了8月30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4]。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1]1354。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9月1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并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1]1354。

9月1日，刘仁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并吸收县、区委第一书记参加会议传达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精神，宣读了刘少奇于1964年8月16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和毛泽东8月18日给刘少奇的复信并传达了彭真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发言。

彭真的发言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现在说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只是个大概的估计。”“工作队到农村‘四清’，经过不经过基层党组织问题，要具体分析。好的，一条心的，一定要经过。有的经过教育、帮助，可以用。总要估计到好人是多数。坏分子掌权、很厉害的，可以甩在一边。现在和土改时不同，过去没有生产问题，现在一面革命，一面生产。运动中生产要提高，不要降低。”二是，“工作要细做，打击面开始时窄一点好。一不打人，二对犯错误的，运动中不处分，放在后边。如果打击面百分之一打不住，也尽可能少一点。阶级异己分子要清洗”，“混入党内的要清除。但是可不可以开除公职？是需要再研究。有的虽然不是坏人，但是他既不能对付敌人，也不会搞生产，要调离职务。”“开始时打击面窄一点好，处分人多了，对工作不利，而且要充分估计到农村宗派问题的严重，常常添油加醋。处理慢一点，迟一点比较有把握。”[5]29

9月1日，北京市委常委会宣布了市委领导参加通县“四清”运动会战的分工：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陈克寒和市委常委佘涤清、贾星五等，各蹲一个大队做点。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已搞过农村社教运动试点，市委确定由他兼任通县“四清”总团党委书记，负责全部运动[5]33。

1964年10月初，工作队陆续进驻通县农村，从帮助开展秋收、种麦开始入手。原安排工作队干部一万多人，但由于刘少奇突出地强调领导干部都要蹲点，否则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央部长当不成了。领导蹲点的人猛增。到10月10日，参加“四清”工作队员增至20200人，其中骨干7200多人，挤进原来部署的通县29个公社和朝阳区的和平、双桥、金盏、楼梓庄和大兴县的红星公社等34个公社、430个大队，1440个生产队、91700户的地区内[5]37。据通县、朝阳26个公社（缺通县第一批8个公社尚未增派力量）的统计，共有316个生产大队、1064个生产队、6万9千户、30万人口；共有工作队员18458人，平均3.8户有一名工作队员，最多的是台湖公社，平均2.3户有一名工作队员，最少的是马桥和侉店两个公社，平均5户有一名工作队员。从工作队来源看，市级10235人、大学师生2136人、农村知识青年1553人。在18458名工作队员中，领导骨干3737人，占20.2%；一般骨干2585人，占14%，受锻炼10583人，占57.4%，培训农村知识青年1553人，占8.4%[6]。

二、北京市委试图调整力量部署

10月15日，彭真听说工作队已超过两万人，立即找刘仁、赵凡，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一个县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乡，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彭真解释说：“通县地区工作队人数过多，势必发生包办代替，要防止发生径流。”[5]37

10月16日，刘仁召集部分分团书记会议，传达讨论了彭真对“四清”运动部署的指示，指出此次运动集中力量过多，担心发生径流。刘仁提出两个方案请大家讨论，一个方案是“二分为三”，即是将两个公社的力量分出去搞三个公社；另一个方案是分出一部分力量搞城镇“五反”。但是除海淀区同意把力量再分出搞楼辛庄公社的复查外，其他县区委一致主张按现状不变，队伍可以精简一下，实践一个时期以后再说。春节后，搞完“四清”阶段，再抛出一批人来搞“五反”。

通县后寨府分团书记霍棵说：“现在骨干多一点，不是多得不得了了，一个骨干要带三个受锻炼的干部。要调出一部分力量，光调受锻炼的不行，连骨干一起调，又会把队伍打乱。”

通县高辛庄分团书记李瑜铭说：“过去说骨干不强，现在增强了，又说骨干太多了，到底怎么看法，再变会影响群众信心。目前工作队刚进村，士气很高。群众见大批工作队进村，情绪很高，但由于过去几个月工作队一再变动，群众对这次能不能解决问题还有怀疑，如果运动还没有开展，就又变动，必然会在群众和工作队中间引起混乱。”

通县台湖分团书记单昭祥说：“工作队士气很高，现在要把谁调出去，就好像有什么大问题似的，影响情绪？……产生径流不在人多人少，在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人不多，一个人也会产生包办代替。今天讲人多了，产生径流，为时尚早，就这样把人又拉出来，变来变去，不好。”

朝阳和平分团书记刘明说：“一再变动，重新配班子动员搬家，要一个月时间，这样把农闲时间错过了。”

市委组织部长王平说：“通县不是个小县城，单位很多，情况复杂，我们搞五反，又没有经验，四清五反同时搞确实有困难，领导顾不过来。并且，到四清运动基本结束，恐怕明年秋季前搞不下来。因此，在春节后，等运动高峰期过去，就抽人搞五反。”

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史向光说：“现在还有拖拉机站、中小学、卫生院等不少单位没有派工作队去。要为今后运动培养力量着想。这次会战意义之一就是练兵练将，以便明年一分为二，搞二到三个县的运动。队伍大一些是必要的。”

鉴于大家的意见，赵凡最后表示：“坚决服从市委决定，如果市委接受不抽人的建议，我们要好好地搞下去，要做到两个坚决，一是坚决防止径流，二是坚决防止包办代替。”[7]

10月17日，分团党委书记会议到会分团书记按照地区联络小组的范围进行传达。张家湾地区由市委常委贾星五传达，结果大家的反映和分团书记几乎是一致的，反对抽人。大家的具体意见如下：

现有工作队的人员不算太多。土桥工作队李树群说：“我们那里人不多，再给几十人也吃得下。”顺义西桥分团书记张景伯说：“工作开展起来人并不多，搞村史、家史都得有专人，审议阶级成分，搞阶级档案，虽然发动群众可以，但也得有一定力量。”南姚园工作队赵风新说：“工作队人数是差不多，可是我们这个村六十多户，一贯道就有七十二人，我们一面开会，他们还一面有活动，现在抽人可够呛。”

现在抽调工作队力量容易影响群众情绪。何各庄工作队李续纲说：“抽调人员像寒暑表一样，原来工作队集中整训时，坏干部马上就起来活动，贫下中农低下了头，这次如果再抽，马上会见动静。”大稿分团葛英武说：“这次进村的时候已经许了愿，不搞彻底决不收兵，如果现在抽人，怕对群众的情绪有影响。”

要抽人最好等搞完“四清”再抽。顺义西桥分团张景伯说：“抽人最好等搞完四清再抽，现在抽人，干部的工作不好做，群众的工作也不好做，如市委决定要调，我们就调。”

最后，贾星五传达了赵凡的意见：坚决服从市委决定，如果市委接受不抽人的建议，我们要好好地搞下去，要做到两个坚决，一是坚决防止径流，二是坚决防止“包办代替”。当时，李续纲说：“这两个坚决我非常赞成，不然的话，我是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其他人也都纷纷表示同意[8]。

三、队伍被勉强疏散

彭真对缩小工作队规模的态度非常坚决，没有接受分团和工作队不抽人的建议。10月19日，彭真召开市委书记处紧急会议，再次讨论通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他指出：在一个大队到底要配多少工作队干部，要从实际出发，人太多了，势必产生“包办代替”。之后，工作团党委研究了通县工作团的情况，并到几个大队进行调查，于10月25日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各分团正、副书记在和下边蹲点的部分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彭真关于防止运动产生径流的指示，提出了坚决贯彻群众路线把运动搞深搞透的措施，并展开了讨论。

总团党委根据调查指出：“包办代替”的苗头已经出现。“通县工作团现有工作队员二万人，平均三点六八户社员有一名工作队员。但是骨干只有6322人，平均十点六户一名。根据几个大队的调查材料，由于工作队员过多，目前已经发现人浮于事、层次过多、领导骨干不能直接深入群众、消息不灵，人事工作量很大和工作组干部自己包办串连工作的苗头。”

经过摆材料，到会人一致表示拥护彭真的指示，普遍表示彭真的指示提得及时，看得准确，关系到运动能否搞好。讨论中，大家列举了工作队进村以来的一些事实，说明不少地方因为人数过多，“包办代替”的现象已经开始露头。同时还检查了自己的认识跟不上中央的要求，与彭真的指示精神距离很大。通县通镇分团书记林彤说：“过去总觉得人多一点好，但是对于包办代替，运动群众的问题却考虑很少，体会的也不深，没有看到人员过多，势必产生包办代替。”

讨论中，虽然大家一致同意疏散一批工作队，开辟新战场，从减少人数上防止产生径流的危险。但是，又普遍反映骨干少，受锻炼的多，拿不出多少骨干力量。大稿村公社分团胡兆坤说：“如果按一带一算，还得给我们点骨干。”北寺分团书记王苏说：“我们这边如果留下一带一，拿出去的就没骨干了。”另外，还有人感到大势所趋，大局已定，不通也得通，如西田阳分团王策说：“还讨论什么呀！反正大局已定，不撤也得撤，干脆说怎么办吧！要撤就早点撤，晚撤不如早撤。”

会议最后确定各分团立即召开分团党委会认真传达、讨论彭真的指示精神，自上而下的统一认识，要使所有队员明确这次精简工作队是为了保证把通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绝不是削弱或动摇通县的歼灭战。因此，要在保证通县歼灭战彻底胜利的原则下，自下而上的计算力量，提出疏散力量的方案。最后，再根据调出的力量，扩大战场，能开辟几个公社就开辟几个公社[9]。

总团党委扩大会议后，通县开展运动的29个分团和朝阳四个分团，截至10月30日，除马驹桥、胡各庄两个分团将彭真关于防止运动产生径流和包办代替的指示传达到分团党委一级外，其余31个分团都已经传达到大队一级。

在讨论中，绝大部分人表示说：彭真同志抓住了当前工作队的主要矛盾。在计算力量，提出调整方案过程中，部分分团、工作队表示，要积极贯彻市委关于调整队伍的指示。如台湖分团单昭祥表示“台湖大队要在减人方面做个样板，台湖大队共有392户，工作队员103人，按10户一人安排，计划调出62人，留下41人。只留在大队办公室二人外，其他所有的人一律深入下去开展工作，保证把运动搞好，完不成任务决不收兵。”

但同时也还有不少分团、工作队对抽人有抵触情绪。有些人担心抽人妨碍打歼灭战。徐辛庄分团在讨论调整方案时，平家疃工作队解杰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希望总团和赵凡在决定这个问题时，千万要慎重。首先把通县这一仗打好，要从实际出发，根据骨干的多少，能新开多少就开多少，取得经验，培养出骨干后，再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四都可以。多出的锻炼干部可以调去搞五反或调到其他省市去，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

有人说，反正领导怎么说怎么有理。张家湾分团张荫吾说：“反正已经定了，快点安排，快点调走。市委已经决定了，你怎么也得服从。”何各庄大队有人说：“过去人少，说分散了力量不强，现在人多了，又说包办代替，反正领导怎么说怎么对，怎么说怎么有理。”

对于市委关于调整队伍的指示有抵触情绪的不仅是分团工作队领导，工作队员也有不少人思想不通。有的不满意来回调动。麦庄分团东石工作队员赵进山说：“这样变来变去，不是搞运动，而是运动工作队。我们简直成了流动工作队。从平谷到通县，没呆几天，又要去顺义。”苏坨分团李庄队张爱池说：“参加四清以来，尽行军，没打仗。今年再调动调动，就又完了，回去也不好交代。”

有的认为领导瞎指挥。苏坨分团焦王庄四队王战先说：“先说人多力量大，把人动员来了，现在又说产生包办代替，前后矛盾。领导疯了。”刘庄王惠文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谁决定的，将来要上市委去检查。”[10]

虽然，从分团到工作队不少人对市委关于调整队伍的指示有抵触情绪，但北京市委态度坚决，决定北京市干部组成的各分团抽调出4200名工作队干部，加上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新参加的工作队干部1200人，又新开辟了顺义县的城关、南法信、沿河、河南村、天竺、李桥6个公社，朝阳区的十八里店、老君堂两个公社，以及通县县城的136个单位（干部职工共10200人）、通州街道13600户居民。运动地区扩展为以通县为中心，横跨顺义、大兴、朝阳等四个县区，包括42个公社、544个大队、1988个生产队、112311户；还包括农村基层财贸、文教、卫生以及通镇机关、公交、财贸、文教、街道等1500多个单位[5]38。

北京通县地区“四清”会战，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四清”运动大会战典型，是1964年下半年“四清”高潮的几个标志性事件之一。两万多工作队干部集中通县地区“打歼灭战”。会战期间，北京市委为保护基层干部不被乱整，灵活运用中央精神抵制不符合本地情况的“左”的做法，以防止“包办代替”为由，降低运动的斗争烈度，试图为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定下一个基调，以减少运动的负能量，增强运动的正能量，体现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因地制宜”。其实在“四清”会战期间，各地都普遍出现了“左”的做法。一些在北京参加三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的各地代表还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5]156但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会战期间，在中央主流精神未变之前，主动防“左”的只有北京一个地方。当然，尽管北京市委尽力防“左”，通县地区的乱打乱斗现象还是很严重。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1964年8月29日）[R].

[3]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R].

[4]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R].

[5]赵有福.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6]通县工作团力量统计（1964年10月22日）[N].四清简报（增刊一）.北京市档案馆，1-31-1018.

[7]几个分团书记讨论彭真、刘仁同志在10月16日的指示情况（1964年10月24日）[R].协作区组长会议和县区委书记座谈会记录及几个分团书记讨论彭真、刘仁同志在10月16日的指示情况.北京市档案馆，1-31-968.

[8]张家湾地区五个分团党委书记讨论工作团人数过多问题的情况（1964年10月22日）[N].四清简报（增刊一）.北京市档案馆，1-31-1018.

[9]工作团党委召开会议认真讨论防止运动产生径流问题（1964年10月30日）[N].四清简报（增刊一）.北京市档案馆，1-31-1018.

[10]少数工作队员对调整运动部署思想不通（1964年11月17日）[N].四清简报（增刊一）.北京市档案馆，1-31-1018.

Wang Chengche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University Resear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the World Influ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eijing 100089,China)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4.34

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院系自主项目“‘四清’运动的群众动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CDJ017）。

王成诚，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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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7